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 :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一种历史作用的产物。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它是传统政治文化、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且当时中国又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就处在不完整的政治文化时期。这样,各种政治亚文化并存,也就需要一种强大的政党制度来整合它们。而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党则适应了这种需要。进而,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就也不能照搬西方的 一 党制或多党制。

[ 关键词 ] :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政治文化;

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一种历史力量的综合,它不是哪个党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各阶级阶层力量对比以及政党实力的强弱、民族历史与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文化因素是不是到底起了作用呢?学术界在这方面的论证很薄弱,因此,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就欠较强的说服力,以致国内外有些人,就认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只是历史的一种策略,是权宜之计,从而鼓吹多党制或者攻击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是一党制。因此,本文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出发,来分析一下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产生的原因与背景。



任何政党制度的产生与发展都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其中,与政党制度关系最为直接的当数政治文化。何谓政治文化呢?“在狭义上指的是界定政治行为发生的环境的经验信念、政治态度、表征符号和价值的系统。在广义上是指政治思想、政治意识、政治心理、政治情感的总和。” [1] 那么,政党制度与政治文化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首先了解一下政治制度、政治结构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阿尔蒙德和维尔巴在其《公民文化》这样谈到制度与文化的关系:当我们提到一个社会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在其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 中被内化 了的政治制度。这也就是说政治制度是在一定的价值观指导下设计的,是一定政治文化的产物。阿尔蒙德同时还指出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的关系,“政治文化影响着政治体系中每一个政治角色的行动。同时,由现存的政治结构所造成的机会和压力也影响着那种政治文化。” [2] 其中政治结构就是政治角色或政治行为的一定排列组合,政治制度就是一种政治结构方式。因此也可以说,政党制度就是政党的一定排列组合。“一个稳定的有效的民主政府的发展,不仅仅依赖于政府和政治结构:它依赖于人们对政治程序的取向——依赖于政治文化。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撑一个民主的系统,不然,这个系统成功的机会是很渺茫的。” [3] 因此,对政党制度而言,“其价值理念的实现不仅依赖于制度上的合理结构,而且,在更为深层意义上,依赖于政治文化的支持,依赖于人们对其制度和其价值理念内心的认同和信仰” [4] 。当然,我们不能把政治文化的作用绝对化。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它是历史的力量通过了经济运动、阶级、政党、集团、个人、思想、文化等各种因素作用于政治文化,以多维多向的作用与反作用的方式来实现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它的生成则是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所匡定的文化框架中形成的,为其提供了弹性的发展空间与文化资源,而不是决定性因素。因此,我们必须把政党制度还原到其产生它的社会 —历史—文化 的时空环境之中,加以分析。

根据美国 政治学家威尔 特· A ·罗森堡姆的政治文化分析模式, 1840 年以后直到 1949 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基本上就处于一个不完整的政治文化时期。他认为不完整的政治文化有以下几个特征:( 1 )地方忠诚超过了中央的政治忠诚。( 2 )欠缺解决冲突的能普遍接受的可行的文明程序。不完整政治文化的国家有走向普遍暴力的趋势,各个主要社会团体间会周期性地发生很难协调的冲突,而且越出了在稳定系统内所发现的有秩序的和文明的程度轨道。( 3 )社会团体之间政治不信任泛滥。( 4 )中央政府在形式上和持续时间上倾向于不稳定。 [5]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或多或少的都具有这几个特征,但是中国这种不完整的政治文化不同于法国、北爱尔兰及东欧一些国家。首先,它是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其次,中国历经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其深厚的文化积淀,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很难比拟的。第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还具有一定的整合作用。在这种不完整的政治文化的态势下,传统政治文化一统天下的结构慢慢解体,各种异质的亚政治文化慢慢发展与增强,这样政治文化的各个 亚体系 相互交叉、相互交汇,使政治文化呈现出异常复杂的结构,以致它们对政治制度的作用也是复杂的,同时这也为新型政治文化的生成提供了结构性空间与资源支持。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都不能再凭借国家政权力量推行一种政治文化主导人们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思想、政治心理等,中国政治文化开始由一元向多元发展。这样,就需要政党制度能适应复杂的政治文化环境与政治文化结构。由于,中国处在这种不完整的政治文化时期,在各种政治文化的生长与发展进程中,存在着激烈的冲突,所以,就需要政党制度必须以强大的整合力,促进它们之间的交融与协调。具体而言,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从政治文化的性质来分,主导政治生活的主要有传统政治文化、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而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相对于传统政治文化来说,前两者是先进的,并且在慢慢解 构着 传统政治文化。与此同时,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都是不成熟的、年轻的,有待于进一步构建的,然而正是它们的年轻,有待于构建,却是它们的生命力所在。但是,三者不是完全排斥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勾连的,致使三者处于一种博弈状态。而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正是三者博弈的产物。



