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李慎明、王逸舟主编, 《2006 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月。

2005 年是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的第一年。毫无疑问,美国外交政策在布什连任成功后会不会出现变化,再多大程度上出现变化是世界各国关注的一个重点。2005 年也是美国占领伊拉克的第三个年头和占领阿富汗的第五个年头。伊战和阿战从当初反恐的直接原因,已经转变为美国全球战略(布什主义)的试验场。2005 年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 周年。人们在反思历史教训的同时,也关注着当今的国际环境,祈求国际社会持久的和平与和谐。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对世界局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布什主义”

2000 年,现任布什总统在竞选时表示,如果当选,他将以国家利益取代克林顿的全球主义,向世界展示美国是一个强大但却是“谦卑的国家”(humble nation)。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布什当选之后,可能会像其父亲那样采取力量均衡的外交政策。然而,布什上台之后的行为与“谦卑”去之千里。

(一)布什主义的出笼

布什政府执政伊始,中美、俄美关系由于美国态度的转变而出现倒退。布什对韩国总统金大中的“阳光政策”颇有微词,对朝鲜半岛南北和解进程反应冷淡甚至予以阻止。2001 年3 月,布什为了回报在大选中对其鼎力相助的国内能源企业,以采取减排措施会加重美国经济负担和发展中国家未参与减排为借口,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使联合国十余年来阻止气候恶化的努力遭受严重挫折。布什主义初露端倪。

9•11 事件后,尽管布什政府不得不寻求国际合作以建立国际反恐联盟,但是单边外交的非但未有收敛,反而走得更远。2001 年底,布什宣布美国退出美苏1972 年达成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加紧反弹道导弹试验,着手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布什政府还推迟执行1996 年核禁试条约,拒绝签署禁止生物武器协定和国际地雷协定,撤回了美国对建立国际罪犯法庭的罗马条约的支持。

2002 年初,就在人们普遍希望“9•11”事件与国际反恐怖战争能够促使美国政府反思其单边主义政策的时候,华盛顿却让世界再次震惊。美国媒体透露,美国政府《核态势评估报告》称:作为一项临时性措施,政府授权美国军队在必要情况下动用核武器首先打击下列七个国家:中国、俄罗斯、伊拉克、朝鲜、伊朗、利比亚和叙利亚。这份“核态势评估报告”不仅严重破坏了全球战略稳定和国家间相互信任,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50 多年来核大国的传统核政策,即核武器仅仅是一种威慑或打击敌人的最后手段2003 年3 月20 日,美国未经联合国授权,在中、德、法、俄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反对声中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毫无悬念的伊拉克战争虽然以美国的速胜结束。但是,战争的结果是:反美武装远未被消灭、美欧的裂痕前所未有、美国的国际声望急剧下降、美国国内的反战呼声持续高涨。

以伊拉克战争为代表,美国外交政策表现出的以我划线、先发制人和单边主义的鲜明特点,被人们称为布什主义。

以我划线。2001 年9 月20 日,布什对全世界说:“要么和我们站在一起,要么和恐怖主义在一起(Either you are with us, or your are with terrorists.)。”1 世界上的国家被美国按照支持还是不支持自己来划分,“我们”与“他们”(us versus them)成为两个阵营。“我们”代表正义、民主和自由;“他们”则是邪恶、专制和恐怖。在这一指导思想影响下,布什在其2002 年初第一个国情咨文中宣布伊朗、伊拉克和朝鲜是“邪恶轴心”。这种世界观在冷战时期是通行的,世界的多数国家要选择苏美两大阵营中的一个。冷战之后仅仅10 年时间,世界又被布什划分成两个阵营;民主阵营与专制阵营。

先发制人。 2002 年2 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未来美国国家安全威胁和先发制人战略作了明确阐述:“过去的敌人需要靠建立强大的军队和工业能力来威胁美国,现在隐藏在暗处的由个人组成的网络可以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混乱和伤亡,其代价可能是比买一辆坦克还要少。”“美国长久以来就保留对足以威胁我们国家安全的对象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选择。威胁越大、不行动的危险也越高,采取行动的紧迫性越强,即使敌人进攻的时间和地点还不能确定。为预防敌人的此类罪恶的行动,如果必要,美国将会先发制人。”2根据上述理论,布什政府重新评估了在冷战时期执行了40 多年的威慑与遏制战略。

威慑与遏制战略的基本点是设法让别人不敢进攻,发展核武器的目的是确保没有国家敢于使用核武器。相反,先发制人战略主张的是美国有权利对任何地点,在任何时间发动进攻,只要认为或宣称认为存在威胁。这实际上让人们感到,美国的军事行动不受制约。布什总统自己则就明确指示:“我们必须对敌人发动进攻,提前摧毁它们的计划和对我们的威胁。在新的时代,通往安全的道路是一条行动的道路。我们准备行动。”3 在2002 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以前限定的“迫在眉睫的威胁”(imminent threat)被更改为“正在出现的威胁”(emerging threat)。“先发制人”打击的条件的更为宽松。当时的一份美国政府文件透露,国防部计划发展小型精确制导的战术核武器,用以先发制人地攻击被怀疑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4

单边主义。单边主义是非此即彼世界观的自然发展和政策体现,也是“先发制人”原则的必然结果。布什政府执政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成了“随你便”(take-it-or-leave-it)。盟国政府对于美国的外交决策,如退出条约、采取军事行动等重大事件,常常是被“通知”。多边磋商、谨慎的外交谈判、电话跟进和信件往来这些老布什处理国际事务的方法都一度被小布什所抛弃。例如,北约组织在反恐问题上与美国原是没有分歧的。相反,德法在9•11 之后都积极参加对基地组织的征剿,德国还破获了一个基地组织的细胞小组。德法明确表示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并不是为了伊拉克,而是针对美国的。德法恼火的是,美国并没有征询意见,而是要它们做出选择。德法俄担心的就是美国用其军事优势,以安全为名塑造一个以美国利益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入侵伊拉克只是新部署的一个开端,预示着美国的权力今后可以不受国际机制和规范的制约。

1945 年二战结束时,美国比西欧强大得多,而它们并不感到担心。因为制定战后重建方案的美国决策者们如罗斯福、艾奇逊、马歇尔和杜鲁门都是努力通过一整套国际机制,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联合国,来发挥美国的作用,最终建立一个符合美国利益的世界秩美国学者麦克尔•凯利(Michael J. Kelly)说:“现有条约如果与小布什政府的目标有矛盾,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退出。因为白宫认为美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说服和磋商是浪费时间。由于多边主义在解决全球问题上需要从所有国家的利益和视角出发,而美国并不在乎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多边主义对美国来说是无用的。”5

布什主义向世人表明,美国需要盟友和同盟,但不受制于联盟。需要的话,美国将会建立“流水联盟”(rotating coalitions)或者“自愿联盟”(coalitions of willing),也就是说谁支持我,谁就是我的盟友。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说:我们培育变化和发展着的灵活联盟,“任务决定联盟,而不是联盟决定任务。”6换句话说,美国将不会因为其他国家反对而改变自己的计划。

