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几年来,日本利用有利的国内外环境,为了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明显加快了修改宪法的步伐。面对“改宪”势力的不断增强,“护宪”力量却在减弱,“和平宪法”的前途实在令人担忧。从目前来看,日本宪法目前面临的不是会不会被修改的问题,而是如何修改、什么时候修改的问题。只要日本各种势力之间就“修宪”的具体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只要出现有利的国际形势,日本就很有可能修改宪法。完成修改宪法的日本无疑会对其国内及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关键词]:日本  和平宪法  前途  影响

  日本现行宪法制定于二战结束后,是在美国占领当局的监督下制定,并于1947年5月3日正式施行的。所谓“和平宪法”即是指日本现行的《日本国宪法》,称其为“和平宪法”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相对于战前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而言的,因为《大日本帝国宪法》推行的是天皇极权的政治体制,表现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意志,其核心是“天皇主权论”[1]。关于军队,《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是日本军队的最高统帅。加上后来形成的“军部独立体制”[2],把军权推到了最高地位,为日本后来走上法西斯道路,发动侵略战争提供了方便;二是特指《日本国宪法》的第九条关于放弃战争权利的规定。该宪法的第九条规定:“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此,“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3]。这是为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避免战前历史重演而特设的一条。据此,日本放弃了作为国家基本权力之一的交战权。

  纵观日本战后的重新崛起与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平宪法”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它有效地防止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使日本能够集中国力发展经济,为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提供了保障。但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近几年,为了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日本明显加快了修改宪法的步伐。

一、 冷战后日本对宪法的突破

  冷战结束十多年来,日本政府总能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良机”,制定一个又一个的法律将宪法架空,向从根本上动摇宪法第九条的路线直线突进,为实现“普通国家”的目标飞速前行。1992年,日本借海湾战争之机,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案》(简称PKO法案),根据这项法案,日本自卫队实现了跨出国门的梦想,这是日本防卫战略发生转折性变化的重要开端;以1994年的朝鲜半岛危机和1996年的台湾海峡危机为借口,日本进一步加强了日美安保体制,1996年《日美安保共同宣言》和1997年《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的颁布标志着日美安保体制的质变,并把日本自卫队的活动区域推向了整个亚太地区,成为日本走向世界军事大国的“战略平台”;1999年《周边事态法》的通过,大大拓宽了日美在亚太地区进行军事合作的范围;2001年“9·11”事件和之后的阿富汗战争又给日本以可乘之机,先后迅速通过了《反恐怖特别措施法》、《自卫队法修改案》和《海上保安厅法修改案》,三个相关法律的通过是日本在新世纪初加速迈向世界军事大国目标的重要举措,在许多方面突破了日本安保政策和防卫方针的限制。以至于日本著名学者不禁问道:“宪法序言和第九条里关于日本要脱胎换骨、成为爱好和平的国家这一宗旨真的实现了吗?”[4]

  近来,日本政府又充分利用伊拉克战争和朝鲜核危机,快马加鞭地通过了已经讨论26年之久的《有事法制》,从根本上动摇了宪法第九条"专守防卫"的主旨。2003年7月4日,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将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合法化的《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案》,12月9日日本内阁正式作出向正处于战争状态的伊拉克派遣1000自卫队队员的决定。这进一步突破了“和平宪法”的束缚,使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如同虚设。

二、 日本修改宪法的有利因素

  近年来,日本修改宪法的步子之大,速度之快超出了世人预料,也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究其原因大体有以下几点:

  首先,国际环境的变化为日本修改宪法提供了借口。“9·11”事件以来,日本利用美国反恐之机,借助阿富汗战争、朝鲜核危机以及伊拉克战争等借口,加快了发展军备和向海外派兵的步伐,同时为了摆脱宪法第九条的束缚,加快走向政治大国的速度,使日本能够早日成为“普通国家”。日本趁机加快了修改宪法的进程。首先是“9·11”事件之后迅速通过的《反恐怖特别措施法》、《自卫队法修改案》和《海上保安厅法修改案》三个法案在许多方面突破了日本安保政策和防卫方针的限制。2003年日本又先后通过了《有事法制》和《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案》,从根本上动摇了“和平宪法”第九条“专守防卫”的宗旨,并使向尚处于战争状态的伊拉克派兵合法化。

