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3期

  「内容提要」本文针对中国社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表现出的独特之处,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改革过程中的精英循环与再生的一种新的解释:“干部权力转换延迟”理论,即政权的稳定导致干部权力的连续性;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干部权力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旧的传统体制下它表现为再分配权力,在市场经济改革日益深化的今天,它又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化为市场中的经济利益。干部权力的这种连续性决定了改革中的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的主流是精英再生。中国的市场改革并不是像有些理论所描述的那样是减少由再分配体制产生的社会不平等的过程,恰恰相反,市场改革提供了这样一种干部权力转换的机制:通过这个机制,在社会主义再分配制度下有限的、受到特定意识形态严格限制的社会不平等,转化为自由市场条件下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的、绝对的不平等。

  不同的制度化结构会产生不同的社会分层体系这种观念在社会学的研究中已经是一种不争的事实,当我们使用波拉尼(K.Polanyi )提出的关于市场经济和再分配经济这两种理想型来研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时,这一点尤其重要;但波拉尼的理论并没有考虑到这两种理想型之间的相互转换的可能,而这正是近年来在前苏联、东欧和中国通过不同的方式正在发生的事情。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前所未有的局面,使得社会学的研究焦点,从对两种理想类型简单的比较研究,转移到从再分配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可能采取的不同道路的比较上。

  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有其独特之处,与前苏联、东欧不同的是,中国的市场改革不是简单地用一种体制来代替另一种体制,而是创造了一种旧的再分配体制与新的市场体制并存的“双重体制”的经济形式(混合经济);干部做为旧体制的既得利益群体,不但能够保持他们在旧的再分配体制中的传统政治权力和特权,而且有能力利用这种政治权力与特权,在新兴的市场体制中寻求越来越多的经济利益。正是干部权力这种异乎寻常的连续性,导致了中国改革时代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独特之处。本文在1996年历史事件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关于精英循环和精英再生的新的解释,即干部权力延迟理论,以此来修正现有的关于中国分层与流动的理论中的不完善之处,并尝试对一些现有实证研究明显的矛盾之处给出合理的解释。

  一、精英:流动还是再生?

  关于精英流动的观点最早是由撒列尼(Ivan Szelenyi )在研究匈牙利家庭农场的基础上提出的(撒列尼,1988)。他发现在60年代的匈牙利,在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从事私有的家庭农场经营并获得经济利益的,是那些在40年代拥有土地而被共产主义集体化政策剥夺的那些家庭的后代,而不是已经拥有政治权力的干部。他解释说,改革是40年代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中断的中产阶级的恢复,因此未来新的经济精英必然来自社会的下层,来自那些被共产主义革命剥夺了精英地位的群体(乔治·康拉德G.Konrad和撒列尼,1991)。但是撒列尼的研究中有一个重要的例外:虽然干部很少从事家庭农场的经营,但是一旦他们决定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所获得的收益远大于其他农民(撒列尼,1988),特别是如果只考察那些从事相对大规模的面向市场的生产的时候,干部身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撒列尼的理论启发了维克托·尼(Victor Nee)。在对1984年中国农村数据分析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Market Transition Theory”(维克多·尼Victor Nee,1989),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改革会使直接生产者而不是再分配精英受益,因此这种改革会减弱因再分配体制而产生的社会不平等(维克多·尼,1989)。在之后的几年中,维克托·尼利用新的调查数据不断修改完善他的理论,但1989年理论的核心观点基本没有改变(维克多·尼,1991,1992,1996)。

  无论撒列尼还是维克托·尼,都坚持由于再分配体制和市场体制在制度化安排方面截然不同的特点,做为再分配体制的受益者的干部,不可能像适应再分配体制一样完全适应市场规则;因而,在新的市场竞争中干部几乎或根本不占优势,所以,市场改革造就的新经济精英将主要由来自旧的再分配体制中下层群体(非干部)的成员组成,也就是说精英是流动的。