布什主义实际上是美国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的政策体现。所谓新保守主义,正如其代表人物之一、《旗帜周刊》(Weekly Standard)社长、“新美国世纪计划”7创始人比尔•克里斯托(Bill Christol)说,新保守主义就是“一种特别的鹰派”,主张“把(美国的)力量与其文明使命联系起来”。乔舒亚•默拉齐克说得更明白:“我们喜欢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这跟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一样,但是他们的眼光仅局限于国家利益,老布什是其典型代表……而我们这些新保守主义者呢,我们认为,我们的利益是跟在世界上捍卫我们的价值观交织在一起的。” 8新保守主义者的政策建议主要在国际政治方面。他们既反对老共和党人的“现实主义”,抱怨他们对外结盟时不问政权性质;又反对民主党人的自由主义,认为他们想依靠国际组织和经济发展去推动民主是“天真”,他们看重的是“强力”。所以,新保守主义有两大支柱:军事力量和道德目的。

早在9•11 之前的2001 年6 月,就是这个《旗帜周刊》发表了一篇名为《布什主义》的文章。文称:“世界已经是单极化而非多极化”,美国要奉行“承认单极化与保持这种单极化所必须的单边主义政策”;用“超级大国”来描述当今美国的世界地位已不够,“美国是世界历史上以前从未见过的东西”,不知比超级大国要高强多少,因为它占有压倒优势的世界统治地位。作者把布什新政权的外交政策,特别是挑战《反弹道导弹条约》序。由于苏联的存在和冷战的开始,美国实际上是走上了一条帮助日本和欧洲战后重建的道路。相反,9•11 之后,布什政府表现出对多边机制下的国际秩序的不屑一顾,力图打破国际法和多边条约对美国行动的限制。这在美国外交史中是没有的。

与埋葬《京都议定书》当作单边主义的最好注解,说这些决策“从根本上重新阐述了美对外政策的方向”:“拒绝多边束缚”,“恢复行动自由”。9

(二)布什主义的后果

2004 年9 月,美国出版了《名利场》杂志编辑格雷顿•卡特撰写的一本名为《在布什统治下,我们失去了什么?》的专著。在作者眼中,美国失去了什么呢?书中列举说:“我们失去了作为一个伟大国家和超级大国的良好声誉;我们失去了‘9•11’之后全世界给予我们的同情,并把这种同情变成了恐惧和仇恨;我们失去了生命和盟友;失去了特权和自由;失去了本可以用来真正打击恐怖主义的数十亿计的美元。可以公平地说,在布什时代,我们失去了方向。”作者最后沉痛地写道:“在‘9•11’之后,世界各地给予美国的良好意愿都被毁掉了 — 美国从被爱变成了被恨”。10

的确,美国遭受9•11 恐怖袭击之后,世界各国的人们,尤其是美国传统的盟友欧洲国家的人们对美国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与支持。但是,美国后来采取的一些行动,包括决定以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理由攻打伊拉克的行动,使美国失去了人心。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国际上所享有的信任度是这个国家软实力的标志。可以说,国际形象是每个国家的无形资产。2002 年以来,有机构就美国的国际形象进行了多次全球性的民意调查,其结果一致显示,美国的国际形象日趋糟糕。

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国民间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对美国国际形像进行过四次国际民意调查。第一次是2002 年11 月,调查结果发现美国的国际形像在世界各地普遍下跌,但人们对美国依然有相当的好感。第二次是2003 年美国攻打伊拉克之后不久进行的,结果发现美国的国际形像在世界各地直线下跌。 第三次是美国攻打伊拉克一年之后的2004年,发现美国的形像没有改善。2005 年6 月23 日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的国际形像比前一次略微有所改善。但总起来说,人们依然对美国没有太多的积极看法。例如,在被调查的欧洲国家民众中,对德国、法国、日本和中国的评价高于美国。即使在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英国,对中国有好感的公众有65%,对美国有好感的人则只是55%。调查还显示,除了美国人之外,相当多的人希望出现一个在军事上能够与美国抗争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在法国,持这样看法的人高达85%。11

从人和物的损失来看,截止2005 年9 月25 日,美军在伊拉克的死亡和受伤人数分别达到1904 和14362 人。122003 年5 月1 日布什宣布伊拉克主要战事结束时,因各种原因死亡的美军总数不过133 人,而此后的死亡人数竟然是“主要战事”中死亡人数的14 倍之多。2001 年至今,有超过一百万美军官兵参加了伊拉克或者阿富汗的行动,其中三分之一在那里执行任务两次以上。到2005 年9 月,美国对伊拉克军事行动所耗费用达到2044 亿美元,2005 年的月平均费用为56 亿美元。即使美国耗费了两年的时间和巨额资金,联军每月平均打死或俘获1600 人,伊拉克的反美武装人数仍有16000 至40000 人。2005 年自杀式袭击平均每月有10 起,是一月份伊拉克大选前的两倍。13

2004 年9 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明确指出,对伊拉克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的决定本应由联合国安理会作出,而不是由任何一个联合国会员国单方面决定。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是非法的。 一向对美持谨慎态度的安南发表这样的讲话,是由于有安理会多数成员国作后盾的。

在美国国内,布什主义招致传统保守派和自由派别的激烈批评。两位前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官员认为这场外交政策上的“布什革命”是自大的、自取失败的行为。不少人认为,伊拉克的教训是:“当你领头的时候,没什么人跟随”(When you lead, few follow.)14。

对布什政府伊拉克政策提出尖锐批评的最早的代表性人物,是老布什任总统时期的一些高官。如前国务卿贝克、前副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博格、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斯考克罗夫特等传统保守主义者。他们认为,除非萨达姆准备进攻美国,否则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进攻伊拉克是不合适的。面对布什所说的,推翻萨达姆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斯考克罗夫特说:“不管对伊战争怎样打,它都会将我们的反恐战争引入不确定的时期。更糟糕的是,我们正在面对世界各国的反战共识。只要这种情绪存在,美国就只能采取单边战略,从而使对伊动武变得困难而又昂贵。最糟糕的还是对反恐斗争的影响,即美国如果无视这种情绪,反恐的国际合作就会受损。”15一些持传统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评论家指出,伊战代表着军国主义的出现,这种军国主义不但在战略上是错误的,对国内自由也是有害的。美国保守作家,曾经在沙漠风暴之后参加过在伊军事行动安德鲁•巴斯维奇(Andrew J. Bacevich)说:军国主义已经“潜入”美国的政治结构之中,“到20 世纪末,由美国开国元勋们所倡导的对崇尚武力的警惕精神丧失殆尽”。16

布什的连任并没有平息来自左派和右派共同的批评。在2005 年1 月31 日伊拉克大选前夕,斯考克罗夫特继续警告布什政府不要在伊拉克民主化方面花费太多的精力。他预计伊选举酝酿着一场内战。前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南希•索德伯格(NancySoderberg)在其新出版的《超级大国神话》一书的结尾处写道:“如果想让美国重新获得安全,华盛顿的决策者们需要将单边霸权方式转变为国际政治的方式。”17

