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旨在以边村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档案资料并结合自己在田野调查中获得的大量口述资料对集体化时代边村的政治运动作一生成性分析,试图构建其具体实践过程,进而去展现国家话语的系列表达如何在上层政府和下层民众之间得以实现的。

  一

  2002年12月2日至2004年5月30日,笔者在山西太原市南郊区的一个名为边村的村庄共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田野工作。在边村的长期调查进行得很顺利,村民们业已淡化了自己的外来者身份,家里,巷中,田间,市场,笔者随时都能被村人接纳,一起谈论他们周围的人和事。

  不过,在田野调查期间最让自己感到惬意的还是在村委员会办公室发现的尘封已久的有关该村集体化时代的大量档案文献,尤其是“四清”、“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档案。主要包括:政治清理情况统计表,政治清理工作报告,政治清理交代问题登记表,政治大清理各类人员登记表,政治清理各类人员明细表,边村大队各种组织系统表,边村1937-1966年政权摸底表,边村各种反动会道门花名表,边村阎伪军人员登记表,边村日伪警备队花名表,边村敌伪村政权花名表,边村地富子女花名表,边村四类分子花名表,边村政治清理情况,边村大队外来户登记表,边村大队外来外逃不明的户数人数,边村社员政治历史登记表,边村政治清理小结,关于地主王海军的材料,关于斗争刘二喜的材料,关于反革命分子张利奎的材料,关于坏分子孟晋的罪恶事实材料,关于反革命分子李亮的材料,关于富农分子刘敬忠的材料,政治清理战果交接手续,各类人员证明材料,各类人员下落表,政治清理各类人员登记表,四清大事记,边村工作队关于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是如何发动妇女的,关于边村大队社员陈金龙等人贩卖木料的情况报告,边村大队革委会处理电磨问题总结材料等,共有三十八卷三百八十五件之多。这些村级政治运动的档案文献集中地记录了建国以后边村历次政治运动的详实过程,我们从中也能真切地感受到一个内地乡村政治事件生成的全程图景和村民们在一种强制权力的导入下是如何应付的日常实践。借此,本文就其中三卷个人档案记录并结合自己在田野调查中获得的口述资料对边村政治运动作一生成性分析,试图构建其具体实践过程,进而去展现国家话语的系列表达如何在上层政府和下层民众之间得以贯彻的。

  笔者在田野调查时的一个强烈感受就是凡初次接触边村的外来者,几乎很难从现有的呈献给我们的事实中发现这是一个曾在集体化时期“闹政治运动闹得最凶的一个村庄”(访村民张有发语)*.从外貌形态上看去,这是一个富有的村庄,村口有着数排小洋楼,时而能听到机器作坊的噪声;尤其是村中央热闹非凡的村民日常生活和交往的场面,俨然是一个村落贸易集散地。而半个世纪前,这个二百多平米的公共空间却是一个政治仪式举行的舞台,“群众开会,回忆诉苦,批斗地富,批判‘黑五类分子’都在这儿”。但是,这样一个不同职能转换的生活空间并没有给村民们带去什么历史落差。田野调查中,村民面对笔者的提问“在集体化时期,这个场地主要用来做什么”时,几乎没有人提及这块场地开过会,屡次地批斗过人,大都回答是“那会又不让做买卖,不让单干,一块空地没啥用途,哪像现在这样,能在这儿做点生意”。即使在村民张华家组织的座谈会上,被邀请到的八位老人在谈及建国后村庄的变化时,也只是提到土改、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以及后来的人民公社等一般性的粗线条内容,对于村内异常激烈的历次政治运动几乎全然“忘却”了。

  笔者紧接着追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听说村里的兰若寺、豫让庙、兴化洞等都是在四清文革期间被毁坏的?”而得到的回答却是“不记得了”,“哦,那时由王小锁(当时村管委会主任)带人全给砸碎了,当时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也算是报应吧,他(王小锁)后来瘫痪了,一直到死。把兰若寺毁坏实在太可惜了!”,对于村民刘达昌(富农分子)、尹二毛(富农分子)、刘敬忠(富农分子)、王伟强(坏分子)、孟晋(坏分子)、赵进明(现行反革命)、张利奎(历史反革命分子)、李亮(历史反革命分子)、许玉珠(原大队队长)、刘二喜(原大队采购员)等人屡被批斗的事情却在只字未提。也就是说在田野语境中获得的有关村庄政治运动的认知较为平淡、模糊,而置身于文本语境时笔者却能体会到该村落政治运动异常激烈。为什么人们对于自己曾亲历过的轰轰烈烈的政治仪式场景冷淡,忘却,是因为往事如烟,抑或真的不再记起,还是现在的所依磨平了过去的伤痕?对自己而言,到现在这都是一个没有得到满意答案的疑问。不过,笔者认为无论村民对于集体化时期历次政治运动持有什么样的表征,其背后所隐匿的心理认知却一直潜藏着,只是隐而不露罢了。

  下面这个田野工作中的小插曲多少证实了笔者的愚见。村民马继仁老人是笔者在边村进行田野调查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人和合作人。尽管年事已高,但马老经常地陪笔者走村串户,讲述村庄过去的情景。2003年11月29日,笔者到被批斗过的原任村大队采购员刘二喜家里座谈,刘二喜之妻王玉兰现年79岁,但其耳朵几乎听不见,刘二喜的五女儿刘红玲就自家过去的诸多事情和笔者谈了一个多小时。在笔者准备离开时,一直在旁边坐着的王玉兰突然凑上前来边比划边断断续续地说:“‘四清’‘文革’那会儿,嗯,炕上的四个大柜子,里边全是你爷爷写的书,都让红卫兵来拿走了,嗯,就是马继仁带着人来拿的,哦,哦,都带着红袖章呢!可怕了,嗯,可怕了!都进来,把书、柜子、箱子还有七个祖上留下来的花瓶都拿走了。俺爬在柜子上不让拿,硬是把俺拽开,踢,拽头发,拿走了,拿走了,全拿走了。没办法,你爹整天在村里让他们给斗,哦,啊,可厉害啦……”

  说着说着,王玉兰老人突然停下来,问刘红玲:“他是谁?这不是咱大外甥?”