从宏观层面来分析,由于传统政治文化、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三者都无法以绝对优势压倒与整合其中任何一方,所以中国的政治文化开始形成混合的政治文化,成为一种异质政治文化。传统政治文化虽然在民主政治舞台上失去了其文化霸权地位,但它以强大的历史惯性作用或隐或显的方式,借着现代民主形式的外衣对抗后两者,并且缓慢地发生着适应环境的变化。作为“显学”的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则以后 发之优势改造、解 构着 传统政治文化,即从中国文化外围向着中心渗透,主要以知识分子或知识—政党精英为载体。同时,新型的政治文化由于不是从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自然发育而来,没有强大的经济与政治力量系统的转嫁,也不能安全整合传统政治文化,三者就处在这样一种对立的联系之中。

从微观层面来分析,三者的这种博弈之势,具体如何呢,这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产生构建了怎样的结构性空间与文化资源支持呢?

对于传统政治文化而言,它有着拒斥与适应变革的两面性,但它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不断式微的过程。从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到立宪运动,这是传统政治文化框架内改造、适应现代化运动的自救过程,封建政治文化仍然在维持着它的主导地位。从政治制度层面来看,封建专制政治思想在辛亥革命后成为历史的沉淀,但其政治情感、政治价值、政治心理层面,还部分地保留着。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某些内容,“如伦理道德、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尽管一再灌输,中国并没有完全接受,有的基本上没有接受。传统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虽已受到一定的冲击,但仍占主导地位;自由、平等、民主思想,虽为一部分人接受,但并不为整个社会认同” [6] 。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尊孔复古思潮,都是传统政治文化对抗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表现。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以三民主义为旗号行专制之实, 1928 年 7 月颁布《民众训练大纲》,强调对民众必须灌输三民主义,使之“认识并信仰本党是国民革命进程的唯一参谋部和领导者” [7] 。 1937 年公布《民众读物改进方案》,明确指出:思想须一元化,所有民众读物“应把握三民主义为唯一出发点,不许其他思想存在其间” [8] ,进行思想禁锢,凭借国家政权力量推行一元化的政治思维。并且他指出:“中国革命的目的,不是争取个人的自由,而且要牺牲个人的自由,来争取团体的自由,国家的自由” [9] ,每个人要“为国家尽全忠,为民族尽全孝”,进而把国民党及其政府命令,“引为个人自动自主的意志” [10] 。同时,蒋介石还指出:“‘以党治国'就是中国国民党治国,就是三民主义治国” ,并且“革命团体的一切都要集中于领袖,党员的精神、党员的信仰要集中,党员的权力以及党的责任,也要集中;党员所有的一切都要交给领袖。” [ 这样,蒋介石以推行传统政治思维,恢复传统的政治伦理,实行 一 党专制,以党治国的法西斯专政。因此,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文化不仅融入了封建专制阴柔与残暴,而且渗入了近代法西斯集权的独裁与血腥,更重要的是它穿着民主政治的外衣,涂染着许多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色彩,这也恰恰反映不完整政治文化的特点——畸形多元化与传统到现代价值转化的痛苦局面。同时,这也显示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历史惯性与持久的政治影响力。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正如李慎之先生认为:中国人近一个世纪的现代化运动到现在还不能说已经成功,最大的障碍就是专制主义的传统没有根本改变。而专制主义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因此,“中国的专制主义说到底是一种政治文化,管到一切人,谁到无法逃于天地之间的一种意识形态。” [11] 不过,终究传统政治文化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政治文化。

