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社会进化的一般逻辑公设原则 

  社会进化之一般逻辑公设的确定,从批判理论构建的角度看,有两大功能: 

  (a )提供理论判断的标准或坐标: 

  (b )构成专制主义总体化分析的深层学理基础。 

  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一方面是为了“清算”历史,同时也是为了发现历史的“意义”。在过去的100年中,中国进步了么?进步了多少?用什么标尺衡量这个进步(或非进步)?我们是否本来可以干得更好?还是说为了取得今天的进步,我们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凭什么讲,中国20世纪制度现代化的最大失败是民主建设的失败?就启蒙本身的规范意义和其遭受的挫折言,从五四到六四,我们何以在走了一个圆圈之后,似乎又回到了历史的出发点?我们是否曾有过其它选择或选择的可能性?对不同历史选择方式的价值判断又以什么东西为基础?如果说,制度现代化是社会进化之一般逻辑的制度体现,那么20世纪中国制度现代化进程的曲折乃至扭曲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凸显了进化逻辑之普遍性与具体历史进程之多变乃至偶然性的内在张力?――显然,只有清楚地回答了上述问题,我们才能真正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的意义;而回答所有这些问题的前提则是必须有一个判断由以进行的标准。 

  那么,如何证明我们所说的“标准”具有客观普适性、从而能够构成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的深层学理基础?的确,成熟的批判学术在确立自身方法论原则的同时,也必须把对原则本身之合理性的反思纳入其中。关于“客观性”,我以为至少可以从四个不同层次定义之:(1)对简单经验事实的认定;(2)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借助一定经验手段得出的可证实性结果;(3)正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规律”,这其实是对自然科学“客观性”的模仿;(4)解释学意义上的“客观性”,即立基于本体论而非认识论的解释者与行动者、知识与存在、历史与历史表述之间的统一。本书对“客观性”一词是在如上定义的解释学意义上用的,这意味着,我所说的“客观性”乃是指由理解活动之本体论特征达致的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其中包括社会进化之一般逻辑抽象的客观性。 

  其实,关于一般逻辑“抽象”之可能,黑格尔早已讲得很清楚:“知性做出规定并坚持规定,理性是否定的和辩证的,因为它将知性的规定消融为无;它又是肯定的,因为它产生一般,并将特殊包括在内…。”(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页4)就本文主题言,鉴于制度现代化在全球范围内已进行了数百年,在欧美已有比较成熟的形态,现代化的正、负两面结果都已经相当清晰地呈示出来,表象具体的丰富性和机体发展的成熟性为科学抽象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现代专制社会中极权主义或威权主义潜能的枯竭和民主化力量的增长,同样为批判主体进行合理的科学抽象提供了可能。尽管这个抽象是在最一般的层次上进行的,但它却深刻反映出社会发展进程的本质。因此之故,言其构成专制主义总体化分析的深层学理基础,绝非过誉之词。 

  那么,就本文论域而言,我所说的“社会进化之一般逻辑公设”包括哪些内容呢?这里提出如下两点:第一,社会进化是一个全人类普适的发展过程;各民族历史演进的具体差异无非是以正面(遵从)、或反面(扭曲)的特殊性证明社会进化本身的普遍性。第二,既然称“发展”,社会进化是有方向的,但又是生成性的,社会进化本身并无任何预定的或前定的目标。换言之,我所理解的“社会进化之一般逻辑”遵从黑格尔的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法,但拒绝黑格尔―马克思式的历史目的论。 

  关于如上描述的社会进化之一般逻辑的形而上根据,已经不再属于本文的论域范围。不过,为了理论构造的完整性起见,我并不想把这个问题完全“悬置”起来;而是力图通过若干哲学人类学元规则的引入,为社会进化的历史可理解性构筑一个更具基础意味的人类学平台。哲学人类学在这里是一个重要概念,但它并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 )及其后继者创造的那个“哲学人类学”,尽管这两者之间有着重要的学术联系。1988年我曾在自己的第一部著作《经济行为与人》中提出了“总体人学”的构想,其基本主张是在对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马克思主义及舍勒的哲学人类学做出批判性扬弃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新的人学理解模型。这个人学模型强调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人类的现实历史乃是人类双重本性借助文化―历史中介彼此斗争又彼此中和的永恒过程。对于社会进化来讲,立基于生物学的人的自然本性与立基于广义文化-历史的人的社会本性构成历史运动之可见系列的更深层次的元规则系统。但是,鉴于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课题,有些命题尚未得到足够的证明(比如,社会生物学的“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说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提出,但并未获得突破性进展)。所以,我愿坦率地承认:在本文中,哲学人类学关于人性构成及其互动关系的元规则论说只是一种假定;然这又是一个十分必要、且大有用途的假定,我们关于民主或独裁政治、关于市场经济的大量讨论最终都可以追溯到这个人之存在的最深层基础。还应该说明的是:“假定”与本文所谓社会进化之一般逻辑的“公设”不同。就“假定”尚未得到充分明晰化的人类学理论(包括社会生物学这样更多带有自然科学特征的学术资源)之系统证明而言,“假定”尚不具备完整的“客观性”品格,它只是一种形而上的假定;社会进化之一般逻辑的“公设”则不同,它是客观的,反映了既定历史条件下理解活动所达到的最高历史视界。在本文中,我之所以把社会进化逻辑称之为“公设”是为了强调它在专制主义总体化中的规范地位和标尺或坐标职能,这个标尺有助于澄清学术研究中常见的、或官方意识形态臆造的一些混乱。下面所列即此类混乱的三个例证: 

  例证一:六四后中共官方对抗世界民主化大势的意识形态话语 

  这样的话语由两部分构成:对外,鉴于苏东剧变后“共产主义”专制政权在世界上日益孤立的现实,为了证明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的正当性,中共当权者在所有国际场合都强调“每个国家和她的人民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似乎谁批评中共和中国的现存制度,谁就是践踏“中国人民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对内,当权者则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宣称官方钦定的“马克思主义”版本乃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同时把“三权分立”、“新闻自由”等解释成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资产阶级民主”是“西方”的产物,如今又成了“西方霸权主义”对我们进行“渗透”、“颠覆”的“工具”。另一方面,无论对外还是对内,民族主义都成了专制主义逻辑的重要利用物,成为专制主义执政者手中最方便的武器:“祖国”是神圣的,而党则是国家利益的最高体现。总之,源于专制主义自我保护的需要,国际交往中的“多元论”与国内政治控制的“一元论”可以并行不悖;而“中”、“西”之间的对立,则被蒙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的混合色彩。那么,共产党这套逻辑从本书立场看错在哪里呢?首先,它故意把具有社会进化普遍性的东西模糊化:无论各国选择的“发展道路”如何不同,它们都将是体现社会进化之一般逻辑的制度现代化历程的特殊表现形式。其次,“民主”并无“阶级”之分,正如“市场经济”并无“主义”之分一样(六四后邓小平倡其始搞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乃威权主义时代编造的最大的政治童话,不论它包含什么样的现实政治意图)。第三,人类普遍价值与“国家利益”的矛盾在现今人类文明进化水平上,确实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难题,但以“党”作为“国家利益”的天然代表,则是赤裸裸的专制逻辑,该逻辑只能使尚未解决的人类难题更难解决。以上还只是从社会进化之一般逻辑公设的角度对中共专制主义话语的抽象分析――也就是说,我们只是从学理意义上指出专制主义话语的悖谬之处,而尚未从专制主义话语与其产生语境间的相互关系中挖掘隐藏其后的“潜台词”或解释学含义。 

  例证二;文化相对主义话语 

  顾名思义,文化相对主义诉诸文化的“相对性”。在很多场合,它既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文化对“强势”文化之“霸权主义”的某种抵制,同时又含有对本土文化之“独特性”甚或“优越性”的顾影自怜式的强调。从本文立场看,文化相对主义和它的必然产物――文化保守主义――乃是对社会进化一般逻辑之普遍性品质误读的结果;历史地看,这种误读又是文明进程通过其外在表象展示其诡秘性而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知识界中的可理解反映。就其性质言,文化相对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误读和它的对立面――表现为“全盘西化”论式的文化激进主义对社会进化之普遍逻辑的误读――其实同出一根,因为他们都把“西方”的东西(西方的技术、西方的制度、西方的文明)仅仅认作是“西方”的,而忘记了“西方”的东西固然是“西方”的,但同时也是人类的。从社会进化的逻辑看,西方人不过是以欧美民族实践的特殊性呈示、体现、证明了人类文明进化的普遍性。强调这一点,在历史理解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时间方面欧洲人确实走在了前边,这使欧洲人自己也产生过各种各样的幻觉,包括那个已经绵延数百年之久的“西方中心论”的思维前见。关于“先进民族”与“落后民族”、“优等文化”与“劣等文化”的争论引至了一系列复杂的价值问题与情感冲突,竟使得“承认的政治”之类话题远远超出了地区性个案范围,而具有了更加一般化的性质。不能否认产生此类问题的现实语境的高度复杂性,包括现存的国际规则、国际关系(特别是南北关系)中的种种不平等;但当我们为了获得对社会进化之一般逻辑的本质性把握而把这些因素暂时舍象时,我们就会清晰地发现:社会进化的逻辑本身不允许对不同文化进行非历史的横向比较,这与――比如说――一般的价值论立场是很不相同的。从价值论立场出发,所有的文化(包括最现代的文化和最原始的文化)在价值上都是等同的,因为它们同为人类的创造,因此拥有同等的尊严,应该得到同样的尊重。但从社会进化的立场出发,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我们会看到不同文化处于人类社会进化的不同阶梯水平,有些已经达到现代工业社会乃至信息社会水平,有些还处于前现代农业社会水平,有些则可能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水平。显然,这些社会所拥有的历史价值是不同的,尽管它们拥有同样的人类价值。历史价值更高的人类文化(社会)群体在其文化实践的特殊性中承载了更多人类文明普遍性的品格,率先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方向。当然,在同一文化内部,人们也可以做出类似的区分:体现人类文明发展方向之共性(从而具有永恒性或超越性)的部分和仅仅代表当下社会进化水平的部分(个别性、非永恒性部分)。正因为如此――还原到中国问题――被文化相对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津津乐道的“中西”问题其实乃是社会进化意义上的“古今”问题。自马戛尔尼使华以来日益激烈的中西冲突,从社会进化之一般逻辑的立场看,实乃以老大自居、但又已经不堪一击的前现代华夏帝国与代表着更高社会进化水平的西方各国之间的对抗。历史的逻辑本身早已决定了这场对抗的结局。如果我们尚未从这种共时性的历史格局中看出历时性的历史交错特点,那倒是我们真正的不幸。 