  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持相反的观点:市场改革的最主要的收益者并不是那些在旧的体制中的被剥夺者,而是那些旧体制中的政治精英(金欧伊J.C.Oi,1989;苏珊·雪克S.Shirk ,1989;罗纳塔斯Rona—Tas ,1995)。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①由于再分配体制内部筛选干部的标准在发生着变化,政治上的忠诚不再是唯一要求,教育水平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条件(安德鲁·沃尔德A ·Walder,1995;布劳P.M.Balu&Ruan,1990;撒列尼,1987);在这种情况下,干部成为再分配中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群体;而工业化国家的社会分层研究大量成果表明,教育是在自由市场条件下地位获得的最重要的因素。②政治精英熟悉再分配体制运作的规律及其漏洞,并且在运用权力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社会关系,这些因素在向市场转变过程中会以“政治资本”(斯坦尼斯基Staniszkis,1991)的形式产生作用;在很多情况下,干部可以利用市场化过程中各种政策法律漏洞及国家财富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甚至将其据为已有。退一步来说,这种“政治资本”也可以起到一个非正式个人的信息网络的作用,确保干部在竞争中可以获得最新、最准确的市场信息,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获胜(金欧伊,1989;罗纳塔斯,1991)。

  二、干部权力的延迟效应:关于流动与再生的一种新解释

  罗纳塔斯提出了一种关于社会主义市场转型阶段精英循环与再生现象的新解释。他将这个转变过程区分为两个阶段:“侵蚀”和“转型”。他解释说:“侵蚀是由关注自我利益的人为了个人利益而从下面发起的;而转型是由上层发起,以明确的创造市场经济为目的,通过决定性的立法行动实现”(罗纳塔斯,1995);他进一步解释说精英流动的理论适用于侵蚀阶段,而精英循环理论适用于转型阶段。

  罗纳塔斯的理论近乎完美的解决了前苏联、东欧国家在这一理论问题上的矛盾。对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来说,划分“侵蚀”和“转型”这两个时代的天然的标志就是1989—1990年的政治巨变。而中国有完全不同的情况。在中国,不存在这种泾渭分明的两阶段发展道路;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从党和政府最高决策层发起,走的是自上而下并且上下结合的道路。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市场化,政府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不断加强。中国的改革实际上制造了一个再分配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合作的双重经济体制,而不是简单地用市场模式取代再分配模式(像前苏联、东欧发生的那样)。因此与前苏联、东欧相比,中国的市场改革存在两个看似矛盾的显著特点:①政治上的稳定性和政权的连续性;②同时,经济的市场化迅速发展、扩大。

  市场改革的目的并不是要重新分配并削弱做为既得利益者的干部的政治权力和物质特权;相反,在保持再分配体制基本现状的前提下,它所重新分配的是由新生的市场经济创造出的巨大财富。因而,中国的改革并不是简单地以市场机制取代再分配机制的过程,以创造出一个更为复杂的二种体制共存的混和经济格局,借用罗纳塔斯的定义,可以发现属于三个时期的再分配、侵蚀及转型现象同时并存。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市场改革不存在任何阶段性。中国改革的这种阶段性表现为一个基本同质性过程中由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区分开的两个或多个时间段。换句话说,中国市场改革表现出的阶段性,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而非前苏联、东欧的政治、经济、社会全方位的制度化安排的彻底改变。这种差异,使得罗纳塔斯的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的问题;若按照他的标准,我们无法判断中国现在所处阶段是“侵蚀”还是“转型”,因为在中国的混合经济格局中,它们同时存在。