  其次,“护宪”力量分散且薄弱。1994年,与自民党抗衡多年的社会党的基本政策发生了转变,并进而于1996年初宣告解散,以致出现了主张“改宪”的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而“护宪”派的力量则四分五裂。在“五五年体制”下,社会党反对自民党修改宪法的主张,进行了有力的牵制,[5]是维护宪法的最有力的政治力量。作为最大的在野党,社会党利用国会的投票表决权,多次挫败了自民党“改宪”的图谋,使自民党不能明目张胆地修改宪法。

  随着社会党的政策转变及其解散,日本政治总体“保守化”的趋势日趋明显。“改宪”势力日渐强大,自民党作为执政党,也是日本第一大政党,其修改宪法的主张始终没变,而新成立的保守党也支持修改宪法,自由党更是最早提出具体的修改宪法方针的政党,公明党作为联合执政党之一也加入了支持修改宪法的行列之中。面对日渐强大的“改宪”势力,“护宪”力量却日渐衰落,原社会党在不断的变革中逐步变弱,时至今日已演变为只拥有少数议席的社民党,而另一个一贯维护宪法的政党——共产党也一直没有太大发展。在2003年11月进行的大选中,保守势力进一步得到了加强,而主张维护宪法的共产党和社民党则仅分别得到了9席和6席,仅占议会总席位的6%,比上一届总共减少了23席[6],大大低于以往议会中“护宪”力量在20%以上的比例。这样在本届国会中,主张修改宪法的势力就占到了绝大多数,据《每日新闻》的问卷调查,新当选的480名议员中,主张修改宪法的达到306人,其中“尽早修宪派”占36%。[7]这就为修改宪法打开了方便之门。

  再次,新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在80年代后期民族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高涨的背景下,发端于战后初期的日本新民族主义日趋活跃。在冷战结束后,新民族主义已成为日本国内一股不可轻视的政治思潮。这主要是因为日本政府对历史问题始终采取遮遮掩掩的态度,使战后出生的一代没有受到严格的现代史教育,导致他们对现代史十分无知。在他们中已经没有了战败的阴影和对和平深刻的理解,相反,却受到了保守思想的深刻影响。

  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的理论基础是“大和民族优秀论”。[8]他们认为,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基本主张为:经济上,意图鼓吹日本经济优越于世界其他国家,日本为了对世界作出贡献,应输出日本成功的经济模式和其他经济经验;政治上,日本应对美、俄、中等大国都说“不”,以确立冷战后日本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使日本成为主导全球事务的政治大国;安全上,日本应独立发展自己的防卫力量,而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美国身上;文化上,日本应向外输出日本优秀的文化,以此发挥日本对世界的影响,从而确立日本对世界的霸权。其实质就是“否定日本侵略的事实,通过修改宪法使日本成为一个‘普通国家’”[9]。

  新民族主义兴起的同时,以《产经新闻》为首的媒体也在不停造势,不断刊载石原慎太郎之类右翼政客、学者的文章,鼓吹现行宪法是外人强加的,不是出自日本国民的愿望,必须重新修订。由于新民族主义思潮的泛起,日本国民中对宪法的认识与前几年相比确有改变,加上政坛的总体保守化,国民受电视媒体的影响,主张修宪的人数有所增加。

  第四,经济低迷促使日本政府通过修改宪法来转移民众注意力。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经济一直陷于低迷,经济的低迷致使“经济大国日本”形象大受损害[10]。于是日本当局想通过对内推行修宪,对外执行强硬路线来转移民众的注意力。

