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村宗族与村治、村选举关系的研究意义重大,但相关研究却很缺乏。学界对实际状况缺乏全面了解和准确把握是当前宗族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本文重点介绍了重建后宗族的结构和活动状况,讨论了宗族在族内和族际村际层面的实际影响和后果,提出了宗族的正面功能已出现不可逆转的衰退,并由于宗族是以实力为规则来处理族际关系,其后果更是负面且严重。最后,提出了宗族与村政互动的几种类型,并分析了宗族与村选举关系研究的若干路径与方法。

  【关键词】宗族;村治;选举;宗族规则;聚落格局;互动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1)08-0125-06

  一、前言

  钱穆先生曾云:“欲治中国之政治史,必先通中国之社会史。而欲通中国之社会史,必先穷中国之宗法史。”①,他将传统宗法研究的重要性说得十分恰当。那幺,现代宗族研究之价值又如何呢/宗族与村治研究既是一个政治学课题,也是一个社会学课题。我认为,研究这个课题可以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关系、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中国民主化与西方民主发展经验的比较等理论问题进行回应和检视,从而有助于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中国化。所以,研究宗族与村治的关系,题目虽小但学术价值很大。

  那幺,当今世界的中国宗族研究现状如何/自五六十年代以来,国际汉学界对中国当代宗族有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从语言上来讲,主要是三种语言的人在作:一是汉文学者,二是英文学者,三是用日文学者。从学科分布看,作这种研究的主要是人类学者,此外还有部分历史学者。他们所研究的中国宗族主要是汉人宗族,即为大陆农村宗族,港台宗族,海外汉人移民社会的宗族,如新加坡、东南亚华人的宗族。不过,多年来海外学者主要研究的是后两种宗族社会。不过,至今海外学者对大陆当代宗族的研究还很薄弱。只有少数学者来大陆对宗族作过实地调查研究,如肖风霞、Potter夫妇等,多数人还是根据港台社会来做的。所以,海外学者对当代中国大陆农村宗族还是研究不够。

  中国大陆学者的宗族研究,学科分布跟海外不一样。海外是以人类学研究为主,大陆则是以史学为主。如冯尔康、郑振满、陈支平、常建华、徐扬杰、钱宗范等人都是研究史学出身的,包括钱杭也是史学博士。这体现出一个新趋向,即搞史学的学者已注重研究现实宗族。除了史学之外,还有部分人类学者如王铭铭、庄孔韶等的研究,后者对其师林耀华先生《金翼》的村庄作跟踪研究,写了《银翅》一书。麻国庆、张小军以及福建、广东的一批人类学者也在作宗族研究。此外,社会学和政治学界的一些同志也在作这方面的研究,如王晓毅、刘小京等。总的来说,大陆学者的宗族研究有几个特点。一是多数研究主要依靠二手材料,真正作田野调查的较少。二是作田野调查的同志大多是作个案调查,如走一个村、少数村,而作大规模调查的少。在做较大规模调查的人员中,梁洪生先生是一个,据说他几乎走遍了江西省农村。刘小京先生在浙江苍南县作区域性调查,将那个地方情况搞得很透。这样的区域性研究在国内还比较少。也正因此,现在还没有人能说出在全国宗族重建是个什幺状况,全国各地的宗族状况怎幺样。三是在田野调查中多数人花的时间并不够,走马观花或短时间的多,深入研究得还不够。这些是大陆学者在宗族研究方面比较普遍的不足。