  由于干部权力的连续性这种中国改革进程的独特现象,“精英再生”将是主要潮流,而“精英循坏”则是属于一个特殊的时期的现象。这个特殊时期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改革早期的干部权力向市场转换过程中一个短暂的延迟期而造成的干部权力真空,随着这个延迟期的结束,新兴的经济精英将越来越多地来自干部群体。基于对这种独特现象的解释,我提出一种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改革中精英循环与再生的理论——“干部权力转换延迟理论”。我认为,在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由于是政府而不是市场或其它的什么力量在推动和最终控制着整个改革的过程,干部做为一个群体,他们能够而且愿意将旧的再分配权力转化为新环境下的新形式;其中,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就是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中的经济权力。干部愿意进行这种转换,是因为他们不满足于将他们的权力局限在相对较小(而且与迅速发展的市场相比越来越小)的再分配体制中,而希望将自己在再分配体制中获得的权力与特权延伸到新生的市场中去。他们能够进行这种转换,是因为他们是政府的唯一的代言人和政府政策的执行者,在政治权力方面没有任何竞争者,这使得干部在解释和执行国家政策的同时利用政策的漏洞或政策本身为自己的经济利益服务成为可能。在市场改革的早期(8—10年),这种从权力到金钱的转换没有或很少进行,其原因并不是像维克托·尼所说的干部不能适应市场规则,而是干部在旧的再分配体制中巨大的既得利益延缓了他们转向市场经济的脚步;因为这种延缓作用,新生的市场经济中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干部权力真空,使得大量来自社会下层群体的成员有机会成为新兴的经济精英。但是这个“精英循环”的阶段很快被另外一个“精英再生”的阶段取代;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利益的吸引下,一部分干部很快就摆脱了旧体制中既得利益的包袱并转向市场,市场中的干部权力真空被迅速填补,随着这种权力被转化成为经济利益,干部成为新兴经济精英的一个主要来源。

  三、假设、数据与模型

  维克托·尼(Nee )的市场转型理论一个严重的缺陷,是他广泛地使用了户人均收入的增长幅度来做为衡量干部权力强弱的主要指标,实际上这种方法会使研究产生巨大的偏差,理由如下:①在传统体制中,不同级别的干部的工资额受到国家的严格规定,任何多于这一规定数额的收入,一旦暴露出来,都会成为影响政治前途的严重问题。因此,社会调查数据关于干部收入部分的可信度很低。②干部权力的一个很重要方面就是干部可以享受许多“待遇”,包括低价或完全免费的住房、各种补贴、在医疗、孩子教育等诸多方面的照顾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待遇”的市场价格在迅速升高(比如房子),这种升值实际上占干部实际收入很大一部分,但却很难估算,因而基本不可能被包括进收入分析中去。③干部并不直接参与市场活动(干部参与市场活动之后就不再是干部了),所以他们的收入并不直接从市场发展中获得显著提高。干部只有进入市场(不再是干部的时候)才可以获得收入上的优势。干部真正的优势表现在一旦他们决定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迅速成功。

  为避免使用户收入做为干部权力指标在信度(理由①、②)和效度理由③)方面产生质疑,本文不采用收入分析的方法,而采用更直接也更为有效的对职业的变化进行分析的方法,以“成为私营企业主”做为新经济精英形成的标志,考察干部身分对该事件发生的影响,并以此来判断精英是“循环”的还是“再生”的。

  基于这种思路,我们可以派生出以下假设来验证本文提出的“干部权力转换延迟”理论的合理性:假设1:总体来说,干部比其它社会成员有更大的机会成为私营企业主;假设2:在考虑时间作用时,干部在成为私营企业主方面所占有的优势随时间增加而扩大;假设3:对于干部而言,成为企业主的可能性与他拥有的权力和特权以及获得提拔的机会成反比。

  假设4:教育将对成为企业主产业的促进作用随时间增加;假设5:女性在成为私营企业主方面的不利地位随时间而减弱;假设6:年龄对成为企业主的影响基本不随时间而改变。

  本文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中心1996年完成的全国性问卷调查。调查采用多阶整群抽样,共有有效样本6433个,其中我们使用的农村样本3002个。数据详细记录被访者完整的就业历史,包括每一次改变职业的时间(精确到年)、职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标准职业分类)、工作单位类型、工作单位级别等,还包括诸如年龄、性别、是否入党、教育程度和家庭出身等背景变量。在本文的分析中使用到的变量见表1.

