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以中美关系中的深刻对抗性为基点,分析冷战后的中国对美外交的困境和在这种困境下的诱惑,以及中国处理这种困境时可以利用的空间和可供选择的外交战略。

困境

中国在冷战后的对美外交中,面临一个最基本的现实:美国对中国的步步进逼与中国在美国的压力下反击手段和回旋余地的减少(这是指从整体上审视中美关系得出的判断,并不表明中国的对美外交只能是消极的,不能采取主动的行动)。这种结构性的矛盾使中国面临要么冒与美国全面对抗的危险,要么在美国的压力下步步退让的两难选择。与美国全面对抗,顶住美国的压力,中国又缺乏相应的反击手段,国家利益与安全将受到很大损害;并且,中美全面对抗,将必然使目前仍是潜在的威胁变成现实,从而美国的威胁与压力将变得更加严重。

中美之间存在的深刻的对抗性是美国对中国进逼的原因和动力;中美之间实力的悬殊是中国所面临困境的根源(见图1、2)。 而这种困境在冷战后突显的原因是两极体系的崩溃,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主导国际体系,和中国的崛起(需要声明的是,本文中使用的“崛起” 只表示一种上升的现象,并不表示中国将因此成为世界的主导者或将控制世界霸权或有能力争夺世界霸权,也不表示是以中国控制世界的主导权或有实力争夺世界的主导权为崛起的目标或为评判中国是否崛起的标准)以及中国国家利益的变化。中国在冷战后对美外交所面临的困境是以上几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中美之间的对抗性是深刻的,并具有长远的历史渊源,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这种对抗性就存在于中美关系中。

首先,这种对抗性产生于中美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差异与对立。中美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差异与对立在此无需多言。虽然纯粹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并不构成国际政治中的现实利益,但是,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作为一种精神形态却可以影响人们对现实世界的判断。从这种意义上讲,中美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与对立是无法超越的。而且,中美各奉行的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历史上曾进行过激烈的斗争,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在现实中又混杂着奉行这些意识形态的国家或集团之间的势力范围或利益的争夺以及相互之间的恐惧,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形态的差异与冲突被赋予现实的权力、利益上的冲突的意义。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不可能摆脱历史上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意识形态相互斗争留下的沉重负担。特别对于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旗帜赢得冷战胜利的美国而言,更不可能在中美关系中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尽管冷战后中美都试图努力摆脱这种负担,中美关系仍可能悲剧性地成为苏美关系之后这两个幽灵敌对与仇视的最大祭品。

其次,中美双方在涉及重大利益的许多问题上存在着矛盾与冲突。这至少在台湾问题、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以及最近的NMD等问题上是如此。这些问题涉及到双方重要的战略利益,双方在这些问题上又都比较难以作出较大的让步,具有“零和”的性质;并且这些问题在短期内难以消失。

最后,中美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或领域内存在利益矛盾与冲突,如贸易、环境保护、打击恐怖活动和国际犯罪、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等。在这些问题或领域内,中美双方既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同时也有利益和要求上的差异与冲突。这些利益上的差异与冲突对于双方而言并不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是容易通过谈判、协商加以解决的,然而当双方关系处于动荡不稳的敏感期,当双方存在着相互不信任时,这些利益差异与冲突则可能难以解决,会对两国关系的迅速恶化起到催化的作用。

在冷战中,当苏联对中美双方都构成了重大的战略威胁时,中美产生了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联的需要。苏联的威胁对于中美而言,超出了中美双方之间对于对方的不安全感,中美之间的对抗性相比较于联合抗苏的战略需要,其急迫性与重要性降低。共同的战略需求缓和了中美之间的对抗性,抑制了相互之间对抗性的激化,并对双方产生通过协商和妥协解决相互之间矛盾与冲突的压力。中美双方也通过这种战略合作,各自获得了收益。

冷战的终结与天安门事件彻底打破了中美关系冷战中形成的战略基础。没有了共同战略基础的掩盖与抑制,中美双方之间的对抗性突显。中国成为奉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最大国家。美国在全球加紧战略调整,以扩大和巩固冷战胜利的成果,这无疑对不是美国为首集团的成员的中国造成了沉重压力。美国在东亚巩固和深化了其军事同盟体系,中国成为这种同盟体系的主要目标。