  刘红玲开玩笑地回答她母亲说:“妈,人家是干部,哈哈哈……!”借此,我赶快费力地向她妈介绍自己是来座谈的,希望她老人家能多讲点家里过去的一些事情。

  “小常,你不用费劲啦,俺妈听不见你说的是甚……”,刘红玲打断我的话解释到。

  这时王玉兰老人凑到笔者面前瞅了瞅,显得有点懊悔,嘟囔着说“俺还以为是咱的大外甥呢?”,转身就走向了另一间屋子。因自己没听清楚,刘红玲便解释说:“俺妈说她把你错当成她的大外甥了,她老糊涂了……”。

  这时我才悟过神儿来,原来王玉兰老人刚才讲的是把我当成家里人才说出来的。刘红玲继续和我聊着,她妈到了另一间屋子后又出来了,走到刘红玲面前说:“玲儿,姑娘家知道些什么?甚也不要说,年代久了,不知道啦。问你嫂子去……,咱什么都不知道,不清楚……”笔者从王氏老人的脸上能感觉出她有一种不安的心情,说完后又回到屋子里躺着去了。

  接着刘红玲一口气地给笔者讲述了她爸刘二喜被村里批斗的事情。原来,刘二喜作为社里的采购员,经常地和外面联系给队里购买日常用品。刘二喜和其他四个采购员曾用队里的大米、蔬菜送过人情,主要也是给队里买东西,铺路子,走关系。在合作社时期,这样的做法从来没有被怀疑过,还时常为采购员的能干大加赞赏。但是,在“四清”时,刘二喜等人被当作“四不清”干部进行清理、整治,由于其他四人将所谓的“过错和责任”全推到了刘二喜一个人身上,于是灾祸降临了。

  “我那会还小,俺爸整天挨批斗,写检查,认错。其实他根本不清楚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无缘无故地挨批斗,回到家后一个人傻傻地坐那儿,发呆,也很少跟俺们说话。整天为队里做好事,买东西,跑采购,有时还得倒贴上自己的钱和东西,谁能想到落得个这么下场!?”,刘红玲很真诚地和笔者讲他爸爸的遭遇。

  “俺是不想和他马继仁算账,就是他带着人在俺家闹,俺爸被他们一次次地斗。他每次带你来俺家时,俺一大家人可不愿他进来了,俺是看在您做学问的份上才不和他计较的。”此时,刘红玲显得非常激动。

  “尽管过去了这么长时间了,但是俺都记得。俺爸多次被批斗后,就精神失常了,整天都是自言自语,唠唠叨叨个不停,老是说怕,怕有人斗他。……后来,他得了重病在1987年去世了。村里人都知道俺爸是被批斗成那样的,俺爸根本想不到其他四个采购会联合起来嫁祸于他,有口也难以说清楚……”面对刘红玲的倾诉,笔者多少在田野中找到了村庄政治运动的影子。

  “那你爸最后得以平反了吗?”,因为我们彼此很熟了,所以我问得很直接。

  “后来平反了,给俺爸摘了帽子。从大队抬回了两个箱子,一个柜子,还赔偿了300元钱,可俺爸被整的精神失常了。唉,那会过得真是苦,向别人家借钱,跟梁海钟(当时任村委会主任)借钱来养家糊口。”刘红玲一边指着地上的柜子,一边回答。

  刘二喜被批斗一事是笔者在田野工作中获得的有关村庄政治运动中第一个真实的片断。作为这一事件的直接参与者,马继仁老人却从未向笔者提及此事,即使笔者三番五次的向他询问当时村里政治运动以及批斗对象的情况时,马老也没有给笔者提供多少有价值的信息。

  在田野调查中,一些被访者的“历史失忆”话语和另一些被访者的“历史在场”的表达让笔者对历史如何记忆的论题尤为关注。值得庆幸的是,村庄政治运动档案的发现和析解为我们客观地建构一份特殊年代特殊生活的历史记忆提供了可能。

  二

  边村政治运动档案记录中有关村民李亮被戴“历史反革命”帽子的直接材料共有25件,其中本人申诉书2件,配偶申请书1件,本人历史经过1件,证明材料16件,复查报告和处理意见2件,文件通知3件。另在边村四清工作队所撰写的《整治清理工作报告》中也有关于李亮政治问题的一处记录。总之,本文对李亮个人的遭遇和村庄政治运动之间的生成性解析主要立足于上述26件档案资料内容,借此,笔者希望还原“四清”“文革”等大事件在边村里的具体表征。

  首先,我们从李亮写的两份申诉书谈起。一份申诉书写于1976年元月23日,另一份写于1978年8月24日,这两份申诉书均是写给太原市南郊区晋丰人民公社党委会的(即晋丰公社)。前后两份申诉书中的内容没有什么大的出入,只是第二封中的事实表达和阶级话语较第一封更为突出一些。为了便于呈现李亮政治问题的真实情境,笔者将第一封申诉书转引如下:

  毛主席语录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申诉书

  我叫李亮,现年五十五岁,原籍系寿阳县景尚公社桥东大队人(原名景来顺),家庭成分中农。1950年来到边村大队落户,当时是在任四小灰窑上做活。后来就在边村结了婚,并在此地购买了六间半房子,就这样在边村居住了十七年之久。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给我定有两条血债的帽子并送返原籍监督劳动,□下我全家共有五口人。在寿阳县一直是勤劳的,并接受群众的监督劳动。因此我的家属和孩子们经常闷闷不乐,不断向我提出给政府写申诉请求落实给于适当的处理,以解我全家的苦闷。

