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天津师范大学教授

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资产阶级伪科学“的重压下,被禁锢了将及三十年。当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进一步发展,政治学的重建也就理所当然地被提了出来。任何科学部门的建立和发展都必须与客观需要相适应,否则便没有生命力。因此,政治学的重建并不意味着”回复“过去的政治学,而是要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新的政治科学。无疑的,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重建与发展,也必将要对加强和改善党对国家的领导,进一步处理好党政关系,加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建设,发展与巩固社会主义民主,促进国家体制的改革,提高国家管理的科学化、现代化的水平,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国家管理干部等方面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为了使政治学沿着科学的方向发展,确定这门学科研究的对象、范围,应该是当前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目前也开始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本文只想从政治学的历史沿革当中,中西对政治所涉及的范围的比较,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政治科学的基本看法等方面作一些探索,谈一下自己对政治学研究对象、范围的粗浅看法,以供研究的参考。



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部门首先发生于西方。西方系统的政治学一般地说形成于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而亚里斯多德所著的《政治学》(POLITICS)则是第一部系统论述政治科学的著作。

古希腊是由许多独立的城邦(POLIS)所组成的。任何公民都必须是一个城邦的成员,不能离开城邦独立生活。各城邦虽然都是建立在奴隶占有制社会基础上,其政权的性质都是奴隶主阶级专政,但由于各自的具体条件不同,因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组织体制、管理形式。到亚里斯多德生活的时代(公元前384-322年),希腊的城邦制度正面临着分崩离析的严重危机。亚里斯多德为了维护古希腊的城邦制度,他研究了100多种希腊的城邦组织,其目的则是要寻求一种解救希腊城邦制危机的途径。在这个基础上,亚里斯多德写出了他的名著《政治学》。从此,政治学便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体系在西方建立起来。

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一词,是从城邦(POLIS)一词衍生而来,意思就是关于城邦的知识,是研究城邦问题的理论和技术。(参阅吴寿彭译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商务1965年版,第110页译注①)后来西方语言中政治学一词,也都是由此发展而来。如英语中的 POLITICS就是CITY(POLIS)+SCIENCE所组成,意即关于国家的科学。

亚里斯多德是从维护摇摇欲坠的希腊城邦制出发的,所以他在《政治学》中首先提出了“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即人天生(自然)要过城邦生活的命题。为此,他研究了城邦(国家)的产生、性质、目的、任务等基本理论原则问题。其次,他研究了各种形式的城邦,对国家的各种体制的组成,优劣比较以及其变革等问题作了深入、具体的研究。最后,他还提出了什么是最好的城邦生活,对理想的城邦构成,管理原则也都做了考虑、分析。换句话说,亚里斯多德《政治学》一书是以国家(城邦)为中心,具体解决关于国家的基本理论(产生、本质、目的、任务),国家体制的划分原则和分类等一般问题,以及如何建立、管理国家,即管理国家的实际问题。这种观点奠定了以后西方对政治科学的基本认识,确定了西方政治科学的对象,它一直影响到近、现代(参阅吴恩裕《论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自从亚里斯多德以后,西方的政治学说一般地都是以国家问题作为中心。

西欧封建社会一切科学部门都是“神学的婢女”,政治学当然也要服从于神学,其中心内容主要是教权与王权谁应居于最高地位的争论。直到近代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资产阶级的成长才逐步改变了这种状况。

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是反封建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为了争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权,资产阶级思想家逐步摆脱了神学,提出了新的政治观点。这时,“代替教条和神权的是人权,代替教会的是国家。以前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是由教会批准的,因此曾被认为是教会和教条所创造的,而现在这些关系则被认为是以权利为根据,并由国家所创造的。”(马恩全集,第21卷,第546页)这个转变,在17、18世纪西欧各国的政治思想中都明确地反映出来。尽管当时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但基本的政治观点却有一致之处。当时的政治理论是把国家法律看成决定一切的东西,认为只要从政治制度上进行变革一切问题也就都解决了。这样,当时的政治科学都是以人的自然权利和契约论为前提,以不同的方式论证为什么要设置政治权力——国家?人为什么要服从政治权力,以及为什么接受其对个人权力的限制、限制的程度和范围如何?什么样的政治权力最能保证人的基本权利——自由、平等?这些观点,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适合自己需要的政权提供了理论。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科学的内容,主要是建立一套与中世纪神学不同的新观点,重新解决关于对国家的认识,关于国家体制和建立原则等方面的问题。