而中国在冷战后崛起的明显势头必然构成对本地区的主导者美国的冲击和挑战,强化了中美之间的对抗性,使中美之间原有的利益矛盾与冲突尖锐化和敏感化。中国在冷战后崛起,就中国方面而言,必然会产生更多的利益要求和拥有支持这些要求的更大实力,同时也产生自己的要求与愿望能够得到实现的信心。美国在冷战后势力与影响的扩张无疑威胁到中国的这些要求;对美国的进逼,中国必然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而对于美国来说,中国的崛起势头又是如此的迅速,如何对待中国成为美国对外政策中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而且中国的崛起的方向是不明确的,因此中国可能成为美国的一个威胁。这样就刺激美国加快对中国的防范,以应付未来的不明确局面。这种担心,使美国对中国进一步施加压力,而中国对美国的压力又采取相应的对抗措施;中国对压力的这种反抗又可能被美国视为中国威胁的一种表现或证据,刺激美国对中国采取更富威胁性和敌意的行动。这样,中美之间的对抗性就可能因此陷入一种双方互动的逐步升级的螺旋之中,从而导致中美走向全面的对抗。

在冷战的两极体系中,一方面,由于中美之间的战略合作降低了双方之间的对抗性,美国对中国的压力是有限的;另一个方面,中国能找到一定手段或回旋余地,对付美国的压力。在冷战的两极体系中,中国能够利用美国在抗衡苏联时对中国的战略需要作为要挟,迫使美国撤回或减轻其压力;同时第三世界等也是中国可加以利用对付美国的资源。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的崩溃以及整个世界的分化,中国失去了这些手段或空间;而事实上,中美关系中冷战的因素(这里不是指中美在冷战中的战略合作)却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失。

随着中国逐步摆脱封闭状态,越来越深地融入国际社会,中国也失去了一些对付美国的手段。中国加入国际社会之中,就意味着要接受国际体系规则,要受到国际机制的约束与限制,比如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机制。随着中国加入这些机制(当然这些机制对于中国也是有益的),中国就无法以扩散这些武器作为与美国讨价还价的手段(当然这些手段是非常规的手段,但在特定情况下却可能是有效的手段)。

中国的国家利益也随之发生重大的转变。

自70年代末,中国自身进行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开始打开国门,经济发展逐步成为国家任务的中心。

中国的东部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集中了中国大部分的财富与人力,这造成地理分布上国家利益重心东移。随着这种转移,中国东部通道的通畅对于中国重要性也越来越大,成为中国与其越来越依赖的外部世界相通的命脉。而且这条通道也成为中国的利益和影响向外扩展的至关重要的通道,关系到中国的未来发展,是中国崛起所必需的重要外部空间。与此同时,由于地缘位置、实力的不足以及历史的原因,虽然中国的力量在二十多年中有很大的增强,但中国保卫这条对外通道的能力,与通道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并不相称。

美国及其在亚太的军事同盟体系直接控制着中国的这条生命命脉。在较长的时期内美国具有切断或限制中国这条命脉的能力(军事封锁或经济、技术封锁等)。一旦中国与美国走上全面对抗或发生中美或中国与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的大规模冲突,美国都可能采取这样的行动。因此中国在面临美国的压力与进逼,采取反击措施时,不可能不考虑到这种情况。而且,从地理上看,这条通道上存在关系着至关中国国家利益的矛盾和争端,如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南沙问题等。

图3显示了中国在冷战后从各个方面所感受到的来自美国或与美国有关的压力、威胁或潜在的威胁。

从东部:

对中国东部战略通道的压力或威胁;利用其他国家对中国进行包围、封锁

在台湾、南沙等问题,对中国领土利益与统一所造成的压力或威胁

利用人权、支持中国反对派等向中国施压,对中国政治稳定的压力或威胁

从西部:

在西藏、新疆等问题上,在民族分裂上对中国造成的压力与威胁

对从中亚通向中国能源通道的潜在威胁

对中国战略后方的威胁

从整个国际体系:

国际机制中形成的新秩序鼓励中国的分裂势力

新干涉主义

NMD问题

困境下的诱惑


冷战后中国对美外交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对中国造成的压力越大、制约越大、损失越大,中国打破结构性矛盾制约、突破困境的渴求也就越大、越急迫。确实,要根本上摆脱目前中国在对美外交中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最彻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打破中国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走出困境。这是中国对美外交中所面临的巨大诱惑。

