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4期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具有四个要素:冲突的和动态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社会分析;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作者通过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一些作品和世界体系论、依附论以及考克斯、海默等人的理论分析,指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应该是以这四个要素为共性的。据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应在坚持国际关系矛盾性与冲突性的同时,避免教条地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简单的激进主义;强调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具体的国际生产活动对国际政治与社会关系的影响,而不是简单地强调经济主义;从理论上深入地探讨国际伦理与世界正义问题,而不是简单地批判现有的世界秩序。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一引言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应该是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主流。但遗憾的是,在当今国际学术界,具有世界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国际关系理论(如以华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以考克斯为代表的新葛兰西主义学派以及斯蒂芬•海默的理论) 和拉美的理论(如依附论和依附发展论) ,却没有中国学者的理论。在中国某些自称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国际关系的文章中甚至出现了把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些基本假设和基本方法(如工具理性的国家、个体主义方法论)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国际关系的现象。[1]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文化差异、语言和知识积累的问题外,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学者对什么才算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不清楚。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公认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这是一个存在着巨大争议的国际性问题。造成这种争议的原因有二: (1) 马克思的思想在不同时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使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继承者(不论是自称的还是被认为的) 对马克思的思想有不同的解释; (2) 各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和革命实践不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根据本国革命实践的需要坚持(或提出) 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或认同某种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正是这两个原因导致了当今世界出现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流派。这些流派大致分为四类: (1) 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存在于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 (2) 西方马克思主义; (3) 主要存在于非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它的思想体系主要是反对外来经济剥削、要求民族解放和要求大众政治参与; (4) 西方学者中关注于“目的本身的哲学和其他远离政治的如文学批判之类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思潮。[2]在这四类马克思主义流派中,各个流派内部也存在不同的分支,如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着“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两大思潮。[3]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及其内部分支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存在着不同观点,而且对一些现实的具体问题和具体革命方式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如在方法论上,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结构主义的,是一种科学主义的思想体系; [4]而葛兰西和卢卡奇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历史主义的,是一种人道主义的体系。[5]在一些现实问题上,一些流派坚持资本主义危机即将出现,有的流派则认为,资本主义处于发展之中。在革命的方式问题上,有的流派坚持暴力革命论,有的流派则强调“社会民主论”和“文化霸权论”(即强调以民主方式与改造人的主观作为社会变革的主要方式) 。甚至当今一些马克思主义流派在一些现实问题上与马克思本人的观点存在着差异,如马克思尽管认为资本主义是不合理、不公正的,但他认为资本主义有进步性,特别是对前资本主义地区(不发达地区) 的扩张有一定的进步性;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发展了不发达地区的资本主义,促进了发展和进步,并为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创造了条件。[6] 但世界体系论和依附论认为,资本主义在世界的扩张没有进步性,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造成了第三世界的不发达,没有促进资本主义在不发达地区的发展。[7]在国际关系中,这不仅涉及是推翻资本主义世界秩序,还是改革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问题;也涉及不发达国家是要割断与资本主义世界联系、立足于自主发展,还是要加强与资本主义世界联系、借助于资本主义世界来发展自己的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涉及第三世界国家是否要挑战现存世界秩序的问题。

因此,由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存在着争议性,要界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就存在着很大的困难。正是由于这种状况,我们可以见到历史上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为证明自己思想的正统性而相互批判。但是,如果能放弃教条主义的绝对性,以一种相对包容的态度来看待各种被认为是应用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理论,我们也许能接受一种比较宽泛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标准。这样,对确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就有了一个参照。

二马克思主义的界定标准

西方学术界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以经济决定论为基础的阶级分析法,但这一界定并不准确。因为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就批判过经济决定论,如葛兰西对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通俗读本》的批判。[8]美国学者罗伯特•海尔勃恩纳曾提出一个包容所有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标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包括四个要素:一是认识的辩证方法。这种认识把现实界定为动态的和冲突的,社会的失衡和随之产生的变革源于社会与政治内在的矛盾,正是这种冲突与矛盾导致了现实的变革。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认为,社会与政治的内在矛盾产生于生产组织过程,生产力和经济活动的发展是历史变革的核心,并且这些发展是通过阶级对社会产品分配的斗争进行的。三是起源于马克思社会分析的资本主义总体观,即把历史的辩证方法应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四是致力于社会主义,即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人们所向往的历史发展目标。[9]这四个要素是连贯的,世界冲突性和发展性在于事物内在的矛盾性;这种矛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下,来自于生产方式;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所存在的内在矛盾必然使资本主义从发展走向死亡,社会主义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方案(尽管各种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定义不同) 。

