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康」预警机事件使得中以军事贸易几乎达到「地球人都知道」的地步。然而,在国际社会热炒中以军事贸易时,对大陆至关重要的台湾与以色列的军事贸易问题也浮出水面。实际上,台湾同以色列的军事贸易远比大陆来得更具实质性。

一 台湾与以色列的「互不接触」

  在大陆执政时期,国民党政府对犹太复国主义持同情和支持态度。1溃败大陆前夕的1949年3月初,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承认以色列,在联合国大会上投票赞成接纳以色列为会员国,允许以色列向中国派出一名领事驻扎上海,处理犹太难民向以色列的转移问题。2

  不久,国民党退出大陆,但以色列对华政策似乎没有权衡便得出结论,以色列驻上海领事伊尔坦(Walter Eytan)提出:「根据我国的承认政策,我们的承认必须建立在务实的基础之上,…… 毫无疑问,共和国政府是控制大陆的有效政府。」3这一思想奠定了以色列对华政策的大方向。1950年1月9日,以色列正式承认了新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中东地区第一个承认中共政权的国 家。4

  偏居台湾后国民党政府与以色列的关系如何?

  简言之,彼此隔阂──以色列疏远台湾,台湾也对以色列十分冷漠。1959年以色列向其驻联大代表指示,「尽管我们同共产党中国的交往不顺,但也要尽量避免同台湾国民党政权来往。」5在联大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以色列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1970年以色列投票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将台湾代表逐出。同样,在台湾的外交视野中以色列是「不友好国家」。1963年,当一位台湾商人向台湾「外交部」咨询同以色列的贸易时,得到的答复是:「政府不支持同以色列贸易,因为以色列在联合国中反对我们。」 6这种彼此隔阂与当时双方「务实外」的理念是一致的,就台湾角度而言,表现为与沙特阿拉伯关系「密切关系」的实际价值上。

  万隆会议之后,大陆与台湾都积极发展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阿尔及利亚、埃及、伊拉克、摩洛哥、苏丹、叙利亚和也门与大陆建立了良好关系;但沙特选择了支持台湾,尽管该国在万隆会议上对大陆表现了善意,实际上骨子里是反共的。1971年沙特国王法萨尔(Faisal)访问台湾,1977年台湾「总统」严家淦回访沙特,沙特国王哈尔德(Khaled)许诺将向台湾提供充足的石油供应,并在国际舞台上予台湾以坚决支持。沙特与台湾电力公司签署了一笔1.53亿美元的合同。1977年两国的贸易额达到6.32 亿美元,台湾实现了2亿美元的贸易盈余。沙特通过沙特基金向台湾提供了大量贷款:包括8千万美元的台湾南北公路建设资金、3千万美元的铁路电气化改造经费、7500万美元的电讯和电力改造经费。沙特还答应每年由沙特政府出钱支付台湾4万名穆斯林朝圣所花费用。在沙特国王和严家淦联合发布的公报中,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和「自决权利」。1979年沙特王储法赫德赴台访问时,台以联合公报中再次重申这一立场,双方共同谴责以色列的「侵略」政策,要求以色列「从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包括耶路撒冷撤出」,呼吁给予巴勒斯坦人民以「自决和独立的权利」。7至于台湾的反犹意识形态中有多少真实成分,学者们认为这不过是台湾 「实用主义」的应景之作。美国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1998年的一篇博士论文──《中以五十年关系史》中,作者根据以色列政府解密的档案提出:台湾反犹的真正原因是为了取悦阿拉伯国家。8一位台湾史学家也认为,中国民国政府选择了反犹姿态,目的是迎合中东的民族主义,因为意识形态上的相同可以更好的促进「良好关系」的发展。9

  就以色列角度看,它的对华「务实主义」外交理念在国民党退居台湾后依然没有发生改变。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出色表现更加强了这一倾向。在以色列看来,中国与苏联、美国一样,是有世界影响的大国;10中国是第三世界的领袖之一,「摆平」中国就意味著为以色列拓宽了莫大的外交空间。因此,以色列在此事上表现出以一贯之的态度,将与北京政权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摆在重要位置上。它认为中国拒绝与以色列接触是因为中以建交的「时间尚不成熟」,不过它可以耐心地等待。11