  小泉当政以来,日本经济虽然有了一点起色,但这是相对于一个经济连续负增长的经济大国而言的,其实日本经济在根本上并没有什么大的改观。这一点对于身为日本首相的小泉更是心知肚明,他已经意识到使日本经济在短期内得到大的发展是很难做得到的。所以小泉在面对日本大选时也不得不采取别的方法来拉拢选民。在此次日本大选的竞选高潮中,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便多次公开扬言要修改宪法第九条,并要为自卫队正名,使日本自卫队成为名副其实的军队。他强调,要对宪法第九条“不保持战争力量”的条款进行修改[11]。这种言论明显不符日本战后的建国方针,也与“和平宪法”精神相悖,因而引起了在野党的反对和强烈批评,同时再一次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这正符合了日本国内右翼分子的要求,也抓住了近来日本国民总体保守化的心态,顺应了对修改宪法表示支持的人数在增加的实际情况。所以在这次的大选中,小泉及其领导的自民党获得了胜利,同时其他提出修改宪法的政党如民主党等的议席也有所增加。

  最后,日本修改宪法还得到了美国的默许。2000年10月,在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主持下,发表了一个题为《美国与日本:迈向成熟的伙伴关系》研究报告,报告鼓吹要“强化美日安全关系,以美英特殊关系为榜样”,使日本成为“远东的英国”。“9·11事件”后,特别是美国攻占阿富汗、伊拉克后,美国出于反恐战争的需要,更全力支持日本扩充军备和向海外派兵,美国实用主义的态度在对待日本现行宪法的问题上得到了体现。

三、 日本修改宪法的制约因素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日本修改宪法的制约因素。首先,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力量始终是制约日本修改宪法的巨大力量。一个曾有过侵略历史又不肯认真反省的国家一旦修改“和平宪法”,无疑将给世界安全,别是东亚安全增添不稳定因素。[12]曾在二战中遭受过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和蹂躏的各国人民,对于日本保守主义分子企图修改宪法的做法一直表示密切关注,尤其是中国和韩国、朝鲜等深受日本殖民和侵略之苦的国家,坚决反对日本修改制约日本发展军力的“和平宪法”。

  其次,日本国内反对修改宪法的力量也不可小视。“和平主义思潮在国民中已生了根”[13],《朝日新闻》在现行宪法颁布周年之际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69%的被调查者认为宪法第九条还是“不修改为好”。[14]在日本国民中,尽管近来支持修改宪法的人数有所增加。但大多数日本国民仍然拥护宪法的基本精神。就是在主张修宪的人中,认为应该维护宪法第九条的仍是主流。他们中一些人担心,一旦宪法被抽掉“和平”这一精髓,日本很可能重蹈历史覆辙。为此,有很多市民团体经常举行反对修改宪法的斗争活动。在议会中,社民党和共产党是反对修改宪法的最坚决的力量,主张维持“和平宪法”,尤其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反对修改宪法后发展军力和向海外派兵。即使在支持修改宪法的政党中,他们对于修改宪法的意见也不统一。针对自民党的修宪,第一在野党民主党提出创造性修改的“创宪”,公明党则提出保留第九条,只对“与时代不相符以及不足的部分”进行增减的“加宪”。

  最后,美国仍是日本修改宪法的一个有力制约因素。日本战后的“和平宪法”正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制定并颁布实行的,美国强迫日本接受“和平宪法”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防止日本再次给美国和世界带来灾难。尽管美国在“战后改革”、组建自卫队等问题上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但那是当时冷战的世界形势所迫。近年来美国对于日本发展军力并向海外派兵表示默许也是从美国反恐的大局出发来考虑的,在法德等传统盟友反对美国将反恐战争扩大化的时候希望日本能够给予美国更大的支持。美国人不会忘记历史,更不会忘记发生在珍珠港的悲剧。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防止任何一个大国对美国的霸权进行挑战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目标。美国人不会无视日本的强大,也不会对其修改宪法的做法置若罔闻。

  所以尽管日本国内要求修改宪法的呼声渐高,但由于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要完成“修宪”也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日本现行宪法规定:“本宪法的修订,必须经过各议院全体议员2/3以上的赞成,由国会创议,向国民提出,并得其承认。此种承认,必须在特别国民投票或国会规定的选举时进行投票,必须获得半数以上的赞成。”[15]看来,日本“改宪”派在短期内要达到修改宪法的目的也并非易事。


