我初中毕业的时候,正赶上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这件事对年少的我倒没有多大的触动,却令父亲又喜悦又发愁。父亲是1960年中师毕业的,算是我们家族的第一个读书人,应该说很懂得读书的重要性,因而他喜悦的是经过了10年的动乱,读书人终于有奔头了。但是由于父亲在外面工作,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支撑着,当时我们家负担十分重,因而要一心供我上学,就必须牺牲二弟上学的机会,让他回家挣工分,这样才能保证我有条件读书。当父亲和母亲怀着复杂的心情,去给二弟做思想工作时,二弟竟然连想都没有认真想,就爽快地答应了。从此,小学毕业的二弟去给生产队放羊,我得以继续上高中,直到1981年考上大学,实现了“鲤鱼跳龙‘农’门”的愿望。

  现在我在城里工作,二弟在老家务农,两个人虽为一娘所生,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我几乎从考上大学那一刻起,就过上了城市人相对舒适的生活,而二弟却只能在艰难困苦中不停地奔波。二弟也曾有过好多宏伟的致富计划,但是20多年来历尽艰辛,到头来仍然没有完全富起来。最先贷款买了一辆小四轮拖拉机,跑了两年多时间,发现挣的钱还不够修理等费用,只好把拖拉机变卖了,又搞起养鸡来。养鸡没有多长时间,由于技术和管理上的欠缺,一场鸡瘟让他血本无归。于是又响应乡政府的号召,和几个人合作种起烤烟来,谁料正赶上97年全国性烟叶过剩,30亩烤烟一共卖了2000元,扣除包括烤烟税在内的各项开支,每个人平均亏了1000多元。后来还是靠种植的三亩苹果救了命,每年勉强可以卖个六七千元,但是这只是毛收入,把各种生产、生活费用除过,再把数额不小的各种税费交过,一年下来真正也就落个一两千元。就他这样一种情况,在老家那个村子算收入比较好的,大多数人家过得还不如他。我有个叔父年龄不到30岁,家里日子过得十分艰难,谁料偏偏得了心脏病,大概就是叶利钦得的那种,作手术最少需要八万元,家里怎么想办法也拿不出这样多的钱,不久前他终于被病魔夺取了生命。贫困所带来的各类悲惨的故事,至今仍在故乡那块古老的土地上繁衍不息,令人生出无限的感叹。

  和二弟他们相比,我至少从物质来说,几乎生活在天堂般的世界里。我和妻子的年收入加起来超过了三万元,而二弟要挣这些钱需要五年时间,我们一年至少可以积蓄一万元,他一年最多只能攒2000元。而且,我们家庭的收入相对是比较稳定的,而他们呢,今年难以预料明年会是什么样。目前苹果还能卖一点钱,过几年会是什么情况,没有人能说得清。如此大的收入差距,在能预见的未来,他们不可能达到我们一家人的生活水平。对于城乡早已存在、并且仍在继续扩大的差别,二弟心里是一直很明白的,所以他期望着我能经常地给他以帮助。按说这些年来,我从经济上帮助二弟也不少了,但是这种输血型的帮助,只能暂时弥补他经济上的拮据,不可能让他彻底翻身,要改变他一家人的命运需要另找出路。

  在我对二弟的未来作了长久的思考之后,一个被我命名为脱“农”计划的设想,在脑海里诞生了。

  2002年春节期间,我回到了老家,向二弟宣布了我为他制定的脱“农”计划。我说,你睁大眼睛看看,咱们村最富裕的几户人都是怎么富的?除了有几个人是靠当包工头富裕的之外,其他日子过得好一些的人家,都是有人在城里做事挣钱补贴家里,靠种庄稼基本上没有发家的,只能解决个温饱问题。一直呆在咱们这种自然条件比较艰苦的村子,出路十分狭窄,你20多年的辛劳已经证明了,在土里刨饭吃实在艰难,应该想办法从农村走出来。二弟说,怎么个走法呢?我说,让你自己往出走可能性不大了,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人身上吧,走父母当年供我读书考大学的路。具体来说就是恨下一条心,千方百计地把你的两个孩子送进大学,让他们将来在城里找到工作,这样从下一代人起,当农民的命运就会从我们这个家族截止了。二弟说,咱们这两个娃脑子笨,家里条件也差,考得上吗?我说,别人家的孩子能考上,我们的孩子有什么理由考不上?二弟又说,听说现在大学毕业不分配了,将来孩子在城里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我说,别人能找到,咱们就有办法找得到,不上大学,连与别人竞争的机会都没有。二弟想了想又说,如今念书很费钱呢,供两个娃上大学,几万块钱在哪里?我说,别怕,筹钱的事不难,你想办法准备两万,我节省一下给你三万,不够再贷款五万或者八万,不信就凑不够这个钱。在娃娃念书这件事上不要怕花钱,我的信念是,投资越大回报越大。如果不下决心这么做,要改变作为农民的命运几乎不可能。二弟终于被我说动了心,牙一咬说,大哥,就照你说的办,只要两个娃争气,能考上大学,将来在城里找到工作,我就不当这个八辈子倒了霉的农民了,干脆进城买一套住房,和儿子在一起过。

  我说,好,咱们从现在起就围绕这个目标而奋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