根据盖洛普公司调查,布什2005 年的三次调查的平均支持率已从46%下滑至8 月的43%。与此前美国连任总统第二任期第一年8 月平均支持率相比,布什的表现仅好于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同期的平均支持率为34%。

二、布什主义的基础

美国的外交思想常常可以被归纳为各种各样的主义,如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孤立主义、国际主义等。在实践上又依决策者的行事风格、国内外环境和条件而有战略或政策意义上的主义,如杜鲁门主义、尼克松主义、里根主义、克林顿主义等等。

归来归去,在美国外交领域,只有两个最基本的派别:保守派与自由派。传统保守派和温和的自由派主张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国家利益与道德理想并重,手段方法上比较注重通过国际合作和多边磋商;而新保守派和强硬自由派更注重民主和自由的扩展,手法上更多的倚重国家实力,倾向于采取单边行动。从战后美国外交史看,各届政府在外交理念上并没有重大差别,或者现实主义成分多一些,或者理想主义成分多一些。同一届政府也常常呈现出因时因事而异的状态。

总之,美国外交政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来一直保持着一种连续性和继承性,没有出现其他一些大国的那种转折性变化(比如1970 年代末的中国和1990 年代初的俄罗斯)。虽然,人们感觉布什上台后所采纳的“主义”与克林顿的“主义”差别很大,实际上,在克林顿那里我们能找到很多酷似布什主义的言行,而布什政府的许多政策与其前任并无二致。只不过在布什任内出现了9•11 以及随之而来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可以设想,如果没有9•11,布什及有可能会对法德俄和联合国多一些耐心,不至于把单边主义发展到那种地步。

布什主义有三个根源: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的战略文化和美国的国家实力。

(一)美国的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的基础。独特的国家利益造就独特的外交政策。国家利益是一个广泛使用的词汇,从市井百姓到政治精英,从学界到政策执行机构都时常提到国家利益。然而,鲜有谈论国家利益的人能够说清楚:什么是国家利益和国家利益都是什么。

从1990 年代中期到2000 年,美国对外关系协会(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组织其100 多名成员,历时一年有余,专门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进行研究,最终也没有达成共识。这些专家们了分别列举了十数项国家利益内容,真正大家都赞成的只有一项:“保卫美国领土完整,包括防止美国国土受到攻击。”18也就是说,这是美国国家利益中的最基本的利益。2001 年9 月,美国的这个最基本利益就受到了严重损害,致使美国上下同仇敌忾。

所谓利益,就是需要或好处。具体到国家利益,“是指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东西”。19正如个人需要构成了人们之间相互关系,国家利益也构成了国际社会成员即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利益是一切社会政治行为的动因,国家利益也是国际政治的动因。戴维•伊斯顿经典地描述了利益与政治间的相互关系:“政治是对价值的权威性分配”20。国家利益是在一个主权国家形成之日就存在的一种自然的内在需要,当今世界,所有的主权国家,不论其领土大小、人口多寡、社会制度如何、实力强弱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各国政府总是把对国家利益追求放在外交决策的首要位置。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将人类需求分成生理、安全、归属和爱、自尊和自我实现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21根据需求层次理论,当人们的低级需求得到满足后,新的、更高一级的需求就会产生。一种需要一旦得到满足,它就不再成为需要,左右人们行为的是那些尚未得到满足的需求。国家是一种人类群体组合的社会形式,是“放大了的人”。国家的需求,是人类需要在一种特定情况下的反映,带有某种人类需要的固有特性。

美国对外关系协会的研究项目将美国的国家利益分为四类:生死攸关的利益,共5项;极其重要的利益,共11 项;重要的利益,共10 项;次等重要的利益,共4 项。22威廉•施托登迈尔将利益与物力的使用挂钩。认为“生死攸关的利益”直接影响到美国安全的基本目标的实现,美国将不惜冒全面核战争的危险来维护这类利益。“极其重要的利益”是那些足以使美国使用军事力量,但还不至于冒核战争风险的利益。“重要利益”的程度不如前两者,但也足以使美国动用有限的陆海空力量。“次等重要的利益”不属于直接利益,美国可能采取战争以外的行动。23

林林总总的美国国家利益可以被归纳为三个基本方面: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民主自由。三者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任何一方面的缺失,都会损害其他方面。国家安全是生存利益,包括防止美国本土和国民遭受打击,以及维持重要设施的安全和国家体制的运行。经济发展利益与生存利益直接相关,只是没有那么紧迫。包括战略资源、战略通道、国际贸易制度、与盟国的关系等。民主自由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上层建筑,被认作美国生存与发展的思想源泉。

应该说,与许多国家相比,生存与发展对于美国来说只是更安全和更发达的问题。而且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政府的在经济发展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又很少。于是,意识形态利益就成为美国政府关注的重点。

在美国国家利益中,意识形态利益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其他方面的利益交融在一起,成为美国特色外交政策的来源。作为一个多种族、多文化的的移民国家,民主、自由、个人主义、私有财产等原则被认为起着统一国家利益的桥梁作用,如果威胁美国意识形态利益的敌人不存在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将无从定义,美国也将随之分裂。因此,意识形态利益被视为“真正的美国国家利益”。24

意识形态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已经被多数研究者所接受。在建构主义看来,体系结构不仅对行为体行为产生影响,也塑造行为体的身份,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换言之,观念结构不仅影响行为体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一般认为,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每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提供一种价值尺度和辩护体系。但是,作为一种文化思维方式,意识形态又在相当程度上规范和影响国家的行为。当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得到解决之后,精神的需求,认同的需求就被决策者乃至国民看成是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

在美国三个基本国家利益中,安全利益和意识形态利益是形成布什主义的主要动因。9•11 事件以及一系列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使美国的安全利益受到损害。这是美国所不能容忍的。美国在不择手段地消除这种安全挑战的过程中,催生了先发制人战略。意识形态则在经济发展能够保障的情况下上升为美国的主要利益。

(二)美国的战略文化

所谓“战略文化”,按照肯•布斯(Ken Booth)的定义,就是“关于一个国家的传统、价值、态度、行为方式、习惯、象征、适应环境变化和解决危机或使用武力的特殊方式”,它源自国家的历史、地理和政治文化,是国内主要势力行为方式和态度的总和。25这样的文化会以潜在、复杂的方式决定着外交政策。26如果说博弈论的原则是相对于对手进行“最好的”选择,那么战略文化观则认为国家的战略行为并不完全取决于别国的选择,而是带有特定历史文化烙印的产物。

关于战略文化的论述有很多,虽然侧重点不尽相同,但有一些东西是共同的:战略文化是关于一个民族独特的有关国家安全问题的思维。不同国家有不同战略文化。它源于国家的早期经历,并取决于国内精英们的哲学、政治、文化和认知特性。战略文化是一个限制行动选择的观念范畴;同时,从这些限制中我们应当能够具体预测战略选择。