  (一)原来我是怎样跑出来又是怎样回村的简单情况如下:

  曾于1946年期间,我担任本村农会会长六月之久。当时群众说我走上层路线,打过我数次,又将我送到县公安局管押月余。在管押期间,经常给群众出来做活。因为我一时害怕,趁机逃跑,逃躲在杨家庄朋友家中。因为此地距离寿阳县城只有二里路远,我经常上街到寿阳县城。同年的十一月份,在城碰到了弓建元等人,他们给我说咱村驻有部队(阎匪部队),咱们趁机回去拿出自己的东西和粮食,因此相随回去的。

  (二)回村后究竟干了些什么坏事情:

  原计划回后拿自己的粮食,由于弓建元和我相随,除去拿自己的部分粮食外,还拉走群众的两头牛和弓建元的两头驴。离村后就由弓建元自己处理,因为我相随有份,当时给了我二十元钱。我认为这就是我的错误事实,亦就是我的罪恶事实。

  (三)二次回村和正遇杀人的情况:

  于1947年的春天,距本村五里地的石泉村驻有阎匪自卫队。我听说村中能回去,有一天就从杨家庄回村来了。这一天巧遇自卫队杀人,将本村的张德生、张春富二人杀害了。这件事情实际就是弓建元、李树江他们两人策划的,并没有我的关系。事关血债大事,请求查证落实。

  (四)充当阎匪乡警后又是怎样脱离的情况:

  二年后实在躲不下去了,就给阎匪北石乡公所充当乡警两个多月。当时枪被八路军拿走,并未带走人,因此乡长给开上路条让我们走的。乡长的意思就是说八路军连枪带人全部捉走,以利交待上级。这样一来我就给南沟的妹娃、栋娃家中做活。直到1950年就来到边村给任四小灰窑上做活。又于1966年9月间文化大革命中,将我确定有两条血债的罪名遣返原籍被群众监督劳动。

  (五)为什么我要自首投案的情况: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边村大队让我回原籍开证明。我认为原籍有拉牛的罪行,不敢回去,想到这里还不如自己自首投案,得到政府的从宽处理,因此到郊区公安局自首投案。经公安局电话联系边村工作队,就将我叫回边村大队。在遣返原籍之前,召开了群众大会,给我定有两条血债的罪行,交给原籍让群众监督劳动。

  根据上述情况,我确实是有罪恶事实的,但是两条血债我根本没有,请求重新落实给于适当的处理。党的政策历来是实事求是的原则,再按照党的安定团结政策、值此落实政策的时候,我请求政府彻底查调清楚,使我全家人从政治上得到解放。

  特此申诉。

  谨上

  太原市南郊区晋丰人民公社党委会

  申诉人:

  原边村大队社员李亮

  1976年元月二十三日①

  从李亮写的申诉书中我们可以发现,给其定有两条血债的罪行并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的直接证据来自申诉书中的(二)、(三)和(五)部分的内容,即1946年底回村拉走了群众的两头牛,1947年春回村正遇见阎匪自卫队枪杀本村农会主席张德生、武委会主任张春富二人,再就是文革开始后自己的投案自首。其实,李亮投案自首的时间应该是“四清”运动初期,在边村四清工作队的《政治清理工作报告》中,笔者发现了这样的一段记录:“反革命分子景来顺(即李亮),于1950年由寿阳沿村讨来,改名李亮,先给人做法,后来便定居下来。1963年四清被定为贫农成分,此次(即1966年5月,笔者注)在令其回原籍去开成分证明时,不得已自首投案。经查证,该是个有两条血债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成分也并非贫农,是个标准的中农。”正如李亮所承认的那样,拉群众的牛是实,两条血债的罪行是虚,与己无关。但是为什么李在政治运动中却得到了与自己历史事实不相符的对待呢?这其实是笔者最为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在翻阅十多份的证明材料时,笔者始终找不到两条罪行和历史反革命分子问题的证据在哪。

  在第二份申诉书中,李亮写到“文化大革命的初期1966年(应为四清运动后期,笔者注),驻边村工作队,依照不落实也并非事实的罪名,定为有两条血债的罪恶、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并将我全家六口人遣返原籍寿阳监督劳动。”这里,可以发现李亮两条血债罪行和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的理由就是“依照不落实也并非事实的”罪名,而这一罪名的成立和确定却直接来自于李亮自己到本区公安局投案自首的自觉行为。因此,这一“依照不落实也并非事实的罪名”的生成过程中隐含着一个合乎政治运动操演的实践逻辑,即第一次回村时和弓建元一起拉走了群众的两头牛,并分得二十元钱,即“我认为这就是我的错误事实,亦就是我的罪恶事实”;第二次回村后巧遇张德生、张春富二人被枪杀,而弓建元李树江则是枪杀一案的“主谋”;所以当李亮在四清运动后期到区公安局投案自首时,要交待自己拉走群众两头牛的罪恶事实,但弓建元作为这一事件策划者和合作者自然要被提及。那么当李亮二次回村巧遇弓建元李树江等人主谋枪杀农会领导时,很难说清楚他不是其中参与者之一,这就为“依照不落实也并非事实的罪名”的成立提供了特殊的证据。也正是因为此,李亮才有了不断进行申诉和澄清自己历史问题的政治空间,也才有了得以最终被平反的希望。因为李在寿阳接受群众监督劳动的政治实践中抓住了自我表达和摘帽的现实基础,即“十二年来,原籍寿阳党政公安机关以及本村的社员群众,甚至连同本村的所谓受害者家属从未对我这有‘两条血债’的‘罪首’进行过任何清算。这就证明了一个问题:我原来的罪证不实。”也就是说李亮在原籍寿阳接受的事件情境是其政治历史问题能否澄清的一个最根本的证据。因为李原来就是寿阳人,犯下的所谓罪行也在当地,只是1950年后逃到了边村生活,而在四清文革中给其带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和两条人命的血债罪行却直接与李到郊区公安局投案自首的行为相关。

