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球观的变化
很大程度上，由于在解放战争期间美国总统杜鲁门（Truman）对蒋介石的支持和随后美国对新中国的敌对，毛泽东认为中国应该“一边倒”，依靠苏联。在其后二十多年时间里，主导中国全球观的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矛盾。一个深入人心的观念是：不管社会主义阵营多么企盼和平，两个阵营的军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将在历史曲折发展中取得最后的胜利。
20世纪60年代，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后，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按毛泽东的划分，当今世界由三个部分组成，美国和苏联组成“第一世界”，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其它的组成“第二世界”。中国的外交政策在于团结“第三世界”，与“第二世界”
广交朋友，尽最大可能团结力量以和两个霸权主义国家苏联和美国作斗争。中国的资源都转移到防备两个霸权势力或单一或联合的入侵。
将近二十年时间，中国一度担心受到侵略，不幸的是，这并不完全没有道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口号是：深挖洞、广积粮。中国的全球战略（如果有的话）是以自身安全为中心，它的领导层总是一心想着如何应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阴谋诡计。由于担心掉进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所设的圈套，也是为了保卫国家尊严，中国的外交政策可以被认为是极度谨慎、敏感和防御性的。中国的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向内看”（inward looking），却又时常被革命的爆发所打断。当时，中国支持世界其它地方的革命运动主要在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实际上与中国的国家利益无关。长期以来，国家利益的概念都是被视为是不道德的而被中国的领导层所摒弃。
中国人被20世纪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灾难性的后果所惊醒。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政府调整、修正了其全球观。先前，在列宁的教导下，这个时代被认为是一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的革命。现在，根据邓小平的观点，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偏激的外交政策被调整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支持；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都反对”的信条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按自己的价值观决定事物的较为宽松的态度。西方世界对华政策的改变也促使中国对其全球观做出相应的调整。自从邓小平成为中国的舵手，中国外交的目标已经变成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使中国专注于国内经济的发展。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的外交政策被认为是低调的而不积极的。
在过去的十年，随着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急剧增加，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已经变得更为活跃、开放和更具灵活性。西方世界更友好的态度也起了作用。现在只要承诺不支持台湾独立、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将乐于与任何国家进行双边交往。但是，直到最近，在加入任何多边或者地区组织上，中国还是非常慎重的。主要的障碍在于中国担心加入这些组织会使中国的主权受到侵犯。
中国与主要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合作的发展
根据王逸舟教授的研究，中国与国际组织以及其它多边协议组织的合作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年～1970年，在这阶段，中国为了赢得联合国的惟一合法代表权而努力，但以失败告终。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分别向世界卫生组织（WHO ）、世界气象组织（WMO ）、国际民航组织（IVAO）、国际劳工组织（ILO ）、国际货币基金（IMF ）、国际复兴与发展银行（IBRD）和万国邮政联盟等众多国际组织递交了加入申请，但是，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第二阶段是从1971年～1978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加入了大部分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发展署、环境规划署、产业发展组织、贸易与发展委员会、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等等。中国也发展或重塑与欧共体、拉美无核区组织、国际大坝委员会、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标准组织等的合作关系。第三阶段是从1979年至今，在这一时期，中国参加了联合国的裁军谈判，签署了一系列裁军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不扩散文件，经过15年的艰苦谈判加入了WTO ，直到现在，中国已经加入大部分主要国际组织或与之建立了合作关系。