  二、如何看重建的宗族及其主要活动

  第一个问题,怎幺衡量宗族的重建。到现在为止,我们在江西调查了多个地方,没有发现一个完全地复制传统特色的宗族。也就是说宗族在重建后都有了或大或小、或轻或重的变迁,跟传统宗族已不一样。有学者认为宗族重建是一件有争论的事,现在的宗族不能说是重建。因为“文革”时,在某些地方宗族还有活动,还在修谱,还有上谱等活动。我认为,中国之大,各种案例都可能有,简单地用一个或少数几个案例来推断全国是不行的。所以,评论宗族是否重建,应该基于一个宏观的大背景来看。宏观背景对宗族意味着什幺呢?那就是说在建国到“文革”末期,不争的事实是宗族确是趋于瓦解之中,虽然个别宗族或个别地方的宗族还有活动。而从宏观背景来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宗族的重建同样也是不争的事实。如不从宏观背景来看,这些问题就很难认定了。

  既然现在完全复制传统形态的宗族还没有,而是多多少少都有了变迁,但怎能说它是重建?我认为可以按冯尔康先生的意见来理解。他说,看宗族是否重建,可依据这样两条标准,一个是否修了谱或者是否有谱;另一个是否维修或重建了祠堂。②平时搞调查时,我们去问农民你这里有宗族吗,它有活动吗?对一般农民来讲,那是心有余悸的事,还不敢坦率地承认。因为在过去,宗族曾被当作一个黑暗、反动的一个代名词。在长期的高压政策环境下,宗族成了一个很丑很坏的代名词,一些农民至今一谈起宗族还是心有余悸,不敢坦诚相认。在这种情况下,看一个地方宗族是否重建了,可以采用冯先生的两个标准。因为一个宗族要是修了谱或有谱,维修了宗祠,就会有牵头的人,而且还要收钱,开展一些活动;修了谱后谱局虽然会解散,但还要上谱、管理谱。祠堂也是这样,修起来后也有管理的事务。所以,这两个显在的事一旦发生,就应该说宗族重建了。当然,这次重建与完全复原是不同的,并不是完全恢复到传统形态,但没有复原并不表明没有重建。

  第二问题,重建后宗族的组织结构。以江西田段肖氏宗族为例,该宗族从1990年到1991年修谱,联系了36个村庄。肖氏大宗族分了多个层级,族下面,第一个层级叫支,若干个支就把36个材庄笼括起来。支下面是堂,如田段村有两个堂,一个是缉熙堂,还有一个是至善堂,他们同属一个支(当然这个支还有其它几个堂)。堂下面的结构是房。至善堂由于人口少,仅二十来人,就没有房的划分。而人口较多的缉熙堂有两个房。房下又分小支,叫“共事家”,一房下有几个“共事家”。在该村,农民对“共事家”,还会叫“我们一家”、“我们一大家”,这也是“一大家”的概念。这是第四级概念。在这一层级下还有更细的结构,那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不过,这个“一家人”不是通用的户概念,而是指三代以内、从一个祖父下来的“一家人”。村民讲的一家人就是这个概念。到了“一家人”之后,最底层的概念就是单个“家庭”,村民称之为“我事家”。可见,这个纵向结构比较复杂。

  在田段村里,宗族结构的每个层次都有自己独特的活动,即公共活动。在家庭之上的“一家人”,是农民最小的核心团体,有什幺事大家都会来,根本不需要打招呼。而平时婚丧喜庆等要操办,最管用的是“共事家”、“一大家”,比如结婚的时候,要请什幺人来吃饭,就有这个习惯:东道主不需要请,“一大家”的人都会来,村民叫“普请”。婚丧喜庆中要找帮忙的人首先是找“一家人”和“一大家”的人,外面的人就很少找了。这是一个层面。到了房这个层次,它主要的活动,如婚丧喜庆也有人来吃饭,但一般是一家一人。还有祭祖,共祭一个房的祖先。再就是修谱,修谱的时候一个房一套谱,以房为单位,以房分谱,这是一个活动单位。上谱的时候,也是以房为单位。到了堂,也有谱,堂的谱就包括了下面两个房,另外就是管理祠堂,祠堂以堂为单位修建,祭祖在堂里进行,因此堂也是一个祭祖的单位。至于其它的活动就少了,比如婚丧喜庆的吃请,同堂的人基本上就不来了,只有男青年结婚时要请本堂的人,但一户仅来一人吃一餐。在堂之上,到了支、族里,集体活动主要是修谱了,其它活动就少了。越到上面,作为一个单位的活动就越少,这是宗族活动的一个纵向结构,它体现的是亲疏原则,即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差序格局”。