四、 日本“和平宪法”的前途

  日本“和平宪法”经过五十多年的风雨,在“护宪”与“改宪”的不断斗争中一直延用至今。但在经历了右翼保守势力的不断冲击之后,“和平宪法”虽然在文字上没有被修改,但其内容已经被曲解,尤其是第九条“不战条款”,在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歪曲与曲解之后,在实际上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但只要“和平宪法”从字面上没有被修改,日本的右翼保守势力的活动就会有所顾虑,日本就不能明目张胆地大力发展军事力量,自卫队的海外活动就有所约束。也正因为如此,日本“改宪”势力还仍然没有放弃彻底修改宪法的念头。2003年以来,以首相小泉纯一郎为首的保守势力就多次公开扬言要在2005年自民党成立50周年之前完成修宪。这并非完全是危言耸听,鼓霍人心,而是有一定根据的。

  首先,日本国内形势的发展对于修改宪法非常有力。自从上世纪后期以来,日本国内的新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国民的保守意识逐渐增强,人们对待宪法的态度有所改变,支持修改宪法的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在逐渐增多。这主要是因为战后出生的国民对于二战没有什么惨痛的记忆,又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现代史教育,他们对于日本不能成为“普通国家”缺乏深刻的了解与体会,相反由于刚刚跨入成年的一代人的成长环境正好是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泛起,保守主义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年代,这一代人心中的保守主义思想是根深蒂固。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后日本总人口中出生于战后的人数肯定会大幅度增加,再加上日本国民天生的从众心理,支持修改宪法的人数肯定还会有所上升。

  从日本的政党来后,自从社会党基本纲领发生转变以来,支持修改宪法的政党越来越多,国会议员中主张“修宪”的人数也在上升。据朝日新闻社2003年11月对参加竞选众院议员的各党党员进行的调查显示,实力强大的执政党自民党当中有90%的党员、公明党中有半数以上的党员主张修改宪法,而最大的在野党民主党中也有六成以上的人支持修改宪法。[16]由于国民的总体保守化倾向,主张维护宪法的共产党和社民党的处境将越来越艰难。

  从经济发展来看,日本经济在近几年内有大的突破的可能性不大,这就为一些人利用修改宪法来转移国民视线提供了可能。

  其次,国际环境对于日本修改宪法也较为有利。美国自从“9·11”事件以后一直将反恐作为当前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基地组织尚未彻底清除,伊拉克局势仍然动荡不安,朝鲜、伊朗等“无赖国家”也给美国造成了很大的麻烦,美国大有顾此失彼之嫌。而欧洲传统盟友的若即若离使美国必然要进一步有求于日本,因此美国对于日本修改宪法仍会采取默许的态度。这无疑会纵容日本在“修宪”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如果近两年再次发生类似“9·11”事件或伊拉克战争之类的大规模冲突,或者朝鲜问题迟迟没有什么大的进展,美国要对朝鲜威胁使用武力,日本会抓住有利时机马上完成对宪法的修改。即便没有此类事件发生,日本保守势力也会积极寻找机会修改宪法。

  所以说,日本修改宪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日本宪法目前面临的不是会不会被修改,而是如何修改、什么时候修改的问题。只要日本国内各种势力之间就“修宪”的具体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只要出现有利的国际形势,日本就很有可能修改宪法。

五、修宪后的日本要走向何方?

  客观地讲,是否修改宪法或拥有军事力量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完全由其国人民自主决定。但鉴于历史和文化因素,人们有充分理由对日本修改宪法和扩张军备的动向感到担忧。近代以来不断对外扩张,在二战中犯下滔天罪行的国家至今还未就过去的侵略行为做出令人满意的反省。其政界要人却年复一年地参拜供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一部分人甚至公然否认侵略、否认南京大屠杀、美化日本战争罪行。近年来,亚洲国家与日本因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等问题纠纷不断是其中表现之一。

  另外,日本是一个岛国,封闭地理环境易于形成对外效往不充分的文化环境,易于繁衍内聚力较强和性格较独特的民族文化。日本文化是通过不断吸收其他民族文化发展起来的。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却使自己的文化具有强烈的相对主义,即主体文化缺乏强硬的哲学支柱与宗教支柱以及完善的价值观体系,道德标准往往随现实利益的变化而变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其行为模式缺乏自信。[17]不少日本政治家担心承认侵略战争并对此道歉就会使“日本成为一个不受尊重的国家”,就是其中表现之一。更重要的是,这种缺乏自信的文化背景容易使日本走向极端。因此,日本一旦修改宪法无疑将对日本国内以及世界产生极大的影响。