毫无疑问，联合国对中国而言是惟一的最重要的国家组织，它的代表权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合法性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否决权让中国感到安全和舒适。在联合国，中国可以找到更多的朋友，共享中国的愿望和忧虑。中国尊重联合国的权威，全心全意希望加强这一权威性。
但是，正如一些国外观察家所指出：中国不想冒犯其它国家，因此在有争议的事情上总是不抛头露面，这被中国高比例的弃权票所证明。中国很少使用否决权，除非它的主权受到侵犯。
但是，最近几年，中国开始改变不积极的态度，尽最大努力尝试和安理会其它成员共事。
长期以来中国认为国际货币基金（IMF ），世界银行（WB）和世贸组织（WTO ）/关贸总协定（GATT）是世界经济秩序的三大支柱。中国和IMF 、WB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尤其是后者，由于两个国际组织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是支持赞成的态度。
即使在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也很少有对IMF 的批评，当日本提出成立亚洲货币基金时，中国明确反对，以防削弱IMF 的权威。
2001年中国加入WTO 是中国对国际组织和全球事务管理政策的分水岭。WTO 在国际贸易（包括金融服务贸易）方面有着细致苛刻的规则，也建立了成员国之间贸易摩擦的仲裁机制。许多国家在进行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时候必须理智地接受这些约束，一个国家传统的主权内的决定必须受制于超越国家的国际组织（如WTO ）的仲裁。中国加入WTO 表明中国已经接受在世界经济事务中国际经济组织越发重要的事实，也知道国家主权将会受到部分侵蚀。在21世纪，超越国家的世界经济组织的作用将会进一步得到加强，主权国家将不得不在很多方面接受这些国际组织的协议和仲裁。
中国已经加入了大多数主要国际组织，签署了大部分重要的国际条约，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活跃的作用。最近几年，尤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极大地加强对地区合作的关注。
亚太经合组织（APEC）是中国积极参与的第一个地区经济组织。APEC的宗旨有两个不同的理解。第一个，APEC必须成为一个基于遵守条约、原则和规则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经济组织。第二，APEC要成为一个基于互信、互惠与平等、开放的、自愿的和灵活的论坛。
面对东盟和其它亚洲国家的强烈反对，美国不得不放弃让APEC成为一个“共同体”（community ）的企图。在茂物宣言中，APEC的目标被定为一个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致力于加强开放的多边贸易，加强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强化亚太发展合作。由于美国和亚洲主要国家的基本差异的事实，APEC并没有对该地区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产生什么重要的影响，更不用说在亚洲金融危机席卷亚洲时对亚洲经济发挥稳定的作用了。即使有这些不力，中国还是积极参与APEC，中国积极的态度背后最主要的动机在于APEC作为一个论坛可以提供一个机会让该地区的领导相互会面和了解对方。这样一个可以让领导人交流不同意见的机会是很难得的。
G7和中国
根据Hisashi Owada 的研究，从G7成立开始就对其宗旨有两种理解。其一，主要是以G7创始人之一——法国前总统德斯坦为代表，他构思着G7峰会能够成为一个场所：让主要西方经济体的领导关注他们经济和政治责任，并对相关行动的可能性交换意见。其二，是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为代表，他号召一种长久的机制：定时在峰会上提出我们的政策方向，以审视一下我们是否还需要做出进一步的决定。G7峰会是有共同思想的国家的领导人的俱乐部。峰会建立的初衷（raison d'etre ），从一开始到现在，是提供一个非制度化的论坛，让有共同思想或者相关目的或者对世界秩序有相同理解的国家的领导人能够聚在一起，以相互分享各自的想法和对相关问题的关注，通过这样的途径，以便在自愿的基础上能够实现政策集中和政策协调。
G7产生之后的第一个10年，中国并没有进入G7的视线。但是，随着G7更多地卷入地域和政治事务，比如全球军备控制、印尼的中国华侨难民、朝鲜半岛安全，中国的重要性越发得到认识。中国议题开始进入峰会的议程。但是，直到1987年威尼斯（Venice）峰会，中国从未在G7峰会的公报中被明确提及。1989年，G7峰会对“天安门事件”向中国施压制裁，并表达了对香港回归中国的关注。在1989年峰会，G7表达了尽早解除对中国制裁的愿望。在1990年休斯顿（Houston ）峰会，法国和加拿大总理表达了同样的愿望。在1991年，中国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态度得到伦敦峰会的赞许。在1992年慕尼黑（Munich）峰会，中国由于接受国际武器禁运条约和其经济成就得到赞扬。同时，领导人号召中国提高其人权状况。1995年，哈利法克斯（Halifax ）峰会，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事务的协调得到峰会的肯定。峰会认为会员国应该与中国在世界稳定和繁荣等方面进行对话。1996年，丹佛（Denver）峰会，G8集团肯定了中国就边境问题与独联体的对话。
香港回归中国后的政治自由也被提及。在丹佛峰会之后，美国做出了拒绝向香港政权交接时派代表团的决定。1998年，伯明翰（Birmingham）峰会，布莱尔首相赞扬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作用。自从1999年科恩峰会，G7对中国的兴趣愈发浓厚。相应的，中国加入的X国集团后来改名为G20.