二 台湾与以色列的核合作

  然而,台以的彼此冷漠并不意味双方没有发展关系的愿望,理由依然是双方外交的指导思想有共同之处──「务实」。60年代中国政府的亲阿反犹政策推动了台以靠拢,12台湾与以色列开始秘密接触,积极发展实质性的军事贸易关系。出人意料的是,台湾与以色列的军事合作竟然是从核合作开始的。

  大量证据表明,台湾很早即同以色列有核技术来往,具体时间不详。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和台湾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之间经常进行核科学家的互访。1963年11月台湾原子科学研究院院长曾访问过以色列,访问期间曾邀请以色列核科学家赴台湾原子能研究院工作。在同以色列原子能委会主席伯格曼(Ernst D.Bergmann)往来信件中,台方提出派遣台湾的核研究人员赴以色列相关研究机构参加培训。台方认为「这不仅将提高我们研究人员的水平,也有利于增进我们之间的瞭 解。」13

  1964年10月16日,大陆成功试爆原子弹后,台湾决心发展核武器,建立「自主」核能力。1965年7月,蒋介石亲自点将,命「国防部次长」唐君铂负责筹建「中山科学研究院」和核能研究所,拨专款1.4亿美元,加快核武器研制和生产。由于台湾1955年7月18日就与美国签有《和平使用原子能合作协议》,1965年5月25日又与国际原子能总署签定《原子能安全保障检查三边协定》,因此台湾当局只能假借民用之名,从当时世界上核能研究较为先进的国家获得技术援助。14

  1965年初,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伯格曼受邀访台,会见了台湾「国防部长」蒋经国。事后蒋经国致伯格曼的信中提到,「他十分欣赏以色列在联大投票否决中共政权进入联合国。」15这是以色列在联大第一次投票支持台湾。16 1966年2月中旬,台湾核能研究所正副所长前往以色列,参观其核设施。据美国2002年解密文件中1966年3月19日的一份报告称:「台湾核能研究所长与副所长几周前在以色列访问,并与以色列的科学家会面。虽然以色列和台湾没有外交关系,这两名台湾科学家仍在前往欧洲的行程中间,在以色列停留数天,并参观了以色列的NaNaI Shoreo核反应堆。」17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1981年台湾和以色列科学家联合参与了南非核计划。这一观点也从日本的消息得到佐证:一位台湾资深政治人士透露,台湾与以色列联合参与了南非的核武器发展计划。18作为回报,南非向以色列和台湾提供了铀矿石。台湾同南非签署一项为期6年的协议规定,南非每年向台湾提供 4000吨铀矿石。19

  台以核往来推动了台湾核技术的快速发展。但台湾拥有核武器不符合美国的东亚战略,因此防止台湾发展独立核力量是美国的一贯政策。70年代早期,美国认为台湾五年内将具备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例行检查也发现台湾方面做了手脚,在美国和国际压力下台湾当局暂时收手。但台湾也因此在核能技术上「获利」非浅。其民用核能事业得到了空前发展,积累和储备了大量的核技术人才,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核能遗产。迄今为止,台湾共建成三所核电站(第四个停建),核能的利用率在世界上也是较高的(占能源总比重高于25%)。20