  从日本国内来看,宪法的修改必将进一步促进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抬头,日本走向军事大国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到时日本将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政治大国。一个真正的政治大国是绝对不会允许本土内驻有外国军队的。驻日美军何时完全撤出日本本土立即就会成为日本首要的政治目标,日本国内要求美军撤走的呼声将进一步高涨。美军一旦撤离,美国对日本抑制日本走向军事大国的“瓶颈作用”将消失。

  对世界来说,失去美国“瓶颈”抑制的日本将会给世界安全增添更多不稳定因素。日本作为一个资源贫乏、“崇尚武力”的国家,随着其经济的发展,其国家利益将在全球范围内扩展。为了维护所谓的“国家利益”,日本必将进一步加大插手全球事务的力度,日本与其它国家的矛盾将增加,日本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些国际问题,这将是一个令人忧虑的问题。

  从东亚来看,日本对二战时犯下侵略罪行从来没有真正地进行过认真反省,东亚国家一直对日本存在着不信任。一个有过侵略历史而又极欲扩充军事力量的国家势必会引起邻国的警惕。摆脱“和平宪法”束缚的日本,其军事实力的进一步膨胀也将进一步增大东亚国家的不信任,东亚地区的军备竞赛将在所难免,这必将给原本就存在不够稳定东亚地区增添更多的不稳定因素。从历史和现实来看,日本修改宪法不是一个单纯宪法问题,更不是日本一国的事件,它关系到日本将确定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它关系到世界各国如何看待日本,它关系到世界和平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稳定。

  注释:

  [1] 王振锁著,《日本战后五十年》,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42页。
  [2] “军部独立体制”即军令机关不受议会内阁节制,可以直接上奏天皇或以天皇名义下达军令。
  [3] 宋成有,李寒梅等著:《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54页。
  [4] 〔日〕浅井基文著,刘建平译:《日本新保守主义》,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234页。
  [5] 吴寄南著:《日本新生代政治家》,时事出版社,北京,2002年,第356页。
  [6] 〔日〕社民党和共产党为何遭受惨败[J]、日本《世界周报》12月2日。
  [7] 〔日〕《每日新闻》2003年11月11日报道。
  [8] 紫水、效时著,《警惕日本军国主义》,金城出版社,2003年,第39页。
  [9] 紫水、效时著,《警惕日本军国主义》,金城出版社,2003年,第45页。
  [10] 〔美〕罗伯特·A.帕斯特编,胡利平等译:《世纪之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03页。
  [11] “再次强调修改宪法:小泉坚持为自卫队‘正名’”,载《参考消息》2003—11—4。
  [12] 许嘉主编:《冷战后中国周边安全态势》,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18页。
  [13] 王少普、吴寄南著:《战后日本防卫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24页。
  [14] 〔日〕《朝日新闻》1997年4月26日。
  [15] 米庆余监修,肖伟著:《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245页。
  [16] 见《法制日报》2003年11月5日。
  [17] 金熙德著:《再生还是衰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67-268页。

  参考文献:

  1、金熙德著:《再生还是衰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2、米庆余监修,肖伟著:《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
  3、王少普、吴寄南著:《战后日本防卫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4、许嘉主编:《冷战后中国周边安全态势》,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
  5、紫水、效时著,《警惕日本军国主义》,金城出版社,2003年。
  6、王振锁著,《日本战后五十年》,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
  7、宋成有,李寒梅等著:《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
  8、〔日〕浅井基文著,刘建平译:《日本新保守主义》,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
  9、〔日〕平野武等、日本社会と憲法の現在[M]、京都:晃洋書房、1995年。
  10、〔美〕罗伯特·A.帕斯特编,胡利平等译:《世纪之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11、吴寄南著:《日本新生代政治家》,时事出版社,北京,2002年。

  作者简介:程传林(1979—),男,山东济南人,汉族,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六系一队,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