在过去的20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大于9%的年平均增长率，中国经济实力急剧增加。
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对亚洲经济的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最近几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为数不多的重要的发动机之一。2002年，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第四大国，并是吸引FDI 最多的国家。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主动措施以促进地区贸易自由化，参与了地区金融体系改革，开创了东亚地区汇率体系的合作机制。在加入WTO 之后，中国在履行承诺条款的行动中得到广泛的赞同。在坎昆（Cancun）会议失败之时，中国自然而然成为G20集团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完全改变先前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的低姿态，并成为一个积极的斡旋人。一方面，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再也不容忽视；另外，中国在政治和法制改革上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最后，就中国是否加入G7的讨论最近也变得热烈。
中国对G7的态度正在逐渐改变。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政府非常满意看到G7没有做多少打扰他们的事情。原因很简单，G7只是一个发达富有国家的论坛，不是被其它主权国家所承认的合法的全球性组织。一方面，中国觉得他并不能对G7将要做的事情产生影响，同样，中国知道G7也不能对中国产生任何影响：G7不是联合国或者是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中国并不理会G7在演讲公报中提及的中国内政问题。但是，中国对G7评论的反应主要是抚慰性的。在20世纪90年代，除了当G7对香港和台湾问题上发表自以为是的评论时，中国捍卫了自己的尊严之外，中国和G7的关系是友好积极的。中国充分认识到，在某些西方人的观念中，G7是一个由特定国家组成的排外性的组织，这些国家对经济发展的理解和对执行维持世界经济稳定的使命的理解是有相同的认识，并且中国还不具有成为会员的资质。中国现在成熟自信了，并不会对西方一些政府或个人的评论做出非理性的反应。中国并不渴求G7的会员资格。作为一个仍处在改革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将会并且必须继续集中精力关注自身繁杂的国内事务。中国将会也必须冷静听取外界的评论。人权？是的，中国必须提高中国人的人权状况，吸取那些不夹杂政治企图的评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经历了世人无可比拟的人权灾难，比世界任何人更渴求人权。民主？是的，中国需要民主，但这是一个需要时间的长期过程。中国不是前南斯拉夫，中国人知道假以民主之名对国家的破坏有多危险。总之，中国吸取了自身惨痛的历史教训，有着自己的改革日程。
中国需要外国的帮助而不是干涉。基于上述考虑，中国已经准备好和G7更好地合作，但是不会屈服于G7会员国或统一或单一的任何压力和挑衅。
随着由克林顿前总统发起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召开，中国加强与G7的合作。
1999年2月22日，G7财长金融稳定论坛建立。1999年9月14日，中国和中国香港特区、新加坡、澳大利亚、荷兰被论坛邀请与会。2003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受G8集团邀请参加G8集团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的讨论。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参与G8集团发起的讨论。
总之，中国政府完全理解G7的重要性。中国希望发展与G7的对话。中国领导人愿意利用这样的机会与G7领导人会面，建立友好的个人关系。但是，在中国看来，即使受到邀请也不会加入G7，中国不想卷入一个所谓的“有共同思想的人民”组成的排外性俱乐部。
另外，中国也不想承担本不属于他的责任。中国最终可能加入G7（G8）集团，并发挥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作用。但是，时机还未成熟。理想的状态是：有一种机制能够帮助中国熟悉G7的体制，让中国的部长和副部长们有机会熟知他们对应的G7部长及其它们的行为方式。
G20和中国