因此,传统政治文化对于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就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首先,传统政治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反政党特征,“使个体在社会流动性较弱的环境中普遍按照‘修齐治平'的公式进行修养,结果得到强匀质性而同等地成为王权统治的工具,因而难以形成独立的思想和人格,更难以形成阶级利益和意识,更不用说具有严格组织和利益要求的团体。加上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不遗余力地禁止结党,‘君子不党'作为凝结中国传统智慧的古训广为流传就不足为怪了。” [12] 所以,传统政治文化就延迟了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但是,传统政治文化也发生着适应政治环境的变化,在 1911 年清政府在立宪运动中先后颁布了《实行宪政谕》与《准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政党谕》,政党也就取得了合法地位。其次,由于在传统政治文化的框架内自救运动的失败,严酷的现实说明了传统政治文化所依托和维持的政治体系已落后于时代,应有新的力量来建立新的体系,而这种力量只能是政党,政党制度的历史之需要也就成为传统政治文化无可奈何的结果。第三,由于传统政治文化的根深蒂固,这就为政党制度的形成造成困境与有限的选择范围,使我们国家的政党制度安排必须有本土化的特征。多党制,本身就是多元文化的产物,很难改变政治文化多元化的状态,无法形成强大的政治整合力,最终转化为传统政治文化的变种产品。 一 党制,虽然能积聚力量,但是中国由于没有民主政治的现实环境,最终转化为一党专政,压制其他党派的积极性与利益要求,进而也就成为传统政治文化的力行者。所以,传统政治文化使中国政党制度不能照搬西方模式。

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在其产生与发展中在形式上可谓一路高歌。从器物到制度再到观念层面,先进的中国人用资本主义政治文化来改造、弥补或抛弃传统的政治文化。从魏源的“师夷长技”,马建忠的“分而任之”、“权不相侵”,王韬的“君民共主”,梁启超的“开民权”,谭嗣同的“民本君末”到孙中山的“五权分立”尤其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间势力提出成立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大党”以求中和等,这都展现了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在传统社会中成长的历史轨迹。尽管资本主义政治文化还特别年轻,展示的是一种多元的政治文化观,但也有相当的地位。首先,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实现了政治制度层面的转换,构建了民主政治的框架,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届政府都是在民主政治的制度框架内进行政治统治的。其次从政治思想、政治情感、政治价值等层面,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尤其在知识分子中间取得了广泛的认同,“由于一个社会中知识精英的政治价值、政治态度、政治行为最可能决定或反映一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方面和社会风气,决定或反映政治体系对内外压力的变化,形成社会大众未来的政治取向和价值。因此,一个社会的政治气候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该社会的知识阶层。而政治文化则是该社会的政治气候的晴雨表。” [13] 自由、民主、共和、平等思想等已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政治价值取向与政治追求。“什么是我们改造的目的呢?我们向哪一方面造?我们是向着德莫克拉西 一 方向,以改造中国的旧社会,我们改造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 [14] ,“一个德莫克拉西,逼人类生活各方面,没有一处没有。现代的根本思想,除了‘德莫克拉西'是再不出第二个的” [15] 等等一些言论思想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的价值理念。因此,传统的政治文化虽然还发生着历史的惯性作用,但是其核心的专制主义已经不能进入民主政治话语体系之中,已经不能再使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普遍接受。而像袁世凯复辟也要进行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和舆论宣传,还要请洋人做顾问。蒋介石的“一党专政”也是打着孙中山的牌子,披着三民主义的外衣。政党政治的思想也被应用于实践,民国初年政党林立,政党观念的传播与深化、多党制的政党制度的运作到国共两党的两次合作,展现了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在中国已经生根芽。自由思想论坛的存在,各种政治思想在政治舞台上的潮起潮落,封建政治思想的空间萎缩。人权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 联省自治 、国家主义等思想的相互交锋,第三党、国社党、青年党的存在,也证明了政党政治模式有了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氛围。尤其抗日战争后期与解放战争时期各大民主党派的成立与其政治实践,并宣称“中国必须成为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这已经超过了理念的阶段,而须从事实上予以切实的表现,并且民主体系的形成已刻不容缓,万万不可向战后推宕” [16] 。与此同时,他们还认为民主党派应该联合起来成立中国第三大党,以中和国共两党。这样,实际上中间派势力的政治价值取向仍然是把资本主义政治发展模式作为中国的唯一选择。尤其是知识分子、社会名流和知识—政党精英等作为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主要载体,其影响力也是巨大的。当时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也就是一种参与型的政治文化,也是一种精英主义政治文化。就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把民主党派看作一种进步势力,并且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本打算与国民党、民主党派一起进行和平道路的建设,从这一点也说明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影响力是很大的。但是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作为一种参与式的精英主义文化,既是它的优点,因为相对于地域型—顺从型的传统政治文化而言,它是先进的,但也是其局限所在,因为精英主义政治文化并不能代替大众主义政治文化,尤其在缺乏经济基础支撑与政治体系保护的情况下,无法凭借国家政权的力量去进行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政治社会化,还要去解救民族危机和建设国家民主,显然它是不能胜任的。精英主义政治文化在于民主政治的建设,民众政治心理的引导,而不善于对下层民众的政治动员。