三 冷战时期台以军事贸易

  显然,核往来不是台以之间的军事交易的全部,台湾与以色列更具实际意义的交往是非核领域的秘密军事贸易。

  70年代,面对勃列日涅夫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势,与苏联交恶的中国之于美国的战略价值显而易见,美国遂调整了对华政策,国际政治格局表现为中美联手抗苏。鉴于此,美国必须考虑大陆一直反对的美国对台军售政策。中美关系「解冻」后,美国售台武器逐步削减,迫使台湾寻求新的武器供应源,而美国也不想抛弃「盟国」。以色列正「适合」代替美国充当武装台湾的代理人,而且通过代理人武装台湾,更合乎美国的战略安排。从以色列角度看,经济利益的考虑是以色列武器售台的重要动力。身处敌对国家包围中的以色列发展起强大的军火制造业,武器出售在以色列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占本国工业总产值的四成以上,21 因此台湾与以色列互为需求。大量研究表明,在80年代以色列既同大陆也同台湾做军火生意,22这完全符合以色列「务实外交」的逻辑,不足为怪。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种同时向海峡两边敌对的双方出售武器的做法同样也得到美国的默许。23这是因为,美国既希望武装起来的中国成为遏制苏联的「前线国家」,但也决不允许在以色列的武器输出中台湾被削弱。

  1975年,当美国迫于大陆压力而拒绝向台湾出售响尾蛇导弹时,以色列跟了上来,向台湾出售了Shafrir反空导弹,并特批台湾就地生产加百利-2型反舰导弹(台湾改名为「雄风」,此后台湾在此基础上研制了「雄风」系列导弹)和发射架。这是台以第一笔军火交易。到1989年台湾总共生产了523枚导弹和 77 发射架。其余特许生产的还有50艘「塔瓦尔」(Dvora)快艇,还有大批枪械和迫击炮,包括127毫米蟒蛇火箭炮,加利尔步枪、乌兹微型冲锋枪,以及其他各种电子设备和武器。24这些交易在每年一度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机构的报告中有一定记载。25

  对于台以第一笔军事交易开始于何时,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印度尼赫鲁大学西亚非洲研究中心的库马拉斯瓦麦提出,以色列与台湾的军事贸易始于1977年。26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中国加大了对美国武器售台的压力。1982年美国决定逐渐淡出台湾军火市场,原因自然是建交后来自大陆的严厉抗议。27「武装台湾」的「重任」大部分落到以色列肩上,此后以色列与台湾的军售无论是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迅速上升。台湾的「经国」战斗机和300架F-5战机全部仰仗以色列升级换代,安上了以色列批准在台湾生产的雷达 (HUDs),台湾海军的「洋」级驱逐舰安装了加百利导弹;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IAI)出售了罗塞特(Reshet)火控和指挥系统,其他公司翻新了13艘台湾旧军舰。台湾的地下飞机掩体系统,武器和燃料储备系统据说都采用了以色列模式。281984年8月24日的《华盛顿邮报》称,以色列1984年向台湾派驻了化学武器销售商。29至于双方有无化学武器交易尚无从考证。

  虽然非核领域的军事贸易不再回避美国,但台湾却非常忌讳被阿拉伯国家窥到,尤其害怕被沙特阿拉伯发觉。30 80年代,台以军事贸易主要是由以色列军火商利伯曼(Yaacov Liberman)从中运作,该人是台湾军火界的座上客。根据利伯曼的回忆: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IAI)向台湾出售了「加百利」舰对舰导弹,价值1.8 亿美元;塔迪兰公司(Tadiran)出售的火炮技术和高技术通讯设备价值1.3亿之多;埃尔贝特(Elbit)和拉斐尔(Rafael)则销售指挥和控制电子系统,价值约1.5亿美元。31 至于这些数字是否可靠,仍需考证。

四 冷战后台以军事贸易

  苏联崩溃后,中国之于美国的战略价值降低,美国逐渐调整对华战略,将崛起中的中国视为潜在对手。在美国调整战略时,中以关系也在悄悄发生变化,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条件逐步成熟,1992年1月24日中以正式建交。在此背景下,以色列对台军售政策呈现出如斯变化:一方面以色列对台军售得到美国更加积极的支持;32另一方面,以色列必须考虑中国的反应,对台军售不得不有所收敛。反映在行动上,体现为「冒进」与「谨慎」兼而有之。