  不过,李亮在第二份申诉书中就自身遭遇的话语表达凸显出了一个制度性的因素,即“文革中后期,因部分国家机关工作不够正常,特别是‘四人帮’近年来的干扰和破坏,使我的错案得不到及时纠正。”这样一种阶级话语转换反映了李亮努力为自己冤案的平反寻求国家在场的现时支持,从而使自己的身心实践和话语表达成为可能。而笔者在相关的证明材料和“边村大队对李亮历史问题的复查报告及处理意见”(以下简称报告意见)中看到了李在1967-1979年间的不断努力和最后的成功。因此,“在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落实政策的大好形势的今天,我愿以诚恳的心情将我这十多年的政治冤案向党和政府申诉,要求昭雪我‘两条血债’的罪名。通过进一步的重新调查落实,根据党的政策予以平反。”这样一种政治话语的出现为李亮冤案的昭雪提供了重要的时代契机。

  另外,从档案中的16件证明材料来看,均表明两条血债与李亮本人无关。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两条血债和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罪名是被扩大化的一个政治错误,而这样一个错误能够延续十多年,其中所藏匿的政治行为和权力关系的地方实践却是一个值得我们不得不深思的现实问题。

  在证明材料中,吴成秀的证明最具说服力,他当时也被阎匪自卫队捉去,被释放后暂留在自卫队。在杀害张德生和张存富的那天,吴成秀在街上遇到了李亮,李告吴说他回来再拿点粮食吃。但是吴成秀催促李亮让他快走,这里要杀人了。所以,当时李亮并没有参加“那个自卫队杀害我村农会长和武委会主任,与景来顺(即李亮)并无关系。我所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特此证明。”当然,证明李亮并无两条血债的档案记录还很多,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最后,笔者还想从报告意见的相关记录中再来看看该村庄政治运动的一个逻辑过程。这份记录也是有关李亮问题的最后定性材料,但是我们还是能清晰地发现这样一个结局背后的政治轨迹。这份报告意见是由边村大队党支部递交给晋丰人民公社的。尽管这样一个小人物的冤案平反是“为了更好地落实党的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实现四化的步伐,我队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及本人的申诉,组织了调查组,对李亮的历史问题进行了复查落实,对李的问题基本查清。”,但是,这也是以李亮及其家人十二年来为了摆脱一个巨大政治包袱而长期努力澄清自己的问题为基础的。不过,在报告意见中,有一个更为详细的记录就是为什么要给李亮定有两条血债和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原因有三:(1)“该因1947年与富农分子弓建元进行反攻倒算,抢走翻身农民张金秀等人的牛一头、驴两头;(2)同时有其告密,阎匪军将我村农会主席张德胜、武委会主任张春富抓走,并被杀害;(3)1948年该在南沿镇伪乡公所任乡丁时,多次出发配合伪保警队扫荡、抢劫人民财物,破坏我根据地等罪行。”于是,经过太原市郊区四清工作总团的批准,给李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遣返原籍并交群众监督改造。

  不过,李本人认为原定案材料与自己的历史事实不符,遂多次申诉要求给予复查落实。但是,历经十二年的证明申诉,李亮问题的定性出现了最后的转变,理由就是“我队派人去寿阳与当事人王增贵、郝维誉等人两次调查了解,其称原证明材料因当时回忆不细,与事实有出入。”这样给李定罪的原因中前两个有了如下的重新鉴定,即“(1)1946年12月份阎匪军占领桥东村时,富农分子弓建元乘机回村反攻倒算,并有李亮(又名景来顺)相随,抢走翻身农民张金秀等人的牛一头,驴两头。离村后由弓建元处理,李得款20元;(2)1946年阎匪军扫荡时,我村农会主席张德生、武委会主任张春富被阎匪军抓走。事后由弓建元李树江(自卫队指导员)伙同阎匪军将张德生、张春富二同志杀害。杀害那天正好李亮回家取粮遇见此事,当时李在寿阳县杨家庄打短工。张德生、张春富二同志被敌人杀害与李亮无关。”至此,李亮冤案问题的澄清出现了根本性转机。“鉴于上述,该李原定案材料主要问题与事实不符,其它问题属于一般政治历史问题,并非敌我矛盾。根据党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政策,我们的意见是纠正原定案结论,给予平反。”

  因此,从四清运动中被定有两条血债的罪行和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帽子的李亮在遣返原籍进行劳动改造的同时,一直在努力摆脱与自己历史事实不相符的政治遭遇,自己不断的申诉和十多份证明材料以及整个政治背景的良性扭转既改变了李亮的莫须有的罪名,同时也展现了一个村庄政治实践的具体过程。

  三

  在四清运动中,边村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的还有村民张利奎。有关张利奎的私人档案记录现存六份,(1)是关于斗争反革命分子张利奎的发言稿,(2)是由太原市人民委员会签定的有关张利奎复查案件呈批表,(3)是边村大队党支部向晋丰派出所递交的边村大队关于给反革命分子张利奎摘帽问题的请示报告,(4)是关于张利奎的历史反革命帽子请求落实纠正申请书,(5)是张利奎本人写给边村大队党支部革委会的思想认识;(6)是边村大队党支部关于对张利奎戴反革命帽子的复查报告。从档案记录中,可以明显地发现(1)、(4)、(5)之间存在较大的分歧,尤其是在(4)中具体活动的时间地点写得清清楚楚,并直接成为清洗自己反革命罪名的铁的事实,以致于在(1)中我们会发现政治错误是如何被扩大和最后定案的。

  为了加以比较分析,这里将(4)的具体内容引述如下:

  关于我的历史反革命帽子请求落实纠正

  南郊区、晋丰公社、边村大队、各级领导同志:

  我叫张利奎,男,现年60岁,家庭成分下中农。本人系农民,现住晋丰公社边村大队。

  个人简历:(1919年生)

  1927年至1934年念书;1935年正月晋丰新华造纸厂学徒;1936年三月西北造纸厂做工,37年日本人来回家;1938年至1941年经营小商;1941年8月晋源新民会附设训练班受训一个月,9月下旬到兰村造纸厂做工至1943年正月回家;1943年4月至1944年4月晋源县推进员受训,后改为新民先锋队;1944年10月至1945年2月晋逢公煤矿当工人;1945年4月至6月晋源县联合情报组;1945年6月至8月晋源县合作社当服务员;1945年10月至1946年1月榆次护路队受训;1946年在家阎匪编组分地务农;1947年7月被选为居村村分队长,12月受阎匪三自传训20天,集体参加兵农基干,至1948年4月被阎匪特警组扣押到6月晋源县解放后回家务农;1950年10月至1953年5月永晋公司煤矿当工人;1953年6月至1960年西山煤矿当工人;1960年7月至1961年10月因事故组织上给予劳教处分,在劳教队;1961年10月返乡参加劳动至今。

  我曾于1966年四清运动中,在社员大会上宣布给我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宣布的罪状是:

  第一条:偷听台湾敌台广播;第二条:国民党员;第三条:在阎匪时期担任过农村村分队长。

  请求落实纠正的问题:

  一、偷听敌台广播问题

  ①从解放以来,我家根本没有购置过收音机,更没有其他收听工具,根本没有收听敌台的任何条件;②确定一案必定有所依据,假如原来定案时有所依据或者有人揭发,请把我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用什么工具收听敌台广播调查清楚。从我本人来说,敢大胆肯定没有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收听过。

  二、国民党员问题

  在当时开会宣布时,并没有和本人谈过话,也没有和本人核对这件事情。我根本没有参加国民党,哪能成为国民党员呢?假如确定是,必定有资料可查,请把我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经何人介绍参加国民党,这都不能凭空而来的,请将人证、物证、旁证材料和我本人见面核对。

  三、在敌伪时期担任过村分队长

  这是事实,也是我历史上的污点,绝对不否认。但是,我在解放后以来的历次运动都全部做过交代。国家核定历史反革命条例中规定得很清楚,像我这样在农村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农村分队长根本不够国家规定的标准。党在解放初期就明确宣布过,这类农村干部,只要在解放后进行过登记就根本不加过问,究竟够与不够这是政策界限问题,请重新审定。

  当时,在宣布这些罪状时,一不与本人谈话,二不和本人对证,更不许本人发言。戴上帽子,思想上也不清楚原因,工作队又不许申诉。因此,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十多年来,我在党的领导下,一直是遵守国家政策法令,并在群众的监督下,加强自我改造,努力提高思想认识。

  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以来,为了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党中央决定给得到改造的四类分子摘帽。同时指出,给原确定错了的给予纠正。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才敢大胆地提出我的请求意见,希望多年的问题得到解决。我今后一定好好劳动,努力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敬请各级领导将上述问题给予查证落实为盼。

  晋丰公社边村大队

  请求人:张利奎

  1979年3月12日

  张利奎写的关于落实纠正自己历史问题的请求书可谓针针见血,点中了工作队“粗暴政治”的要害。不过,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究竟哪一方的言辞为真?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很简单,因为边村党支部(四清工作队在文革开始后不久便悄然离开了边村)以及晋丰公社党委能立足申诉人提供的历史事实重新加以查证落实,并最终给受害人加以摘帽平凡,已经说明了言辞的真伪。那么紧接着还会有与前文相似的问题出现,即四清工作队依据什么样的证据给张利奎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和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批斗的?既然现在可以明了当时的罪证并非事实,为何还执意弄出另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来?实际上,我们已经触摸到了问题的实质,也就是说从较为宏观抽象的层次而言,边村政治运动的生成过程遵循了怎样的一种实践逻辑问题。以笔者拙见,回答这样的时代问题应该有一个真实的情境,即我们应该回到一种历史现场,而不是简单地把它回归到二元对立的视角上,要么控诉那是一个批斗整人的万恶年代,要么赞扬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也许我们只有在历史的真实情境中才能看清整个事件的发生过程,各种关系的生成和作用才会完整地凸现出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历史,构建历史。

  其实,上述问题也是笔者在田野工作和翻阅档案资料过程中时时在思考和追问的一个问题。笔者与村民张有发座谈时,张的回答多少论证了本村政治运动中存在的一些结构性因素。

  “那会儿,天天搞运动,几乎是一天一个,天天如此。老实说,把人们都搞烦了,但不搞又不行,上面派人来专门来搞运动,实在是没办法。”张有发显得很无奈地给笔者讲述当时的情景。

  “村里人不理他们不就是了,看他们怎么搞?”,我想诱导张有发能深入地谈谈他自己的想法。

  “工作队的人不搞的话,他们就给上面交不了差。况且,天天都是走家串户,做动员,找积极分子,揭发隐藏在队里的阶级敌人……,哈哈,那会就能把好端端的一个村搞的人们到处心慌、胆怯,乡里乡亲的,哪来那么多的阶级敌人?!……”,因为笔者和张已经很熟悉了,他的谈话还是可信的,并且在我们所论述的文本中也能察觉出一种被扭曲的政治事件的存在。