  表1本文使用的变量一览表(略)

  本文主要使用历史事件分析的方法(图玛Nancy Turma 和罕南Hannan,1984)(注:因篇幅有限,本文不想对历史事件分析方法本身做过多解释,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Event HistoryAnalysis:Regression for Longitudingal Event Data Paul D.Allison,SagePublications,Inc.1984.)来分析从非私营企业主到私营企业主的变化速度(Transition Rate ),以及这种变化速度是如何被诸如年龄、性别等因素影响的。

  历史事件分析方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优点是它可以利用某一事件发生以前的所有生活历史(life history)所提供的信息来分析该事件的变化速度(transition rate );另一个优点是它可以完美地处理纵贯性数据分析中常见的两个问题:随时间而改变的变量(time-varyingvariables)和删除记录(censored cases)的影响(Paul D.Allison,1984)。在进行模型选择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两种选择:连续时间模型和非连续时间模型。本文使用非连续时间模型,这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①由于我们的数据是以年为单位进行记录的(间距相对较长)如果使用连续时间模型会遇到严重的“结”(ties)的问题;②连续时间模型不允许我们直接对发生速度与时间之间函数关系的准确形式进行分析,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在研究中非常感兴趣的方面。

  本文的分析策略是使用非连续性时间的历史事件分析的Logit 模型,来研究1978年之后“第一次成为企业主”的变化速度(Transition Rate ),以及这种变化速度受若干自变量的影响的情况。该事件的可能集合(risk set)是从1978年到完成调查的1996年。我们通过数据变换,形成一个包括可能集合中所有的人*年记录的新数据集。(注:构造该类数据集的具体方法详见Event History Analysis:Regressionfor Loongitudinal Event Data PaulD.Allison ,Sage Publications ,Inc.1984.)如果事件在某一年发生,则该被访者该年的记录做为发生记录(failure cases )处理,该被访者以后的记录被从数据中集中删除;如果某被访者一直到1996年调查结束时还没有发生该事件的话,该被访的所有记录将被做为删除记录(Censored Cases)处理。

  四、发现与讨论

  在进行到实际分析的时候,我们会碰到私营企业主有效样本不足的问题。在我们的样本中,符合我们的研究兴趣的样本,即“第一次实现从非企业主向企业主的转变”的样本只有70个(当然如果我们考虑有些人在成为企业主后,因种种原因退出然后再次进入的情况的话,有效样本会多一些;但由于第一次成为企业主与以后的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在可能集合(riskset )的范围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本文的历史事件分析不包括那种情况)。在无法增加样本量的情况下,只好使用另外一种方法——减少自变量的类目——来增加分析的效度。我们首先将时间(日历年)分为两组:(注:关于年代分组的问题,我们也试图找出一个比较“自然”的分组点,但是经过一系列的测试之后发现,从“成为企业主”这个角度来看,除了某些年(时点)有较大起伏之外,不能发现有规律的阶段性,因此采用中点:1987年做为分组点;采用这一分组方式的另外一个原因是,1988年通过关于私营企业地位的宪法修正案,对私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1977—1987年为第一组,1988—1996年为第二组;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证明“成为企业主”这个事件不但受到某些特定的自变量的作用影响,而且这种作用在不同的时候呈现出明显的不同特征;在此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讨论这些不同时期的不同特征。

  我们的分析思路是,首先建立两个模型,一个是固定时间效应模型(Time-invariant model),其中我们假设自变量的作用在不同的时期具有相同的效果,而不考虑它们与时间的交互作用,这样可以得到模型一。在此基础上,我们再考虑各个自变量对变化速度(Transition Rate )的作用随时间改变而改变的情况,这就是模型二:可变时间效应模型(Time-dependent Model)。模型一的作用是基准模型(baseline model ),将模型二与之进行比较与检验,就可以检验是否存在显著的时间效应(结果见表2)。