尽管海尔勃恩纳这一概括存在着一定的简单化倾向,但这一概括在一定程度把世界上许多被认为是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观点、学说和理论包容在内。我们可以根据海尔勃恩纳的概述,结合马克思的经典作品和西方一些被认为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并对照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代表性理论,从四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应该是什么做一个大致的界定,同时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上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

(一) 冲突的、动态的世界观

根据第一个标准,马克思主义对国际政治现实的基本认识是:国际政治的现实是竞争性(即国家间关系总是有矛盾的) 。这是辩证法的基本观点:矛盾无时无处不在,矛盾的解决过程也是事物发展的过程。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承认国际关系内在的矛盾性与竞争性,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它们的根本区别是:西方理论把这种矛盾性与竞争性归于先验的人性和给定的无政府结构,而马克思主义把这种矛盾性归于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是在社会交往中产生的。

由于马克思主义强调现实矛盾源于社会生产过程中各阶级(包括阶级内部) 对社会产品的分配,因此,国际关系中的矛盾也是来源于国际生产过程中的分配问

题。国际关系就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国际矛盾主要是处于国际生产过程中不同地位的国家为了利益分配而产生的矛盾。这种阶级冲突分析是所有被认为是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一大特色。如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世界体系论、依附论和葛兰西主义学派都具有这一特色。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简称《帝国主义论》) 中从资本主义垄断生产方式入手分析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并且从资本主义列强的利益冲突中,提出受资产阶级压迫与剥削的无产阶级可以从资本主义最薄弱环节中取得革命成功,从而推动国际关系的变革,这就是“战争与革命”的命题。[10]世界体系论和依附论的冲突分析主要体现在中心与外围的划分上,并且强调国家的利益(一种自我的认知或身份的确定) 来自于它们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所处的地位。这种认知导致了外围与核心的利益矛盾与冲突。而葛兰西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考克斯则强调,生产的国际化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个跨国的管理阶级的雏形,同时也造就了碎片化的工人阶级和中间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间的冲突与矛盾构成了世界秩序变革的可能。[11]海默从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中分析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生产下的分配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与国家的矛盾。[12]

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理论同时以生产活动来分析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冲突性,关注在国际范围内中心国家为争夺世界霸权的关系。但不同的理论家对此有不同的解释。列宁认为,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大国为争夺世界霸权不可避免发生冲突。而考茨基认为,资产阶级出于理智,可能在相互间的矛盾中寻求妥协,共同统治世界。华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 stein) 认为,资本主义大国的冲突性不可避免,但资本主义列强争霸战争的结果是巩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13]考克斯认为,在霸权世界秩序下,资本主义列强之间具有协调性,共同维护世界的秩序;在非霸权世界秩序下,资本主义列强间为了国内的政治经济利益相互发生冲突甚至是战争。[14]海默认为,跨国公司是资本主义大国经济发展和它们之间经济竞争的产物,这种竞争在开始将是剧烈的,但随后这种竞争将会减弱,并随着跨国公司接近某种寡头均衡时它们之间的竞争会变成一种共谋。[15]

可以说,所有的被认为是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理论都认为,国际关系由于生产方式产生的矛盾导致国际关系冲突与竞争关系。目前,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这一方面要解决的问题是:矛盾(竞争性) 的解决是否一定是革命? 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否可以通过妥协的方式解决?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提出“战争与革命”的命题,这是基于特定时代条件下的命题,不能绝对化。二战后资本主义大国以合作方式解决矛盾就是一种非暴力解决矛盾方式,是否不同阶级的国家也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寻求一种非暴力解决矛盾的方式? 所以,承认国际关系的冲突性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特点,但不能把是否以暴力革命方式解决冲突作为区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标准。承认国际关系的竞争性与矛盾性,不同于承认暴力革命是惟一解决矛盾的方式,讲“和平共处”不等于否认国际关系内在的竞争性与矛盾性。否则,很可能简单化或教条化地曲解阶级矛盾、斗争和革命的复杂含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特点应该是承认国际关系内在的矛盾性,但解决矛盾的方式是历史的、具体的、多样的。