  在(1)关于斗争反革命分子张利奎的发言稿中,详细地记载了张的反革命罪行:“张利奎,虽然出身于下中农、工人,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背叛了原来的阶级,成为一个蜕化变质的分子,与党与人民为敌……其历史罪恶事实……充当日寇走卒;投靠日寇,充当汉奸;充当阎匪走狗,进行反革命活动;抓兵逼粮,忠实为阎匪服务……其现行罪恶活动……对大跃进不满,乘机进行破坏;利用职权,拉拢地主子弟,散布不满言论……拆集体经济的台,多次制造责任事故;以搞副业为名,进行贪污;偷听台湾广播,散布谣言,蛊惑人心;煽动群众,不满社教;气焰嚣张,存心报复……”根据上述所列罪行,张利奎成为四清运动中被批斗的专政对象,接受监督劳动。但问题并不只这些,工作队“希望广大干部、社员群众对张利奎的反革命罪恶活动进一步揭深揭透和批判,……站在这一斗争的最前面,进行检举揭发,向阶级敌人展开无情的斗争。”这些所谓的罪状之所以生效,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就是上层权力的单向介入和政治仪式的生成性在场。笔者由此想到了有村人曾对文革时期有过这样的评价:“说你是叛徒就是叛徒,不是也是;说你不是叛徒就不是叛徒,是也不是”。

  其实,张利奎本人在自己的请求书中已经反驳了边村政治运动的“失范”和粗暴,“当时,在宣布这些罪状时,一不与本人谈话,而不和本人对证,更不许本人发言,戴上帽子,思想上也不清楚原因,工作队又不许申述。因此,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那么,从1966年5月3日张本人在群众大会上被批斗戴上反革命帽子到1979年3月12日自己写请求书和1980年8月25日晋丰公社革委研究同意给其摘掉反革命帽子时,前后长达十三年多之久,其中的缘由已是不言自明了。

  在(5)关于对张利奎问题的复查报告中,边村大队党支部指出给张利奎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的原定案材料共有十二条(实际上,原定案材料是由当时四清工作队所确定下来的,笔者注),“经过认真的研究、落实和本人进行核对后,我们认为……原定案中提到张利奎曾参加过国民党……这次复查,没有查到该参加国民党的线索……而且本人也不承认参加过国民党……对于这条应给于否定。……原定案第五条……在60年西山矿务局工作时,不满现实,工作消极,不负责任造成机器发生故障,给国家损失2250元,劳教15个月……对这个问题……原处分是事实……但西山矿务局党委……认为其思想表现落后,工作不负责任,而多次造成事故……得到帮助和给予开除处分是正确的……但其问题性质属于责任事故,而不是有意破坏……经复查原西山矿务局党委对这一问题已做过结论,四清是不应再以此问题立案,应予纠正。……对于原定案第十二条说工作队在不长,咱们邻家总是邻家,定为抵抗社教运动……经复查和落实政策的精神,属于说了些坏话。……对于原定案第六、七、八条……一系列机械事故问题……这次复查和本人核对……是事实,但属于责任事故,不是有意破坏。……对该的历史问题,原定案第一—四条都是事实,本人承认……该的反动身份已够标准……但没有发现过重大历史罪恶,也没有使我地下组织遭到破坏。……鉴于上述复查情况……戴反革命帽子偏重……应纠正66年四清是给其戴反革命帽子的决定。”

  可以看出,复查报告和张本人请求纠正的内容几乎是一致的。或者说,村党支部递交给晋丰公社的复查报告书是从国家意志的立场对张利奎政治问题自我表达的另一种话语建构,它不仅还原了受害人的身份地位,同时也为村庄政治运动操演中的国家在场找到了中肯的理由。事实上,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人证物证,和当事人核对等因子,是高度集权化时代一项政治运动能否保持正当界限的重要标准和尺度。这样,无论对上还是对下,边村的政治运动都毫无隐蔽地显露出了自己的生成过程。而下面这则“我自己的认识”就显示了村庄政治运动中个人、集体和国家三者又是如何形成一种新的平衡关系的。

  我自己的认识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林彪‘四人帮’以来,把‘四人帮’颠倒过去的问题逐步地均扭转过来。目前,形势一片大好,特别是对我们四类分子,亦同样的关怀。党中央这次决定给得到改造的四类分子摘帽,给了我们特大的关怀。为了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一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我们今后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劳动,为实现四化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特此简单地作为我的认识。

  此上

  边村大队党支部

  革委会

  张利奎

  1979年3月11日

  到此,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无论是李亮还是张利奎,随着其多年政治冤案的昭雪,背后潜在的“失范”和矛盾已有了根本性改变,同时,而边村政治事件复杂多变的表象也得以生成。

  四

  村民刘敬忠的最后结局并没有像李亮、张利奎二人那样,在集权体制逐步瓦解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出现根本性的转变。从刘、李、张三人的档案资料来看,刘敬忠没有自己的申诉书,仅有批斗他的罪证材料和边村大队党支部对其问题的复查意见及复查案件呈批表等三份完整的档案记录。另外,在边村大队四类分子交代记录材料、村史、边村大队阶级斗争史中有关刘敬忠个人问题的一些记录片断则弥补充实了其个体遭遇所凸显的村庄政治运动实践过程。

  有关富农分子刘敬忠的叙述我们还是从对其成份问题的复查意见说起。这样一种倒叙的阐释便于我们追根溯源地去解析边村政治运动和个人问题生成的复杂关系。

  边村大队党支部关于刘敬忠成分问题的复议意见

  刘敬忠,土改时定为上中农成分,1958年反封建补课时定为漏划富农,并给其戴上富农分子帽子。在这次落实党的政策中,我们召开座谈会,了解复议了该户的成分问题,据忆,原定漏划富农的主要依据是土改时隐瞒了在东庄营、杨家村的八九亩土地,经座谈了解情况属实。