1999年9月25日于华盛顿，G7财长创造了G20——一个可以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让主要国家进行对话的非正式机构。这个财长和央行行长论坛包括19个国家、欧盟、IMF 和世界银行。G20就新兴市场或工业化国家政策议题方面举办讨论、研究和探讨，也着眼于促进国际金融的稳定。G20期望通过广泛的参与能够促进在国际主要金融问题上得到广泛的共识。G20旨在促进观点的非正式交流和国际经济与金融问题协调信息的共享。
G7由于缺乏杰出新兴市场的代表，在处理与国际经济和金融系统的发展议题上的能力受到限制，这个事实被提了出来。在当今，经济政策研讨的更广泛的代表性是至关重要的。
G20成立就是为了迎合这种新兴市场代表性的需要。
1999年4月27日，在对IMF 阶段（interim ）会议的评论上，Paul Martin 部长强调更多典型的制度安排的需要。这一需要在1999年6月G7科恩峰会关于加强国际金融建构的财长会议报告得到了进一步反映。
据报道，2003年莫雷利亚（Morelia ）G7部长会议，主要议题就是讨论危机预防与善后，国际金融体系弊端的防范，促进信息交流与透明化，与恐怖分子斗争、金融全球化（经济增长和金融方面制度建设的作用、金融发展）。
自从1999年，中国积极参与所有G20会议，并在国际金融建设和全球经济发展的改革上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首先，11月17日，在中国财政部副部长的带领下，中国代表团由财政部官员和中国人民银行官员组成，参加了温哥华（Vancouver ）会议。
1999年12月15日至16日，受加拿大财长和德国财长的邀请，由中国财政部长及央行行长带领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柏林部长会议。部长们就全球与地区经济和金融形势、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等相互交换意见。
2000年8月24日至25日，第三次G20首脑的私人顾问（shepas）会议在多伦多召开。
由中国财政副部长带领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并就消除金融危机的后果和面对全球化挑战等交换了观点。
10月24日至25日，G20财长会议在蒙特利尔（Montreal）举行，交流主题是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中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等参加了会议。
2001年2月18日至19日，第四次G20shepas会议在伊斯坦布尔（Istanbul）举行。中国代表团再次按时与会。会议的主题还是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国际标准的创新、规则的实施。
2001年10月29日至30日，中国代表团参加第五次shepas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建立有效的国际资本市场和“9·11”事件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影响。
2001年11月16日17日，中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参加第三次G20渥太华（Ottawa）部长会议，讨论“9·11”事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和反对金融恐怖活动。
11月22日至23日，G20第四次部长会议在新德里（New Delhi ）召开。中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出席会议。
2002年3月3日至4日，第八次shepas会议在坎昆（Cancun）举行。中国代表团准时与会。
G20的出现代表了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非正式磋商的新阶段，可以为不同意见的交流搭建平台，促进更深入的相互理解，以便于国家间形成更广泛的共识。
G20的出现是给期望与G7（G8）集团进行更密切合作而又不想现在就成为其一部分的中国政府一个适时的礼物。自然而然，中国对G20的态度十分积极。
对于中国，国际秩序是基于主权国家之间达成的共识，主权国家双边或者多边的协议或者条约是国际秩序最重要的部分。一个国家的主权是神圣的。一方面，中国接受在二战以后以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表反映政治和经济现实的国际秩序。另外，中国希望改革国际秩序以更好地反映二战以后的社会变化。中国对G7并无成见，只要G7并不打算取代或者削弱联合国的权威性，中国就不会对G7的存在提出异议。中国对加入G7虽有兴趣，却并不热衷。中国领导人愿意利用G7所提供的机会同参会的主要发达国家领导人建立个人关系。但中国领导人绝对不会同富国领导人站在一起对发展中国家指手画脚。似乎可以断言，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是不会主动提出加入G7这一排他性俱乐部的。中国没有不请自来的习惯。但是，中国领导人将乐于接受邀请，同其它主要发展中国家一道在G7正式会议之前与G7领导人会面。与此相对照，中国对于参加G20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中国过去曾经、并将在未来同其它主要发展中国家一道积极参与G20范围内的讨论。