马克思、列宁在19 世纪下半叶到20 世纪初对世界秩序做出的革命性结论是当时国际阶级矛盾相对激化、资本主义相对不稳定、国际关系相对紧张的历史产物。当时的历史环境与中国目前所处的国际环境有着重大的区别。其实,不论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中,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者都提出过通过非革命方式解决或缓解矛盾的观点。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合作思想,这种思想对新中国的经济重建和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出现过某些“社团主义(Cor2poratism) ”思想。这些思想都是在一定的历史现实下,工人阶级在不否认资本主义不合理、不公平前提下,依据自己的能力和力量对比关系,提出通过与资产阶级合作与妥协来解决双方的矛盾与对立。可惜的是,这些思想相当长时间内被当成修正主义的东西而遭到批判。因此,要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必须抛弃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地理解成仅仅是激进的革命理论。在具体的、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合作与一定妥协也是解决矛盾的方式之一。这种思想在中国的革命与建设的特定时期中曾经尝试过,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特定的国家和时期也尝试过,可以说只要坚持一定的策略,就会取得积极的效果。只是这种尝试更多是在一国国内进行。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及“改革开放”的思想可以说是在国际关系中首先引入这种不同政治类型的国家合作的思想,也把“和平与发展”作为解决各类国家发展的方案。[16]江泽民提出的新安全观也是这一合作思想的延续与发展。中国的学者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尝试建立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合作观,这种合作不否认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不公正、不合理,但强调通过合作来解决矛盾。否则,会把马克思主义与邓小平的“和平发展”观对立起来,认为邓小平的“和平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不一致,或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当代的国际关系。

(二) 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仅仅承认国际关系的内在冲突性还不足以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还在于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分析这种冲突的根源。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要说明的是:国际关系发展的最终动力是什么? 生产力发展与社会生产过程中内在的矛盾带来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矛盾(以阶级关系的冲突与对立为主要表现) 所引发的国际阶级矛盾与国家冲突是国际关系最根本的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指出:“一切历史冲突根源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7]因此,从生产方式中寻找国际关系冲突性与矛盾性的根源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精髓,也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体现。可以说,所有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都具有这一特点。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马克思没有专门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论述,但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对国内社会的研究完全适用于国际关系,而且,马克思在其许多著作中或多或少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做了一些提示。这就是以生产方式作为研究国际关系中国家性质与国家的对外关系的基础。就国家而言,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看待国家是以国家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为基础的。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研究人的性质所指出的那样:“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8]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按“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19]进行分析的,即从生产方式着手,按照国家的生产力状况、在世界经济中的分工和内外经济交往来分析国家在世界中的地位、利益和国际体系。因为国际关系只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国际关系中主要是国家,笔者注) ,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 [20]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看待国际冲突性更多是从各个国家在世界具体的生产关系中产生的分配利益冲突出发的。它们把这种矛盾性与冲突性的根源视为国际关系发展的最终动力。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针对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变化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来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经典。列宁从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入手,分析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后的国家与国家关系。列宁分析了这种生产方式下资本主义大国的五大政治经济特征以及它们为了摆脱国内经济政治矛盾,在世界范围内为瓜分殖民地而产生的冲突。二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都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入手来分析资本主义大国的矛盾和国际阶级冲突。

