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发言稿)

  我只能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角度切入,谈几点感想。此前有一篇《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几点观察》,已被《天涯》留用,里面讲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学理上存在的几点矛盾。今天讲点最近看过一些文献后的一些新的想法。

   第一点,中国知识分子对待自由主义的态度问题。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其全部价值在于对处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进行持续的批判与消解,以防止其对其他话语造成压制与霸权。自由主义的真精神并不在于坚持某种特定的价值,而是在于反对把任何一种特定的价值凌驾于其他价值之上,因为任何一种价值、观念、学说或理论,一旦成为整个社会主宰性主导性的“潮流”,那就几乎必然同时会压制排斥其他不同的声音,几乎都会号称自己是唯一正确。

   所以,自由派知识分子此时应该挺身而出,对其进行纠偏与制衡。西方说知识分子的职责就在于进行社会、思想文化批判,自由主义先驱伊赛尔/伯林主持彻底的多元价值论。其理由都在于此。从知识分子的定位来看,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引进、接受并鼓吹新自由主义有其合理性,与知识分子的身份十分契合,这就是我在评小东的文章中所言的,因为那时我们迫切需要从“左”的桎梏下解放,而“左”最大的特征在我看来就是拒绝个性解放、抗拒世界潮流,所以,在“左”的意识形态仍占据主流位置时,中国知识分子高举“自由市场”与“全球化”的大旗,当然是应该的。事实也证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思想解放运动以及随之的自由市场取向的改革功不可没。但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及时根据环境进行话语转换,因为自90年代或后期始,“左”的意识尽管还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但已经不是主流位置;至少在实践中所起的作用远不如想象的大。用民间的话说,市场经济是决了堤的水,想回流已经不可能。处于主流话

   语地位的现在已经是原来处于边缘地位的自由市场与全球化,或者说就是新自由主义。此时,自由派知识分子所要做的恰是对自由主义本身的深刻反省与批判,防止自由主义本身成为一新的霸权话语,成为一种新的教条主义,尤其防止因此而在实践中的妄。我们一些知识分子的确这么做了。比如被学术界目为“新左派”的学者们。但还有不少知识分子不但没有进行这种转换,反而去试图将新自由主义确证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他们大概没有意识到,他们在这么做时,已经违背了自由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第二点:自由主义的类别问题。对自由主义类别的划分有多种。我自己以为较典型的两种。一种是杜威。据杜威在。。。。这种划分与另一种;还有一种是伯林的划分。伯林的将自由也分为两种,一种是消极自由,另一种是积极自由。消极自由。。。我发现两种划分方法其实不矛盾,相反还有联系。杜威讲的人道的自由即争取自由的运动是积极自由,而后一种经济自由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源头是消极自由。无论哪一种划分方法,在资本主义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两种自由观能统一在泛自由主义运动内部。但当时,二者就走向分裂与冲突。在分裂与冲突中,知识分子的态度有三种:一种是马克思的态度,争取下层解放,为弱势群体说话,所以,无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喜欢他;一种是穆勒的。我《分裂与整合》,调和派。调和派的命运很奇特,在不得势时,左右不是人;而在得势时,谁都想拉他入伍。穆勒在《世俗哲人》一书中被认为是带社会主义倾向的经济学家,同情社会主义的学者们常用他说明自己的正确而在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那里又成了自己的一员。这里还有伯林。尽管他主张消极自由,但他在哈耶克等批判罗斯福新政时,却坚决认为新政是本世纪最好的自由主义。因为它是“个人自由与经济保障之间取得的最富建设性的妥协”。还有一种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消极自由,批积极自由会导致激进,会导致建构理性,最后会导致通往奴役的道路。但仔细想想,主张消极自由却用的是积极的姿态。因为他是反对罗斯福新政,反对计划经济的,对后者取一种全面进攻而非保守的态势。所以,英国保守派理论家葛雷近年来一直说,如果哈耶克指责积极的自由导致了“计划乌托邦”,那么,哈耶克的经济自由主义主张也可能导致一种纯粹的“市场乌托邦”;哈耶克指责前者是“左派毛主义”,那么,哈耶克自身也是在搞“右派毛主义”。