  表2对“成为企业主”的历史事件分析的Logit 模型(略)

  检验显示:两个模型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 〈0.05),从而可以证明特定的自变量在影响“成为企业主”这一事件时,确实存在着显著的时间差异。

  以表2的模型2给出的参数(尤其是交互作用)比较难于理解。我们可以给出另外一种形式的结果,其中,我们将时间与自变量的交互作用分解为不同的模型(从模型2可以派生出模型3和模型4),将这两个模型做为不同的看待,然后比较自变量不同的作用方式(见表3)。

  表3关于模型2的参数的另外一种解释(略)

  发现:

  表3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关于各自变量在不同时期对变化速度的不同作用方式。从表中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到几个重要的发现:1.关于干部身分的作用:模型1显示干部身份从整体而言对成为私营企业主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证明了我们的假设1的猜测;但这种促进作用在改革的初期非常微弱(P 〉0.1);模型3显示出“干部身分对成为企业主只有很少或没有促进作用”(维克多·尼,1989);而模型4显示,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化,干部身分对成为企业主的促进作用急剧增大,如果将方程中的参数换算成概率的话,这个值约等于12,也就是说在控制其它变量的条件下,干部成为私营企业主的可能性是一半人的12倍;将模型4与模型1和3比较,则可以看出干部身分对成为私营企业主的作用是加速度的,时间越久,该作用越大,从而证明假设2的正确。

  2.关于教育的作用:模型3和模型4在教育方面最明显的差别是:教育程度最低群体,在改革早期,在成为企业主方面的明显优势随时间而锐减;早期,初小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在成为企业主方面比高小甚至初中文化程度的人都具有优势;但在第二阶段,他们与高小文化群体之间的差异已不明显,而同时显示出对初中以上文化群体的明显劣势来。

  3.关于性别的作用:所有的模型都一致显示出女性在成为私营企业主方面明显的劣势,这一劣势在改革的初期尤为明显,随改革的继续,女性在成为企业主方面的劣势明显减弱。

  4.年龄的作用(包括线性效果和二次曲线效果):在三个模型中没有显著变化,而且这种作用对模型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5.党员身分的作用:党员身分对成为企业主的作用就整体而言是一种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在初期并不明显,但越到后来这种反作用越发强烈。

  讨论:

  前面的结果,已经有力地证明了干部身分对私营企业主地位获得的极大促进作用及明显的时间差异。在改革初期,干部身分对成为企业主并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与维克多·尼的市场转型理论(Theory ofMarket Transition)所描述的情况是吻合的(该理论的支持数据来自中国1984年农村调查),可以说这是一个精英循环的阶段,但更准确的说法,这应是一个“干部权力转换的延迟期”,因为:①干部并未丧失政治权力,他们现在的权力可以直接转换成明天的市场中的经济利益;②在这个时期,干部在市场经济中的无所作为并不是因为他们无法适应市场规则,而是因为他们在旧体制中大量的既得利益包袱牵制住他们迈向市场的步伐。干部并非不能赢得这场竞争而成为企业主,而是尚未充分发育的市场经济和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利益,还没有达到可以使干部放弃他们现有的干部身份和特权地位,以及进一步在旧的再分配体制内部得到提拔的机会的程度。

  因此,不能像维克托·尼那样,根据改革初期出现的短暂的精英流动现象便得出干部在失去权力的结论。从我们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干部非但没有失去任何权力,反而把他们手中再分配权力转移到市场中来,从而转化为新的、巨大的经济力量;而且市场经济越发展,干部在成为企业主方面的优势就会越大。换言之,精英再生将伴随整个改革过程。

  教育程度方面的变化从另外的角度涉及了同样的问题。在市场改革早期,基本上都是来自社会下层群体的人首先参与到市场活动中去,他们受教育的机会相对来说很小。按照工业化国家的社会分层理论,他们是不适应自由市场条件下的竞争的;他们在改革早期实际上的成功主要应归因于其他社会群体(尤其是干部)没有积极参与竞争而造成的空缺。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则是一个相对高教育水平的群体(乔治·康拉德G ·Konrad和撒列尼;1979),他们在改革的后期进入市场,显著地提高了企业主群体的教育水平——正如假设4所预测的那样。