华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是为积累进行的生产,资本主义必然在世界范围内构造一种生产的“供应链”,这不但形成中心与外围的分配矛盾,也产生资本主义列强在世界范围内为了更大积累的分配冲突。依附论也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着手来分析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矛盾,资本主义世界中心扩张的目标是为了获取更大剩余价值,因此,通过投资、贸易等方式把欠发达国家的生产融入到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内,从外围地区吸取了大量的经济盈余,导致了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形成了中心与外围的冲突。考克斯在《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中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法,从世界经济中的生产关系着手,分析了世界社会生产关系及其等级,并从这种等级的社会生产关系分析全球的阶级关系与矛盾以及这种阶级关系与矛盾导致国际关系的变化(包括可能的变化) 。[21]斯蒂芬•海默通过分析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过程来分析资本主义世界的阶级矛盾,他认为跨国公司仍具有部分私有特征,它只对国际合作提出了不完善的解决方案, “它产生了等级而不是平等,并扩散了不平等收益”。[22]因此,历史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分析国际关系矛盾的基本出发点。而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出发点都不是生产方式,而是以一种先验的工具理性和给定的国际政治无政府性为出发点。新现实主义理论关于国际关系发展的动力不是来自生产过程中的阶级斗争,而是来自于国家先验的工具理性以及国际政治无政府性形成的“安全困境”,这两个假设决定了国家为了安全而追求相对领先,因而安全竞争是一场你得我失的“零和博弈”,这样,国际关系成了“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的循环。[23]新自由主义同样建立在这两个基本点上,认为国际体制可以在国际体系保障下为各国带来绝对收益,这使得理性的国家可以对这种绝对收益与没有国际体制的无政府状态下带来的混乱与不确定性进行权衡,先验的工具理性(这里的理性是一种有限理性或满足理性bounded/ satisficing rationality) 使国家选择在现存国际体制下进行合作,从而推动国际关系的和平与稳定。[24]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都是把先验的工具理性与给定的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关系内在的决定因素,这都是客观唯心主义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错误之处在于,把人的思维固定化、机械化,否认历史具体的环境对人性的具体塑造和人的批判反思性,并把国家原子主义化和国家利益跨历史化。在它们看来,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成为一个给定的(上帝创造的) 政治市场,国家作为个体主义的经济人在其中博弈。这种方法论与马克思所批判的“庸俗经济学”方法论如出一辙。[25]

由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理解,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中也存在着两种倾向:结构主义与历史主义。结构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华勒斯坦为代表,华勒斯坦的理论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大体一致的; [26]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考克斯为代表,考克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主要来自于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但两者都认为,国际生产组织方式是世界体系变化的内在根本动力,但两者对这种动力具体分析是不同的。考克斯认为,这种内在动力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历史的、具体的,没有永恒不变的形式,它取决于人的实践,是一种历史辩证的过程;而华勒斯坦认为,自16 世纪资本主义体系建立以来,这种动力表现出来的具体形式一直如此,没有变化,是一种自然结构的产物。相比之下,中国目前一些教科书虽然也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国际关系,但实际上仅以大国的实力对比(更准确地说是大国的生产能力与摧毁能力对比) 作为分析基础,把实力作为可以转化为任意国际关系结果的通货,而不是从具体的世界生产与交往方式着手去分析国际关系。这种方法看似是唯物主义,实质犹如马克思批判过的“金钱拜物教”一样,是一种“权力拜物教(fetishism of pow2er) ”, [27]是机械唯物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一样,认为给定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先验国家工具理性是国际冲突的根源。从世界性生产与交往过程中分析国际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最重要的灵魂。

(三)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社会分析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三要素应该是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社会分析。尽管各种被认为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国际关系理论对世界体系及其发展趋向的分析各不相同,但它们共同的特征是以马克思所创立的社会分析法为基础,即从生产活动着手来分析具体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在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和它的发展趋向。这种分析可以在《共产党宣言》中看到,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世界性扩张出发,分析了世界性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以及由此产生的世界政治关系(世界城市对农村的统治) 和世界性精神生产。总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性扩张创造了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同时马克思也从这种生产矛盾中预测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矛盾与阶级冲突以及它的发展趋向。[28]列宁对垄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分析,也是从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特征着手,从资本主义生产高度集中产生的政治特征出发,分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矛盾,并指出发达资本主义大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与剥削,是它们转嫁国内经济与社会矛盾的需要,由此必然导致发达国家争夺殖民地与势力范围的战争,这种战争可能导致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世界最薄弱的环节着手发动推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革命。