   第三点:自由和保守之间。

   第四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危机。上面已经讲了,尽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哈耶克主张消极自由,但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开始便是一种积极的姿态,是罗斯福新政、福利国家以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对立面,因而他存在的全部合法性就在于世界被计划经济化,世界被共产主义化。但时至二十世纪末,人类历史上又经历了一个大变局。今天人类面临的危险并不是那时的共产主义化与计划经济化,恰恰是世界被资本主义化与自由市场化。所以,在福山所谓的历史终结之后,新自由主义者如果开口闭口仍在讲政府如何如何失灵,仍在讲计划经济消灭了人的自由,仍在讲共产主义如何搞红色恐怖,仍在讲警惕民主被滥用以致于出现多数人压迫少数人,那么要么是别有用心,要么是专门通过喊狼来了来确认其存在仍有合法性。

   我同意这样一个看法,在自由主义凯歌猛进的当上,新自由主义或者说自由主义到了今天这个份上,最大的敌人莫过于自由主义本身。所以,自由主义者为维护自由的真义,需要做的是与极端自由化导致的自由滥用作斗争。否则,仍靠批判自由主义以处的其他话语谱系过日子,自由主义理论也快到了山穷水尽处。

   第五点,新自由主义的妄问题。我上面说了,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现在要做的恰是在维护自由主义的真义时防止自由主义的妄,防止自由被滥用。自由被滥用不是什么新鲜事。所以,有人说“自由,多当罪恶假当你而行。”理论上讲,其妄与滥用的确是因为它主张消极自由而实质上是取积极姿态,所以,一旦没有其他制衡的力量,它会迅速侵蚀人类社会任何领域,那时,没有什么公共空间也没有什么私人空间有的只是市场空间,没有任何其他一种权力尤其是弱者的权利只剩下强者的权利。现实中看,自由主义的滥用已经不是关系到个人命运的事,而是关系到整个世界的走向。如前苏东在新自由主义药方下,没有成为欧美式市民社会,因为人们对公共领域已经彻底地麻木不仁;而是成了裙带资本主义。人们并没有看到下层人们生活的改善,反而看到原来的权力阶层由对人民财富匿名的垄断和占有变成了公开的垄断和占有;再如科索沃战争,这是一场以人权的名义也就是以自由的名义进行的战争,且不说一些人在美国三个士兵被俘时如何流泪言说亲情与百多名平民被炸时淡言“不可避免也无法统计”时强烈的反差如何让我们痛彻入骨。就说以自由的名义,另一名自由主义的先驱罗尔斯在《广岛五十年》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不能成为轰炸的理由。当以自由的名义进行自由的轰炸时,自由已经遭到了亵渎。

   最后一点,中国个别标榜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学术品质问题。个别经济学家,曾十分强烈地强调经济研究不讲价值判断,并说出过这样惊世骇俗的话:我曾经猜测他大概是看到过哈耶克的书后所言的。因为书中有这个例子。但可惜在此一点上将哈耶克思想完全搞反了。这还不涉及到学术品质问题。同样是这个经济学家,最近又放言,经济学家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这与他当初的不讲价值判断完全相背。他话里头潜在的陷阱,杨帆先生有高见。我这里只想按经济学逻辑作一推理:这个经济学家还讲过,经济学家也讲个人收益最大化,经济学家同时又在为利益集团服务,而在中国,能满足这些经济学有个人收益最大化的哪些利益集团,大家都心知肚明。如此看来,按这个势头发展下去,中国弱势群体怕是永远也找不到代言人,永远也没有平等的表达自己思想的机会。中国普通百姓所期望的好日子也将因为缺少知识分子这一社会良心的奋斗与维系而更加遥遥无期了。真是如此,自由主义的龙种在中国某些经济学家的俘化成了吸血的跳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