  例证三:“现代性”话语 

  “现代性”及各种“后学”话语在如今尚不敢称已经“现代”的中国被炒作得沸沸扬扬,似乎是一种很滑稽的现象,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现代性”问题本身蕴含的深刻的文明之悖论乃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科学课题。市场运作的“资本”属性给人类带来了巨大财富,也招致了似乎岌岌可危的“平等”、“公正”乃至生活之“意义”等无穷无尽的麻烦――这正是自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T ·W ·Adorno)《启蒙的辩证法》问世以来西方左派对“工具理性”,对“科学”,对无所不能又令人生厌的“资本主义”大加讨伐的基本背景。至于我们中国人,文明发展之二律背反带给我们的麻烦还要多些。这个“二律背反”的正命题自然无需多论:以“资本”为车轮的市场力量构建了现代法治精神与民主体系;民主制度(包括按民主原则运作的权力结构和对权力进行民间监督的公共领域)又成为哲学人类学意义上文明进步的普遍标尺。二律背反的负命题则至少包括了三条:第一条,“资本”自身的贪得无厌性必然招致的反伦理后果――这是一个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能看得见的事实;第二条,“资本”的“国际化”及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双重后果――繁荣与异化(殖民化)的共存;第三条,以“实力”为原则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弱肉强食――这意味着在一个实力不均衡的世界上,“实力”较弱的国家总是面临“实力”更强的国家的“威胁”。正是从上述第二条和第三条之“二律背反”的负命题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体味文化保守主义和近来的“新左派”主张的深层忧虑之所在,也可以体味何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容易成为现代专制主义进行大众动员、强化自身合法性的便利之举。然则我们又如何面对这样的“二律背反”?从社会进化之一般逻辑及其背后的哲学人类学元规则看,二律背反的存在似乎是人类文明不可避免的宿命,这是就人类本性最深层的基础――人类生物本性和社会本性的共存,而生物本性又为其始――乃制约着文明创置及演变的全部历史而言(比如,我们可以从现代经济行为的“自利”或“自私”属性中,窥视其进化生物学的可能起源。)另一方面,这种“宿命”又非真的不可改变,这乃是因为在人性的历史演变中,社会属性终究会通过无数历史与文化的中介而得到升华,我们的任务则是发现乃至创造促成人的生物属性合理扬弃、人的社会属性理性升华的制度机制(这应该也是社会进化之一般逻辑的应有之义)。它将构成制度现代化之更高层次的、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崇高目标。如果我们拥有这样的识见,则“现代性”话语所揭示的人类“此在”状况的狭隘性就不会成为不可克服的东西。面对“高歌猛进迎接异化”的狂潮,作为中国人的我们也不至总陷于“欲迎还拒”的苦恼之中。 

  (2):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总体化”把握原则 

  凡熟悉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德国辩证法者,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都不会感到陌生。 

  在黑格尔《逻辑学》中,作为认识活动的“从抽象到具体”被视为从普遍经特殊到个别的综合过程。马克思则更明确地把批判主体的认识活动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第二阶段则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马克思特别强调“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故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马克思为此批评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页210) 

  我很欣赏上面引述的马克思的最后一句话,事实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先看到无数作为外在具体的生活的“表象”,我们的任务则是透过这些“表象”去把握其内在的本质,得出关于这些本质的一般抽象。然后,在科学表述中,又要从本质的抽象出发,把原来抽象过程中被舍象的特殊因素一层层加入,使其成为科学研究整体把握中的具体,也就是思维的具体,后者乃是对可观察的外在具体之更深刻的本质性把握。对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研究,也应该遵循这个原则。 

  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既与欧洲历史上的专制主义有别,也非中国古代皇权意义上的专制主义,它是中国制度现代化进程及其扭曲中演化出的怪胎;而中国制度现代化又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体现着社会进化之一般逻辑的内在要求。从批判主体的认知活动意义讲,这个社会进化的一般逻辑之所以会成为中国专制主义分析的深层学理基础,是因为它乃批判思维对客观实存层层分析后得出的本质抽象。但,仅仅有这个抽象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把该抽象还原为丰富的具体,在还原(或“上升”)过程中,那些被舍象的东西,将在批判主体拥有清醒的“效果历史意识”,符合解释学“视界融合”原则的前提下,被重新召唤回来,并一个一个地展开,使其构成思维中的具体的活生生的要素。在最终意义上,这个被批判主体所展示的思维中的具体应是批判客体――专制主义之现实中的具体――的深层逻辑再现。 

  我把这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称为总体化把握原则。这里有必要就“总体化”概念给出进一步的解释。在本文中,“总体化”包括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指批判客体自身结构存在意义上的多重性。就这个多重性既体现着运动发展方向性的内在要求,又在现实运动中代表着对它的扭曲而言,总体化乃是一个有着巨大张力的、矛盾的辩证发展进程;而就这个多重性乃是诸多历史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被规定的普遍性”在这里显示为被歪曲了的个别性而言,总体化又是被历史限定了的历史存在形式本身。第二种含义的“总体化”则指批判主体把握对象的方式:在批判学术的表述中,它是“思维中的具体”展示自身、完成自身叙述的手段。当然,从严格的批判主体乃“行动中的反思者与反思中的行动者”的双重存在意义讲,上述两种总体化的含义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批判主体用“总体化”原则解析现实社会“总体化”存在的行动本身,就是促成专制主义“总体化”解构的重要思想力量。此外还应该就本文所用的“总体化”概念与前人的异同略作说明。首先,这个概念借自法国思想家让-保罗·萨特。在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中,出于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填补马克思主义“人学空场”的学术需要,萨特构建了一套从“个人”出发到“群集”再到“集团”的历史人学框架,与此相应的则是从“构成的辩证法”到“反辩证法”再到“被构成的辩证法”的辩证逻辑图式。“总体化”被定义为表征这两个相互联系的系列之发展的“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在萨特那里,“总体化”的出发点是个人,目标则是为萨特所理解的“历史人学”提供一个辩证的、又是形式化的话语框架。不同于萨特,本文乃是从结构的多重化角度定义“总体化”。这是本文主题性质所要求的:中国专制主义本身作为20世纪中国制度现代化进程之扭曲的产物,的确呈示出结构多重性的特点,无论是在横向的共时意义上,还是在纵向的历时意义上。正因为如此,作为“思维中的具体”,总体化应该是把握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演化之“现实中的具体”的得力分析工具。 

  那么,本文所理解的20世纪中国制度现代化之扭曲的“结构多重性”具体指什么呢?概略地说,它由三个相互联系的层面构成: 

  (1)基础层面。这就是方法论(1)所分析的社会进化之一般逻辑公设,由于这个公设体现着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人类学元规则,因此它是关于制度现代化之全人类意义上的、最一般的也是最抽象的规定。讨论中国制度现代化的成败得失,研究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历史可理解特征,必须从这个基本点出发。否则,我们将会在文化相对主义乃至反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过度”现代的各种“后学”思潮、以及靠诉诸狭义的“民族主义”来支撑腐朽意识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种种浓雾中迷失方向。严格地说――对中国思想者来讲――我们除了定位于“社会进化的一般逻辑公设”之外别无选择,这不但在于“研究的主体和对象实际上是由探究的动机所构成的,因此历史的研究被带到了生命自身所处的历史运动里”(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页365)而且在于正是这种不可避免的“前见”,决定了我们要在深入理解历史的基础上重构历史的冲动。“社会进化之一般逻辑”乃是我们理解历史、重构历史的标尺,是辨清那些如此矛盾的社会运动与人类现象的基础。把它作为总体化研究之基础层面也表明:我们已经置身于世界现代化大潮之中,是这个本质上不可遏止的历史运动中的一部分。当然,由于社会进化的一般逻辑在肯定人的总的发展的矢量特征(方向性)的同时,拒绝对历史作目的论式的解释,在人的生物性存在和社会性存在的永恒运动及其现实表现――制度的不断重整和创新――的过程中,历史的停滞、扭曲甚或短暂的倒退都是可能的,也是可理解的。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在更宽广、也更深邃的意义上洞察生活表象中处处呈示的“偶然性”和“易变性”。 

  (2)中间层面。在这个层面上,考察社会进化之一般逻辑普遍性时被舍象掉的文化特殊性成为被关注的中心。中国是一个正在现代化的国家;同时,中国又是一个拥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的制度现代化不可能在一块飞地上进行;恰恰相反,这个文明古国的所有前现代的东西――包括它的政治建构、经济建构、社会整合建构和意识形态表达――都会对社会向现代的转型发生影响。历史传统从来都是活生生的,举个例子,中国古代各种律典――唐律、明律、大清律等――已经不复存在,但这些律典中渗透的皇权意识、等级观念、伦理准则、宗法精神仍然作为习俗,作为人们心灵深处的文化潜意识存在着,并对现实生活,包括社会转型中正在建构的制度,发生影响。梳理这种影响发挥作用的机制成为中国专制主义总体化研究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使命。 

  当然,宽泛地讲,所有非自然地进入现代文明进程的古老传统国家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就此而言,在总体化的中间层面上社会进化的普遍性与前现代文化之特殊性构成内在的张力格局,并非中国所独有。那些本来是以特殊的民族形式率先实现(或证明)了人类共同发展道路的“西方人”在东方民族面前的“殖民者”或强盗面目,加剧了这一张力局面的形成。中国在这件事情上比其他民族(比如俄罗斯或日本),不过显得更加典型、更具有悲剧性、从而亦更足以表征历史演进的诡秘性而已。华夏民族历史上的辉煌和它在近世的衰落,构成一个极大的反差。从结构或系统意义上反思这段历史,已经被汉语知识界所看重,并产生若干成果。我们的任务,则是继续这种努力,并把它整合到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批判的总体化分析之中。读者将看到,中国前现代的皇权专制之政治结构、小农/地主经济之经济结构、以宗法家族为核心的社会整合结构、以及作为上述三项之意识形态表述的政治化的儒学本来就构成了中国从前现代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巨大文化―结构性障碍;20世纪中国制度现代化的独特国际语境与国内矛盾的交织,救亡的凸显和启蒙的中断(――不要忘记,启蒙和与之相联系的文化重估本来有可能减少社会转型中辞旧迎新所必然遭遇的张力),使中国走向现代的进程显得更加凶险、更加危机四伏。终于,20世纪中国人的制度选择及其现实运作证实了我们的担心,而这,正是总体化分析第三个层面要触及的东西―― 