二战后,一些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是从生产活动着手来分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华勒斯坦从国际分工来分析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身份(中心与外围) 以及中心与外围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利益分配;他还分析了建立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的是主权国家构成的竞争国家体系(世界政体) ,并认为这种政体一方面为中心从外围攫取利润提供强制力(尤其是在中心无法通过市场实现利润目标时) ,另一方面这种政体通过中心国家间的竞争和争霸战争,防止了某一国家获得压倒的政治权威以控制世界经济,把原来的世界资本主义生产与交换方式变成帝国式的垄断式经济。另外,华勒斯坦还对建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基础的文化进行了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世界塑造了一种以“理性”和“科学主义”为外衣的精神鸦片,形成了资产阶级的世界精神统治。但华勒斯坦认为,随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把一切商品化,资本越来越集中时,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会越来越被人认清,政治反抗就容易被动员起来,资本主义的国家体制越是压制政治反抗,越会导致反体系运动去夺取国家权力,资本主义建立精神统治是以科学和理性为基础的,但现代科学是建立在怀疑和批判基础上的,这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由此,华勒斯坦相信,资本主义越是成功,它越接近于被取代。[29]

考克斯也是从生产活动入手,分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它的发展趋势。考克斯认为,生产过程产生了阶级与阶级意识,并形成决定国家的“历史集团”。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是由一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国国内霸权秩序世界性扩张的结果,它通过国际生产关系的影响,以“普遍利益”为外衣的意识教化和权力的强制,塑造了国家与国家的身份与意识,并通过国际组织使国家服从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但是世界性生产过程也在破坏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如当今的经济全球化造成了贫富分化,破坏了国家的合法性认同基础,导致了资本主义全面的经济、政治、文化与生态的潜在危机,使过去建立世界秩序的“历史结构”越来越分裂,这为重建新的世界秩序创造了条件。但考克斯认为,今后世界秩序的变革取决于各种力量的主观努力,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变化并不是一种完全的自然过程,目前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下国家的“代表性危机”的出现,只是提供了变革的可能,要把这种可能转化为一种公正、公平的世界秩序,需要重建新的市民社会基础,重塑人的主观。[30]

海默从跨国公司在国际生产等级过程中,分析了跨国生产三个等级所处的国家与阶级的经济与政治地位以及跨国公司产生的政治、经济结果。他认为,跨国公司的国际性生产尽管减少了国际市场的无政府性,带来了更广泛而有生产效率的国际分工,但它也导致了严重的国家间和个人之间的不平等,限制了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且还导致了跨国公司国际规划与民族国家政府的国家规划之间的冲突。这些矛盾都是现有跨国公司所塑造的新的生产模式所无法解决的。海默相信, “历史正在更快地发展,积极变革的力量更强大”, “跨国公司体系的不完美乌托邦(dysutopia)向我们展示了(未来) 什么是避免的,什么是可能的”。[31]即跨国公司产生的内在社会矛盾为人类的变革提供了可能,并指明了变革的方向。

因此,通过对上述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可以看出,从生产过程来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发现它的危机基础,并指出可能的变化方向,是所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共同之处。中国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尽管有的也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及其矛盾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但是,对资本主义国际生产过程如何塑造国际社会和政治关系缺乏深度和系统的分析,有的甚至停留在列宁时代对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分析上,没有像西方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那样有深度的分析。其实,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的生产过程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的活动使资本主义的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都与列宁时代有了很大变化。如何认识这种变化以及由这些变化导致的国际政治、经济与社会新特征,是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中国学者出现这样的遗憾,除其他的一些因素外,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者的两个自身因素有关: (1) 部分学者的国际视野不够开阔,没有丰富的国际阅历; (2) 部分学者知识结构与积累存在着欠缺和不足。由于没有较丰富的国际经历,没有较全面的知识结构和良好的外语基础,很难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深刻的认识。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要有大的建树,还需要丰富的国际阅历与自己的知识结构,加强知识的积累。