这些诱惑可以分成完全相对的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企图通过调整中美关系使之向好的方向发展,好到使美国停止对中国的进逼和施压的程度。这就是试图在中美之间重新建立某种战略合作,以这种战略合作来消除美国对中国的压力或进逼,或以美国对这种战略合作的需求作为抵制美国压力、进逼的手段。

有两种类型的关系能在一定的程度上符合这个极端的要求,一是中美全面同盟关系,即中美在双边关系之内和之外的各个领域建立了战略合作。这种关系如现实中的美国与其欧洲盟友之间的关系。这种类型的中美关系对中国来说很有利,但是,由于中美现实存在的深刻对抗性,使这种中美关系类型对于中国来说过于飘渺与遥远,因此其诱惑力也就不是很大。

第二种是中美之间建立部分的战略合作关系。即在中美的双边关系中,虽然存在着深刻的对抗性,但是,在中美双边关系之外或之内双方有更为重要或紧迫的战略合作的需要,从而使双方超越相互之间的对抗性,建立某种战略同盟关系。这种前景则似乎是现实中非常可能出现的,毕竟,历史上中美关系曾出现过这种先例。而且这种关系并不像建立第一种关系那样,需要消除中美之间的对抗性,而只是在中美双边关系之内或之外寻找一种能使双方超越这种对抗性的东西,或甚至如一些媒体所宣称的那样,只要双方摆脱冷战的思维模式或具有合作的精神就可以了。能使中美超越双方之间对抗性的合作至少将能够大大缓解美国对中国压力,并使美国对中国的正当的利益要求不加以阻挠;而对于来自美国的有限的压力,中国则一定程度上能利用中美之间的共同战略合作需要加以牵制。中国甚至还可以从这种关系状态中获得更多的好处,如美国的资金或技术援助,促进台湾与大陆的统一等。而美国由于获得中国的支持,将大大降低美国在维护其霸权上的投入和所遇到的阻力与风险。

这种中美关系前景对中国具有最大的诱惑力,一方面是因为这种前景似乎具有很大的现实可能性,另一个方面,是因为在这种关系状态确实能比较彻底地把中国从当前的对美外交困境中解脱出来。但是,这种前景的现实性是虚幻的,对于中国而言,以这种前景为指导来发展中美关系有巨大的危险。

要实现这种前景,就需要寻找中美能够进行战略合作的领域。中美可以在下面三个方面寻找进行战略合作的共同需要:一、对付一个共同的敌人或遏制一个共同的威胁;二、共同维持地区秩序或势力的均衡,或在全球领域内,共同合作处理一些紧迫的热点问题;三、在双边关系之内,中美之间培育出一种非常大的合作利益。

但是,在目前或较远的未来,中美并不能找到一个明确的双方共同的威胁。或许,美国对日本或俄罗斯的未来发展方向有所戒心,中国或许对两个在自己身边的强大邻居也感到不安;但是,美国对于中国的走向同样感到甚至是更强烈的不安,而对于中国而言,相比较于日本、俄罗斯或者其他国家,美国对中国所造成的压力或潜在的威胁更为紧迫、更为现实。事实是,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还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能够成为对中国和美国共同的明确的威胁。

中美在共同维护地区内的秩序与稳定方面也难以建立稳定的战略合作。这种战略合作意味着,美国把中国作为实现其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支点。而要实现这一点,要使中美在这个方面的合作超越双方之间的深刻对抗性,这同样在目前或较长时期内是难以实现的。虽然维护地区的秩序与稳定,对中美双方而言,都是有利的。但是中美双方对于维持怎样的秩序与状态却存在着分歧,这些分歧往往又与双方重要的战略利益紧密相连,而要实现中美双方在这个方面的合作,必需解决中美双方在这些重要利益上的分歧或对抗。而且对于美国来说,中国的走向也还是不明确的,一方面中国会不会出现大动荡,从而失去作为一个全球战略支点的能力;另一个方面,中国强大后会不会对美国的地位不满和提出挑战,毕竟中国比日本更具有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的巨大潜力。对于美国而言,这些都是巨大的、难以控制的未知数。美国如果选择中国作为在该地区的战略支柱,还意味着要对其目前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体系进行的革命性调整,而能否建立以中国为战略支点的新体系又充满巨大未知性,这对于美国来说也具有巨大的风险。事实上,美国目前在亚太构建的战略体系并没有失去效用,也不是岌岌可危的,因此,美国并没有建立以中国为支点的新的战略体系的紧迫性。