  1991年,台湾战机大规模更新换代,以色列又一次瞄准了台湾市场。据说此次以色列已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打算出售8亿美元的「凯发」C型战机。这笔交易旨在解决其国内严重的金融危机和失业危机,对于以色列国防工业的继续发展至关重要。且此举显然得到了美国的许可,因为以色列飞机上安装了美国的GEJ79引擎。但1992年3月份,这笔交易莫名其妙地中止。个中缘由恐怕同中以建交有关,以色列不得不考虑刚刚建立起来的中以关系。331993年以色列试图再次进军台湾军市场,打算向台出售欧费克(Ofeq-3)间谍卫星,但因大陆警告而作罢。34

  然而,进入21世纪后,布什政府从战略上明确将中国列为对手和美国霸权的挑战者,战略重心从欧洲移向亚太。美国开始对以色列与中国大陆的军事贸易严加限制。2000年7月,在美国强行干预下,以色列取消了1996年中以达成的费尔康预警机销售合同,理由是中国空中预警能力可能「打破台海平衡」,威胁西太平洋美国军事力量的安全。2003年,美国再次向以色列下达指令,要求其终止所有向中国出口武器和安全设备的合同;35 2004年,美国禁止以色列向中国转让「飞毛腿」导弹技术;2005年,美国叫停以色列向中国提供「哈比」无人机的升级服务。所有这些,不但严重影响了对以色列举足轻重的军火贸易,而且为中以两国关系蒙上阴影。36相反,美国却对以色列武器售台予以积极支持。美国的一打一拉,使「务实」的以色列政府自然倾向于选择与己有利的台湾市场,对台军售屡屡「冒进」。实际上,中以外交关系的全面建立,反过来也给台湾和以色列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新空间」。台湾和以色列舍名取实,注重发展有「实效」的双边关系,开展更密切的「非官方」联系和商业往来。37中以正式建交的次年6月,台湾在特拉维夫设立联络处。自从联络处建立后,台以经贸关系发展迅速。1991年到1997年,除武器之外,以色列对台湾出口从4900万美元增长到2.028亿美元,从台湾进口额由1.853亿美元上升到3.62亿美元,贸易逆差达1.595亿美元。1997年台以贸易额是大陆与以色列贸易的两倍。2002年一年内台以双边贸易额增幅达1亿美元,该年度以色列出口台湾的货值3.31亿美元,进口货物4.30亿美元,逆差依然是1亿美元,台湾是以色列在亚洲地区的第六大出口市场,同期台湾也是以色列在亚洲地区的第六大进口来源。38 据以方披露,2005年已达12亿美元,且基本实现了贸易平衡。39

  谁都清楚这个道理──仅仅依靠武器等军品贸易维系的政治关系,很难说会长久,因为这种关系充满太多变数,经不起外部因素的诱惑和压力,只有开展包括经贸交流在内的全方位、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伙伴关系」才会有实质内容,并富于生命力,台以关系恰恰具有这一特点。台以经贸的发展为双方军事贸易的拓展和持久提供了有利条件,「新世纪」的台以军事合作在质量上大大提升,重要的合作内容有:

1、租赁间谍卫星

  对大陆的监测技术是双方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主要是指台湾租用以色列EROS─1(「地球资源观测一号」)卫星对大陆进行军事侦察。

  20世纪80年代,台湾就开始策划研制运载火箭和卫星,并选定新竹和台南为卫星研发基地。1995年,台湾制定「太空科技发展长程计划」,规划在15年内耗资150亿元新台币,研制3颗卫星,即「中华卫星」一号、二号与三号,但因实力差强人意,研究长期无多大进展,为弥补自身水平的缺陷,台湾当局采取了和外国联合研制的办法。