  (3)现实层面。所谓“现实层面”,指20世纪中国社会几个不同发展阶段(主要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呈示的制度现实及其意识形态表达。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实体,批判学术的总体化研究本来就是以此为起点的,但在表述上,它却成了最后才说出的东西。从常识意义讲,“现实”作为当下现存物仅仅是“表象”,即直观意义上可观察的外部现象;但在总体化研究中,“现实”或“表象”作为思维的具体,作为批判主体对客体总体化把握的结果,却已经获得最丰富的规定,成为包容了前两个层面所有内含的“个别”。比如,孙中山的政治构想何以在民国的实践中变成一纸空谈?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何以必然失败?威权主义时代借助“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原始积累和“社会主义免费午餐”何以使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权贵私有制的形成不可避免?――这些20世纪历史上中国制度现代化扭曲的重大现象是不可能在一个平面结构上说清楚的,它们本来就是历史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同时体现着共时性与历时性两种力的特征交织的立体化作用网络的产物。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根据黑格尔的《逻辑学》,以“特殊”为中介的“个别”本来应该是“普遍”的现实体现,但在中国专制主义总体化研究中我们发现:这个作为“个别”的现实层面,仅仅是对作为“普遍性”的基础层面的表面遵从,而实质是对它的扭曲。这正是中国专制主义总体化研究必须解开的历史之迷。前文曾指出,我们对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研究将以中国共产党的专制主义为研究重点,之所以如此,不但是因为在中共掌权的时段里,中国现代专制主义获得了最完整、最成熟的发展形态,而且还因为中共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实践以最为戏剧性的形式呈示了“表面遵从”与“实质扭曲”的真实情景。那么,这种情景如何可能发生呢?我们当然要在第三层面上认真探讨“社会主义”的初始定义和它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各种变异,包括它在中国人那里获得的理解形态;更重要的是探讨这种理解形态本身与中国人的思维“前见”――受到前现代文化传统制约的观察、理解世界的先在性特征――之间的关系。而这必然使我们返回到总体化研究的第二层面,在这里,我们不但要考察中国人观念形成的传统,而且势必要考察是什么样的前现代政治、经济、社会建构造就了这样的观念系统和行为模式。如此定义的观念系统和行为模式在第三层面的研究中并不是无足轻重的;恰恰相反,它们会作为潜规则,作为某种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实实在在在发挥作用的东西构成第三层面总体化的要素。换言之,在“社会主义”的口号和外貌下,包括国家领导人和千百万普通人在内的中国人的决策和日常行为中,其实处处隐含着前现代华夏农业文明的“潜规则”,就此而言,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力量、生命力并不在于出现一两个独裁者,而在于独裁者产生的语境――由千百万人构成的、具有前现代特征或本质上就是前现代的行为模式与观念传统――以及独裁者与之的互动。正是这种互动,使中国的制度现代化进程偏离了人类社会进化之一般逻辑揭示的发展的普遍性。 

  “传统文化”当然并非全是现代制度转型的障碍物;虽然从总体上讲中国前现代文化乃是华夏农业文明的产物,然自先秦以来,无论是作为经典文献流传下来的思想遗产,还是作为记载中的、曾经存在过的古代制度遗产,在经过合理筛选、解构(即把其中的超越性人类普适内容与它们的前现代文化形式区分开来)和理性重估后,本来还是可能成为现代制度构建之有价值的文化资源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作为19世纪欧洲工业化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在揭示市场经济的一般本性及其内具的历史力量方面显示出真正的睿智。当然,马克思的学说也有致命的弱点,对人性理解的浪漫化倾向(马克思似乎终生都未能克服这一倾向)和与此有关、甚或由此导致的、过于刻板的“阶级斗争”学说,使马克思的政治学见解相对幼稚,不堪一驳。指出上述第二层面和第三层面构成要素中的正负两个方面是想表明:在中国制度现代化进程中,总体化本来是有可能出现不同之综合形式的。比如,第二层面“传统文化”经过解构、重估的有价值的部分与第三层面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中的有价值的部分的综合,可能会使中国的现代制度建构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然而,这是否只是一种抽象的、不具现实意义的可能?因为毕竟中国并没有真的走向这条道路;而是相反,在我们所定义的总体化进程中,真正综合到一起的,乃是第二层面和第三层面构成要素中的负面因子。或者,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种“负面组合”或“不良组合”甚或“劣势组合”,正是它造成了中国制度现代化历史性的扭曲,造成了中国现代专制主义如其所是的这般形态,造成了相对于第一层面――社会进化之一般逻辑――的“表面遵从”而“实质扭曲”的可怕局面。 

  总之,作为被“思维中的具体”再现的现实的具体,中国制度扭曲的总体化行程表现为三个层面间充满张力的紧张关系,其中,“基础层面”体现社会进化的普遍要求,“中间层面”表明前现代文化对制度转型的阻遏:“现实层面”则以表面的遵从而实质的扭曲使总体化的内在矛盾发展到顶点。第三层面“实质扭曲”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使第二层面那些本该进入历史垃圾堆的东西死灰复燃,而在第三层面以“人民民主”自居的意识形态表达又成为这种死灰复燃的遮盖或掩饰――这一点,毛泽东如是,邓小平、江泽民也如是,只不过他们对此意识的自觉程度各不相同罢了。 

  这个方法论原则可以引出许多实践场合的应用。比如,当我们意识到20世纪中国制度现代化是在如此这般的总体化力量中被扭曲时,断言1949年后“新中国”的执政者乃是在中国前现代民本主义的意义上获得民众支持的合法性,就是一件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再比如,既然总体化已经如此清楚地显示出自身的基本结构特征,那么在现代专制主义背景下去谈什么“德治”、“亚洲价值观”之类是多么滑稽,就一目了然了。要么,它是一种迂腐的书生之见;要么就是当权者别有用心的宣传伎俩。 

  (3):结构性分析原则 

  当我们把制度现代化理解为由“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组成的动态统一体时,这里的“结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说:“结构”是对某一社会运行系统或其中相对独立的部分之内在要素的组合及其联系做出的抽象表述,比如,“政治结构”所涉及的就是权力运行系统所包含的各种要素的组合方式与联系特征。但这样的理解并没有使我们真的前进多远。人文科学的复杂性就在于所有社会构成物都既是人的创造又同时制约着它的创造者。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曾就此批评功能主义者把“结构”仅仅视为社会关系或社会现象的“模式化”,“他们经常幼稚地借助可视图像来理解结构,认为结构类似于某种有机体的骨骼系统或曰形态,或是某个建筑物的构架。主体和社会客体对象的二元论与这种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这里的‘结构’体现人为的行动的‘外在之物’,对不依赖其他力量而构成的主体的自由创造产生的某种制约。”(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页78) 

  对吉登斯的上述观点可做出两方面的回应:一方面,对任一个体乃至处于某个历史时空断面的群体来说,社会“结构”都是一个先在的、不容选择的现实;无论个体还是群体都不得不生活于这个既定的社会“骨架”之内,受其所限。在这个意义上,功能主义的“模式”说并无错误。事实上,本文也首先是在同一意义上划分制度现代化进程的三大“结构”领域的。另一方面,“结构”本身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形成来自社会个体和群体的行动,它的基础的变更(社会“骨架”之力的组合形态乃至社会“骨架”本身之架构原则的改变)亦都要追溯到这种行动,是该行动的产物。就此而言,行动者又不是“外在于”结构的,而是结构变异中活的根本要素。因此,所谓结构问题上的主、客体二元对立,只是外在观察的结果,是一种思维方法论上的“恶无限”。我们要做的,则是从行动者与“结构”互动之“真无限”的意义上理解结构形成与结构变迁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意味着:我们既不能因为强调结构包含在行动的生成过程中而忽略结构对行动的制约作用及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构对行动者而言现象意义上的外在性,也不能因为仅仅局限于这种“外在性”的观察忘记了结构与行动者间的互动才是历史运动的生命所在。 

  然而,这样的议论仍嫌抽象。对专制主义总体化研究言,我们需要找到更具体的概念工具以揭示结构与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性联系。不妨从吉登斯的两个概念――结构的“使动性”和“制约性”――谈起,然后,看看有否可能在中国现代专制主义论域内延展、深化这些概念的内涵。 

  在《社会的构成》一书中,吉斯登致力于构建一种“二重性”的“结构化”理论,突出点即在于强调“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兼具使动性(enabling)和制约性(constraining)”。前者指“行动者使结构生成”;后者指“结构又制约着行动者”。不必援引吉登斯对此的证明过程,因为这个观点与本文所述显然是一致的。对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研究来说,我以为重要的是区分两类不同的行动者,他们对结构的“使动”方式和“受制”特征是大不相同的。第一类行动者指处于最高当权地位的人(如慈禧、蒋介石、毛泽东)――当然,在专制主义语境下,他们都是独裁者。一方面,独裁者在“结构”面前,显示出更多的“使动”(能动)特征,因为他们握有权力,拥有贯彻自身意志、又不受他人意志制约的手段。他们往往通过自己的行动,使结构趋向于成为体现自身意志的工具。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个逻辑贯彻到底;那样的话,我们就将跌入“英雄创造历史”的非历史主义的陷阱。现在请注意独裁者与“结构”联系的另一方面,即独裁者“受动”或“受到制约”的方面。在这方面,俄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的下列断言仍不失为真理:“个人因其性格特点可能影响社会命运,但这种影响发生的可能及其范围,却要依当时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对比关系来决定”尽管“偶然现象以及著名人物的特点,其表现要比深藏的一般原因显著得无比”,但从历史长程看,“个人可能改变事物的个别外貌及事变的局部后果,但终究不能改变事物发展的一般方向”。(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三联书店1965年中文版,页24、30)用本文当下的语言,独裁者尽管大权在握,但他(或她)运用权力的方式及可能达到的效果却不能不受到既定社会结构的制约;独裁者个人在历史上发挥作用的范围、程度,归根结底仍然取决于发展、变动中的社会结构的内在历史力量。也就是说,在社会进化的宏观意义上,独裁者暴露于外的“能动”(使动)特征往往与深藏于内的“受动”本质互为补充,这种“能动”中的“受动”是我们理解专制主义独裁者之历史角色的重要把握点。应该同时强调的是,这个结论并不意味着否认在专制主义语境下,独裁者个人的作用往往会通过结构、通过独裁者个人对结构的“使动”性被社会系统放大的可能,正是这种可能向现实的转化,成为社会发展进程产生更多曲折、扭曲的直接原因(在民主体制下,这样的情形本来可以避免或减少)。 