美国战略文化的源头是来自于欧洲大陆的清教文化,这种文化由清教信徒带到新大陆之后,找到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形成了具有很强的民族优越感、国家优越感和地域优越感的美国文化,对美利坚民族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基督教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国家,不少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负有象救世主一样教化和拯救弱小民族的“天赋使命”,而美国则是“一座照亮世界的‘山巅之城’”,是寻求自由者的“希望之乡”。

这种以对其他民族的优越感为价值取向的文化主宰了美国对外政策的主流,贯穿于美国的全部对外交往史。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传统,美国的决策者常常把自己的是非标准带到国际社会,把其他国家是否接受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作为衡量该国文明进步与否的尺度。在国际事务中,他们相信大多数国家喜欢美国并接受其国际领导地位,认为美国的信念与理想不仅对美国是正确的,对其他国家也是正确的。可以说,这就是美国推行霸权主义战略的文化基础。

与其说布什主义中断了共和党传统保守主义的外交路线,不如说布什光大了美国对外战略传统中的核心理念。美国的开国领袖们喜欢用“帝国”这个词汇。托马斯•杰佛逊把美国看作一个“共和帝国”和寻求自由的帝国。在美国第一个联邦政府文件的开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形容这个国家是多方面的帝国。他认为美国是一个摇篮中的大力士。一个世纪后,西奥多•罗斯福更是一个帝国主义者,他在谈到美西战争的遗产和美国在大国政治中的新角色时说:“我们有职责这样做,如果我们不开始正确去做的话,我们将会被看作是一个弱小和没有精神支柱的民族。”这场战争“不但符合被占领地区人们的利益和美国公众的荣誉,而且有利于全人类文明的持久发展。”27

虽然时间和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西奥多•罗斯福和美国开国元勋们的这些主张与当今的布什政府对外政策无异,他们的思维习惯是一脉相承的。这说明了美国“战略文化”的存在和作用。战略文化驱使着美国在国际政治中做出与别国不同的选择,并带有持续和连贯的决策特征,特别是在对使用武力的态度方面。

当然,战略文化作为一种研究国际关系的模型,在解释能力上要低于多数现实主义的理论元素。战略文化的影响的确可以被辨别出来,但是与对外政策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它更多的作用是对决策者所作选择进行深层分析。战略文化要说明的是,国际社会中一个国家或行为体,用一种反映其政治文化的方式定义自己的目标和战略。而政治文化是一个自变量,对做出决策和发动战争的方式具有可感知的影响。江忆恩教授对战略文化的定义更为直白:“使用战略文化作为分析工具的人认为,有一种持久不变的历史模式,依照这种思维模式,特定国家为政治目的而使用武力。不同国家面对相同国际政治和安全环境的挑战,采取截然不同的行动的现象,表现出战略文化的差异。”28

对战略文化的研究起源于1970 年代美国的一些学者研究前苏联政治家和军队对使用原子弹方面的态度和倾向,以及冷战的起源等等。同样,战略文化也适用于对美国战争决策的研究。美国学者瑞吉诺德•司徒阿特(Reginald C. Stuart)在其《战争与美国思想》一书中写道:“虽然美国人相信从历史上看自己的国家是和平主义的,但武装冲突在美国史上还是屡见不鲜。从爱国主义的角度,所有美国经历的战争都是出于正义的自卫原则,源于别国的侵略和挑衅。但是历史记录表明,美国经历的战争既有防御性的,也有进攻性的。其中有很多是被认为是侵略和扩张行为。进一步的探讨就会发现,所有这些战争都被雄心勃勃的国家领导人认为是国家利益所在。正如和平和贸易一样,战争总是被用作执行政策的手段,虽然美国人总是拒绝克劳塞维茨的这类格言。”29

美国的战略文化有四个大的、相互关联的特征,每个特征都可以在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中得到体现。

首先,意识形态在战略文化中占有突出地位。美国领导人要建立自由的帝国,宣称对权力追求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全人类的天赋权利。为了这个目的,动用武力被合法化了。美国的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使领导人坚信,美国的持久安全取决于民主自由在世界各地的胜利。而民主自由的推广需要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并且随时准备诉诸这个力量。

第二个特征是,认为美国处于世界政治的中心,或者说美国将自己看作是“中央王国”(Middle Kingdom)。美国的战略视野全方位的,美国对整个世界负有责任。远离“孤立主义”之后,美国人总是感到自己缺乏足够的战略纵深,暴露在威胁和危险之中。当到达了自己的自然边疆—北美西海岸定居之后,美国人的战略观念就越过了大洋,先是太平洋,后是大西洋,认为边疆越远,本土越安全。当中欧和太平洋西岸比较安全之后,美国战略半径就前移到了东欧中亚、中东、和南亚。

第三个特征是扩张主义的思维习惯。美国领导人相信,将自己的观念和思想文化复制到世界的其他地方,让他们的想法和自己一样,便能增加美国的安全感。到了19 世纪末期,美国已经不再满足于对这个世界仅仅是隔洋相望。一个北美的自由帝国渐渐地再也不能与外部世界分开了。美国尽力将自己的意志变成国际规则,并要求各国或者整个国际系统按照这个规则来运行。经济全球化的现象某种程度上正是美国化的现象。

现在,作为全球秩序的保证者,美国固有的习性张显无遗:防止“弱小、腐败和非法”的政府做错事成为战略思想和战略实践的核心。美国战争成败的标准就是失败国家的政权是否由按照美国模式组建起来的政府稳定地控制。亨廷顿教授也作出了如下的断言:“比起一个美国在决定全球事务方面继续据有比其他国家更大影响的世界来,一个美国不占首要地位的世界将是一个更加充满暴力、更为混乱、更少民主和经济增长更困难的世界。维持美国在国际上的首要地位是保障美国人的繁荣和安全的关键,也是保障自由、民主、开放经济和国际秩序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下去的关键”30。

总之,很多年来,美国战略文化指向差不多一致的目标:用推广民主的方式追求霸权。美国一方面是现实主义的,精于计算力量对比,特别是军事力量的对比;另一方面又是理想主义的,要实现优良社会的普世标准。冷战后的过渡期以柏林墙得倒塌开始,以2001 年的9•11 事件结束,世界政治进入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时代。冷战的意外胜利使美国这个唯一超级大国有些迷茫,而9•11 事件唤醒了美国决策者们的欲望,让美国登上了扩张自由帝国的征程。因此,布什主义不仅来自单极结构的实力对比,更是长期形成的深层战略文化的反映。

(三)美国的国家力量

作为布什主义对外战略的基础与条件,美国的国家力量与战略资源包括两个方面:以经济、军事、科技力量为体现的硬实力;以政治、文化、创新能力、改革意识、价值观等为代表的软实力。