(四) 社会主义的向往

关于社会主义问题,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一致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内在的不合理、不公正性,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进步,是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尽管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但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强调,社会主义应该比资本主义体现更大的社会公正和平等。在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中,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否认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并且相信只有社会主义可以实现公正和平等,因而都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消除贫困和战争的根源,是实现世界永久和平与共同发展的惟一方式。但是在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之间也存在着巨大分歧:有的主张暴力革命,有的主张非暴力的主观革命,有的主张两者兼而有之。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共产主义是消灭阶级、没有国家的社会,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这种社会中由于没有阶级剥削和阶级斗争,因此,就不可能有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列宁大体也持有这种观点。在“战争与革命”的命题中,列宁视资本主义是战争的根源,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由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同于资本主义,因此,世界和平和公正就有了保障。在二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中,社会主义也被视为是实现国际公正、民族发展的最好方式。华勒斯坦认为:“ 一个具体的历史社会主义,它满足最大限度地实现平等和公正的一个历史体系的最低限定条件,它增强人类对自身生命的控制力(民主) ,它解放想像力。”[32]依附论者认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切断与资本主义联系才是摆脱剥削、实现自主发展的根本。考克斯和海默也把社会主义作为克服资本主义不公正、不平等的新社会选择。[33]

就其实质而言,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是对社会公正的向往,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关注和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追求。尽管它没有固定的模式,其实也不应该规定具体的实现途径,但是,它有强烈的伦理与正义诉求。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具有对国际伦理和世界正义的理论阐述,它应该从理论上阐述建立国际公正新秩序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在这一方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应加强对国际伦理和世界正义理论的研究,从理论上使人们相信建立一个美好、公正与和平的世界,社会主义是最好的选择,就像18 世纪末和19 世纪初资产阶级思想家如卢梭、康德把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作为世界永久和平的保证加以理论阐述一样。而不能像现在这样,以简单的大批判来代替理论上的说理,以至于一些大学生在谈到发展中国家对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诉求时,认为发展中国家是在要求“平均主义”和“不劳而获”。[34]

三结论

根据上述的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具有以下特点: (1) 强调国际关系充满着冲突与矛盾,但是认为这种冲突与矛盾来源于具体的国际生产活动,而不是来自于给定的无政府结构和先验的工具理性; (2) 在现实世界中,目前这种冲突与矛盾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造成的; (3) 马克思的理论把社会主义作为解决这种矛盾的最终方案; (4) 并不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强调暴力革命是解决冲突与矛盾的惟一方式,有些理论则认为妥协与合作或其他形式的革命也可以促使国际矛盾与冲突得到解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在强调国际关系矛盾与冲突时,不再简单地看待马克思主义中的革命与斗争的含义,在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分析国际关系时,更要注意从具体的经济活动来分析国际关系的矛盾与冲突,避免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分析。中国学者应该对世界生产过程、生产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国际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进行有说服力的系统研究,加大对国际正义与世界正义[35]的伦理研究,避免以简单的大批判来代替理论上的说理。如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才真正具有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1] 鲁品越:《产业结构变迁和世界秩序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世界秩序》,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3 期,第4~13 页。该文尽管从国际生产力的变革来解释世界秩序的变革,但有意思的是,作者用博弈论或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来佐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如作者提出“囚徒悖论”的哲学意义就反映了这一问题(参见第13 页) ,但“囚徒悖论”的基本假设(先验的工具理性) 和基本方法(方法论个体主义论)都是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设与方法,马克思早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就提及过方法论个体主义的不真实性。参见[ 德]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第86~87 页。

[2]这一分类来自[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邓正来等译:《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457 页。

[3]关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分类见李青宜:《阿尔都塞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3~4 页。

[4]关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观见Louis Alt housser ,For Marx ,London : New Left Books , 1977 。

[5]葛兰西的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观在他的《狱中札记》中有全面的阐述,见[意]葛兰西著,曹雷雨等译:《狱中札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版;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见[ 匈]卢卡奇著,杜章智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年版。

[6]资本主义在生产力发展上的进步性见[德]卡尔•马克思、弗•恩格斯著: 《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版,第256 页) ;资本主义在不发达地区扩张的进步性见: [德]卡尔•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69~75 页) 。

