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临近年末,对新政一年评价颇多,听说你给新一届政府打了100分,如此高的得分超出了很多人的判断,你是从哪些方面评价的?经过近一年的过渡与磨合,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新一届领导的施政纲领。与上届相比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吗?

  康晓光: 我给新一届政府打满分,是从历史给予他们的机遇和条件的角度去看的。20多年前邓小平已经确立了改革大方向和政策框架,后人已经无法再像邓小平那样做出里程碑式的扭转乾坤的历史性的功绩,无论是上一届还是本届在这个问题上都是无所作为的,继任者只能别无选择地继续奉行和贯彻。但是,在给定的条件下,新政府作了他们能够做也应该做的事情,而且做得不可能更好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新政府应该得一百分。

  但是让“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样的指导思想真正发生根本改变还是新一届政府。这一切表现为,关心三农问题,西部大开发,低保的推广与真正落实,为农民工追讨工资,取消强制性的收容遣送制度,宣布废除传统意义上的户籍制度,把对外来人口的歧视从制度上否定了,当然落实还需要时间。从这些方面看他们确实把关心大众、关心底层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但即使走的亲民路线和方针,也不过是在邓小平的框架之内,实际上连时间表都没有变化,只不过得到足够的强化。邓小平早就讲过,2000年以后再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

  点评这一年,大家往往喜欢提非典事件。在这个事件上政府的作为赢得了普遍赞誉,对非典的处理是成功的,但不要和变革扯到一块。 非典对我国政治转型到底有多大作用我评价不高,因为从开始到最后政府所用的策略、方法和资源几乎都是传统的,从机制上来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新闻自由度增加的说法不成立,对新闻的控制方式和态度和以往相比有何不同?而“群防群治”等措施和以前一样,并没有改变中国政治运行的逻辑。

  但从另一角度看这件事,传统体制是很有效的,运用得当可以有效解决问题,所以好多东西是不需要改的。而且客观地说,与台湾、新加坡、加拿大、香港相比,在非典问题的处理上中国的综合指标比它们好得多。

  记者:人们对新一届政府充满信心,未来10年在照顾各阶层利益上会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康晓光:基本框架可能不会有大的改变。市场经济不会变,权威主义政治不会变,精英联盟不会变。当前,对精英的优惠政策并没有改变,在“国退民进”大政策背景下,精英们又获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虽然会加强对精英的非法利益的控制和限制,但也充分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完善市场经济、反腐败就是保证精英的合法利益。虽然首先仍是满足精英利益,但是政府也不会向过去那样不顾及大众的利益,会为老百姓多考虑一点。这就是所谓的“亲民路线”的实质。

  记者:政府向弱势群体让利,侵害精英利益怎么办?

  康晓光:只有靠把蛋糕做大,实现双赢吧。幸运的是,中国有这个条件,近乎无限的廉价劳动力、巨大的市场商机、稳定的政治局势都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可以预见,高速经济再维持二十年是可能的。所以说,中国政府是幸运的,历史给了它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使它能够兼顾精英和大众的利益。

  记者:由“科教兴国”到“人才强国”这个提法的转变,是否意味着将更加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精英的力量对比在未来十年是否会发生变化?或者说发生作用的方式会有变化吗?

  康晓光: 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在强调知识和人才的价值上,政府和知识分子的利益是一致的。但从目前来看,还是政治精英来主导,是权威主义政治,政府的自主性非常强。精英阶层的力量对比格局不会有什么变化。政治精英很聪明,会根据他的利益、根据不同群体的反抗强度来调整策略。对知识分子加大投入(但是主要是在金字塔尖上的一部分人)就是赎买,包括福利和科研经费投入增加。80年代知识分子是最对政府不满的一部分人,但现在的大学课堂的变化是最明显的,学生们对政府的质疑会被教授直接批驳回去。客观上我认为政府做的确实很好,这20多年中国政府和其他国家特别是跟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相比政绩很突出。当前社会上最有力的集团已经达成共识勾结在一起。一般来说,这样的社会比较稳定。

  记者:目前社会各界对杨利伟、女排的盛大褒扬,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否说明凝聚民心我们只剩下民族主义这个法宝了?

  康晓光: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后发展国家当经济增长时,民族主义膨胀是必然的。对于中国这个原来曾经很骄傲后来又经历了100多年沉沦的大国,在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之后民族主义高涨就更正常了。而民族主义在1993、1994年就有所抬头了。客观上经济成功本身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广泛的国际交往增加了对民族认同的需要,不间断的国际冲突也刺激民族情绪,加之政府也确实需要这样一种凝聚力,因此民族主义崛起也就可以理解了。

  但不一定只有民族主义才能凝聚民心,一个成功的国家应该有理想,应该有一个未来的蓝图。原来是共产主义,后来是四个现代化,现在又是小康了,小康又说不清楚。现在中国提不出一个理想的蓝图,甚至连什么是一个好社会都说不清楚。什么是善,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公正,这些最基本的价值理念也说不清。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唯有民族主义拿起来得心应手,而且客观上大背景也提供了它能够形成万众一心的感觉。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不是坏事,中国在这个时候需要这个东西——因为没有别的东西。

  记者:你提出“文化民族主义”这一概念是否想以此建构中国的“国魂”?

  康晓光:对。我觉得中国人和其他人的区别还是一种文化的区别。真正伟大的民族无论你有多强的适应能力,无论如何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其实最重要是在变化中保持自己的特色,不是不变而是不能变得面目全非了。要有一个保守主义,其实就是对传统的认同,对道德的追求,尊重理性但不迷信理性,强调一种经验主义和怀疑主义。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是不能也办不到只有一种方案一种选择,例如全盘西化。而我和别人谈文化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把它放在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谈,任何一个种族要想参与世界经济、参与国际政治总要有一个平台,而这个平台实际就是语言和文化。要谈人力资源的话,你的语言、你对自己文化的理解,就是你所拥有的最大的人力资源。中国人遍布世界,中国应该利用这种优势,赢得国际竞争的胜利。

  记者:听你如此说来,未来10年好象没什么需要变的和能够变的?

  康晓光:那也不是,有的需要变,有的不需要变。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权威主义政治都不需要大变。经济上,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上,可以继续推行现有的“议行合一”的体制,通过有吸纳能力的、有咨询能力的行政体制来不断化解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提出的政治问题。也就是说建立一个有效率的权威主义。另一方面,未来10年应该变的,第一是对市民社会的控制要逐步开放,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应该兑现。第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安全网,保障大众的最基本权利,向一个人道的社会迈进,至少也要做到“有节制地压榨,可持续地掠夺”。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政府和知识界应该共同努力为民族寻找到精神的家园,否则人整天之所以忙忙碌路只出于生物学的本能,这样的社会再繁荣也没有意义,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上没有快乐,这样的世界不值得人去向往、留恋和热爱。

  我想强调,在这个转型时代,最关键的是精英要负责任。要建立一个有理想的社会,有道德的社会,一个温暖的社会,精英必须承担应有的责任。对精英而言,第一步先像个人样,这25年他们从人退化到猿,要先从猿到人再进化回来,第二步再做个好人。只有这样,我们这个强盗社会才有可能变成一个人道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