  就该户44—46年的经济状况看,有土地(本村加外村)20余亩,全家五口人,虽有一个劳力,但很少参加劳动。人均占有耕地4亩多,超过了当时全村人均0.6亩水平的七倍,自有耕地中,自己只留三四亩地,其余十六七亩全部出租。就自种的三四亩地,农忙时也要雇工耕种,该户除出租土地剥削和雇工剥削外,更严重的是放高利贷剥削。借一元,只给九角,借款时就把一角扣了利息,群众民愤很大,叫他“出九入十一”。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认为原定富农的主要依据没有出入,因此,同意群众意见,维持反封建补课时所定漏划富农的原结论。

  中共边村支部

  1979年11月

  刘敬忠的富农一案在其私人档案中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8年边村反封建补课时将其确定为漏网富农分子;第二阶段,1965年3月边村四清运动中刘敬忠因其富农问题被作为运动典型继续被清算;第三阶段,1979年11月对刘政治问题的复查和最终定案。在刘敬忠富农问题的三阶段中,第一阶段是其他两阶段的直接基础,而第二阶段则是前一阶段的深入和细化,因为这一阶段将刘的反动罪证作了详细的揭露和清算,第三阶段则象征性地表明前两阶段的合法性和一致性。

  不过,富有戏剧性的是刘敬忠在边村1954年转入曙光初级社时,他曾由单干户直接当上了初级社副业组组长,具体负责社里的副业生产,并且年终分红结算时副业收益最丰。到1956年边村由曙光初级社转入高级社时,刘敬忠却走向村庄前进的另一面,他极力反对高级社,说什么曙光高级社“比秦始皇统治六国还要厉害”,并因此被村党支部组织群众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和狠狠的批斗。与刘敬忠一起被批斗的还有富农分子刘达昌、尹二毛,原因就是对边村组办高级社的冒进势头唱了反调,“恶毒攻击曙光社”。实际上,由互助组时期的单干,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转变为集体所有制的高级社,以及后来全民所有制性质的人民公社时期,一种农民私人所有制很快地被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消解。尽管党可以强制性地以自己的意志和权力贯彻一种全新的制度模式,但各阶层群体利益的客观存在和差异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也不可能一呼百应地用政治手段将其一扫而光。但是,村级政治运动的持续展开从中寻求到了其生成性的根基,那就是谁反对,批斗谁,理由就是从其以往的历史事实或者家族亲属关系找到支点。

  而村民刘敬忠的历史问题就遵循了这样的实践逻辑。正像原村庄干部梁海钟所言,“他要是老老实实地在社里做事,啥事没有。谁去清算他的历史问题,况且按新社会的办法来的话,谁没有点历史问题?关键是,你一唱反调,社里就要找根据,你为什么反对,最直接地就是先从你自己的历史问题查起。这样一来,问题就有了。什么剥削,什么反动,什么破坏,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你在旧社会里做过各种差事,那就不能排除你不具有破坏新中国、新社会的思想和行为,人们的警惕性非常高,然后揪出来,批斗你,在监督劳动中改造自己……”。因此,1958年村里进行反封建补课运动时刘敬忠被定为漏网富农,主要是因为其在初级社转为高级社时的言行违背了村庄前进的势头,戴上富农分子帽子,接受管制,监督劳动。刘敬忠在一份边村大队四类分子交代材料(政治清理)中说:“……解放后,没有参加互助组,成立社时才参加社。、偷过茄子十几个,后队长发现又送了回去。50年受过一年管制(主要因为刘极力主张单干,反对互助,走私有路线等,笔者注),58年被划为富农,一直管制……在过去当过村付。在63年四清运动中教育了我一次,我认为过去自己错了,今后要改正,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把门前的街道每天打扫干净。”

  因此,四清运动中批斗刘敬忠是有其极为严密的政治轨迹的,我们也能从其详细的批斗材料中发现刘基于自我利益的表达和由此而受到的彻底清算是如何生成的。

  刘敬忠家共有五口人,本人仅有轻微劳动,其余时间“都在游手好闲发放高利贷”。原有三个院子27间房屋,土改时为逃避划大成分主动向农会献出六间(其中有三间倒塌),自己剩有18间。此外,刘共有土地18.51亩,自己耕种9.3亩,种有水稻、小麦和谷子③,一年的收成达406.32元。同时,刘还租给别人的土地5.91亩,每年每亩收租12元,一年收租可达到70.92元。边村人主要依靠造草纸为生,刘敬忠及其家人也不例外。刘“有草纸汉儿一支,全年做草纸180捆,每捆以7元计算,共计1260元。”不过,刘敬忠家的年收入里还有靠高利贷剥削得来的一部分。刘每年平均发放高利贷400元,平均以月息10%的利息计算,可得利息480元。从上可以看出,边村四清工作队在村党支部和贫下中农协会的协助下给漏网富农刘敬忠算得第一笔帐是其一年的总收入,共计2217.24元。给刘敬忠算得第二笔账即是其一年的总支出额。具体而言,“生产抵垫”共有34.5元④;造草纸雇佣工人工资及原料支出1134元,雇佣工饭费288元,共计支出1422元。这样,清算刘敬忠的第三笔账就是用总收入减去总支出的差额来看其剥削情况了,即2217.24—1422—34.5=760.24元。四清工作队由此确认刘的“净剥削为760.24元”。实际上,这一净剥削额中包括刘的生产经营收入,放高利贷利息,但是因其含有了剥削成分,刘的剥削行为也由此确定。