  2001年8月12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国防部官员承认,一家以色列公司已经与台湾国防部签定协议,同意向台湾提供以色列卫星,以便台湾军方对大陆进行间谍侦察。40 9月10日,台湾《联合报》披露,台湾军方对大陆进行监控的方式有「重大突破」:台湾当局与以色列达成一项秘密协议,正式租用以色列的一颗代号为EROS-1的商用间谍卫星以及另外三颗即将发射的同类型用途卫星,在为期6年的时间内,对大陆军事设施和军队动态实施侦测和窃照。依靠这颗卫星,台湾的侦测目标深入到中国内陆,侦查对象包括所有「对台湾具有威胁的导弹发射基地」。根据卫星提供的情报,可为台军「突袭」大陆提供精确资料。台湾获得以色列卫星控制权,使其一跃成为「间谍卫星俱乐部」的成员。在这笔交易中,以色列获得的利润将高达20亿美元。41此外,台以双方还合作进行了一项高度机密的「天贵」计划,这项电子定向侦测计划目的是提高台军对雷达定位和无线电监听的能力。

2、「哈比」无人机交易

  台军为了更好地实施对大陆沿海军事目标的侦查和攻击任务,一直在大力研制各种攻击型无人机。它不仅用于侦察,还要求具有攻击能力,是现代战争的利器。限于岛内科技实力,最理想的方案是获得美国的「捕食者」(MQ─1)无人机,而在屡次向美国采购「捕食者」无人机未果后,台湾开始将目标转向以色列的「哈比」无人机。虽然以方一直不愿将「哈比」的实物出售给台军,但是,在台方的「大力争取」下,以方还是向台方提供了「哈比」的大部分技术参数,并且帮助其在「哈比」的基础上设计新型无人攻击机。据悉,台研制的「哈比」造价平均只有5万美元,活动范围可达300千米,机头装有16千克的炸药,可用红外线与自动目标辨别系统来锁定雷达电波后,再俯冲撞向雷达,直接针对大陆沿海地区的各个雷达场站。42

  围绕「哈比」,2005年大陆与台湾曾有一场角力。早在90年代,大陆就已经从以色列购买了大约100多架「哈比」无人机,为了应对台湾的新式 「哈比」,大陆与以色列签署了「哈比」升级合同。这一事件再次引发了美国与以色列关于对华军售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台湾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它通过在美国游说团的活动,向美国方面施加影响,称这种先进武器在未来极有可能用来攻击台湾,从而造成「协防」台湾的美国军人伤亡,因此建议美国对以色列施压,扣留已送达以色列的中国无人机。43

3、潜艇合作

  在大陆购买俄罗斯「基洛」级潜艇后,为了「维持」台海平衡,台湾四处活动,寻求购买新式常规潜艇。因为美国以发展核动力潜艇为主,已不再生产常规潜艇,台湾将目光再一次投向以色列,但考虑到中国大陆的反应。美国出面协调,制定了以色列设计、德国生产、美国购买交货的方式。44以色列的「海豚」潜艇是台湾多年来渴求的。为此,曾任台湾当局「国安会副秘书长」的江春男、「咨询委员」柯承亨等人曾赴美国、以色列实地考察。45

  至于以色列到底卖给台湾多少武器,转让了何种技术,交易额是多少等令人困惑的难题,由于以色列和台湾都拒绝公开交易内容,因此所有关于双方军事贸易内容的「精确」描述只能流于猜测。克里曼(Aharon Kleima)是专门研究以色列军售问题的学者,他曾耗时两年欲弄清以色列的武器出口细节,但最终失败。46

余 论

  台以军事贸易与大陆比较,产生了「一热一冷」的反差,这不能不对大陆与以色列的关系产生消极影响。「费尔康」预警机事件后,中以关系陷入建交以来的首次低谷。2002年10-12月间,以色列在台湾开办了本打算在中国内地开展的「爱因斯坦与中国」展览。47

  当前的台以关系与美国的亚太战略相一致,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以色列充当了新时期美国「武装台湾」的平台。从目前看,台以关系渐行渐近。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2006年9月10日报道,在岛内政治情势动荡之际,以国会副议长塔尔为首的五名以色列议员当日抵达台北,会晤了台湾当局高级官员。台以关系的增强,无形中提高了大陆国防建设的成本,增加了中共和平统一政策实施的难度。