1、美国的经济力量

二战后初期,美国在被战争严重削弱了的国家面前鹤立鸡群。其GDP 总值一度接近世界的50%。1950 年,随着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就降到33%。接着,由于西欧和日本从1950 年代到1970 年代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继续下降,1980 年已降到了21.5%,但是,从那时以后,美国经济的比重又逐渐回升。特别是在上个世纪最后10 年,美国经济在新技术带动下出现了新的持续高涨。2004 年,美国经济增长率是4.3%,GDP 总额达到11 万7 千亿美元,占世界的28,5%,比紧随其后的日、德、英、法GDP 的总和还要多。31这反映了美国经济的巨大活力,而这种活力是迄今其他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

现在,美国的经济规模是日本的2.5 倍、德国的4.3 倍、中国的8 倍,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大国要想在经济规模上赶上美国都极其困难。例如,美国经济增长1%,中国经济要增长8%才能不加大中美之间的总量差距。近年来美国经济增长一直在3—4%之间的事实说明,在经济实力上,美国与其他主要国家的距离不是在缩小,而实在在拉大。

美国自立国以来短短200 多年迅速上升为惟一超级大国,主要源于美国人民的创新精神,包括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思维方式的创新。《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一篇文章中称创新精神是美国迅速发展的秘密武器,是力量的源泉,它基于美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这就是鼓励人们不受任何约束地独立思考,不断引进外国的新思想并迅速把新思想、新技术和新制度转化为生产力。弗里德曼说,正是这种创新环境吸引了约40 万欧洲的科学工作者移居美国或到美国做学术研究。32过去几十年,自然科学、经济学和医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中大约有75%在美国从事研究或居住在美国。以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例,从1901 年到2003 年的168 名获奖者中,美国占73 人(包括4 名华裔)。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已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的一个独立的要素,它比领土、人口和自然资源这些基本要素更为重要。至少在今后一二十年内,美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优势地位不会动摇,这就足以能在相当长时间内继续保持它的“一超”地位。

2、美国的军事力量

在军事实力上,美国占有绝对优势是不争的事实。军费开支约占全球军费的47%,超过了排名其后的32 个国家军费的总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军费的绝对数字在逐年增加,但军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不高。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政府时期,防务开支几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而目前2004 年度4553 亿美元的防务开支,只占GDP 的3.8%。33

美国在武器研制和军事理论创新方面遥遥领先于其他大国。美国不但在研制新武器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在同类武器制造总体水平和质量上也处于绝对领先地位。无论是核武器,还是常规武器和太空技术,已经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与美国抗衡。布热津斯基在谈到美国的军事优势时说:“美国保持甚至扩大了它在利用最新科学突破为军事目的服务方面的领先地位,从而建立了一支能够有效地在全球发挥影响的部队。”34

美国企业研究所 新保守派学者托马斯•多纳里写道: “用一些简单方法衡量美国力量,就会发现美国作为第一名与后面的可能挑战者是多么遥远”。“历史上大英帝国统治世界的时期,英国的陆军小于欧洲的总和,皇家海军的力量也就相当于第二、三名之和。当今,全球所有海军加起来也不如美国的海军强大。罗马帝国曾经占领了占领和征服了很多地方,但同时期还有波斯和中国的存在。而美国现在是独一无二的。因此,美国具有所有的物质手段去执行地缘政治的扩张政策。”35

3、美国的软实力

国际影响力方面,美国的声誉自布什上台以来,特别是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确实受到了严重伤害,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由于经济和军事实力强劲,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一年多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几个关于伊拉克问题的决议基本体现了美国的意图,联合国不得不承认它的占领国地位。在传播力方面,这场战争中交战双方的媒体表现,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美英的媒体如利嘴八哥,能言善辩,论据充分;而另一方面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却没有任何在国际传播空间的回应之力,他们的真实情况不能够被听到,更不能被看到。在布什发动的两次战争中,全球的媒体受众只能相信BBC、CNN 和路透社等这一类传媒品牌的“诚信”,而这些媒体把本•拉登和科索沃战争中的米洛舍维奇以及海湾战争中的萨达姆•侯赛因,统统当成与自由和正义为敌的“ 妖魔” 。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国防部前助理部长约瑟夫•奈说,在全球传媒时代,媒体的力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放大,它可以让突发事件不致演变为不可收拾的危机;也可以使危机升级,毁灭现有的价值体系。他认为,冷战的胜利和美国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全球化,是通过新闻、娱乐、广告这些“软力量”得以实现的。36成功进行跨媒体经营扩张的国际传媒大亨默多克说:“书籍、报纸、电影、杂志和电视,这些都远不止是闲暇的消遣:它们是一个民族参与世界范围伟大思想交流的必经之路。”37

在美国文化手段中,教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美国是世界上吸收外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通过每年在美国的50 万外国留学生,美国可以不断地宣传民主自由理念和文化思想,向在美国的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后代传授美国教育,与掌握权力的各国精英们建立密切的联系。38

美国的国家利益、战略文化和国家实力都为布什主义提供了生长和存续的基础和条件。这样,美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划线、先发制人和单边主义就不难理解,也不能仅仅看做是布什个性或者新保守主义小团体极右主张的反常现象。美国发展到今天,世界发展到今天,布什主义是一个必然产物。只不过9•11 事件让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新保守主义成分来得更快、表现得更充分、造成的后果更严重。

三、布什主义的未来发展

基于上述对美国利益、战略文化和实力的分析,布什主义具备大行其道的主观动因和客观条件。早在伊拉克战争之前,美国学者托马斯•多纳里就撰文指出:“布什主义代表着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现实,即只有一个超级大国。这其中又有两个含义:美国政治原则的普世性以及美国影响和力量的无与伦比。”“因此,布什主义所包含的理念会是今后几十年美国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基础。”39

(一)冷战后的美国外交战略与布什主义

伴随冷战后国际战略格局的转变,美国的全球战略也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调整,这一调整在克林顿任期就已经基本完成。1997 年,在第二任期就职演说中,克林顿公开宣称,21世纪要成为“美国世纪”, “要在全世界维护我们的价值观和利益”,要“保持抵御恐怖和破坏活动的有力手段”,美国“将领导一个全部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40几乎与此同时,时任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强调,“如果要使我们的利益在全世界得到保护,就必须保持美国的领导”来推动“民主化进程” 。41克林顿也被称为“领导美国进行新的十字军运动的总统”。

调整后的美国全球战略被称为克林顿主义,主要内容是:在全球推广民主和自由的制度;打击恐怖主义、“无赖国家”(后被布什称为“邪恶轴心”、“暴政前哨”);保持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促进开放的市场经济;确保美国的安全和经济繁荣;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或者武力威胁。其核心是在全球推广美国式民主和自由的制度。

布什政府在9•11 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为美国外交战略注入了新的元素。可以说,布什主义是克林顿主义加上先发制人和单边主义。

其实,美国在全世界推进“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源远流长,更久远的不提,单是以美国总统威尔逊命名的“威尔逊主义”即已向世人宣告美国的外交政策与美国价值观的关系,此后美国外交政策中有罗斯福提倡的“四大自由”、杜鲁门主义、肯尼迪有关民主的演说、卡特的人权外交、里根关于“邪恶帝国”理论、老布什的世界新秩序。克林顿主义和布什主义的不同之处是把全球“民主化” 提到了美国对外战略的首要地位。