  现在让我们考虑第二类行动者。这里指的是作为普通人的每一个个体。与独裁者相比,他们处于相对无权或彻底无权的状态;因此,作为纯个体,普通人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并无意义(这里又一次显示了民主社会与专制社会的不同,在民主社会中,每一个公民都可以通过他对社会生活的有效参与显示其价值)。然则又何定义专制条件下的普通大众也是“行动者”?原来,这种“行动”并不是以个体为单位、而是以群体为单位形成的,正是作为群体的普通人才会显示出他们的功能性价值――对社会产生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群体行动作为无数普通个体行动的有机组合既构成社会的外部表象,又深刻规定着社会的内在性质。――因为群体行动才是文化传统最强有力的载体,它们本身就是社会“结构”理解中最本质的要素。比如,在专制社会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作为个体的普通人面对他无力改变的社会现实是微不足道的,他只是个单纯的“受动”角色;但无数“受动”个体的总和却可能构成一种力量,一种“使动”性力量,足以影响“结构”,甚至作为“结构”去影响独裁者。这样,本来是“受动”的个体之总和,却会表现为某种群体的“能动”,这种“受动”中的“能动”在毛泽东式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不妨举个例子:1955年到1956年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急速“升级”。据中共元老薄一波回忆,早在1952年,毛泽东就开始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1953年正式提出“一化、三改”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但当时设想完成“三大改造”需要用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1955年春由浙江省合作化运动“过头”引发的“上马”与“下马”的争议,毛泽东本来还持谨慎态度,但当年4月他到南方考察一圈,沿路看到庄稼的长势,又听了地方领导人(尤其象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这样的人)的汇报后,态度有了根本转变。在著名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毛批评邓子恢等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领导者“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毛自己则断言农业合作化这场涉及“5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但即便在这篇报告中,毛也并未改变中国共产党既定的公有化社会主义改造日程表。值得注意的反倒是这样一种情况:毛的报告传达下去、特别是由毛亲自作“序”,仅汉文版就印刷152万册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出版以后的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初,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真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发展势头之猛甚至远远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料。用薄一波的话讲:“短短几个月内我国农村就一举实现了高级形式的合作化,许多地方没有经过初级社,甚至也没有经过互助组,就在个体农民基础上直接组织高级社。”(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页400)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美国学者麦斯纳(Maurice Meisner )曾用“贫农的平均主义愿望”和“当地干部的政治热情”解释之(麦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杜蒲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页198),这类解释显然并不彻底。问题在于“热情的原因”,作为农业合作化的具体组织者的中共农村基层干部意识到这场运动乃是对其政绩与“政治可靠性”的检验,所以必然不遗余力而致极端。在中共政治动员系统中长期形成的“宁左勿右”的政治行为模式也会助长不负责任的“跟风”行为的普遍化。更为深刻的是,这里似乎有某种前现代的政治传统在发挥影响:面对“圣旨”,人们不但丧失了独立判断能力,而且势必要以三倍的努力表达自己的“忠诚”。也可能还有经济、行政方面的其他原因:基层组织者由于迅速高级社化而免除了“土地分红”计算中的各种麻烦,从而减轻了行政上的压力。无论怎样,高潮是从下面形成的。它固然有决策人“使动”的重要因素(毛的报告成了新一轮运动高涨的动员令),但来自下面的回应却不能仅仅用“被动性”来解释;恰恰相反,这是一种“被动”中的“主动”,“受动”中的“能动”。农业合作化迅速“升温”中基层组织者及其组织、依靠对象的行为,作为某种合力以反作用的形式给最高决策人以“使动”,促使毛泽东做出更加错误、更加极端的判断,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毛泽东1955年底到1956年初关于国民经济发展更加冒进的主张,并埋下了1958年发动大跃进运动的思想认知伏笔。总之,在这个堪称经典的例证中,“受动”群体对处于最高决策地位的独裁者来说,既是“被动”的“受动对象”,又作为影响、制约独裁者行为的既定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反作用于独裁者。这种反向“使动”的方式是活生生的,它深刻说明了结构中“主动”与“被动”、“能动”与“受动”的辩证特征,说明了在特定条件下完全有可能形成独裁者与大众双向使动的共生格局,说明了结构本身与不同类型行动者的动态的、又是统一的张力关系。 

  到此为止,我们只是从概念意义上检视了结构分析中最重要的若干方法论特征。下面,我想谈谈在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研究中,结构性分析可能有助于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20世纪中叶以来共产党治下的中国是一个彻底到无以复加之程度的全面专制主义国家。对毛泽东一党专制之极权主义时代来说,“全面”这个修饰词意味着“党”对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乃至私人生活的全方位控制;邓小平和后邓时代的威权主义虽然引进了市场经济、并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生活一定程度的开放,但专制主义要求经济与社会生活结构臣服从于政治结构的本质与反映制度现代化之内在趋势的市场经济自由原则向政治领域和社会公共领域的渗透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又迫使中共当权者不断探索、“完善”实施全方位控制的新的制度形式。对批判理论来说,研究对象本身结构上的全方位特征决定了研究主体的批判视野也必须是全方位的。批判思想者必须采用整体性的结构分析与结构理解方式,把握其对象;而从总体化研究的高度讲,这种整体理解的结构性分析法又将首先是对总体化之现实层面各个结构组成部分及其结构要素的横向展开,通过对这些结构和结构要素的联结方式及互动方式的批判性梳理,去洞悉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内核、它的生命活性和它的独一无二性,并反过来赏玩它在当下历史中呈现出来的完整画面。 

  结构性分析法还会促使我们去注意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构建中那些颇具特色、又至关重要的特殊项。比如,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要靠这两杆子”。“枪杆子”指的是军队,“笔杆子”指的是意识形态。我们首先来看看“枪杆子”。在中国现代政治构建中,武装力量的规范政治角色一直是个十分敏感、又从未真正解决的问题。反观前现代政治传统,军队既是戍边卫国的手段,又是皇权统治的工具。这种传统的精髓一直延续到今天而未变。当年的重庆谈判,蒋介石与毛泽东为什么不可能谈到一起?除了其他原因外,双方都握有重兵是一个根本原因。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除了兵戎相见,似乎很少听说有通过协商、通过建立规范的谈判游戏规则解决权力或公共领域争端的前例。中共著名的“党指挥枪”的原则,既有其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含义(“人民军队”服从“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也是对包括孙中山在内的现代革命先贤失败经历的总结,同时又蕴含着前现代帝王政治文化的丰厚遗产。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与军队的关系并没有变,但具有了新的性质:军队从“党”夺取政权的手段变成维护一党统治的工具。不过在共产党尚拥有足够的民众支持之合法性时,军队角色的这种转换并不引人注目。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曾把军队用于对运动的控制,这使武装力量直接介入了地方政治。然而,真正把军队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政治角色问题凸显出来的还是六四天安门事件:谁可以被赋予这样的权力调动几十万军队去镇压和平示威的学生?镇压者凭什么拥有这样的权力?军队本身又如何面对这样的权力?正是在思考此类问题时,中共“党―军关系”中的专制主义逻辑被清晰地呈示出来。在理想的民主体制下,军队的唯一使命是戍边为国,防止外敌入侵;它不应介入国内政治,更不允许成为某一党派的政治工具。然这种民主政治格局的形成要求一系列的结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条件当然是改变独裁的一党专制之政治体制本身。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造就的专制土壤中有可能生长出这样的民主之花么?作为中国专制主义总体化建构中重要一环的“党―军”关系如何才能使其逐渐解构?――可以说,这些都是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研究中非常重要的问题,既有浓重的理论价值,又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笔杆子”-意识形态控制――同样有重要的结构性研究意义。在马克思主义术语中,意识形态乃指与社会经济基础相对应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一个特定的经济基础要能够存在、巩固和发展,不仅需要强制性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来规范人们的行动,把人们的行动限定在一定的秩序之内,而且还要有意识形态来论证经济制度和政治、法律等制度的合理性,使人们‘自愿’(不管能否做到)地遵守制度,维护秩序。”(肖前等主编《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页137)我则主张从动态角度理解“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当一种理论、一种学说处于形成时期时,通常倾注了理论创造者全部的社会责任感与道德热情,并被行动者当作批判、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虽然作为行动者“思想武器”的理论学说与作为思想家生命结晶的理论学说之间已经产生了差异(前者往往是对后者的简单化,或者至少包含简单化的趋向),但由于此时的理论尚未与权力相结合,仍不失其革命的、朝气蓬勃的特征。我以为,这时的理论以不称为“意识形态”为好。意识形态意味着理论与政治权力的结合,即理论成为论证权力合法性的工具。作为意识形态的理论将不再遵循理论自身的逻辑(科学逻辑与创造逻辑),而必须遵循权力的逻辑(一切以权力的维护为转移)。在专制的社会条件下,某种理论一旦被钦定为官方“独尊”之物,往往就是其意识形态化的开始。尔后的行程则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处于鼎盛时期的意识形态,主要执行向臣民提供认知结构与行为指导、促进臣民对政权的认同、调整可能出现的社会整合方面的冲突等功能。第二阶段为处于衰落时期的意识形态,往往伴随政权的不稳定、内部分裂或出现社会危机而产生。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也更多地堕落为辩护功能。我们可以从中国共产党掌权后的50年历史中看到这样一个意识形态从鼎盛走向衰变的完整过程:50年代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武器、以“无产阶级”胜利者姿态进行的全民“洗脑”和“思想改造”,60~70年代的“文革”及其“继续革命的理论”,80~90年代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自由化”运动,直到最近被捧为新的“圣经”的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从专制主义总体化角度看,重要的是辩护性意识形态不但本身就构成总体化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它是通过一系列结构方式发挥其功能的。传媒、教育、出版、演艺界都成了意识形态重要的传播和灌输手段。然而另一方面,恰恰是这些领域,在民主化推进的过程中,本来承担着公民社会构建的重要职能。显然,这里再一次发生了碰撞,专制力量与民主发展力量之间的碰撞。我们可以从近年来“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之类电视节目的设计、审查、调整中,从《南方周末》之类报刊时而发展、时而“整肃”的曲折中,明显感受到上述碰撞的节律。通过这种节律去理解中国专制主义强化或解构的意义,应该也是批判理论的研究路径之一。 