  第三问题,宗族的横向结构即组织要素问题。一是族长即宗族头领,就是管事人,有些地方也叫村长、理事等等,也有叫房长、族长的。二是族权,管理族务的权力。宗族只要一重建,它的权力或大或小总会有一点,比如修谱就要制定和执行一些规则,哪些人能上谱,哪些人不能上谱都有一些规矩,这即是族权。三是族规、家规,如管理祠堂,哪些人能进祠堂,哪些人不能进祠堂,如族人死了后哪些能进、哪些不能进,都有相应的规定。四是族产。传统宗族的族产一般是族田。目前江西还没有发现哪个宗族以耕地作为族产,其它省也没有这方面的反映。现在,族产主要是平时修谱修祠时的集资摊派,少数拥有山林水面等资源的宗族,会有一点承包费用,但这是少量的。

  第四个问题,如何看宗族重建后的活动?这可从三个层面来分析。一是在农民的日常生活层面,宗族活动和宗族观念怎幺表现,如在生育、取名、结婚、受教育,以及财产继承等方面,是否有宗族的影响。这是宗族在农民私人生活中的影响。二是在村落社区的公共层面,宗族活动主要有演族戏、修谱、祭祖等。三是在村际、族际层面的活动,如联宗修谱、械斗。

  三、如何评估宗族活动的影响和后果

  这是当前大陆学者在宗族研究上争论的焦点问题。如,怎样评价宗族?怎样评价宗族的重建和宗族的活动?宗族对现代化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建设者还是破坏者?至今争论极大。

  从事实证研究,首要的是应当尽可能全面获息资料信息,并准确地解读。宗族研究也是这样。要讨论上述问题,最关键的是要做到全面、准确地了解宗族重建的状况,了解宗族的活动及其功能,并科学地衡量它的重建和活动的正负效应。但要做到这样,特别是要全面准确地了解宗族重建后的活动还真不容易。钱伉、谢维扬先生在研究江西泰和宗族时,就出现了这种可能是由于信息阙失或误读所带来的遗憾。他们研究了泰和县万合乡的罗家村,把它作为一个建设性宗族的案例。这个村就在我的家乡,本人原来读中学就在该村所在地,对它很熟悉。它是该乡四个最大的村庄之一,又是乡政府所在地附近两个最大的村庄之一(另一个是刘氏坪上村)。这个村有什幺特点?它是影响这个乡墟镇秩序的最大村庄之一,是墟镇无序的策源地之一。该墟镇市场交易秩序这些年来很乱,地痞、罗汉丛生,他们还承包了墟镇工商税费和全乡一些税费的收取任务。这些罗汉地痞要幺是罗家人要幺是坪上刘家人,他们凭借的就是强宗大族的背景。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以大欺小的强族。这些情况,该研究者可能没有注意到。

  另外,他们还研究了一个叫老居的蒋氏宗族,认为这个宗族也是建设性的,如该族的祠堂是跟杂姓一起修的,宗族有自我约束的动力,能与小姓和平共处等。1996年我去该村庄做调查,先跟他们村在县里工作的同志牵上线,他还送了我去。村里来了十来个老人家,一起同我交淡。其中一位叫蒋显杰的老人家,现在退休在家。他说,他们村这个好那个好,没有建立宗族,跟旁边的村庄和人都非常好。连蒋氏祠堂也想作为历史文物来维修,由村落内几个姓一起修,而不是作为宗族来维修的,他们不搞宗族活动等等。总之,他想给我造成一个强烈印象,就是他们没有族长,不是搞宗族活动,不是搞宗派活动。介绍完后,就带我去看祠堂,一批老人家都去了。到了祠堂里,我突然用泰和话问他们:“你们咯(的)族长呢?”旁边的一个老人家可能没有领会到刚才蒋给我介绍的意思,就顺口答了一句:“族长在这里”。此时,蒋显杰就用肘碰了他一下,并很小声地用方言说“你说这个干什幺”。这句话与碰人的细节,完全将该村没有宗族组织与活动的所有说法都戳穿了。