因此,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就为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注入了新的因素与活力。首先,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并不是本土自生的,是从西方移植而来,因此,它的发展方向是多元化的,这就为政党政治的实践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与发展模式。辛亥革命后,西方政党观念及政党政治体制已逐渐被人接受并深入人心,谈民主说共和论政党成为思想开明的标志,以至出现“遇有不相识者,问尊姓大名外,往往有问及贵党者”的景况。众多政党的产生,从民国初期,“新兴的公开的各种党会达 682 个,其中从事政治活动的有 312 个”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三党三派”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八个民主党派。这样,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为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大量的结构性要素。并且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没有民国初年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广泛传播及实践,很难想象在短短的六年后竟会有五四运动的爆发,会诞生具有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其次,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孕育了许多知识—政党精英,造就了政党制度的众多政治角色与要素。我们可以,从一些知识—政党精英的教育与文化背景中,来找到一些说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朱执信、蔡元培、孙武到董必武、陈潭秋、周佛海再到张澜、张君 劢 、沈钧儒、罗隆基等一些知识—政党精英无不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并且留学或周游欧美或日本,学习政治法律等。当然,还有很多的知识—政党精英在这里不能一一列举。第三,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尽管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实践,但是由于没有经济基础的支撑与政治体系的保护以及自身的局限,并且其发展的多元化趋势,使其政治文化与政党的联系比较松散,造就了“弱政党、弱政治文化”的格局,社会整合乏力。资本主义众多政党的存在,虽然经历了多党制与 一 党制的实践,但也导致了畸形政治,成为复辟者的玩偶与法西斯主义者的工具。因此,资本主义政治文化造就 不 出具有强大整合力的政党制度,同样其政党制度也不能使资本主义政治文化成为主流政治文化。

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先进的,年轻的,有待于进一步构建的,因为它是在传统政治文化与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基础之上构建的,像张闻天提出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 文化正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最好写照。所以,它的包融性、实效性、动员性则是其显著特点。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相对于革命任务来说,它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而这一层含义正是其主要内容;二是相对于革命理想来说,它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中国共产党,其革命实践的过程也就是借鉴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中国化的过程。构建中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有两个价值取向一是革命斗争的价值取向,从而形成了阶级斗争文化。阶级斗争文化是适应革命战争需要的一种政治文化,由于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在革命中的不彻底性,民主理念在现实中苍白无力。而阶级斗争文化,以阶级斗争的思想与观念推翻传统的政治思想、政治价值、政治观念,把地主与农民的关系颠倒过来,通过连根拔起的方式、颠倒、重建传统政治文化。“官本位”、等级思想的衰微,封建政治权力结构的解体,阶级斗争思想 一股脑地端了 传统政治文化的依托——地主阶级与封建土地所有制。阶级斗争文化也改变了人们的政治思想观念,“苏区政府的农民,无论男女老幼 ……都痛恨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拥护其苏维埃及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最显著的是许多不认识字的工农分子,都能作很长的演说,国民党与共产党,乱民政府与苏维埃,红军与白军,每个能分别解释” [17] ,“一般妇女讲话都很漂亮,如‘找对象'、‘参加生产'、‘土豪劣绅'、‘资本家'、‘不接受'等名词在谈话中时常流露” [18] 。这说明传统政治文化在农民中也暂时被阶级斗争文化所压倒, 并且中国共产党也倡导文化为阶级斗争服务。毛泽东指出:“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指导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 [19] ,并强调“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 [20] 因此,阶级斗争文化成为下层人民中的主流文化,这也引导了他们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思维与政治心理等,使传统地域型或顺从型的政治文化向参与型的政治文化转变,激起了强大的政治动员。但是,阶级斗争文化的特点既是其优点也是其局限所在,因为它只是革命斗争的产物,它所强调的是处于不同阶级地位的人们在利益上的矛盾、冲突和对立。也正是利用这种利益的对立和冲突以组织起巨大的反抗政权的力量。所以,阶级斗争文化是为破坏旧社会服务的。但对于和平民主建设,这种参与型的政治文化是无序的,不是建设型的政治文化。所以,如果没有其他政治文化的配合,来弥补它的局限,它起到的作用是暂时的。像延安整风时期发生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就是阶级斗争文化的副作用。并且传统的政治文化又会像梦魇一样纠缠着人民群众。然而,这种文化的惯性是难以短时间内消除。不过,阶级斗争文化则使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载体成为中国第二大政党。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的另一个价值取向就是合作相让的价值取向 [21] 。强调革命阶级内部和 各进步 政党、团体之间相互关系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新民主主义政治发展的各个阶段与同盟者建立统一战线时,从来都坚持与其他进步政党在一定政治基础上进行合作,并愿意采取政治协商与其他党派求同存异。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提出友党之间应采取“互助互让”的政治态度,指出:“互助就不是互害,损人利己,在个人道德上是不对的,在民族道德更加不利。共产党员决不应该以此对待友党。而友党以此对待我们时,我们也绝不容置之不理。凡无理的事必须以严正态度对待之,才是待己待人的正道。互相 规 过,是朋友间的美德,也是政党间提倡的作风”,共产党员“必须有互助互让的精神,必须尊重友党及和友党同志用谦和商量态度问题的精神,一切友党同志的地方,都应该和他们商量解决有关事项,不应独断。” [22] 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坚决反对国民党的 一 党专政和以党治国,认为国民党的这些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 [23] 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构建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中的两种价值取向,具有很强的包融性。并且独立、自由、民主是新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价值理念,同时这些价值理念也是民主党派人士的追求。