  台以军事贸易,是台以「务实外交」的结果,折射了中以关系的脆弱,再一次告诉人们国际关系的无常与国家利益的恒定之间的关系,促使中国更加重视对俄式武器的引进。在中以军事贸易受挫后,「苏」系列飞机、「基洛」级潜艇、「现代」级驱护舰等俄制先进武器进入中国。为了保证武器来源多元化,中国也在努力敲开欧洲对华军售之门。

  注释
  1 Jonathan Goldste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srael, 1911-2003, in Efraim Karsh edited, Israel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Frank Cass, 2003, pp.229-236.
  2 Note of the Israel Embassy in Washington DC to Republic of China Embassy, 16 November 1948, Israel State Archives (ISA), Foreign Ministry (FM) file 2554/13, 1948-1965. 
  3 Walter Eytan, The First Ten Years: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Israel,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58, pp.188-189. 
  4 Jonathan Goldste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srael, 1911-2003, op. cit., p.239. 
  5 E.Zev Sufott, "Israel's China Policy 1950-1992," Israel Affairs, Vol.7, No.1, Autumn 2000, p.106. 苏弗特是以色列第一任驻华大使。 
  6 Mr. C.H.Carree to Mr.B.Levontin, 17 June 1963. ISA FM 3462/17. 
  7 Jonathan Goldste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srael, 1911-2003, op. cit., p.241. 
  8 Du Xianju, "China and Israel: Five Decades of Relations", PHD Dissertation, Brandeis University, Massachusetts, U.S.A, February 2003, p.171. 
  9 Jonathan Goldste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srael, 1911-2003, op. cit., p.241. E.Zev Sufott, op. cit., pp.97, 106. 
  10 Michael Brecher, Israel, the Korean War and China: Images, Decisions and Consequences, Jerusalem: the Jerusalem Academic Press, 1974, pp.140-148. 
  11 Foreign Ministers Memorandum, 29 January 1950, ISA, FM files, 2385/31. E.Zev Sufott, op. cit., p.96. 
  12 Lillian Craig Harris, China Considers the Middle East, London: Tauris, 1993, pp. 100-110; E.Zev Sufott, op. cit., pp.106-107.
  13 Cheng Chen-hwa (Institute of Nuclear Scienc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aiwan) to Ernst D.Bergmann (Israel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27 November 1963, ISA FM3571/23.Du Xianju, op. cit., pp.77-80. 
  14 王卫星,〈以武拒统贼心不死,台当局企图搞核武器〉,载《世界知识》,2003年第20期。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3-10/23/content_2767773.htm
  15 Jiang Jingguo to E.D.Bergmann, 23 November 1965, ISA FM 3571/23. 
  16 Du Xianju, op. cit., pp.77-80. 
  17 王卫星, 〈「以武拒统」贼心不死,台当局企图搞核武器〉,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3-10/23/content_2767773.htm 
  18 New York Times, 28 June 1981. 
  19 Du Xianju, op. cit., pp.77-80. 
  20 居克飞,〈台湾核能利用走向成熟〉,《海峡科技与产业》,1995年第2期;陈朝柱,〈台湾核能发电简况〉,《福建能源开发与节约》,1996年第1期。 
  21 〈美国害怕中国得到预警机〉,《科学发现报》,2003年1月21日。 
  22 以色列前总理拉宾在接受以色列IDF广播电台采访时,承认1984年以色列即开始与中国进行军事贸易,但也有国外学者称中以军事贸易最早可追溯到1979年.Yitzhak Rabin's Interview to IDF Radio, 21 March 1992, 参见 P. R. Kumaraswamy, 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Israel-China Relations", New Delhi: China Report, Vol.31, No.2, April 1995, pp.235-249; P. R. Kumaraswamy, "The Star and the Dragon: An Overview of Israeli-PRC Military Relations", Issues and Studies, Vol. 30, No.4, April 1994, pp.36-55. 
  23 Ignacio Klich, Israel's China Syndrome,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No.241, January 1985, p.15. 