  谈到结构,中国现代专制主义分析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又及其独特、早就引起各方关注、但至今尚无明确定论的难题:这就是农民问题。在今日中国的13亿人口中,有2/3仍然是农民。这个惊人巨大的人口群体对中国的制度现代化进程意味着什么?江浙一带,你会从一幢幢拔地而起、漂亮的农家小楼中感受到改革开放给沿海地区农民带来的变化;然沿陇海铁路从郑州往西,两侧一望无际的贫瘠的土地和荒丘又会令人生出无限感慨。中国的农民是勤奋、朴实的,但千百年来又一直象一盘散沙,愚昧、短视、自私成为这个社会群体世代相传的最为显明的精神特质。毛泽东是靠农民、而非靠什么“社会主义”理念打下江山的,这是因为当时务实的中国共产党人懂得农民最需要什么。同样,毛泽东的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也是在农民那里彻底破了产。迄今为止,农民仍是中国人口基数最大、教育水平最低、公民意识最落后的社会群体,这个社会群体与专制主义统治的互为条件、相得益彰,再一次证明了二者共生共存的历史必然性。正如前几年曾对中国河南农村作过深入考察的一位学者所说:“历史如同一条源远流长的河,河在某处转弯,在某处汇入新的支流,在某处突然中断形成瀑布,在某处突然停滞形成大湖,然而却依然是同一条河。历史亦复如此。就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社会及地方政府关系而言,历史的继承性远远超出它们的表面变化。这是每个急于现代化的人们必须加以正视的基本现实。正是这块构成当代社会基础的乡村社会内,我们看到古老的社会生产方式及其同样古老的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它们已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上层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激烈变化而依然保持它的巨大的历史惯性。变化是有的,但很少触及本质变化。”(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页243)这就给我们提出来一个问题:在既定的城乡社会二元结构框架内,在受到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和人口的双重制约,使得农村生产方式和产权关系的调整(这里还暂时舍象掉了现存意识形态对该调整的影响)遇到诸多困难的现实面前,谈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解构和政治民主化的有效推进是可能的么?这是任何一个关心中国前途和未来的思想者都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们应该从农民这个最大的“受动群体”、同时又是中国最深层的社会存在基础从而具有内在的群体“使动性”特点出发,研究它与城市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研究这种关系可能及于民主进程方式和它的内在限度的影响,从而从结构意义上确定农村、农民问题在中国专制主义总体化研究中的位置。 

  (4):文化发生学探究原则 

  结构性分析之方法论(3)强调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总体化研究中的共时性特征。本文讨论的方法论(4)则是强调该研究的历时性特征。换言之,我们要从历史的纵向角度审视专制主义总体化之第二层面对第三层面影响力与制约力的发生学来源,而这势必把我们带入一个更敏感、也更富争议的学术领域,那就是如何界定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如何估价历史和传统文化对现代中国的影响。 

  六四后的90年代,本质上属文化保守主义的新儒学在大陆成为显学,是一个颇值得玩味的现象。从方法论角度看,新儒学最大的问题是理解历史的非历史方式。这可能与他们的个人经历有关:象唐君毅这一代儒者,迫于战乱和共产党的改朝换代而寄于港岛一隅,身心交瘁于“花果飘零”之中,复兴儒学就不但是他们的学术主张,更是其安身立命之文化生命所在。再往后的一代或两代新儒家学人则多在海外执教,一方面缺乏大陆专制主义压迫的切身体验,另方面又在异国他乡无时不在心灵深处感受着文化认同方面的紧张。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对历史的某些非历史性理解乃至对本土文化传统的超历史的美化仍属可以理解之举。但这种东西在六四后的中国大陆盛行,就另是一回事了。与新儒家的主张相反,本文强调要以历史主义的方式对待历史本身,强调我们对历史的态度首先必须是理智的、而不是情感的。理智意味着冷峻,而情感则容易导致研究视野上的盲区。 

  具体讲,所谓“纵向地”审视历史,包含两层方法论意蕴: 

  (a )侧重文化的进化分析而非文化间的横向比较; 

  (b )侧重文化的实际运作(制度)分析而非古代文献的抽象考察。 

  关于(a ),就批判理论由以立基的哲学人类学元规则及其社会进化公设言,这个“社会进化”的逻辑本身已经判定了对不同文化进行非历史的横向比较的非科学性。从一般价值论观点看具有同等人类价值、应该得到同等尊重的不同人类文化,完全可能、事实上也确实处于不同的社会进化水平,因此具有不同的历史价值。这是我们考虑中国问题,包括中国“传统文化”问题的重要出发点。一个基本事实是:不管我们的“传统文化”曾经多么辉煌,它――至少就它的主体部分而言――却是前现代的,是华夏前现代农业文明的积淀物,是中国现代制度转型中必须淘汰的东西。而且,这种淘汰过程已经开始,不管它是多么艰难。关于(b ),问题可能更复杂些,我们不妨做个略为展开的讨论:一般来说,对中国古代经典(比如先秦诸子的遗产)进行纯文献学意义上的研究,当然是很有价值的学术工作。毕竟,这些以文献形式流传下来的思想作品构成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的“文化”还有另外一部分,它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这就是在数千年漫长历史中曾经存在过的中国前现代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的实际制度建构及其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专制主义原则。中国古代专制制度不但体现在秦汉以来的前现代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建构中,甚至体现在尧、舜、禹时代的前国家部落联合体的酋邦制度中。当然,以“文献”形式存在的文化与以“制度”形式存在的文化间并非全无关联;恰恰相反,前者往往是对后者的反映、呈示或省思。在某些场合,“文献”可能代表了文献作者对其所处时代的独立理解与把握;在另一些场合,“文献”又可能作为当时的意识形态,作为皇权合法性的论证工具发挥其功能。比如,政治化的儒学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就曾经长期执行皇权意识形态的职能。但这样理解的“文献”,对“文献”如此这般的考察,也已经不再是抽象意义上的考察。它的前提乃是对中国前现代专制主义制度建构的历史性理解。 

  这样,我们的任务已经很清楚了:通过“纵向地”审视历史,我们将进行某种历史比较,从中发现中国现代专制主义与前现代专制主义之间的历史承继性关系,探寻20世纪中国现代化制度扭曲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惰性因子制约力之间的可能关联,从而完成对中国现代专制主义形成之原因的历史-文化发生学诊断。我们应该在制度建构与运作的对比意义上,找到传统与现代间的历史延伸线,并努力发现分别影响、支配古今制度的不同意识形态之间功能上的相似性与自身演化的某种“合规律”的共同性。我们会发现: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承认不承认,我们仍生活在历史之中。当代扭曲了的制度建构(不管其名义上被称为“三民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其中竟然有不少可以在历史的尘埃中找到自己的对应物。 

  不妨举一个例子。 

  公元14~17世纪上半叶的明朝是中国前现代专制主义制度发展到极点的一个王朝。2000年中国社科院的学者王毅在一次学术访谈中曾从6个方面总结了明专制的制度性特征及其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全方位、毁灭性影响:首先,“最高统治者在制度建设上启用一系列中国政治史上空前的措施,以便全力强化专制君权对整个社会系统从上到下的超强控制,比如取消相权;大规模诛除一切可能的异己…”;其次,“明代史实证明,一旦进入这种演化轨迹,问题就绝不仅仅发生在‘权力体制’这个有形的核心部分;相反,它必然会在最广大的社会文化范围内启动同样的趋向…。专制体制空前强化,在社会文化和国民政治心理的一切层面中,都产生强烈而广泛的辐射效应。”由此引出的第3个问题是“社会伦理整体性的黑洞化趋势”。“不仅明代权势阶层的伦理恶性化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更重要的是,这种恶性化的趋势在明代中期以后迅速扩散到整个社会伦理之中。于是,鲸吞无厌、夤缘钻营、蝇营狗苟、巧取豪夺、恃强凌弱、翻云覆雨等等,成为从上到下各个社会阶层普遍遵循的‘生存通则’…。”王毅总结的第4方面特征是“高度强化的专制统治向调控机能全面废弛的‘后专制统治’过渡的必然性,以及这一过程中的‘制度综合征’。”“超强权力转化为超大私利”成为社会基本态势。第5方面指“权力制度下‘伪商品经济’的基本特点及其‘伪商品经济’体制与近现代商品法权制度全面逆向化的路径。”最后一个问题则是专制主义“对国民心理控制的深及骨髓,以及因此而对近现代化进程造成的巨大隐性障碍”。总之,“在明代体制之下,‘专制体制的强化、社会文化整体的腐溃、国民心理的蜕变’这三者之间的密切互动,造就了一种强劲的‘反文化’机制,从而使整个社会无可逃循地坠入日入了灭顶的深渊;而更主要的是为中国文化以后的发展预设了极为危险的模式和自我毁灭的‘程序’。”(王毅“追寻不公正的根源”,载李静主编《中国问题:来自知识界的声音》,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页375~394) 