因此,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表现出强大的整合力,它也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形成提供了结构性要素与实践经验。首先,不完整的政治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复杂结构,客观上需要政党制度的结构与此相适应。这就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党与其他政党联合形成“合力”来整合不完整的政治文化,促进政治文化适应社会变迁,两者并形成积极的互动。而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具有强有力的政治动员的作用,与此相适应,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与政治形象已经得到广大人民群众与民主党派的认同。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体现了下层人民的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及中国共产党造就了一种文化氛围,把下层人民的思想与行为纳入了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体系中。这样,使政党与政治文化产生了积极的互动,产生了紧密的联系,形成“强政党、强政治文化”的格局。其次,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包融性,形成政治文化的某种认同与政治共识。这样,不同的政治派别能参与到政治体系之内,消除派别政治。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政权”的实践则为政党制度提供了经验。第三,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由于其不完善性、有待于构建性,使其他政治文化仍然有很大的政治活动空间。

因此,其他政党也就有其活动的空间与存在的价值。



客观上说,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构建是以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为基础的,相对于传统政治文化与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它是先进的。但是,它却不容易构建,因为中国经济基础的落后,社会主义还是一个有待于探索的, 并且马克思 所论述的社会主义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构建的,所以它必须有巨大的包融性,吸收传统政治文化与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成果。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正是由于这种不完善性、构建性,也是其优点所在。从近现代历史看,中国是处在不完整的政治文化时期,各种政治亚文化的存在,这体现了一种历史发展的趋势——多元化的趋势,也就是多元一体的发展趋势。并且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传统政治文化它们的生长与发展都面临着“古今中西”困境,即时代性与民族性 的困绕 。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化与西方化所体现的时间的错位与空间的移位,使三者之间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主化资源主要来自西方,而如何转化这种民主化资源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价值资源,又使其面临着本土化的难题。同时,西方化体现着现代性,而本土化又通常体现着传统性。这样,就衍生出三者之间的勾连状态与牵扯关系。冷静地看,资本主义政治文化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参与 型政治 文化,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一种大众主义的参与 型政治 文化,但民主革命时期它所体现的主要是阶级斗争文化,它是适应革命战争需要的。因此,它强调以 破为主 、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与阶级斗争的观念, 使容易 形成两极的政治思维(两极的政治思维,就是决对否定政治中的矛盾双方存在对立而又统一、相反又相成的关系,极端强调彼此之间势不两立、你死我活态势的思维方式。 [24] )和出现一些政治道德及价值观念危机、权力真空与政策真空等。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则可以中和阶级斗争文化,以求文化的调和。并且也能共同对抗传统封建主义政治文化。正如有的学者说:“反封建意味着必须援引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成果,积极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理念、政治原则乃至具体的政治制度设计。反封建也意味着扩大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与参与能力,鼓吹和培育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观念,努力推进政治、社会的多元化,因为人数势单力薄,不足以战胜树大根深的封建势力。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内忧外患和民族强盛的强烈渴望又要求中国需要以一个或一个主要的思想、政治力量来实现社会整合,这一体化的要求主要就体现在政党身上。这时,一体化便和另一项任务即反封建所要求的多元化取向发生了冲突。” [25] 因此,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就打上了时代烙印,并且也就成为两种类型文化调和的产物,其文化载体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联合也就成为一种可能的趋势。同时,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在的本土化倾向,又牵引着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因此,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近现代历史上传统政治文化仍然是具有一定的整合力,“传统文化中也有着强烈的世俗因素,而在最现代化的文化中,也仍然存在着传统的因素。” [26] 传统政治文化为新型政治文化的发展预设了前提,抛弃传统政治文化将会变成文化上的“虚无主义”,显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传统政治文化的潜移默化,牵扯着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政党制度的形成则浸润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传统本质上是一种多元一体的文化,其主体是儒家文化,与佛道文化长期共存,求同存异,互相渗透,是一种多元文化体系。其本质属性是“和”,儒道文化都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统一和协调,追求和谐性、统一性,反对分裂与冲突。