最后,那些认为在中美双边关系之内可以培育出超越双方深刻对抗性的战略合作基础的人,低估了中美关系中的对抗性,而夸大了双方所可能进行的合作程度。混合着历史因素(中美在历史上的对抗,以及冷战中两大意识形态的对抗)与未来因素(中国的崛起)以及中美现实的利益矛盾而形成的对抗性,不仅渗透到中美关系中的行为层次,而且渗入到双方心理的层次。中美双方确实在双边经济、维护地区稳定和处理地区热点等问题上,能找到合作的方面,但是,在这些方面双方在存在合作的同时存在着同样多的矛盾与冲突;并且这些合作往往是低层次的,难以上升到战略的高度。

这并不是说这种前景的中美关系永远不可能出现,而是说,在较长的时期内难以出现;长期来看,即使这种关系状态能够出现,也必需经历另一种关系状态的阶段作为基础或过渡,否则,除非发生谁也无法预料到的情况。

如果要实现中美战略合作,中国在现实中必然需要采取种种行动,而这些行动对中国具有很大的危险。一、中国可能在现实中,至少在潜意识中为中美寻找一个共同的敌人,而事实上,目前出现一个中美共同敌人的可能性并不多;不论俄罗斯、日本、印度或其他国家,同时与两个象中美这样的国家为敌,都是难以想象的愚蠢与危险。在中美之间还存在着深刻对抗性和中美实现战略合作未定的情况下,这样只会为中国自己再树立一个强大的敌人,恶化自己本来就不利的国际环境。二、与美国以维护地区的秩序与稳定进行战略合作,如上面的分析,中美在现阶段难以实现这样的合作。而中国如果试图这样做,一方面这种努力不会得到美国的回应,相反,中国在建立这种战略合作方面的过分热情,将招致美国的怀疑与戒备,美国可能会把这种努力看作是中国图谋分化其同盟体系或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且中国的这种努力很容易为美国所利用。另一方面,中国的这种努力会招致本地区其他国家特别是大国的不满和嫉恨。三、为了建立这种战略合作关系状态,中国在中美关系中可能会放弃本来应该进行的讨价还价而作出轻率的让步,以期望换来中美的合作;这种让步还可能引诱美国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并期望中国作出更大的让步。四、对中国最大的危险是,由于忙于建立这种战略合作,使中国没有采取措施增强抵制美国压力和化解其对中国的损害的能力,没有为防止中美陷入全面对抗或冲突做努力,并为中美全面对抗或冲突的可能做相应的准备,一旦面对中美在重要利益上的矛盾和美国的压力,中国将发现自己没有力量与美国讨价还价和使美国作出妥协,要么屈服,要么与美国对抗,而使自己面对毫无准备的中美全面对抗的局面,并在这种局面中遭到更大的损失。

以建立这种中美战略合作为目前和较长一段时期内中美关系发展的目标,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也非常不利。即由于这种期望在现实中一再受挫,使中美对双方关系都感到非常的沮丧和强烈的挫折感,中美双方将可能失去发展双边关系的国内支持和动力,并可能使双方相互更加不信任和敌视(这将超过中美的对抗性在双方之间产生的不信任或敌意)。由于双方把过多的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在建立一种战略合作上,而忽视了中美双方之间的对抗性,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缓解这种对抗性和防止对抗性的激化以及建立对抗性激化时有效的处理机制,一旦这种建立战略合作的努力受挫,很可能诱发中美之间的对抗性爆发,使中美走向全面对抗或爆发大规模冲突。这种幻想的破灭和对现实问题的忽视,对中美关系将是致命的。

来自另一个极端对中国的诱惑是试图通过结盟或扩充军备等手段,彻底改变当前与美国的力量对比状况,从而打破当前对美外交所面临的困境。这个极端的结果就是中美全面对抗。相对于来自前面一个极端的不真实性(或其所呈现的真实性的表面性、虚假性),这个极端的无效性是最大的危险,即中国可以采取这个极端中的所包含的那些行动,决定权掌握在中国的手中,但是实际上这些行动并不能彻底改变与美国的力量对比状态,因此也不能打破中国对美外交的困境,相反可能加重中国对美外交中的困境,甚至单单某些行为本身就是对中国自身利益的致命伤害。