进入19世纪以后,西方各主要国家资本主义基础已经奠定,资产阶级已由争夺政权的阶级变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这时“政治已成为资产阶级对整个社会的统治。”(《马恩选集》,第一卷,第110页)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确保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政治科学的主要任务,也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是在于如何维护资本主义“秩序”。这时,资产阶级开始抛弃革命时期的一些观点,从“理想主义”逐步进入“现实主义”。从着重于哲学的研究进而着重于实践的分析,政治科学也就着眼于对具体政治制度的改革。自从孔德以后,西方政治科学发展的总趋势就是把政治学与社会学紧密结合起来。奥地利的巩布洛维奇在《社会学与政治》一书中就说得比较明确。他说:“只有依据社会学,政治学才能成为实证的科学”。此后,资产阶级政治学的总的倾向是在于对政治现象进行“实证”的分析,即更注重于对国家的实际政治活动的分析研究。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就曾说:“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任务,决不在于去判断国家一般应当是这样或那样的,它们应当去帮助制定政治的研究方法。依靠这种方法,人们可以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和得到利益”。(《THE PUBLIC ENDITS PROBLEMS》》)在现代,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方更出现了所谓政治社会学、政治行为主义,现实主义政治学,等等。他们声称政治学的主要任务在于记述“人的政治行为”,(G·GATLON: SYSTEMOTIE POLITICS)或认为“政治学的任务主要不在于提示政治的真理,而是解决实际的任务”。(MARGENTHAM:POWER OF POLITICAL CONCEPT)这样,他们就把政治科学从研究政治制度扩展大到研究政治活动,从研究政权机构的活动扩大到研究各种政治团体的活动。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认为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科学”,同时也认为从更广泛意义讲,政治学是研究“团体、组织和制度”的政治活动的科学。

总之,从19世纪中期以后直到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把政治科学的研究对象逐步由传统的研究国家的一般原因更加趱于研究政治实际活动,从一般研究国家问题更加广泛地研究与政治活动有关方面的问题,特别是研究政治与社会相互关系问题。然而我们也可看到,无论如何,西方现代政治科学所强调的仍然是研究两方面的问题,即所谓“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而其中心自然是围绕着国家问题。(参阅米·波杜纳瓦茨《政治学与政治社会学》)这一点,仍然被认为是区分政治科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键。

以上,我们并不是要研究西方政治科学的发展史,也不是要提示各种政治科学的内容与实质以及他们的历史作用,更不在于要具体地分析各种主张。通过这一概述,主要地是要说明在西方,作为一个独立的科学部门的政治学,其研究的对象一贯地是以国家问题为中心。只是随着不同的历史情况,这门科学的具体范围也有所发展。这无疑地对我们确定政治学的研究对象能有所启示。



中国古代社会对政治的理解有与西方不同的特点。总的说来,自从夏商进入阶级社会直到近代以前,由于中国学术分科的不明确,政治学在中国并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然而,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就不注重政治问题的研究,对政治就没有一定的认识、观点。恰恰相反,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来看,政治问题历来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从一定意义讲,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整个文化领域都非常关注政治问题,也即如何安邦治国问题。早在《书》、《诗》中,就有大量的论政的内容。《书》实即是一部政书。在《洪范》篇中就曾明确地提出了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等所谓“农用八政”,这实际就是维护统治权所必需的八件大事。及至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动荡与发展,出现了“百家争鸣”,政治问题就更成为各家各派的中心议题。司马谈在《六家要旨》中就说:“《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记·太史公自序》)这是说明了诸子百家虽然观点不同,但其目的都是在于提出一套治理国家的方案。春秋战国时期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在以后长期封建社会中,思想家们,也都无不在治理国家问题上提出各种不同的见解。

中国与西方不同,自从国家产生以后,国家制度基本上是君主制;自秦以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又成为基本国家制度。集权与分封,统一与割据虽然也有过斗争,但这不过是历史上的一种例外,而且君主制本身也始终未变。因此,中国古代的政治学说与西方不同,它主要不是解决如何组织国家问题,即建立何种形式的政体问题;而是要解决在君主的最高统治下,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治国之道”。荀况的一段说很有代表性。他说:“彼国措者,非封焉之谓也,何法之道,虽子之与也。”(荀子·王霸))这就是说国家问题主要是用什么方法和用什么人来治理国家。因此,中国古代的政治学说特别注重如何在维护君权之下,处理好君臣、君民关系,即统治阶级内部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便使封建统治长治久安。