这样,多元一体也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方式,也是中国式的文化思想。因此,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也正是受到这种文化体系的影响。而其中“一体”的作用是巨大的,它是作为一种先进文化与强势文化而存在的。王沪宁先生指出:“中国文化是一种混合文化,其中伦理、道德、政治、社会、自然都融为一体。文化深入到心灵深处,也即政治文化深入到心灵深处。” [27] 所以,根源深厚的传统政治文化无论影响的方式还是影响的领域都是全方位的。其中“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影响较大。多元一体的文化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也就是寻求“大一统”性,这种特征“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未曾分裂和瓦解过。即使在内忧外患的危急存亡关头,在政治纷乱、国家分裂的情况下,他们仍能够保持完整和统一,这一特征是在世界任何民族的文化中都难以找到的” [28] 。“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强调“统一”“核心”民族政治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甚至可以说塑造了当今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式,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形式上就具有这样的特点——中国共产党 一 党执政与多党参政,中国共产党为主体为核心。

同时,从体系文化层面来看,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都认同传统文化“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同时,还认同民主政治的价值理念即人民当家作主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从过程文化层面来看,他们都认为要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要对其批判和改造,强调修身与德治等。政策文化层面来看,他们都主张发展国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专政及蒋记的三民主义等。实际上,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也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政治文化认同的结果。而民主党派的参政活动本身就体现了民主政治的价值。

从以上可以看出,从文化角度看,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就是传统政治文化、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相互作用的产物,也是其相互博弈的结果。

注释:

[1][4][12] 王邦佐等编著:《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264 页、 23 页

[2][26] 加布里埃尔 · A ·阿尔蒙德和小鲍威尔著:《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年版 第29页、23页

[3] 加布里埃尔 · A ·阿尔蒙德和锡尼·维尔巴著:《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与民主》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第586页

[5][11]潘一禾著:《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99-101页、356页

[6] 熊月之 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32页

[7]《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计划大纲》:《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一编,政治(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

[8] 《民众读物改进方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一编,文化(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8页

[9]蒋介石:《中国建设之途径》1928年7月18日

[10]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1943年

[13]转引自罗嗣炬 王鹏:《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新知识分子政治文化初探》,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8期

[14]郑振铎:《新社会》发刊词 1919年11月1日

[15] 转引自《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

[16] 转引 自白寿彝主编 《中国通史》第十二卷王 桧 林 郭大钧 鲁振祥主编 (近代后编 1919—1949 )上,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 279 页

[17][18] 转引 自何友良 :《论苏区社会建设的特点与意义》 中共党史研究 2002 年第 1 期

[19]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8—109 页

[20]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708 页

[21]参见萧超然和 晓韦 主编:《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页

[22] 毛泽东:《论新阶段》,转引自《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8 册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 第 205 至 206 页

[23]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12 页

[24] 吕元礼著:《政治文化:转型与整合》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26 页

[25] 曾峻:《 20 世纪中国政党政治演化的逻辑》 《探索与争鸣》 2002 年第 2 期

[27]王沪宁著:《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第178页

[28]李中华著:《中国文化概论》 华文出版社1996年版 第147页

作者简介: 闫东 安徽师范大学经济法政学院讲师中共党史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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