这个极端的第一种情况是,中国与俄罗斯、印度结盟。中国要想获得与美国对抗的力量,这个结盟的坚固性与目标的明确性就是必需的,一个松散与目标不明确的联盟根本不可能形成与美国相抗衡的中心,无法对美国的霸权形成有力的制约。毫无疑问,这个联盟的意义就是要打破美国对世界的主导权,因此,这种联盟与美国的全面对抗将是不可避免的。那些认为中俄或加上印度,或者还有一些其他国家之间建立一种比较友好的关系,以及他们对美国的不满,就一方面可以打破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并因此可以打破中国对美外交的困境,而另一个方面又可以避免与美国对抗、获得维持与美国关系的好处的想法,只是一种空想罢了。

姑且假设中俄印三国能克服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在反美上找到结盟的一致,这三国的联盟是否就能够在与美国及其同盟体系中的斗争中获得最终的胜利?首先,中俄印的结盟并不能改变力量对比中美国及其同盟所拥有的力量优势(见图4、5)。

其次,中俄印的同盟由于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将是一个没有活力的同盟。中俄印三国的经济无法形成互补,因此他们就不可能在与美国的长期对抗中获得胜利。由于这种同盟无法为人民的切身利益带来好处,相反可能由于美国及其同盟的封锁,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人民利益受到损害,因此这种同盟也无法从国内获得长久的支持。由于这三国的同盟,不能为其周边的国家或地区带来经济上的好处,而美国及其同盟却能够向这些国家或地区提供大量的援助,因此这些国家或地区,将不自觉的向美国靠拢。而中俄印同盟所能利用的只有与这些国家或地区相邻的地缘,以一种安全上的威胁作为影响这些地带的手段,但是,这种威胁可能导致这些国家或地区倒向美国去寻找保护,而不是屈服。而且中俄印三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没有优势。因此中俄印同盟容易被美国及其同盟遏制与封锁。

最后,中俄印的同盟并不能保卫他们的重要利益。中俄印的同盟只能相对的增加保卫其大陆安全的力量,而中俄印三国的大陆遭到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他们自身的力量就足以威慑这类入侵的发生,而这种结盟对于打赢一场高技术的战争的帮助将是有限的。对于同盟成员的海上利益,这个同盟将无能为力,因为他们都是大陆国家,海上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美国及其同盟的手中。这种情况下,中国在台湾、南海问题上的重大利益可能迅速的失去。

第二种情况是,大规模扩充军备。这可能是中国在对美外交困境中所产生的危机感的极化,从而处于一种自我恐吓的状态下的选择。大规模的扩充军备,虽然能在短期内使中国在一些具体方面上获得较大优势,如与台湾的力量对比上,南海问题上有可供使用的更大力量。但是,无节制的扩充军备将把中国拖垮,而且将导致地区的军备竞赛,使中国获得的有限优势很快消失。中国大规模的扩充军备也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美实力对比悬殊的状况,而只能使美国加紧对中国的进逼。

第三种情况,回到闭关自守的状态。当中国在外部遭到的压力过大,中国的信心与希望在外部遭到重大的挫折,这种情况可能会成为一种本能性收缩反应的结果,企图逃避来自外界的影响和压力,以消除对外界的恐惧。

第四种情况,建立反美统一战线。

后三种选择对于中国摆脱对美外交中的困境是无益的,而且就外交的最终目标——保护或增进国家利益——而言,这些选择最终是与之背道而驰的。这些选择的共同之处是,其出发点都是设想寻找一种可以与美国对抗的力量,其结局都是与美国对抗的局面很快出现,这是一种中国毫无心理准备的局面。

以上来自两个不同方向极端的诱惑,中国在对美外交中的困境越大,其诱惑力就越大,中国可能选择其中一个极端,也可能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摇摆不定与轻率的滑入一个极端一样,都是危险和极端不利的。有些选择对于中国而言,永远是不可取的,如闭关自守,而有些选择可能并不如此。一般而言,中国作出这些选择的情况并没有出现,但在极端的情况下,某些选择可能在一定时间内是有益的,也可能是必需的,如在爆发大规模战争或出现这样的非常迫切危险时,大规模扩充军备。但是如果把一些对美外交中的一些极端情况下的选择,作为中国对美外交战略,则可能使对中国极端不利的情况出现,而本来这些情况却可能通过努力而加以避免的;也可能意味着中国放弃对一种更现实、更为有利的结局的追求。