  这是我所见到的关于明代专制主义的相当精彩的分析。虽然从明史研究的专业角度看,王毅所谈只是一家之言,但此文观点内具的思想性却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对文中列举的许多现象,比如专制体制下社会伦理整体性的“黑洞化趋势”和权力制度下“伪商品经济”全面逆向于现代经济制度建构要求之历史发展路径,有一种深切的似曾相识之感。为什么?因为我们置身其中的当代中国威权主义之专制主义社会现实,似乎也在重演同样的逻辑。我们可以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逐渐升温的、新的“造神”运动中体味到中共专制主义的变本加厉;我们可以从产权重构、生产要素和收入分配极不合理的经济格局中洞悉“超强权力转化为超大私利”的类似趋势;我们也可以从充斥市场、屡禁不绝的假冒伪劣商品中,从到处都可以见到的商业欺诈中,从各地蜂起的黑社会及其与官府若明若暗的关系中,同样领略到什么叫社会伦理的整体性溃烂与决堤……。这里,现代专制主义与前现代专制主义的逻辑本质与社会后果竟如此相象,它似乎验证了前引访谈的这样一段总结:“传统的中国专制权力造就的不仅是一朝一代的衰亡,而且更是一种可以将其恶性化的专制基因不断传布开来和遗传复制下去的‘程序’。就象一台被感染了病毒程序的电脑一样,我们尽可以将这些有型的机器砸毁焚灭,但是这还是不能阻断‘程序’的被复制再生的路径;以至于我们以后虽然可能拥有表面上全新的机器,但是运行它的程序依然可能带有旧的病毒,依然可能沿着旧有的逻辑路径重新引发致命的灾难。” 

  在本文中,我把这样的“程序”及其携带的“病毒”称为潜规则。最先发明这个词的是一位叫吴思的学者,他写了一本小册子《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由云南人民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据吴思的解释,“潜规则”指前现代皇权制度下官吏集团背离道德承诺与正式角色的规定,不择手段追逐私利的行为模式与规则。由于这些模式符合“凡游戏必有规则、但规则未必明说,明说的又未必当真”的原则,故称之为“潜规则”。吴思用以解析“潜规则”的理论武器则是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类行为遵循“现实利害计算”和“趋利避害抉择”的逻辑推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逻辑思路,下文讨论实证分析与制度两分法的方法论时,我们会回过头来再研究这个问题。现在我想说的是:本文是在与吴思不同的界定上使用“潜规则”这个概念的;在本文的论域范围内,“潜规则”更多地是指前现代文明中积淀的政治、经济、社会之制度遗产及其观念形态(意识形态)作为某种传统力量或行为、思维定式对现代社会的潜在制约。“潜在”一词在此的意思是深藏于内,不容易被发现、被意识、被知觉。对行为者来说,“潜规则”对他的作用显然具有深刻而明显的非反思特征。比如,很多中国人对“官”的概念骨子里仍停留在前现代水平。“官”是“百姓”的“上司”甚至“父母”,而不是现代社会中公民和纳税人的受托管理者。一个村民在村长、乡长或书记面前,一个摊贩、业主或私营企业的老板在工商局、税务局、劳动局、派出所、甚至技术监督部门面前,从来是唯唯诺诺的,因为它们都是“官”,没有人觉得这种“唯唯诺诺”有什么不正常。这种充满了奴气色彩的“百姓”意识其实正是前现代社会官本位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延伸,更何况这些部门确实握有的现实权力,往往可以不受监督地决定一个人或一个企业命运的权力,仍在无形中强化这样的潜规则。 

  除个体行为水平外,我们在群体行为水平的研究也可以应用“潜规则”概念,例如上文刚刚列举的明代专制主义权力体制的强化、社会文化整体性的腐溃、国民心理的蜕变三者之间互动机制在今天的中国权威主义社会中也可以见到类似的情形。当然,这么讲绝不意味着两者间有什么直接的因果关系,那样将得出十分荒谬的结论;而是说――比如――尽管六四后江泽民掌权时期中国的威权主义社会溃烂并发症有其独特的产生语境(毛式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及其失败造成的伦理道德领域的“物极必反”,市场化启动后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引发的社会结构性失衡,愚蠢的意识形态宣传加剧了整个社会的假面效应,等等),但只要这个社会的控制方式和运行本质没有真的现代化、或正处于艰难的制度转型中从而仍深受前现代政治文明的影响,那么同样的专制逻辑就会导致同样或近似的反伦理社会后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进一步体味“潜规则”的内在本质:它构成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一条文化暗流,无声无息,但强劲有力。它对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总体化现实层面的影响虽然看不见,摸不到,但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正是我们在总体化之第三层面的研究中必须时时返回到第二层面的原因;唯有此,我们才可溯本寻源,在文化-历史发生学意义上厘定现当代诸多重大事变或社会现象的内在历史蕴涵。反过来,“潜规则”所揭示的文化-历史发生学又是第三层面总体化存在以及对该存在的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举个例子:无论孙中山还是毛泽东,我相信他们要建设一个民主的新中国的初衷是真诚的。然而,在这块有着丰厚帝王传统的土壤中,孙中山也要凭藉独裁方式才能贯彻他的革命理想,蒋介石由“党天下”而“家天下”的历史嬗变更非孙中山所能料及;至于毛泽东和与他同代的那一批共产党革命者,有许多人拥有优秀的个人品质和献身精神,但他们所着力创建的制度并非真的民主制度,则超出他们的个人认知之外。在一个缺少启蒙、缺少公民社会的培育和发展,又是在外敌胁迫和内部分裂状态下进入现代过程的前现代文化氛围中,一场理论上仿佛具有更高级色彩的社会革命导致现代专制的结果几乎是必然的。但这个结论是一种文化-历史发生学意义上的洞见,它的得出需要对历史与现实同样深刻的理解。这个洞见告诉我们:不管人们最初的信念多么真诚,不管从事这场革命的人们在个人品行上多么高尚,意志多么坚强,他们仍然无法超越历史的规约,除非历史建构的条件本身已经改变或正在改变。批判思想者通过探究“潜规则”的运作规律揭示现代专制主义的文化-历史发生学根源,应是改变历史建构之条件本身的工作的一部分。 

  (5):实证分析与制度的两分法原则 

  我们的任务是从总体化意义上研究20世纪制度现代化与中国专制主义演变的历史,这种切入和把握题材的方式决定了研究首先应该具有思想性品格;但任何历史都是由一系列事件、由相互联系的人的活动及其产物组成的,没有对这些事件、这些活动的经验考察和实证分析,研究者将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或结论。当然――我想在此强调――鉴于任何历史研究都必定建立在特定研究者的知识视野和价值判断基础上,对历史材料的选择、取舍必然受到这些认识“前见”的影响,因此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对历史的“单纯的描述”。不过,这个解释学上的真理并不否认研究者在具有明晰的反思意识的基础上寻求经验客观性的可能和合理性。本文所说的“实证分析”就是在这个限度内使用的。 

  还应该指出的是,“还历史以真实”这个在现代科学方法论上常常受到责难的提法在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研究中却另有其含义,那就是纠正执政者对历史事实有意或无意的歪曲。最鲜明的例子莫过于六四天安门事件本身:时至今日,这个当代中国史上最大的“冤案”还没有被“平反”,死难者家属的心灵还没有得到抚慰;在所有官方的出版物和学生教材中,这场伟大的公民爱国运动仍被称为“动乱”、“反革命暴乱”或“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一个提法的相对中性化似乎表明统治者自己也希望淡化事件本身的内在震撼力)。诚然,我们可以设想、也真诚希望,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共产党能自己主动“摆平”此事,公开承认这件事做错了。――这自然是整个民族求之不得的事情,也是中共掌权者改变自身形象、顺应民主化大势的起码之举。然即便如此,“还历史以真实”仍然未必是彻底的。中共已经给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中的绝大多数平了反,也承认反右派运动有“扩大化”错误,但却拒不承认反右派运动本身就是荒谬的。只要中共仍坚持一党专权的专制主义统治,对六四的“平反”就不可能彻底,也不可能从制度层面上真正说清楚天安门事件的前因后果。这样,对经验事实的严格的、科学的实证分析,建立在该分析基础上的对官方“正史”及其制造的所有谎言或假象的揭露,仍然是批判理论必须担负的任务之一。 

  我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演变过程中政治、经济、社会建构的宏观联系,把握反映、呈示这种宏观联系之历史过程的本质特征,而理解历史过程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抓住历史过程因果链条中有意义的环节进行经验分析。这种分析运用得当,将会使研究获得意想不到的成果,并降低研究工作本身的成本。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就曾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经验事实,它们作为科学认识的范畴具有完全不同的逻辑意义。“文化现实中既定事实的逻辑应用的这种对立是:(1)通过以特例说明的方式把‘具体的事实’用作一个抽象概念的典型代表,从而是用作一种认识手段来形成概念;(2)把‘具体的事实’作为环节,从而也就是作为‘实在根据’纳入一个实在的、从而也就是具体的联系中。”(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55)对于历史学来说,“现实中个体性的具体成分不仅是认识手段,而且绝对是作为认识对象,具体的因果关系不是作为认识根据,而是作为实在根据得到考虑的。”比如――韦伯举“人格”为例――“‘人格’之‘进入’历史学所构思的历史联系,决不是以其整体性,而是以其因果上重要的表现;某一具体人格作为因果要素而拥有的历史意义与该人格根据其‘独特价值’所拥有的一般‘人类’意义彼此之间毫不相干;恰恰是一个处于关键地位的人格的‘不足’能够在因果关系上成为重要的。”(同上,页56~57)这很适合于分析――譬如说――毛泽东的个人“人格”对中国现代史可能发生(作为逻辑假设)或实际发生(作为经验事实)的影响。毫无疑问,作为个体的毛泽东是及其独特的。他的豪放、他的充满诗人气质的浪漫、他的叛逆性“人格”的确有其“人类”意义上的“独特价值”,但我所感兴趣者,却是这些东西作为历史形成的要素曾经发挥的作用或影响。毕竟,毛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之一,他的人格倾向、思考问题的方式及由此推出的结论,在很多场合成为探究中国现代史进程中诸多因果关系的重要一环。在这个意义上,对毛泽东“人格”的经验研究,是作为把握历史之“实在根据”予以理解的。与此不同――我们不妨再举个例――毛派他的警卫员下乡搞调查、为他摸回农村第一手资料之类的经验事实,只是认识毛泽东式专制主义的一种“典型事例”,因为这种事情清楚说明了一点:毛无法通过制度化的正规渠道获得下边的实情,只得假手这种非正规途径,而这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反映了非民主政体的制度框架内最高领导人常常遭遇的尴尬。 