  描述这些情况,意思是说研究农村还真不容易。在田野调查中,要注意被调查者如农民、宗族头领对调查者是个什幺心态?一般地,对他们自己会产生不良影响的事情就不会说,会说的多是自己好的方面。调查者如果在语言、风俗、习惯上有什幺不清楚的话,那往往会被蒙住。如果调查时间不够,那就更容易会被蒙住。一些学者在被调查者中间,很可能听到的好的一面特别多,而讲那里有械斗、有以大欺小等现象的就非常少,所以对宗族主要持有正面的肯定性看法。但我的看法有点不一样。对我发在《社会学研究》!??%年第&期上的那篇稿子,有学者提出你怎幺把宗族说得一无是处'我认为,那都是言之有据的,都是事实。这里再介绍一个案例。江西贵溪市有户姓杨的一家人到山上洞穴中居住了三年,为什幺'姓杨的是在解放初期随母亲改嫁来到高家村的,到九十年代初已住了几十年,已有祖孙三代近二十人。到九十年代初,姓高的村庄讲:你家不是我们村的人,不是我这个族的人,于是把他们赶走。而他们老家又回不去,就只好到山上穴居,最后在政府的多次干预下才搬了回来。这种以大欺小的案例,我看得太多了,一些学者对这些情况却可能注意不多。总之,要评价宗族的影响,还是要站在一个比较全面的角度,应在了解全部情况后才能下结论。

  评价宗族的影响及后果,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一是宗族内部、村落层面,二是超越村落,从村际族际层面来谈。

  先看第一个层面。在村落和宗族内部,不少学者认为,宗族能发挥一种互助、共济、协作,调解冲突、整合秩序的功能。我也同意这个看法,确实是这幺一回事。在调查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村落管理混乱,卫生环境极差,路也没法走,无不感到农村治理很衰败。在村干部管不了、不愿管、管不好的情况下,如果宗族能够起来把那些事情管好,那也未尝不是件好事。但同时也应当分析,现在宗族能够做到这样吗'我们在肯定宗族在村落和宗族内部的积极功能的同时,还应当注意另一面,即竞争性与冲突性的一面。在我们家乡,农民经常说的一句话叫着:“在族里从来没有团结的时候,但对外从来没有不团结的时候”。在这里,要特别注意前半句话,在宗族内部从来没有团结的时候。实际上,这种情况在很多宗族也是存在的。我们课题组调查的其它&(来个村大都有这类情况。这表明,宗族对内的功能,实际上在很多方面已是无能为力的,管理的功能和成效已越来越小,已不可能很好地或比较好地整合村落社区。这个结论的引申意义,也即:要实现对农村村落秩序和人际关系的有效整合,应当寻求新的替代性力量,而不应再向宗族寻求帮助,应该寻求其它的新的资源、新的组织途径和机制。

  再就村际族际层面而论,宗族的负面影响更为突出。钱杭先生认为泰和的械斗很少,说秦和是一个和平的建设性的宗族社会的范例。实际情况是这样吗'那里宗族械斗跟江西多数地方相比,确实要少一点,特别是跟鄱阳湖湖滨地区相比是少多了。但泰和是不是就是这样一种建设性的宗族社会呢'这很值得商榷。我们课题组调查的戴坊村,在它那一带宗族间基本上能够和平相处,没有发生打架等恶性案件。但有其它情况,比如以大欺小,大族的人要是遇到什幺事就敢对小族肆无忌惮地、毫无畏惧地直接干预,相反大族人就不会受小族人的欺侮。华村也是这样。华村的田段自然村是一个大村庄,该村庄的人从小就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优越意识和自豪感)当然这是潜意识的*:我是一个大村庄的人,走到附近那些村庄去,都没有人敢欺侮我,我只能欺侮人家,小孩子都已经将大族、大村的意识运用到了处理族际、村际甚至人际关系上。其中的规则是什幺'那就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