基于以上情况,中国古代所谓的政治,首先就是指一种事务、管理而言。中国古代的政与治不是联用而结成一个词的。“政者事也”,是指事务而言,而“治者理也”,则是指的管理。但是,从二者的含意看,总是相通的。所以,也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政治学说就包含有政治行动的意思,是一种“动态的”。有谓:“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礼记·促尼燕居》)也正因如此,中国古代讲“政”总是说“为政”、“从政”,而且“为政”与“治国”相当。如《说苑·建本篇》中引称:“子贡问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此治国之本也”。至于把政治联用乃是近代的事。直到孙中山讲:“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便是政治,(《孙中山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61页)也还带有中国对政治了解的特色。

中国古代对政治既然作为一种事务理解,实际上则是指国家的方针、政策、措施而言。也即所谓“政者制也”。这就是说,把政治是看成一种行为准绳,使被统治者有所遵循。所以说“政”就是“使不正归于正”,就是所谓“下所取正也”。特别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君主掌有最高统治权,就更使得在中国古代政、治、正、制,以至法、令等在含义上都有相通之处。(参阅陈顾远:《中国法制史》第一章)与此相联系,在中国古代谈到“政治”时,也就总是强调统治者的作用。所谓“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孔子也多次讲“政者,正也”。如:“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哀公问曰:敢问何谓为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礼记·哀公问》)唯其为此,也就使得中国古代的政治学说很重视如何处理好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即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关系问题。这表现在一方面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对立起来,而另一方面又提出了“重民”主张。

再者,中国古代实际把“政治”作为一种统治的手段。儒家思想长期在封建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儒家是强调“礼治”、“德政”的。他们总是把礼教放在首位,其次才谈得上用行政手段和施用刑罚。在这里,政治不过是一种行政管理,是维护统治的一种手段。如孔子曾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因此,中国古代以儒家为代表的政治学说总是把教化、管理、刑罚三者结合起来,而作为先后相辅的三种方法。有所谓:“德不盛则饬政”(《大戴礼记·盛德》)“教不善则政治”(《国语.齐语》)在《孔子家语》中有一段详细的记载更说明了这个问题。“仲弓问于孔子曰:雍问,至刑无所用政,桀纣之世也;至政无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乎?孔子曰:圣人治化,必刑政相参焉。大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导民,而以刑禁之。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刑政篇》)这就是说,最好的统治方法是首先用思想教化,其次才用行政命令,如果教育不改,管理不从,危害了社会,最后才使用刑罚。可见,他们是把政治作为一种统治的手法的。

以上,我们是要说明中国古代所理解的政治主要是作为国家统治者处理各种关系的一种事务管理,一种政策、措施,一种统治手段,总之是一种“治国之道”。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西方政治学的一个重大差别。当然,中国古代的政治学说也不是不注意政治制度问题,但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使得这个问题总是从属于“治国之道”中。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详细地比较中国和西方政治学的区别,而是要从中国政治学的主要特点说明中国古代尽管没有形成像西方那样的独立的政治学,但对政治的了解仍以治理国家为其中心内容,这也是值得我们在研究政治学时所参考的。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标志了一切科学部门的一次根本变革。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上最根本的贡献就是“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所制约”。(《马恩选集》第一卷,第602页。)

从这里我们便可以看出,作为社会科学之一的政治学,马克思主义与以前政治学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第一,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一切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从前,一切“社会学家不善于往下探究像生产关系这样简单和原始的关系,而径直着手探讨和研究政治法律形式,一碰到这些形式是由当时人类某种思想产生的事实就停留下来;结果似乎社会关系是由人们自觉地建立起来的”。(《列宁选集》第一卷,第7页)正因如此,所以资产阶级和以前的政治思想家,总是把政治法律形式看成是决定一切的,他们脱离开一定的经济关系去研究政治法律形式,单纯地追求政治法律的改革,而且认为这就能决定经济关系,维持人类社会。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政治、法律是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任何政治改革和政治活动都要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当然,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也不否认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然而归根到底政治始终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