将推进民主作为国家安全战略主要目标,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是相同的。克林顿时期,把推进民主和维护安全、发展经济并列,作为安全战略的三大支柱之一。而现在布什更是把推进民主作为最高的目标。此外,克林顿的政策更多地披着多边主义及国际机制的外衣,而布什的政策则赤裸裸地搞单边主义。

那么,推进民主和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美国主流战略思想家的观念里面,意识形态是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影响美国决策者对国家安全利益判定的重要因素。

美国在审视国家安全威胁因素时,一方面看重对手的能力,另一方面更看重对手对其是否有敌意。意识形态与美国主流价值观相对立的国家更容易被美国看成是威胁,比如二战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冷战后俄罗斯的军事力量仍然不可小视,特别是战略核武器足以对美形成核威慑,而美国并不认为俄罗斯是威胁。伊拉克、伊朗、朝鲜,包括基地组织力量要弱小的多,美国必欲解除其常规武装或核武装的原因还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对立。

美国战略思想家认为民主实际上是美国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之一,所以美国建国之初就致力于扩展民主。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和自由主义相对立的国家如果进行了民主改革,或者美国帮助甚至强迫它们进行改革,那么对美国的威胁性就会减少。

进而我们就可以看出,推进民主和美国全球战略的关系。一是美国人认为美国是最强大的民主国家,是民主世界的领袖,民主的扩大和推广有利于巩固美国的领袖地位,这实际上和美国安全战略的总目标,也就是维护单极霸权的目标是一致的。二是在美国人看来,民主国家对美国都没有敌意,即使是强大了,对美国的威胁也相对小。三是新保守主义把推进民主作为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的一个根本途径,他们的理念是,民主国家不容易滋生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而非民主国家则容易产生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四是,在传统安全问题上,民主国家比较容易接受国际秩序的约束,在内政和外交上更民主、更科学一些,不容易产生非理性的行为。这些观念与“民主和平论”逻辑基本是一样的。

(二)新布什主义

在布什政府第一任期,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是重点。现在,虽然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稳定与和平远未恢复,但战争状态已经结束多时,布什主义的外交政策势必要作一些调整。战争一旦结束,民主改革粉墨登场。近一年来的情况表明,全球民主化改革,已经开始主导美国政府的对外事务日程。这种外交政策重心的转移被人们称作 “新布什主义”。

布什总统和新任国务卿赖斯在2005 年1 月首次明确提出“新布什主义”的轮廓。1 月20 日,布什在第二任期就职演说中宣布:“我们获得和平的最佳途径就是把自由扩散到全世界每个角落。” 布什重笔描绘大中东和平进程,要求美国国会拨款3.5 亿美元,以支持巴勒斯坦政治、经济和安全改革。他希望沙特和埃及这两个中东大国能成为地区民主进程的“表率”,同时呼吁摩洛哥、巴林和约旦等国也进行“民主政治改革”。42

在此之前,赖斯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提出“暴政前哨”(outpost of tyranny)的概念,把古巴、缅甸、朝鲜、伊朗、白俄罗斯和津巴布韦6 个国家列为美外交重点攻坚目标。432 月2 日,布什在国情咨文中继续阐述了这个主题。44此后,布什在其欧洲之行、赖斯在其三次出访中将“新布什主义”的宣言带到了国际舞台。

在“新布什主义”出笼前后,美国所特别关注的中东、中亚地区出现了“民主革命”或“颜色革命”浪潮。在中东,伊拉克“民主选举”结束后,整个阿拉伯世界都有所触动,巴勒斯坦选举、沙特地方选举、埃及多党选举、黎巴嫩爆发主张民主的街头抗议;在中亚,继格鲁吉亚2003 年“玫瑰革命”后,乌克兰2004 年底有了“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则是“郁金香革命”。

从2004 年开始,布什的外交目标已从第一任期的“打击邪恶轴心”,进一步发展到第二任期的结束“全球暴政”。赖斯称这一目标是“实用理想主义”(practical idealism)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体现,也就是说,扩展“民主”势力不仅仅是美国理想主义的诉求,也是美国安全利益的现实需要;完成这一任务需要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与理想主义的道德观相结合。45

2004 年9 月,美国成立了隶属国务院的、由45 人组成的重建与稳定办公室,在2005年预算中拨款1.24 亿美元归其使用。宗旨是帮助失败国家重建,使其转变为开放社会,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民主革命”成果。重建与稳定办公室组建了一个由外交和文职部门人员组成的“快速反应工作组”,以帮助“世界上最年轻的民主政体走向自由与市场经济”。此外,布什还建议设立一笔“联合国民主基金”,协助世界各国确立自由和法治。2005 年5 月19 日,美国国际共和政体研究所(IRI)授予布什自由奖章。布什在颁奖仪式上说:近18 个月来,美国成为“玫瑰革命”、“橙色革命”、“紫色革命”、“郁金香革命”和“雪松革命”的见证人。然而,“这还仅仅是个开始。在高加索、中亚和大中东地区,人们希望变革。这种变革已为时不远。”46

然而,新布什主义要在全球推广民主自由似乎有些一厢情愿、操之过急。

首先,民主并不仅仅意味着选举,还意味着教育的普及、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少数人的权利得到保护、遵守法律程序、尊重言论和宗教自由、保护私有财产等。民主需要在人民中建立一种共识,需要信任,需要宽容。总之,民主是一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二战后美国对德日的民主化改造是成功的,但这两个国家有其特殊性。首先,两个国家被完全打败了;其次美国对两国实施了长时间的占领(直到现在仍有军事基地);第三,两国战前的发展程度、生活水平和教育科技都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最后,冷战让它们别无选择。正像前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说。“你大谈民主,再施加一些压力,民主像变魔术一样自己就来了,这种过分简单化的看法荒谬至极,” 47

其次,在大国关系上,“新布什主义”无法发挥作用。例如,中美、美俄关系是美国重要的对外关系。而中、俄是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大国。美国无法像对待小国那样颐指气使,中、俄也不屈服美国在内政问题上施加压力。 美国的“民主圣战”也需要欧洲的支持,欧洲对民主的推进方式和步骤有自己的看法,美国更无法强迫它们按美国的计划行动。

第三,美国的实力也将是限制新布什主义的最大制约因素。布什主义下产生的“民主国家”因为不是循序渐进的,故需要美国的保驾护航。单单是美国通过军事手段扶植的两个“民主典范” — 阿富汗和伊拉克,就已经投入数千亿美元,但前景依然难以预料。当前,美国财政赤字居高不下,面对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叙利亚问题等,再进行新的大规模投入实在勉为其难。

不管怎样,布什政府已经将这一“促进全球民主化”的任务确定为国策,而且采取了一些实际行动,不仅仅表现为道德宣言。预计,新布什主义的实施,会在一些地区引起程度不同的震动。当然,纵观过去几十年的历史,我们也应该看到,经济改革和政治民主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并非美国专利。所以,一些国家所发生的政治社会变化,实际上是内因为主、外因为辅;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三)布什政府今后几年外交政策走向