  在实证研究中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意义及应用界限做出上述区分,是我们可以从韦伯那里学到的重要的方法论原则。然实证方法对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研究的价值尚不止限于对经验事实的认定和逻辑分析。不难发现,中国现代制度扭曲与专制主义演变的总体化过程在总体化的现实层面上造成了许多奇异的制度景观,它们有的存在于宏观领域,有的则隐藏于微观领域,但都可以作为经验分析的对象。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制度所涉及的不是个别事实,而是诸多同类事实的整体,它们体现出同样或近似的规则性特征。所以,我们对此类对象的把握,应首先着眼于对经验层面斑驳陆离的制度现象之规则特征的合理抽象。根据不同的规则特征,研究者有可能区分出总体化语境内专制主义制度运作生发出的不同具体形式。 

  例如,在本文中,我就将依据以上原则,把经验性的制度现象做如下类分: 

  首先,我们可以把专制主义总体化语境中运行的中国现行制度区分为形式性制度和实质性制度,不妨称之制度的两分法Ⅰ。举个例子:根据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此曰“国体”;第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此曰“政体”。《宪法》第3章第57条特别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然而,对中国政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个“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仅仅是形式上的,真正的权力握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手里。形式上的立法者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和“党”的权威。――这才是在中国通行的实质性制度。2002年第2期《当代中国研究》杂志刊载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候选人韩丽的文章“中国立法的非正式性及其政治功能”。这篇文章并未使用形式性制度与实质性制度这样的术语,却把二者并存给立法造成的麻烦讲得一清二楚。该文指出:“在中国这个以成文法为主而立法过程又充斥‘党政法一体化’等非正式因素的国家,外部的非正式性往往具有决定性意义…。执政党的直接介入使中国的立法过程大大复杂化,宪法所规定的以全国人大为最高权威的立法体制被以党中央为核心的立法格局所取代,并且由于执政党一贯偏重行政机关,连依据宪法应受全国人大监督的国务院在立法中的地位也超过人大。这种立法权向执政党的实际转移是‘超宪法’或‘非宪法’的”。文章还指出,“在领导人个人因素起决定性作用的政治中,权力主要依附于人际关系,而不是取决于握有权力者在政治结构中的法律地位。结果真实权力可能与法定权力脱节:有正式职务的人不一定具有充分行使其法定权力的地位;没有正式职务的人未必没有实际权力(如退休后的邓小平名义上只是‘全国桥牌协会’的名誉主席,实际上仍处于重大决策的中心)。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过程中的影响力不断增长,党组织逐步放松了对具体立法事项的控制,这一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人的个人因素而不是体制化因素。此外,最高领导人或党内元老个人的‘立法观’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立法决策乃至某一项具体法案的内容。”事实上,在一党专制体制下最高领导人或党内元老个人的意志可以成为立法的最终根据恰恰体现了专制主义的制度特点;相对于被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体”、然而又被形式化了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言,这个党的领导人决定一切、包括立法的制度才是实质性的,尽管是非正式的。研究制度现代化进程中何以会出现此类形式性制度与实质性制度并存、分立的局面,通过实证手段检视、探察它们之间互相影响的机制与内在张力性质,并辅之以历史-发生学的纵向分析,辨明在何种意义上它们的并存乃是革命者起家的当权者之意识形态内在矛盾的产物,在何种意义上又体现着前现代政治传统对转型期政治建构与政治过程的影响,从而最终确定在这种具有假面特征的制度安排背后是否就是一个纯粹的陷阱,还是说,它也同时含有有意义的、虽然是渐进性的体制性积极因素(人大作为立法机构逐渐从“橡皮图章”走向真正的立法主体),这样的“走向”是否可能,促成这些积极因素成长壮大、发挥作用的条件又有哪些,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批判思想者在相关领域应该从事的工作和必须回答的问题。 

  其次,我们还可以从“制度”这个词的更宽泛的意义上,把中国现行制度区分为外在制度与内在制度,不妨称之制度的两分法Ⅱ。这个两分法既是基于现实生活体验对经验事实进行理论抽象的结果,同时也借鉴了当代西方社会学和制度经济学的某些思想资源。德国学者柯武刚(Wolfgang Kasper )和史漫飞(Manfred E.Streit )在他们所著的《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中把内在制度定义为“群体内随经验而演化的规则”,外在制度则指“外在地设计出来并靠政治行动由上面强加于社会的规则”。后者比较好理解,关键是前者。据两位作者看,“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规则多数是在社会中通过一种渐进式反馈和调整的演化过程而发展起来的”。这就是说,“社会的内在运转所产生的制度不出自任何人的设计,而是源于千百万人的互动”。他们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诚实社会中有个通行的规则,即不讲真话的人会遭到冷落。“这种习惯的起源无疑与谎言给人误导、增加他人成本和破坏信任这一事实有关。勿撒谎和勿机会主义地行事这一规则是靠将违规者逐出社会交往的方式得到维护的,它典型地属于一种完全非正式却非常有力的约束方式。”(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页119~121)当然,我们也可以举一个反例,一个在非诚实社会通行的规则:讲真话的人无人相信;不讲假话就办不成大事。众所周知,这正是专制主义社会的现实。这种东西在专制主义的约束语境中,经由千百万人的行为互动,也会形成某种内在制度,某种无需明言、却人人都清楚且须遵守的不成文规则。 

  在《社会的构成》中,吉登斯也注意到了类似的现象及其对社会学研究的意义。他把我们定义为“内在制度”的东西称之“制度化实践”,“所谓制度化实践,就是在时空之中最深入地积淀下来的那些实践活动”,它具有“深层的”、“默契的”、“非正式的”和“约束力弱的”等特点;与之相较,那些外在的制度(比如以法律形式出现的规则要求)反倒往往是“浅层的”、“话语的”和“形式化的”,尽管它具有“约束力强”的特点。(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页85~86)从本文的立场看,也许吉登斯对“约束力”强弱的规定需要修正:就专制主义体制呈示的历史经验而言,“内在制度”对行动者行为的“约束力”并不比“外在制度”弱,在一定意义上反而更强,因为恰恰是“内在制度”反映了社会运行最真实的本质,反映了社会行动者对既定体制约束的自然应变模式。从批判理论建构角度看,这种非见诸文字的、在许多场合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表现为“软”约束而非法律文件等“硬”约束的东西,往往是思想者窥视社会、洞察一个社会肌体之病理结构的理想入口。 

  以上我们概略讨论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制度界分,形式性制度与实质性制度之制度两分法Ⅰ和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之制度两分法Ⅱ。前者多存在于宏观领域,突出呈示了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总体化建构中制度的面具化特征;后者则植根于更广阔的微观社会领域,通过无数普通人的日常行为表达之、实践之、传承之。另一方面,无论制度两分法Ⅰ还是Ⅱ,作为专制主义总体化之现实层面的制度呈示,都折射出总体化之中间层面的影响。从这个意义看,这两组概念的建立,又将有助于批判思想者把握中国现代专制主义运作之多重化、隐蔽化、面具化的历史-文化背景或发生学语境。当然,前提是通过实证的、经验的分析实现对对象的准确捕捉,然后才谈得到把现实的表象上升为“抽象的规定”;最后再通过“思维的具体”把那活生生的“现实的具体”还原出来。我们的研究将证明:这种实证手段的运用不仅需要观察者的知识与智慧,同样需要参与者的感悟与体验。 

  (6):文本解读的解释学原则 

  在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研究中,无疑,我们会碰到大量解释学问题。一方面,各类“本文”千差万别的存在形态和历史性对理解活动构成强有力的挑战;另一方面,批判思想者的理解活动本身又总是蕴含着普遍与特殊、认识与本体、生存与历史之间的内在紧张。 

  先来看前者。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作为批判思想者,我们应该庆幸自己置身于这样一个时代,它向我们提供了如此众多的专制主义第一手资料: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艺术的、甚至心理的,等等。作为“本文”,它们乃是中国制度现代化扭曲与专制主义总体化演变之各个历史时期的剖面式存档与再现。我们通过阅读,不但可以了解“本文”所记录的信息(相对于历史本身来说,这些信息有些是真实的,有些则可能是歪曲的),而且还可以洞悉这些或真实、或歪曲的历史记录的产生缘由之所在。专制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它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编造历史、解释历史。这样,在面对现代史上众多的“本文”材料、尤其是由专制主义当权者自己生产或监制的“本文”材料时,保持清醒的反思与批判意识就尤其显得重要。一个成熟的批判思想者的标志乃在于:他(或她)可以借助这些材料,读懂材料中没有公开说出的东西,甚至读出材料作者也没有意识到的东西。从这个意义讲,批判者对“本文”材料的阅读和解释过程,乃是创造性地重建“本文”作者下意识地想去完成的东西的过程,不管被重建的“本文”之作者是驰骋一时的历史伟人,还是对历史并未产生大的影响的芸芸众生。用解释学先驱施莱尔马赫的话说就是“我们必须比作者理解他自己更好地理解作者”。这个被加达默尔称之“包含了解释学全部问题”的命题,在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研究中仍有广阔的用武之地。 