第二,马克思主义提示了政治是阶级间的关系,政治斗争的实质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以前,人们充其量把政治斗争看成是个人之间或各集团之间的关系和斗争,从来没有揭示出它的最本质的内容。只有马克思主义才做到了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自从人类社会产生阶级以来,直到将来共产主义实现,人们之间的关系最本质的便是阶级关系,因此,政治也就是如何处理各种阶级之间的关系,而“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马恩选集》,第四卷,第247页)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也就认为“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70页)对这点,毛泽东同志说得很明确,他说:“政治,不论革命的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行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政治是阶级斗争,这是就其实质而言,它指明了在阶级社会中政治的最本质的含义,而这种揭示正是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一切派别不同之处。因此,我们绝不能摈弃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如果说以前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偏差,问题并不在于把政治了解为阶级斗争,而是把它简单化,绝对化了。

阶级斗争不仅表现在政治斗争上,而且也表现在经济斗争、思想斗争上。因此,讲政治是阶级斗争只是就其实质而言。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讲到政治、政治斗争时,也主要是以国家政权问题为其中心的。对这点,恩格斯曾说:“马克思则证明,过去的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马恩选集》第三卷,第40页)列宁在区别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概念时,说明更明确。他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当阶级斗争不仅属于政治范围,而且抓住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机构时,才是充分发展的、'全民族的'阶级斗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54页)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理解也没有离开国家政权问题,政治不能离开经济关系独立存在,其实质是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最根本的问题则是国家政权问题。列宁说:“马克思一贯坚持阶级斗争学说,并把它贯彻到政权学说,国家学说之中”。(《列宁选集》,第三卷,第191页)因此,根据经济和阶级关系来研究国家的产生、发展和消灭的规律,指出国家的实质,研究国家政权的组织、管理及活动等,特别是作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来说,关于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和维护政权的问题,也就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主要内容,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列宁为什么把政治说成是:“参与国事,指导国家,确定国家活动的方式,任务和内容”了。(《列宁选集》,俄文版,第21卷,第14页)也就可以理解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同样把政治看成是“一种科学,一种艺术”的意义了。



根据以上概述,我们可以大体上认定,政治学的内容总是受一定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所制约的,它也总是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总是由一定阶级的利益的需要所决定的。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它的具体内容和范围也就有所不同。但是,我们同时也可看出,各个时代的政治学也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对象,那就是都围绕着国家政权问题,以国家政权问题为中心,它既包含对国家的认识,也包括研究国家的活动。

因此,我们是否可以一般地说:政治学是研究如何认识国家,如何组织国家,如何管理国家的科学。所谓如何认识国家,主要是指关于国家的产生、性质、任务、职能、发展与演变,国家的变革及变革方式和手段等问题的观点、主张,如何组织国家就是指国家由谁组织,用什么原则组成,组织成什么样子等问题。如何管理国家是指国家的管理体制,管理原则,管理的方式、方法等问题。这里,不是要详尽列举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而是要提示一下其主要的内容。也就是说,与这些基本方面有关的问题,都应属于政治学所研究的范围。这些方面不仅是理论问题,也是实际问题;不仅是抽象地研究这些概念,也要着重研究如何在国家的活动中处理好各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要对现实进行研究,也要进行历史的研究,还应进行比较的研究。应当指出,我们说政治学是研究如何认识国家,如何组织国家,如何管理的科学,是就其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部门而言,并非专指哪一门具体学科。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部门,它必定包括许多具体的学科,如政治学概论,政治学说史、政治制度史,行政学,各国政治制度的研究,等等。无疑的,每个专门学科都是要围绕着这一总的对象,但是必定又有其各自的具体对象及体系。这些问题已不属本文任务之中了。此外,涉及到国家问题的科学部门除政治学外,还有法学,社会学等。但是,法学,社会学等都各有其独立的研究对象,他们不过是在联系中涉及国家的有关问题,并不是以国家问题为其研究的中心,而政治学则是以国家问题为其研究的基本对象,中心问题。这也是政治学与其他有关科学部门的联系和区别之处。

以上一些粗浅认识,是否有当,请大家指正。

(此文是我在1980年政治学会成立时研讨会上的发言。后来整理成文发表在1981年群众出版社的《政治与政治科学》文集中。发表时第四部分有所删节。此次只修改了个别文字,内容未作任何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