  24 Yitzhak Shichor, Israel's military transfers to China and Taiwan, Survival, Spring 1998, Vol.40, No.1, pp.68-91. 
  25 Jonathan Goldste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srael, 1911-2003, op. cit., p.242. 
  26 Jane's Defense Weekly, 27 February 1988, p.363; 29 October 1988, p.1045.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Yearbook (SIPRIY), World Armament and Disarmament: SIPRI Yearbook 1985,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1985, p. 399. P.R. Kumaraswamy, "The Star and the Dragon: An Overview of Israeli-PRC Military Relations," op. cit., p. 53. 
  27 Yitzhak Shichor, op. cit., p.73; Jonathan Goldste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srael, 1911-2003, op. cit., p.242. 
  28 Robert Karniol, Chung-Shan: Taiwan's Military Research Institute, International Defense Review, Vol. 23, No. 9, September 1990, pp. 1001-1002. Yitzhak Shichor, op. cit., pp.68-91.  
  29 Jack Anderson, The growing Chemical Club, Washington Post, 24 August 1984. 
  30 Jonathan Goldste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srael, 1911-2003, op. cit., p.241. E.Zev Sufott, op. cit., pp. 97,106. 
  31 World Armaments and Disarmaments,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Yearbook, 1983, pp.275, 350. 
  32 Wei-chin Lee, "Desperately Seeking Fighters: Taiwan's Military Aircraft Deals," Pacific Focus, Vol. 8, No. 2, Autumn 1993, p. 148. Yitzhak Shichor, op. cit., pp. 68-91. 
  33 Yitzhak Shichor, op. cit., p.86, 88. Jane's Defense Weekly, 18 July 1992, p. 6. 
  34 E. Kogan, "The Israeli Defense Industry Presence in the East Asian Market," Asian Defense Journal, No. 4, April 1995, pp. 34-35. Yitzhak Shichor, op. cit., pp. 68-91. 
  35 黄培昭,〈以色列严控对华军售〉,《环球时报》,2005年4月4日。 
  36 王坦,〈以色列对华军售走入死胡同〉,《财经时报》,2005年10月10日。 
  37 Jonathan Goldste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srael, 1911-2003, op. cit., pp.223-224; Jonathan Goldstein, China and Israel, 1948-1998: A Fifty Year Retrospective, Westport: Greenwood Pub Group, 1999, pp.179-186. 
  38 Jonathan Goldste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srael, 1911-2003, op. cit., p.244. 
  39 〈以色列帮台湾发展「天马」导弹可攻大陆东部〉,多伦多信息港, www.1tor.com/index_readnews_ads.asp?id=143775 
  40 〈台湾以色列求卫星通讯合作〉,www.chinainfo.gov.cn/data/200109/1_20010911_15038.html 
  41 Taiwan "Borrows" Israeli Satellite During Overpasses, SpaceDaily, 12 Aug 2001, http://www.Spacedaily.com/news/taiwan-01b.htm. 李凌,「解放军模拟攻澎湖」,载《世界新闻报》,2001年8月16日;宗树,「台湾发展间谍卫星」,载《中国国防报》,2001年9月11日。 
  42 高路、李雨桐,〈出售部分尖端武器售台湾,美默许以色列对台军售〉,─http://tw.people.com.cn/GB/14810/4187293.html 
  43 徐启生,李润田,〈美国逼以色列扣下中国无人机,台湾当局暗中捣鬼〉,《环球时报》,2004年12月30日。
  44 高路、李雨桐,〈出售部分尖端武器售台湾,美默许以色列对台军售〉 
  45 丘冰,〈台湾'军事外交'全面出击〉,《世界报》,2005年9月7日。 
  46 Yitzhak Shichor, op. cit., pp.68-91. 
  47 Jonathan Goldste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srael, 1911-2003, op. cit., p. 244. Jonathan Goldstein, Einstein and Sino-Israeli Ups-and-Down, Points East, Vol.17, No.3, November 2002, 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