虽然，G20对中国而言是一个与其它会员国交换意见的更好的论坛。但是，20个国家的规模似乎太大了。在重要的和有争议的问题上难以形成一致的意见。APEC难以达成重要的共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因此，想要提高G20与会国家领导的层次是不现实的。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个人认为G7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此，它会按现在的形式存在和发展。
G20中不同国家的巨大差异性决定了在会员国之间难以达成广泛的共识。这也不值得将G20从一个宽松的论坛转变为一个有秘书处的（secretariat ）、固定的长久性组织。G7和20国集团都不能成为联合国的缩影。我们没有必要追寻G7的合法性。作为一个富有和有影响力的国家的论坛，它没有也不需要寻求合法性。G20集团同样如此。
另外，我们必须承认如果一个论坛不能产生任何有意义的共识，也不能相应解决全球或地区问题，会员国将会对论坛失去兴趣，厌倦将会产生，人们将疲于与会，公众也会对会议失去兴趣。因此，让G20活力常在的关键在于正确及时地确定讨论的主题。为了做到这点，每次会议的准备必须细致而充分，达到这个目的的前提是理论界和政府官员都要积极参与。
每个会员国必须集中一个研究团队以选择和分析下次会议的主题，并在部长会议之前一段较长时间内准备好相关文件。
总而言之，首先，从中国的观点看，超越国家主权的国际组织的存在，像IMF 、WB和WTO，尤其是UN ，应该继续得以发挥其在国际事务中的传统作用。改革是必须的，但是，没有更好的选择可以替代他们。第二，非政府组织的声音必须受到关注，他们的观点应该受到尊重。但是，从根本意义上讲，非政府组织在代表一个稳定支持者群体上的合法性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只要一个文明社会变得足够强大，它就趋于有自己的利益，并会变得官僚起来。
非政府组织是很有良好影响的集团，要能够保留下来。第三，建立一个新的更具代表性和合法性的国际事务管理组织（的观点）是不应该得到正视的，这样的尝试将会太冒险而且徒劳。
第四，G7（G8）集团没有也不应该力求获得一个全球的超越国家主权的国际组织所应有的合法性和权威，虽然它必然在重塑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的进程中显得极度强大。但是，G7不能将它的意识强加于世界，不能尝试改变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作用。为了世界的利益做出一定牺牲能够为其它国家树立良好的典型（比如，G7，尤其是美国、欧洲地区和日本通过稳定他们的货币汇率能给世界其它国家产生很好的利益）。如果它更无私地行事，世界可能变得更为道德。第五，G20通过让G7听取发展中国家的声音，能够作为G7的补充。对于G20，发挥出比现在更多的作用不大现实。今后很长一段时期，G20的作用仍然有限。在G20中，国家领导人层面上的讨论时机尚未成熟。最后，从中国方面讲，如何把握全球化以确保全球化利益的更公平分配的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就如何掌握全球化许多特别的问题亟待解决。最近，需要讨论的问题有：如何促进（营救）多边贸易谈判、如何稳定主要货币的汇率、如何改革国际金融结构、如何减少贫困、缩小日益增长的南北差距、如何促进地区贸易自由化、如何实施京都议定书，等等。世界正经历着思想匮乏，只有建设性的讨论才能为世界的前行创造一个新的支点。我希望我们的讨论能够在提高全球事务管理上产生一些有意义的建设性影响。
*文原为作者为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全球治理中心提交的英文报告，原文题目为《G20与中国》。郑联盛提供了中译稿。由于原文篇幅较长，中译稿对原文有所删节。
参考文献：
1.王逸舟（主编）：《磨合中的建构》，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2.John Kirton ：“The G7and China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System”，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of Toronto.
3.Hisashi Owada ：“A Japanese Perspective on the Role and Future of the G7”。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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