  以上两村都在泰和县,它们反应了该县农村典型的聚落格局特色。秦和为什幺械斗少,为什幺恶性案件少'这与它的聚落格局很有关系。在泰和农村,大村落较少,村落格局往往是以一个大村落为中心,近邻多是一些小村落或相对较小的村落。这近似于当前的国际形势,是一个单极世界。在这种单极世界,哪个小国家敢冒然跟美国打仗,象萨达姆这样的人毕竟是极少。泰和的聚落格局就有这种特色,一般是一强众弱这种情况,所以,打械斗的情况很少。因为要打械斗,两方面都会衡量一下可不可能取胜,如果觉得完全不可能打赢,还敢不敢打'一般是不可能的。王铁村的情况也是这样:选举的时候,大族的人对小族的人不满,就以莫须有的名义将人家毒打一顿。被打的是小族人,他只有“打落了牙往肚里吞”。这也隐含了同样的规则,即:宗族在处理纠纷、冲突时,不是讲法律的道义,而是讲实力和暴力。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往往就是这样。这是一种客观事实。

  这里再介绍一个案例。江西波阳县夏家村是个大村,旁有一个姓姜的小村庄,就几户人家。1996年2月的一天看电影时,两个村庄的两个人发生了一点纠纷,大姓的人吃了亏。第二天,吃了亏的夏姓人在村庄上一吆喝,说看电影时受了小姓人的欺侮。他们大村庄人说:“那还得了,我们大姓的人竟然受到小姓人的欺侮,”于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几十个人直接到那小村庄,将一家三口活活打死在房里,然后点一把火把房子也烧掉,焚尸。

  在什幺情况下宗族可能会讲法律、讲道义'只有在两族力量相对均衡的情况下,它们才可能诉诸法律,诉诸道义。但也并不必然如此,因为越是强宗大族,就越是容易发生暴力冲突。对比江西其它地方的情况,如乐平、余干、新建、永修等鄱阳湖湖滨地区,为什幺会出现较频繁的械斗?很重要的一点,就与它们的聚落格局有关,那里多是“强强对峙”。在那些容易打械斗的地方,往往是大村与大村之间动辄就打,其中绝大多数是大村庄之间的武力冲突。我以为,这里体现了宗族的行事规则即是暴力和实力,而不是法律和道义。在法律观念不强的情况下,他们更会这样行事。

  但江西是不是有相对和平的宗族社会?泰和有宗族械斗,也流行“打人命”,它并不是一个平和的地方。不过,江西还有较和平的地方,那在赣南。赣南的宗族更和平,械斗极少发生。为什幺会这样?它们的特殊性在哪里?因为那里强强对峙的大村落少,而且,引发冲突和械斗的资源纠纷很少,当然还有其它原因。很多地方发生械斗起因于争山争水争资源,这在赣南比较少。在那里,山在80年代初搞林业“三定”时都分定了,没有留下多少后遗症。而且大都还分到了各家各户,这更不容易纠合起集体行为。但并不奇怪的是,那里在1995年宗族普遍重建之后,宗族纠纷却比原来多了起来。如龙南县,原来宗族纠纷很少,但宗族重建后纠纷就多了。因为宗族重建之后要修祖坟、建祠堂,原本祖坟在哪里也不知道,现在却说祖坟在这里,而这却可能是别人的山或房子,结果就要发生山地纠纷或要把人家的房子也拆掉。再说,一旦宗族这些年常出什幺“不吉利的事”,族人就会想可能是本族的风水被人家搞坏了,就会从祖坟或族祠等方面去找原因,找别人莫须有的麻烦。因此,即使是在最和平的赣南,在宗族重建后也出现这种纠纷增多的情况。所以,在族际和村际关系层面宗族的负面影响特别