困境下的空间


既然中国在目前的对美外交中无法找到一种现实而又有效的方法,打破对美外交困境,难道中国对美外交就只有两条道路吗?一条是由双方关系中的对抗方面主导了中美关系的命运,中美关系宿命般的走向一场全面对抗或冲突,正如中美关系中的那种潜在的对抗螺旋所预示的;一条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中国只有屈服,步步后退,从而丧失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利益,并进而威胁到自身的安全。中国在对美外交中是否存在一种新的空间,使中国在两个极端的诱惑之外还存在着一些新的选择的可能?这种空间的存在一方面能使美国在对中国施压或进逼时,谨慎而又有所节制;另一个方面,由于这种空间的存在,使中国在美国的压力进逼前,能化解或部分化解美国的压力,或者获得一定的手段去对抗美国的压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自身的利益和安全,又能避免中美之间的全面对抗或发生大规模冲突。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如下。即在未来没有出现影响中美关系新因素的出现或重大的国际环境变化,中美关系中的对抗性使中美之间的全面对抗或冲突最终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中美在现在和未来一个较长的时期内,避免全面的对抗或冲突却存在着现实可能性的,并存在如上文所提到的可供中国利用的空间——下文将对此加以论述。

由此又产生一个新的问题。既然中美之间的摊牌最终是不可避免的(注意:这只是上文中的假设,在现实中并不一定如此),那么,在目前或较长一段时期内避免中美全面对抗或冲突又有什么意义,或者说,中国为什么要努力推迟中美全面对抗或冲突?维持一种与美国比较正常的关系的好处和与美国发生全面对抗或冲突对中国的害处都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只要对中国避免中美之间全面对抗或冲突的努力加上限制,这个问题答案也就出来了。中国不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中美全面对抗或冲突的。当中国只有以损失自己的至关重要国家利益才能避免中美之间的全面对抗或冲突,甚至这些损失远超过了中美全面对抗或冲突所能给中国带来的损失,那么,这时候避免中美的全面对抗或冲突就不是本文所支持或赞同的,而支持勇敢面对这种冲突或对抗的坚强意志和勇气。

中国对美外交困境中所存在的空间的是由以下几个方面因素产生的。

第一,冷战后中美关系的模式。冷战后,中美关系实质上并不适用于许多人所认为的那种“霸权国——霸权挑战者”模式。中国的崛起对于美国来说确实是一种挑战,但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美国霸权管理能力的挑战,而非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这是因为中国虽然实力增长很快,但由于中美之间的实力悬殊太大,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双方之间的差距难以弥合。那些用中国在过去二十年中的发展速度去推算中国在未来的实力的人,则是把中国的未来过于简单化和理想化;即使中国在未来的较长时间内能够保持较高速的增长,中国的大部分精力与资源仍将被耗费于处理内部事务上,能够运用于外部的资源与精力将是有限的。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体现的不是一种霸权的争夺、转移或替换的关系,因此虽然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挑战是紧迫的,中美之间的对抗性是深刻的,但从国际政治权力的层面讲却不具有根本性。在此,中美关系实质上完全不同于当年的美苏关系。

冷战后,中美双方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亚太地区稳定秩序的受益者,因此,双方至少都不愿用武力等可能引起该地区动荡不安的方式去改变现存的秩序。事实上,中美关系更多的是一种现存霸权下的双边关系,能够形成对双方都比较有利、因此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局面——霸权的宽容与霸权下的发展和自制。即美国对中国的发展持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对中国随着实力的增长而必然带来的影响的扩大和合理的利益要求应加以引导和控制,而不是严厉的遏制;中国则在实力增强时,避免试图用武力等激烈的方式打破现存的国际关系秩序,避免提出过分的利益要求与表现出过度的扩张性,并设法消除他国对自己实力的增长而产生的疑虑。

第二,中美全面对抗的风险。这一点在美国对中国施压和进逼时,是不得不加以考虑的。中美之间全面对抗的可能结局之一就是中美之间爆发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对于这一点,单就军事冲突本身而言,对美国都是巨大的未知数;不论美国能否在这场战争中获得最终的胜利,美国可能都要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中美之间的全面对抗可能造成国际局势的巨大失控,国际军控机制等重要国际机制将失效;一些热点问题将可能被诱发,整个地区可能陷入混乱之中。虽然这种局面对中国而言同样是巨大的损失,但是,美国必须考虑在中美全面对抗特别是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特殊状况下,中国采取这些措施的可能性。而这种局面将对美国造成巨大的利益威胁和损失。如果说一定要在中美关系中寻找一种战略基础的话,那么,防止中美双方爆发一场风险巨大的对抗或战争就只能是中美关系中可能找到的唯一的战略基础,而不是在其他方面的合作。