布什第二任期开始已经有近一年时间。从迄今的情况来看,布什的外交政策较其第一任期,在风格上有了明显的改变,归纳起来就是向着较为务实和与盟国合作的方向发展。《纽约时报》有一篇外交评论,标题就是《现实起来》。文章认为,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第二任期在一定程度上被注入了现实主义因素。48

在布什第二任期外交政策中主要有两个看点:美欧关系和“泛中东北非计划”(又称“大中东计划”)。

早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布什的单边主义风格就已经使得美欧关系产生严重裂痕,就连素来亲美的前欧盟委员会对外事务专员彭定康,也撰文批评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伊拉克战争则更是将美欧之间的分歧推向了前所未有。德国总理施罗德因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立场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说明欧洲主流社会对美国黩武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反感。

为修复美欧关系,布什在2005 年国情咨文中,不再提“先发制人”,而是3 次提出与“盟国”合作:“与盟国和朋友共同工作”,“站在自由的盟国一边”,“与欧洲盟国一道”。在论述防扩散安全倡议时,他明确表示美国正在同60 个国家合作。49这同去年12 月以来他的几次讲话基调一致。在2004 年12 月1 日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的演讲会以及12 月20日的年终新闻发布会上,布什都表示,他将把“加强多国和多边制度来支持有效的多边合作”,作为其第二任期外交政策的重点。50

实际上,美欧关系在2004 年年中期以后就在逐渐恢复,双方的沟通和协商开始频繁。在2004 年8 国首脑会议上,美国提出“大中东计划”,尽管与西方盟友在此计划上还存在一些分歧,但毕竟得到了它们的一致支持。各国已承诺与美一道推进中东的改革。第二任期刚刚开始,布什前往欧洲访问,其间决少提及全球恐怖主义威胁与暴政国家,而更多地是以双边原则、共识和历史上的盟友关系来打动欧洲舆论。布什此行选择在欧洲纪念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60 周年的黄金时间中,容易让人们想起美国军人在二战中为欧洲做出的牺牲。布什的幕僚也纷至沓来,对欧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甚至连鹰派核心人物拉姆斯菲尔德都表示不再称老欧洲而称老朋友。跨大西洋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恢复和调整。

美国与欧洲在意识形态上并不存在分歧,推进民主、自由和人权也是欧洲国家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在某些方面它们甚至比美国的自由主义色彩更浓厚。新布什主义既符合美国的战略意图,有有利于双方寻求一致来修复美欧关系。欧美的不同之处在于,美国惯用胡萝卜加大棒,欧洲则更有耐心。欧盟委员会巴罗佐就表示说,“欧美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但区别是“我们的政策是对话,用软力量帮助别的政权走向民主”。51

但必须看到,布什第二任期的对外政策调整,只是风格上的调整,而非本质上的调整。美国会继续追求其全球主导权。对于这一点,欧洲的政府官员们心里很清楚。现在,美国的战略重点已经从欧洲转向中东。美欧在安全利益上不再是天然盟友,美欧之间在许多国际事务,特别是在中东问题上观点和立场的差异是美欧关系的长期阴影。

推进大中东地区的改革已经成为布什政府第二任期的“首要目标”。在布什看来,中东之所以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滋生蔓延,根本在于该地区政治不民主,经济不发达,社会的保守落后。即所谓的该地区存在三大“赤字”:民主赤字、知识赤字和经济赤字。52要彻底消除中东对美国利益与安全的威胁,就必须对中东进行改革,消除三大赤字。布什认为,此前历届美国政府所奉行的中东政策是错误的,过于强调中东的稳定,而忽视了要推进地区民主与经济繁荣。因此,9•11 事件对美发出了最严重警告,即不能再延续过去的政策了,必须将促进民主作为美对中东政策的首要目标。

布什一再强调,只有使阿拉伯社会成为民主社会,那里的人民“才不会宣誓效忠于反叛者和谋杀者”,那里的政府“才不会去庇护恐怖分子营地或袭击和平的邻居”。只有在中东实行民主与改革,“才能从根源上铲除恐怖主义,使美国变得更安全”。53为此,布什指示国务院等有关部门制定中东民主改革的计划。此前,布什政府已开始着手实施“美国与中东自由贸易区计划”、“美国与中东伙伴关系计划”,推翻萨达姆也是民主改造中东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推翻萨达姆,是希望在中东的心脏伊拉克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和平的国家,成为中东各国的民主的“模范”以及促进大中东各国改革的“催化剂”。

然而,“大中东计划”的草案2004 年初被媒体曝光后,遭到阿拉伯世界的反对和欧盟国家的非议。早有自己的中东改革计划的欧盟对帮助美国推进这一计划并不热心。法国总统希拉克对布什的这一倡议持反对意见。他说:“现在还没有可以用来移植的民主的既定模式。民主不是一种方法,它是一种文化。为了让民主能够在阿拉伯世界长久地生根,它必须首先是一种阿拉伯民主。”54

为了给计划“美容”,布什政府邀请了部分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参与2004 年9 月八国峰会的有关讨论,并在强调解决巴以冲突重要性、地域范围、改革的自主性、援助等方面作了妥协,计划终于出炉。

那么,大中东计划的前景如何呢?

约旦、土耳其、伊拉克、阿尔及利亚、也门和巴林等中东6 国的领导人参加八国峰会,传递出支持美国计划的声音。2004 年沙特王储阿卜杜拉提出阿拉伯改革计划,2005 年3 月埃及亚历山大阿拉伯改革会议通过“亚历山大文件”,2005 年5 月阿拉伯联盟突尼斯首脑会议通过有关阿拉伯改革的13 点计划。这些都说明阿拉伯世界的其他一些国家也在酝酿着变革。

从这些阿拉伯官方的改革文件看,它们与布什的“大中东计划”并无多大的区别,都强调扩大政治参与和民主自由,赋予妇女权益,解决就业尤其是青年人就业问题,提高教育水平,进行文化改革等。

应该说,这些都是布什推行大中东计划的良好基础。不过,该计划的前景依然不乐观。

中东许多国家对大中东计划怀有疑虑,对布什强行推行改革的目的持怀疑态度。在许多中东人看来,大中东计划本质上是为了将中东西方化,使中东国家丧失自己的特性。美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控制中东石油,服务于以色列。而且,该计划明显带有外部强加的性质。更重要的是,改革对许多当政者而言,可能意味着丧失权力,国家和社会出现混乱和不稳定。这是它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在这方面,中东有很多教训。这也是埃及、沙特、突尼斯等国领导人拒绝布什邀请出席八国峰会的主要原因。

西方世界在此问题上也并非像表面上的那么一致,依然存在分歧,恐怕很难与美国在具体实施上进行紧密合作。法国一直是西方世界中大中东计划的最激烈批评者。就在峰会期间,法国总统希拉克举行了一次记者会,他表示,法国一向支持中东地区“政治和经济的现代化”,但这种改革不能由外部来强加,必须通过对话与合作来进行。许多欧洲国家还认为,所谓的大中东计划其实并没有多少新东西,都是欧洲多年来一直在中东推行的。因此,可能出现的场面就是美欧各走各的路。