  女性在任何时候都是劣势群体,但这种劣势在第二阶段显著减弱。这是干部权力向市场转化的一个副产品。男女平等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曾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许多妇女进入了一定级别的管理位置。当她们进入市场时,她们作为干部的优势压倒了她们作为妇女的劣势,这就在整体上减弱了妇女的不利地位。

  年龄在成为企业主的竞争中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因素,而且这种微弱的作用在所有时间基本保持稳定。

  要解释党员身分对成为企业主的负面影响需要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参见表4)。

  表4干部与党员对成为企业主的影响(略)

  在表4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将党员和干部这两种作用区分开来。在控制干部这一变量之后,党员身分对非干部成为企业主有微弱的阻碍作用(p 〉0.1),但对于干部来说,这一阻碍作用变的相当明显。我认为,这种作用的发生,是因为党员身分在旧的再分配经济体制中是一种获得更大的政治权力和进一步提拔所必须的、重要的政治条件(也只有在再分配体制内部才是重要的),对于获得这种条件的人来说,就意味着他们在再分配体制内的权力竞争中拥有比其他人有利的条件,他们可能获得更大的权力、更多的物质特权和更好的提拔的机会;但这种有利的条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脱离再分配体制的阻力,因为,条件越优越,就越难以离开旧体制。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证明了假设3.在中国,干部权力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即使面临日益增大的市场的诱惑,也只有那些权力较小,物质待遇较差,而且得到提拔的机会很小的干部才会放弃政治前途而“下海”;但即使这种较小的权力,也足以保证他们在以后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了。

  五、结论

  从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是一个复杂的制度化变迁的过程。与前苏联、东欧不同,中国共产党在改革过程中从来没有失去过领导地位,所以干部的权力也从来没有被中断过。在中国,改革从来没有削弱干部的权力。干部作为一个群体,是国家政策唯一的解释者和执行者,这使得他们有最大限度的权力和灵活性来利用国家政策为自己的经济利益服务。

  中国的市场改革是在旧的再分配体制之外创造了一个新的、与再分配体制并行的市场体制,而不是简单地用自由市场代替再分配体制。干部权力得以在旧体制中完好无损,同时向新生的市场中扩散并转化为新的形式——经济力量。

  在这种市场改革中的“精英流动”是一个阶段性现象,主要存在于改革的早期。干部在改革早期市场活动上的无所建树,并不是因为他们无法适应新的市场规则(维克多·尼,1989,1991),更不意味着改革导致干部权力的削弱以至最终的瓦解。这一现象的出现,仅仅是因为干部在转向市场的过程中,因为受自身在旧体制中既得利益包袱的影响而迟迟不肯迈出走向市场的第一步,从而导致的改革早期市场中一段短暂的干部权力空白,这段空白的出现使得来自其它社会群体的成员得以脱颖而出。

  传统的“精英再生”理论强调干部自身的特点(比如教育程度、社会关系等)使得他们容易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本文提出的“干部权力转换延迟理论”,强调“干部”和“干部权力”在影响一个人在市场竞争中是否成功的不同作用,即“干部权力”而非“干部”是保证他们获胜的主要因素。干部的权力——他们作为管理者、政府政策的唯一解释者和执行者的特殊地位而拥有的巨大的权力,才是他们在自由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原因;而教育程度与社会关系往往是这种权力的附属品,不能起决定性作用。

  “干部权力转换延迟理论”一个重要的理论意义是:与许多理论的结论相反,中国的市场改革不但没有减少由再分配体制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反而通过一种复杂的转换机制,将原本在社会主义再分配体制内部受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严格约束的、有限的不平等,转换成为自由市场条件下的、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的绝对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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