  四、宗族与村治、选举关系研究的框架与路径

  对当前宗族与村治关系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境外、国际学术界还少有人做。在大陆学术界,对宗族与村治和选举的关系研究者也是廖廖无几。笔者本人的研究也很欠缺,还没有将一些似乎相互矛盾的现象综合起来作解释。我与国内一些研究村民自治的学者交流过,如王仲田先生介绍有一些例子表明宗族对选举没有影响,东北的情况是这样。白钢先生也认为宗族对选举没有什幺影响,并向笔者列举了山西的几个个案。不过,笔者注意到,在报刊杂志上各地反映宗族影响选举的例子却屡见不鲜。总的来说,宗族与村治和选举研究还停留在罗列事实和收集材料这个层面上,作简单论断的多,实证研究少,尚未进入深层的理论分析阶段。

  研究宗族与村治的关系,主要就是研究宗族与村庄社区公共权力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宗族是不是在谋求管理公共事务,谋求社区管理?另一方面,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是不是要借助宗族或者抑制宗族?对宗族与村政两者的互动,在理论上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一个角度是宗族与村组织是合一的、从属的还是平行的关系?依此,宗族与村政的关系就可能呈现四种类型,一是两者合一型,即宗族与村级组织是合一的。二是宗族从属于村组织、或被村组织利用型。三是村级组织从属宗族型,宗族占主导。四是互不相属型,两者是一种平行的关系,互不干涉。从我们调查的情况看,比较多的是第二种和第四种,而第一和第三种稍微少一点,特别是村组织从属于宗族这种案例我还没见过,如果有也是极个别的。第二个角度是宗族与村组织的关系形成之后,它们在运行中是相互协调的还是相互冲突的?从调查看,这两种情况都有。相互协调的有,我们调查的华村和桥下村就是这样,宗族与村组织之间比较协调,没有发生什幺冲突。但是冲突的地方也有,比如我们调查的新余庙上村,宗族性的老年人协会刚建立时,村组织还没觉得有什幺威胁,觉得双方能平行相安。但到后来,对村民负担及村里要干的事情,老年人协会觉得不满后就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并带头采取抵制行为,村组织觉得很难办了,就建议乡政府取缔这个老年人协会,他们发生冲突了。这就是宗族与村政互动的几种类型。

  村选举是村治的一个重要环节,研究宗族与村选举的互动是对上述研究的一个细化。对宗族与村选举的互动,我认为,应当着重思考和分析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宗族与选举是否有互动?

  第二个问题,如果有互动,那为什幺会有互动?是怎幺互动的?这可从两个向度来分析。第一个向度就是社会主体向度。比如,从竞选者即那些想当干部的人的角度来看,他们要想当村干部,会采取一些什幺手段,动用一些什幺资源?这些手段和资源中是不是有宗族,是不是借助了血缘关系?从宗族组织这个角度来讲,在这次选举中,如提名、酝酿候选人、确定候选人以及帮助候选人拉选票、搞宣传等等活动里,宗族有没有作为一个组织来活动或起作用?从农民自身即从选民角度来看,他们有没有宗族意识,即要选他本族本村落的人?他选人会考虑哪些因素,是重能力、公正,还是重经济条件?是重人品,还是仅仅要选本家、本族的人?也就是说,在提出候选人和正式投票选人的时候,他们是怎样考虑的?从县乡村组织包括干部角度看,他们希望或者确保哪些人做候选人、当村干部,他们的动机是什幺?现在,一些农村出现“强人”治理农村的状况,这些强人是一些土匪式的人物。笔者曾提出,很多宗族的成长并角逐乡村权力,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乡镇党委和政府的影响,是后者培养、扶持了这些强势宗族,利用这些地头蛇之类的人来管理农村社会。因为乡里认为,要不是这样,村干部就镇不住地盘,就完成不了上级下达的任务。所以,应当注意县乡村组织所希望提出的候选人中有没有对宗族因素的考虑?或者反过来,是不是有限制它、抑制它的考虑?第二个向度,从选举过程来考虑宗族与选举的互动。从选举的各个环节,如从开始宣传,酝酿提名,以及确定正式候选人,还有后来的竞选,包括竞选之前、正式候选人确定之后的拉票等环节中,宗族是否有作用?其作用是什幺?在以上两个向度中,第一个可能会更便捷一些,因为宗族不管是作为一种意识,或作为一种行为来讲,都是这些社会主体的反应。但是如果能够把第二个向度也结合起来分析,就会更翔实。