在俄罗斯、印度等的走向不明确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的全面对抗,将可能使那些对美国的霸权不满的国家走到一起。同时面对多个强有力的敌人,对美国来说无疑也不是一种很好的局面。

第三,对于美国来说,中美全面对抗的难以操纵性。冷战后,美国对于中国的崛起,有三种处理方式:打一场预防性战争;全面遏制、封锁中国;对中国加以防范的同时,力图分化、改变和引导中国。上面已分析中美全面对抗或战争对于美国所具有的风险性。中美全面对抗时,美国可以采取对中国进行全面的遏制与封锁等手段。美国能否实行对中国长期、有效的封锁与遏制,是这项政策能否成功的关键。而要建立起对中国的全面封锁与遏制,来自中国周边国家的支持与其西方盟友的支持是必需的。然而,对于中国的周边国家来说,如果中国并没有对他们造成明确的威胁,他们就没有理由与一个强大的近邻为敌;同时,遏制封锁中国还将造成地区的分裂与动荡,这同样对他们的利益没有好处;而且紧跟美国,将加深美国对他们的影响和控制。对于美国的西方盟友来说,如果没有严峻的安全威胁,他们同样也没有理由对美国亦步亦趋,为美国的霸权而丧失经济等方面的利益,而且这可能造成他们对美国的更深的依赖。

第四,在全面对抗的状态下,打一场预防性的战争或对中国进行全面封锁、遏制在具有风险性、难以操纵性的情况下,对中国进行分化、改变、引导的办法虽然不是一种立竿见影的办法,却是一种稳妥的办法。实际上冷战结束后,美国大体上采取了这样的政策方向。这种政策的目标着眼于长远之处,而中国要实现自己的现代化等目标,也需要较长的时间。这就降低了中美关系中对抗性在当前激化的程度。

第五,中美双方在相互交往中,已形成了一些共同的利益,而中美全面对抗或冲突将会损害到双方的这些共同利益,或使这些共同利益不复存在。

以上这几种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中国对美外交中可供利用的空间。这种空间的存在,一方面使美国对中国的压力和进逼不是无限制的,而必需根据中国的反应谨慎而又有所节制;另一个方面,中国在美国的压力面前就并不是只有全面后退这一条路,中国可以对美国的压力与进逼进行斗争,进行讨价还价,从而能把自己的利益损失减少到最小之处。这种空间提供了除中美全面对抗或中国单方面屈服、退让这两种关系状况以外,建立新的中美关系的可能性。这种空间越大,全面对抗或单方面屈服退让的关系状况存在的可能性越小,新的关系状况存在的现实性就越大。对于中国而言,这种空间越大,中国越能减少对美关系困境对中国的制约和限制,中国可供选择的余地就越广阔。冷战结束后十年的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证明了这种空间的存在,即中美关系具有脆弱性的同时,又具有某种韧性,出现了所谓的“斗而不破”的局面。

但是,这种空间并不能保证中美之间在现在或在未来的较长一段时期内不会发生全面的对抗或冲突;当中美双方的矛盾失去控制,或认为对方威胁(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大到必须以封锁或战争等才可以遏制或消除时,这种空间对中美关系的作用可能就会被抵消和超越。因此,这种空间是相对和有限的。这种空间的存在也并不能消除中美关系中深刻对抗性,不可能消除中国对美外交的困境,因此,不能幻想利用这种空间去摆脱对美外交的困境,而更可取的态度是怎样利用这种空间去处理对美外交困境给中国造成的限制和损失。

这种空间的相对性和有限性,还意味着,在对美外交中,中国不可能无限的利用这种空间。如果中国过分的用中美全面冲突的风险性抵御美国的压力或作为要挟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可能使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感加强,采取进一步的包围和围堵,而不是后退;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感越强、越明确,美国对中国的压力和进逼将会越大,而不是相反,到最后可能造成这种有限、相对的空间缩小或消失。因此怎样巧妙的利用这种空间,将是对中国外交智慧的一个很大考验。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战略与管理2000第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