最后,布什第二任期已经过了一年。与第一任期相比,合作的、多边的、现实主义的成分多了一些。赖斯入主国务院后,十分重视与各国的沟通,大搞穿梭外交。6 个月里她共出访13 次,在国外逗留53 天,两项指标均居美国历任国务卿之首。美欧关系改善,中美、俄美关系基本稳定;伊拉克和阿富汗局势虽然动荡但预期中各种选举都顺利进行;在伊朗核问题上欧盟处在第一线,朝核问题美国表现大为谨慎和低调。总的来看,美国的对外政策在向回转。

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冷战后的美国的全球战略已经成形,以意识形态为先导的扩张和霸权目标是既定的。美国在过去一年中的政策变化是一种战略需要,甚至是战争之后的矫枉过正。一旦伊拉克问题按照美国的意愿得到解决或基本解决,美国卸下了沉重的军事和财政负担,很可能会对下一个“暴政前哨”采取强制措施。如果国际社会反对,先发制人和单边主义会卷土重来。总之,由于美国的超强实力、国家利益和战略文化的作用,美国外交政策的总趋势只能是越来越强硬,越来越唯我独尊,越来越具有单边的色彩。这是不以某个个人,如克林顿或者布什或者下一任总统的个人性格和偏好所改变的。

注释:

1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1/09/20010920-8.html

2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2,见:www.whitehouse.gov/nsc/nss.html

3 George W. Bush, Commencement Address at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in West Point (June 1, 2002), see Richard N. Gardner, “Neither Bush nor the ‘Jurisprudes’ ,”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97, No. 3 July, 2003, p. 586.

4 Jim Lobe, “Bush’s Foreign Policy Blueprint,” 见:http://www.tompaine.com/feature.cfm/ID/5345

5 Michael J. Kelly, “The Bush Foreign Policy 2001-2003: Unilateralist Theory in a Multilateral World, and the Opportunity for Change Offered by Iraq.” 见:http://law.wustl.edu/Publications/WUGSLR/IssueArchive/Volume_2_1/Kelly_book_pages.pdf

6 同上。

7是美国一个院外活动机构, 1997 年创建。他们人数很少,常就热点问题综合他们圈子里的意见,散发备忘录给华盛顿最有影响力的机构和个人。其最早成员包括:现任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副总统办公室主任刘易斯•莉比、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官员阿伦•弗里德伯格、前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沃茨、布什总统的弟弟杰布•布什,以及著名学者如福山、唐纳德•卡根、诺曼•波德霍雷茨等。

8 美联社:《布什连任后意欲软化美强权外交政策》。见:http://news.sina.com.cn/w/2004-11-04/14574142057s.shtml

9 转引自:吴非:《美国单极化破坏媒体发展》。见:http://www.cddc.net/shownews.asp?newsid=7317

10 http://www.chinadaily.com.cn/gb/doc/2004-09/29/content_378819.htm

11 http://pewglobal.org/reports/display.php?ReportID=247

12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ops/iraq_casualties.htm

13 Eric Leaver, “The Costs of Quagmire,” September 14, 2005,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http://www.fpif.org/fpiftxt/592

14 Ivo H. Daalder and James M. Lindsay, America Unbound: The Bush Revolution in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3, pp. 196—197.

15 Bent Scowcroft, “Don’t Attack Saddam,”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15, 2002.

16 Andrew J. Bacevich, “The Real World War IV,” The Wilson Quarterly, Spring 2005, p. 37.

17 Nancy Soderberg, The Superpower Myth: the Use and Misuse of American Might, Hoboken, N.J.: John Wiley and Sons, 2005, p. 7.

18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http://www.nixoncenter.org/publications/monographs/nationalinterests.pdf

19 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10 页。

20 转引自: 张旺:“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见:http://www.xslx.com/htm/gjzl/gjgx/2005-08-12-19088.htm

21 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华夏出版社1987 年版,第40-54 页。

22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http://www.nixoncenter.org/publications/monographs/nationalinterests.pdf

23 威廉•施托登迈尔:《80 年代的战略思想》,载《军事战略》,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847 页。

24 James Kurth, “America’s Grand Strategy: A Pattern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 No. 43, Spring 1996, p. 121.

25 Ken Booth, Strategy and Ethnocentrism, New York: Holmes & Meier Publishers, Inc., 1979, p. 121.

26 李际均(著):《论战略文化》,载:《中国军事科学》,1997 年第一期, 第80 页。

27 Thomas Donnelly, “Empire of Liberty: The Historical Underpinnings of the Bush Doctrine.”
http://www.aei.org/publications/pubID.22756,filter.all/pub_detail.asp

28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

29 Reginald C. Stuart, War and American Thought: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Monroe Doctrine, Kent, Ohio: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

30﹝美﹞ 塞•缪尔•亨廷顿:《国际首要地位为什么重要?》, 《国际安全》1993 年春季号,第83 页。转引自: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22 页。

31 http://www.worldbank.org/data/databytopic/GDP.pdf

32 Thomas L. Friedeman, "Innovation is the secret of America’s sauc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rch 8, 2004 IHT.

33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军费数据库。见:http://www.sipri.org/contents/milap/milex/mex_database1.html

34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31 页。

35 Thomas Donnelly, “The Underpinnings of the Bush Doctrine.” http://ics.leeds.ac.uk/papers/vp01.cfm?outfit=pmt&requesttimeout=500&folder=339&paper=386

36 转引自:李希光、赵心树:《媒体的力量》,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 年10 月版,第21-25 页。

37 “默多克在中央党校谈传媒产业”,《学习时报》,2003 年10 月20 日。

38 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郑志国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年版,第9 页。

39 Thomas Donnelly, “The Underpinnings of the Bush Doctrine.” http://ics.leeds.ac.uk/papers/vp01.cfm?outfit=pmt&requesttimeout=500&folder=339&paper=386

40 新华社华盛顿1997 年1 月20 日电。

41 新华社华盛顿1997 年1 月19 日电。

42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5/01/20050120-1.html

43 http://foreign.senate.gov/testimony/2005/RiceTestimony050118.pdf

44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5/02/20050202-11.html

45 Robin Wright & Glenn Kessler, “At State, Rice Takes Control of Diplomacy,” Washington Post, July 31, 2005, p. A1.

46 http://www.iri.org/05-19-05FreedomAward.asp

47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6/20/content_3107976.htm

48 Gideon Rose, “Get Real,” New York Times, August 18, 2005, Section A; Column 1, Editorial Desk; p. 25

49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5/02/20050202-11.html

50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4/12/

51 新华网:《布什欧洲行:“天时”“地利”没“人和”》。见: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2/25/content_2618386.htm

52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3/11/20031106-2.html53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3/11/20031120.html

54中国新闻网:布什和希拉克在八国峰会上就大中东倡议起分歧。见: http://news.sina.com.cn/w/2004-06-10/12222769960s.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