[7]在世界体系论中这种观点最集中地体现在华勒斯坦的《历史资本主义》中(参见[美]伊曼纽尔•华勒斯坦著,路爱国、丁浩金译:《历史资本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版) ;在依附论作家中,这种观点比比皆是,我们可以从依附论中一个代表人物安德列•冈达•弗兰克著名的《拉丁美洲:不发达或革命》(Andre Gunder Frank ,Latin America : Underdevelopment or Revolution ,N. Y. : Mont hly Re2view Press , 1970) 中看到最集中的表述。有关依附论在这方面的综述可见J ames Caporaso , ed. ,“Dependence and Dependency in t he GlobalSyste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 32 , 1978 。

[8]见[意]葛兰西著,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译:《葛兰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508~511 页。该书的“马克思主义问题”着重批判了经济决定论。西方学者在这一问题的论述见[英]詹•约尔著,郝其睿译:《“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葛兰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96 页。

[9]Robert Heilbroner , Marxism: For and Against ,N. Y. : W.W. Norton , 1980 , pp . 20 2 21.

[10][俄]弗•伊•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载《列宁全集》第2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331~439 页。

[11]Robert Cox ,“Social Forces , States , and World Orders : Be2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R. Cox and Timot hy Sin2clair , eds. ,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N. Y.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 1997 , pp . 111 2 113.

[12]Stephen Hymer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and t he Lawof Uneven Development ,”in J adish Bhagwati , ed. , Economics andWorld Order : From t he 1970’s to t he 1990’s ,N. Y. : Macmillan Pub2lishing Co. Inc. , 1972 , pp . 113 2 140.

[13]伊曼纽尔•华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第二章“积累政治学:为利益而斗争”。

[14]Robert Cox ,“Social Forces , States , and World Orders : Be2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 101 2 104.

[15]Stephen Hymer , in J adish Bhagwati , ed. , Economics andWorld Order ,p. 114.

[16]邓小平这种国际合作思想体现在《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一文中,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05 页。
[17][德]卡尔•马克思著:《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81 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 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 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9 页。

[21]Robert Cox , Production , Power and World Order ,N. Y. : Co2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87. 考克斯对世界性社会生产关系及其等级关系分析详见该书第1 章。

[22]J adish Bhagwati , ed. , Economics and World Order ,pp. 113 2140 , 本文所引内容见该书第133 页。

[23]这种观点见: Robert Gilpin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2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 New J ersey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 Chapter 3 和War and Change in t he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1 。

[24]本文中的新自由主义的概述取自基欧汉After Hegemony(Princeton , New J ersey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84) 一书,因为该书是新自由主义开创性的作品,本文主要是引用此书的观点来反映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另外,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异同之处见Andreas Hasenclever et al . ,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7 , pp. 23 2 27 。

[25]这种方法论是自李嘉图以来现代经济学流行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它认为个人不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而是一种孤立的个体,马克思对这种方法论的批判参见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6~87 页。马克思直接提到这种方法论的庸俗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12 、214 页。

[26]Robert Cox ,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p. 513 。

[27]考克斯曾批判过新现实主义理论中这种“权力拜物教”现象,见Robert Cox ,“Social Forces , States , and World Orders :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 . 225 。

[28]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0~263 页。

[29]伊曼纽尔•华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第54~57 页。

[30]考克斯主要思想主要集中在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和Production , Power and World Order 这两本书中。

[31]Stephen Hymer , in J adish Bhagwati , ed. , Economics andWorld Order ,pp . 133 2 135

[32]伊曼纽尔•华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第69 页。

[33]Robert Cox , “‘Real Socialism’—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Robert Cox and Timot hy Sinclair , eds. , Approaches to World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7 , pp . 209 2 232 ;Stephen Hymer , in J adish Bhagwati , eds. , Economics and World Order ,p. 135.

[34]我曾经在给学生上“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一课时,讲到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有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减免发展中国家债务时,常常听到学生有这种议论。

[35]“国际正义”和“世界正义”的概念见Hedley Bull , The Anarchical Society ,N. Y.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95 , pp . 78 2 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