  此外,刘敬忠被批斗还因为其一系列的反动事实。比如“大肆地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还“仇视共产党,不满社会主义,谩骂干部”。例如,“在56年整社时期,该在兰若寺井地做临时工,郭四毛便给大家宣传整社意义。该不但不听,反而说:”整社是整谁啦!整社也扯□蛋,对干部提上意见也不定□事,你们那时因为甚把老子们管制起来啦,尿你们的个屁,你们晓不得把老子再管制起来‘,……有人劝告他说小心干部们听见,他反过头来便问张惠、田二货说,这些都是鸟干部……严重的是诬蔑我们的党是’穷党‘,……挑拨退伍军人郑富恒说,’你白吃了十几年小米,我要有十几年功劳早就到政府干去了‘刘敬忠肆意煽动退伍军人到政府打闹,破坏国家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他)还有意的破坏生产减少收入,搞垮合作社……还有刘被选为代表给党员干部提意见,他却煽动群众说,’人小帽子低,说话没人听,提出来也不定□事‘因而大家哄起来,结果都不提了,从而影响了党和群众、干部和群众的关系,破坏了团结……“尽管这些日常事务中的牢骚言行可能起因于刘本人对自我利益的诉求和维护,但无疑又为村庄政治运动斗争对象的生成提供了可能。

  可以说,有关批斗刘敬忠反动事实的政治言论和阶级话语大大地激发村庄贫下中农对富农分子的斥责和仇恨,具有伟大象征意义和仪式功能的村级政治运动无疑通过典型个案教育了广大贫下中农阶层,尤其是那些对社会主义还抱有丝毫异议或仇视心理的“四类分子”、

  “黑五类分子”的异己阶层。但是,在刘敬忠富农问题的复查意见和案件呈批表中,我们发现1979年底没有被平反的重要根据还是因为他靠“出租土地剥削,更严重的剥削是放高利贷”,因此,“经复议该户定富农的经济状况和(其)剥削手段没有出入,仍维持富农成分不动”。不过,所有这些在边村人的日常记忆中却很难找到其相应的影子,笔者更多的是从相关档案文本中找到事件过程的。

  五

  通过上文的分析性叙事,我们可以看出集体化时期边村政治运动的具体生成过程。而且在村庄政治事件的生成性过程中,国家权力、地方实践和个人遭遇之间的复杂关系逐渐得以凸显,从而深化了我们对集体化时期中国地方乡村社会日常生活图景的解析和建构。

  在三个人的案例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国家权力是如何在一种单一的集权模式下通过村庄这一特殊政治空间得以实现的。尽管国家意志不断地强行介入村级社会,但是村级主体性并未消失,而是随着国家权力的渐趋退场日益地凸显起来。边村村民李亮、张利奎和刘敬忠政治问题从批斗定案、监督劳动、改造自己,再到最后的申诉、复查、平反等问题,已经充分地显示了国家社会之间主体性的逐渐伸张。

  此外,边村工作队作为国家权力意志的化身,在掌控村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中(诸如组织贫下中农协会,发动积极分子,召开群众大会,寻找苦大仇深的人进行诉苦,批斗阶级敌人等策略技术的广泛使用)完成了国家在场的使命。因此,村庄小人物的命运随着国家大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实践路径是集体化时期村级政治运动生成的一个重要逻辑。刘敬忠漏网富农一案对这一逻辑体现得尤为明显。随着工作队悄然撤离边村后,村庄党支部再次成为国家在基层地方社会的代言人。不过这时村领导面对的是诸多政治事件的落实和纠偏问题,于是村级主体性在村党支部贯彻落实“有错必纠”、“有反必肃”的政治实践中日渐提升,此时也正是以高度集权为特征的国家权力意志逐渐撤出的过程。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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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为尊重研究对象,并避免不必要的纠纷,文中的人名地名均为学名。当然,一切文责,笔者自负。

  *凡文中所引内容未作特别说明者,均为笔者田野调查中收集的口述资料内容,不再一一说明。

  ①引自历史反革命分子李亮政治历史问题的个人档案记录,本章节中有关李亮个人档案的引用不再说明。另外,文中所有引用的档案资料均出自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所收藏的边村政治运动档案卷宗复本,后文不再说明。

  ②其中水稻6亩,亩产400斤,每斤0.10元,收入为240元;小麦3.3亩,亩产280斤,每斤0.12元,收入为110.88元;谷子3.3亩(系收割小麦后再种),亩产240斤,每斤0.07元,收入为55.44元,共收入达406.32元。

  ③各项抵垫主要包括茅粪、石灰、苦计(即劳力)等,其中稻谷地生产抵垫11.4元,麦地生产抵垫19.8元,谷子地生产抵垫3.3元,共计抵垫34.5元。

  参考文献:

  1、边村大队四类分子交代材料,1966年3月10.

  2、边村大队阶级成分登记表,1966年4月。

  3、关于反革命分子张利奎各类材料,1966年5月。

  4、关于富农分子刘敬忠的材料,1966年4月。

  5、边村政治清理各类人员统计表,1966年7月。

  6、边村大队政治清理情况,1966年4月。

  7、边村政权摸底表(1937—1966),1966年5月。

  8、政治清理各类人员登记表,1966年5月。

  9、政治交代问题登记表,1966年5月。

  10、政治清理工作报告,1966年5月6日。

  11、政治清理情况统计表,1966年5月3日。

  12、四清大事记(边村工作队),1965年10月3日至1966年7月30日。

  13、边村四类分子交待记录,1966年3月29日。

  14、边村政治清理记录,1966年3月20日

  15、边村大队阶级斗争史,1974年。

  16、对李亮历史问题的复查报告及处理意见,1979年2月25日。

  作者简介:

  常利兵,男,1976年生,山西泽州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社会史、农村社会学。

  2001年荣获山西省第六届“兴晋挑战杯”高校青年师生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2003年荣获山西省第七届“兴晋挑战杯”高校青年师生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2004年荣获山西大学单项奖学金(科技竞赛类)二等奖。2004年7月在《社会》刊物发表《Z 村瓜农的命运》一文,另有评庄孔韶等《时空穿行——中国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一文在《历史人类学学刊》(2005年4月第三卷第一期)发表。

  现正参与中国-欧盟可持续发展项目、山西城镇贫困问题与社会保障制度等项目的调查与研究。

  通讯地址: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山西太原,030006

  电子邮箱:zjm@sx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