  有些时候,被解读的“本文”可能涉及多重历史时段,从而――至少在形式上――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这里可以举一个艺术作品的例子:文革后期拍摄的电影《创业》。这部影片的故事背景是20世纪60年代初科技工作者和石油工人在东北开发大庆油田的一段历史。影片剧本创作、摄制和公映时间是文革中的1974年~1975年。当我们今天再来重温这部影片、并把它当作反思批判者的一个“本文”材料试图理解时,这里马上出现三个不同历史时段在理解过程中的交汇:(1)、“真实的”60年代初大庆油田创业史;(2)、70年代影片对历史的“诠释”及其遭遇的命运;(3)、今天的批判思想者对影片及影片反映之年代的再诠释,其中也包括对影片本身之独特“命运”的再理解。让我们试着做个展开:首先,考虑到60年代初中国的独特国际语境(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交恶,中国与西方又处于冷战时期)以及国内的严峻经济形势(“大跃进”导致经济滑坡,“天灾”与“人祸”同时降临),东北大庆油田的成功开发确实有其独特的历史与战略意义。当然,70年代的《创业》主旨并不在简单重复这段历史,而在通过对周挺杉、华程等人物的刻画,“讴歌工人阶级的奋斗精神”。应当承认,影片主调激昂,音乐铿锵,剧中主要角色的表演颇具感染力,以致影片1974年底在大庆试映时好评如云,在全国公映后亦引起强烈反响。如果从今天的理解高度看《创业》,这部片子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它用艺术化的形式凸显了毛泽东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最本质的那些特征,特别是“大公无私”式的精神至上论;又用60年代中期到文革时盛行的“阶级斗争”公式演绎影片的故事情节。可以说,这种对大庆油田创业史的“诠释”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文革色彩。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部标准的毛式“成人童话”居然引起毛泽东夫人江青的老大不快,其结果是文化部秉承江青旨意搞出的对影片的“10条意见”。就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研究言,这“10条意见”本身以及毛对之的批评都是不可多得的研究标本。江青对影片的主要指责之一是“编导创作人员要把片子拉到真人真事上去”,“你们给什么人树碑立传?”这种解读方式活灵活现地勾画出什么叫文革式文化专制主义逻辑;而毛对江的批评(“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以及毛对创业编剧张天民来信的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10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又充分说明了事情本身的复杂性。抽象地讲,专制如毛泽东者,他的认知逻辑与行为逻辑之间亦不能简单划等号;现实地讲,无论江青对一部电影做出的反应还是毛泽东对此的再反应,都与当时扑朔迷离的党内“宫廷”斗争有关。从这个角度看,围绕电影《创业》展开的争论又可以作为文革政治斗争的一个侧面或“例证”来解读。自然,这个“本文”还有许多其他的阅读角度,比如编剧等影片主创人员演绎的这样一部在“阶级斗争”中创业的故事,在多大程度上是当时知识分子认知水平的真实记录,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知识分子自我保护的生存策略?公众对这部影片的普遍欢迎,在多大程度上证明人们仍然在无意识地认同毛泽东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的解释逻辑,又在多大程度上揭示出公众已经从情感上厌恶无休止的政治运动,而盼望国家在经济建设上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类似的解释学询问,从逻辑上讲不但可以应用70年代的《创业》,同样可以应用于80年代的《芙蓉镇》、《天云山传奇》,或90年代的《渴望》。任何一部引起较大反响的艺术作品,都以某种方式折射出当时的社会兴趣和公众关注所在,同时又大多拥有时空交错、重叠的解释学特征,关键看研究者能否读懂它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读。 

  解释学在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研究中还有一个巨大的实践领域,那就是揭露专制主义条件下日常生活的剧场化、面具化现象,解析包括工人、农民、党的基层官员、私营企业的老板、报社的记者编辑、给学生上课的教师、艺术团体的演职员等等在内的千百万普通人政治行为中的剧场成分,并洞察造成这种伪主体现象的制度根源。《北京之春》的主笔胡平曾指出:“共产党专制统治有两点做得空前彻底:一是以言治罪,一是垄断传播工具。所谓以言治罪的‘言’,不仅是指你发表了不同的理论性见解,而且还包括你讲出你亲身经验的某些事实,如果这些事实本身与‘党中央’的宣传口径不相一致的话。你亲眼见到村子里饿死了人,如果你讲出来就可能有牢狱之灾。小说《刘志丹》无非是提到了一些当年陕甘宁边区的故事,毛泽东便说它是‘反党’。众所周知,在共产党专制下,讲真话常常要付出极高的代价,因此我们把敢于讲真话视为极高的美德。这当然揭示了一个可悲的状况。然而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生活在专制统治下的人们,并非总是有如《皇帝的新衣》中的臣民,自己知道自己在撒谎。在更多的情况下,大多数人已经弄不清楚何者为真实,何者为谎言。有时还认真为假或认假为真。”(胡平《人的驯化、躲避与反叛》,亚洲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40)――这种描述乃是毛泽东乌托邦极权主义时代扭曲了的社会心理的真实写照。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六四后的威权主义时代,情况已经有所不同:信息封锁和思想禁锢的坚冰正在被打破,人们(至少是知识阶层)已经不再相信、甚至不再认真对待正统意识形态的陈旧说教。各种私人聚会场合公开表露的怀疑、不满、牢骚、怨恨,大量玩世不恭而又颇具政治讽刺意味的笑话、歌谣、打油诗等等,足以表明专制主义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正在经历一个痛快淋漓的解构过程。当然,在正式场合,在所有要做给当权者看的场合,人们还必须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重复那些统治者已经讲过一千八百次、并仍被要求继续重复下去的“标准语言”。这里的关键是:人们已经知道自己所讲的大多不是真心话,而是谎言。此乃威权社会比极权社会进步之处。但明知在扯谎而为之,则又是威权主义新的社会痼疾。它造成了一个完全面具化、假面化的伪公共领域;它使每一个“正式”场合交往的行动者成为表里不一的伪主体。这个伪主体的伪交往行动在把他人异化为“他者”的同时,自己也变成了“他者”,既是他人的“他者”,也是自己的“他者”。威权主义政治生活的垄断与日益商业化、金钱化的经济生活的并存,给上述伪公共领域的泛滥蒙上了更加浓厚的玩世不恭的色彩,而且促成更为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性剧场行为”的大面积发生。就此而言,威权主义时代专制主义在人们心灵中的解构又还仅仅是开始,远没有完成。时至今日,一党专权的专制主义者仍在通过各种渠道、借助一切宣传手段营造一个简单化的、虚伪的世界;而在一个人口众多、国民素质相对低下的国家里,系统传播的谎言成为非反思性的大众日常意识的一部分,仍然是可能的。“非反思性”在这里意味着意识并不清楚自身内容与产生它的语境之间的关系,而以专制主义为对象的解释学要做的恰恰是析分、梳理、重建这种关系的产生过程,揭示威权主义之专制主义伪公共生活的面具特征及其形成机制。我相信,这项工作的进行本身,就是在为解构现存体制,建立自由、健康、正常、非压抑的公民交往创造条件。 

  那么,批判思想者何以可能做到这一点?这个提问使我们返回到本文开始提出的专制主义解释学研究的第二方面问题,即研究者如何化解以专制主义为对象的理解活动本身所蕴含的普遍与特殊、认识与本体、生存与历史之间的内在紧张。须知,批判思想者并非单纯作为观察者,而是同时以参与者的身份进入他的研究对象的:我们与我们的家人,与我们的朋友、同事,与我们的父老乡亲,与我们为之动情、又为之扼腕的祖国共同走过了这段历史。我自己也曾被《创业》、《芙蓉镇》和《天云山传奇》所感动;我也曾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角色上(比如,“国家级”研究机关的科研人员,民办高校的校长,甚至私营小企业的创业者)去体验这个社会跳动的脉搏,体验什么叫剧场行为,什么叫外在制度与内在制度的分立,什么叫理智、良心与现实利益的冲突。这个“体验”是非常重要的,无论从现象学-解释学角度,还是从韦伯所说的“兴趣”、“意义”角度,体验对深入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都是必备的前提。然而,体验又必须进一步区分为纯个人的体验与把握普遍性的体验,后者乃是与体验的个别性、非反思性相对立的。比如,一个农民或失业者对他的“生活世界”也会有体验,但这种体验很难上升为普遍性的理解。普遍性理解的根本标志是认识者把自己的思维前见也纳入批判活动的反思视野,在本体论、而非认识论意义上完成认识者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历史性统一。加达默尔的解释学就是从这个地方才真正开始的。他援引海德格尔对“此在”的时间性分析,强调“解释开始于前把握,而前把握可以被更合适的把握所代替,正是这种不断进行的新筹划过程构成了理解和解释的意义运动。”加达默尔还指出,“理解完全地得到其真正可能性,只有当理解所设定的前见解不是任意的”时候,才真正具备了现实性。在这个基础上,下面这种说法就将是“完全正确的”,即“解释者无需丢弃他内心已有的前见解而直接地接触本文,而是只要明确地考察他内心所有的前见解的正当性,也就是说,考察其根源和有效性。”“一个受过解释学训练的意识从一开始就必须对本文的另一种存在有敏感。但是,这样一种敏感既不假定事物的‘中立性’,又不假定自我消解,而是包含对我们自己的前见解和前见的有意识同化。”(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页343~346)我以为,这种产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解释学洞见已经比20世纪初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之“意义”说前进了一大步。它在理解的本体论意义上回答了人文科学的客观性问题,把这种客观性归结为在时间之流中不断实现主客体之间、认识与实践之间、前见的形成与扬弃之间新的综合与统一的永恒的理解运动,从而扬弃了传统意义上人文科学主客体的对立。就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研究而言,我们已经看到,对象自身总体化发展的成熟和研讨、检视对象的手段的充分化,使研究者具备了形成有根据的、有效的理解活动之“前见解”或“前见”的可能;而各种类型的专制主义“本文”在拥有制度现代化整体思维作为前提与研究视域的理解中,将会获得更加清楚、更加透彻的释读。这就是说,虽然我们内在于我们由以成长、并迄今仍置身其中的专制主义社会,这对我们的认识来说似乎构成一种限制,但当批判思维成功地确立起某种标准,某种框架,该框架体现、而不是背离了理解所应具的普遍性品格时,“限制”就将转化为对“限制”的超越之反向条件,它可以使我们反过来更深入地、也更科学地理解专制主义。事实上,前文依次讨论过的社会进化之一般逻辑公设、专制主义把握的总体化原则、结构性分析原则、文化-历史发生学探究原则以及实证分析和制度的两分法原则等等,都是遵循理解之客观性法则,在不断进行的认识与认识对象的互动过程中得出的抽象。我深信这些抽象的合理性。这不但在于它们饱含了一个诚实的、孜孜以求的思考者10数年的研究心血和付出,更在于它们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它知道自己产生的前提和基础,这自然意味着,它知道自身的开放性和未完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