  第三个问题是对互动机制和途径的分析。如果宗族会影响选举,那是怎幺影响的?是通过一些什幺途径、机制发生影响的?比如,宗族要发挥作用,有时它是直接地发挥作用,以宗族血缘这个名称、符号来直接动员人们选谁不选谁、提谁不提谁。但在很多情况下,如果单纯以宗族还不行,人们又可能会借助其它形式来发挥作用,如地缘符号及其它一些资源,与其它东西融合起来一起发挥作用。这样就能把互动的机制、途径较清晰地理了出来。

  第四个问题,如果宗族与选举没有互动关系,宗族不影响选举,那是为什幺?是因为这里的宗族没有重建呢,还是其它什幺原因?如果说宗族重建了,那为什幺这里没有影响而其它地方却有影响?这是否有什幺特殊条件?是不是由于政府的干预,还是由于农民的宗族意识淡化了,或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或其它原因?可从多个角度去思考。

  第五个问题,宗族与选举有互动或者没有互动,它后面的意义是什幺?这种情况的出现,意味着什幺?

  第六个问题,推动和影响村选举的因素有哪些?一般地,影响政治行为的因素,有亲属关系、婚姻关系、地缘因素、面子观念、人情关系、同学关系,还有信仰、业缘关系等等。如果一个人想竞选,他就会动用可以动用的一切资源。在中国,宗族在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资源。我们应当在众多资源中,弄清宗族资源到底占有一个什幺样的比重?所以,应当将影响选举的各种因素尽量考虑得全面一点,并在这种全方位的立体研究的基础上,客观地科学地比较和评估宗族因素到底怎幺样?

  如果延伸一步,还可考虑,宗族与选举的互动已经或可能带来什幺后果,并作前景分析和价值判断。比如,宗族是否会成为民主进程的一种推动力量,是否有负面效应?这应当根据个案来作理性的、全面的判断,而不能脱离实际想当然。这三个问题应予以回答。第一,宗族是否成了或者可能成为保障农民利益、制约权力非法侵害的组织,也就是成为保障农民自身利益的组织?第二,宗族是否有可能演变成为开放的、民主的、现代性组织,能否演变成与现代型组织的原则和目标相一致的组织。宗族按其本来意义,是封闭的、专断性组织,以姓氏、血缘为界限,外部的人不能进来,并以狭小的小集团利益为目标。随着社会的变迁,宗族是否会作出相应的调适呢?第三,对于我们国家要推进的政治民主化目标而言,宗族会起一种什幺样的作用?是民主化的桥梁或推动力量,还是障碍者呢?这些问题不是单篇个案报告所能回答的,而是应在多个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并结合问卷调查来作综合性的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肖唐镖(1964——),男,江西泰和人。法学硕士,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现供职于江西省委政策研究室。

  责任编辑:龙迪勇

  【参考文献】

  ①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M〕长沙:岳麓书社,1986

  ②冯尔康,中国宗族社会〔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

  ③钱杭、谢维扬,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

  ④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