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是21世纪的中国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中发出的最强烈的声音之一。由于这是一个涉及到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的大问题,又经历了20多年改革开放风雨的历练,所以国人对于民主的企盼,与过去相比,显得更为理性和务实。对于如何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学术界也展开了十分深入细致的讨论,这样一种局面无疑为中国一步一个足印地迈向自己的现代化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在国人深入探讨民主的过程中,民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却被忽略了,而且,恰好是在这一方面,我们有意无意地接受了发达国家一个新的神话:民主国家之间是不打仗的。由这样一个神话,又可以很容易地得出一些推论:民主国家的本质是爱好和平的,因此他们相互之间才不会打仗;反过来,如果与民主国家发生战争,那么,其对手自然是独裁或专制国家,因此,这些国家在道义上肯定是应该被谴责的。所以,如果我们的对手是一个民主国家,我们在与其发生冲突时,是不是应该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

  这不是一个离我们十分遥远的问题,而是我们在处理诸如台湾问题、东海问题、南海问题时,马上就有可能面临的现实问题。但十分遗憾的是,目前学术界的同仁,似乎对这一问题并不十分感兴趣。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展开一些自己的想法。

  首先,现代民主国家与现代民族国家具有共生关系。这样的一种关系,使得民主国家具有现代民族国家的一切特点。自近代以来,民族主义是与民主共同前进的。自启蒙运动开始,每个欧洲国家都同样宣称人是平等的:但只有在一个国家内才是如此。也就是说,民主只能存在于一个共同体之内。现代民主制度就产生于现代民族国家这样一个共同体内,没有现代的民族国家,现代民主的种种设计就无法成为一种具有实际影响力的制度。这两者之间的相互磨合,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也正因如此,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其以普选为标志的民主选举制度,一直到20世纪初才彻底完成。安东尼·史密斯正确地指出,民族主义在初始阶段有一种解放的力量。它破坏了各种各样的地方主义、习惯和部族的力量,帮助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政权。它统一了市场,以及行政、税收和教育的制度。它看起来是民众和民主的,它攻击封建主义的实践以及帝国暴君的压迫,并宣布人民的主权以及所有的人民有权决定其自身的命运--假如那是他们希望的。1因此,民族主义与民主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因为它们都强调个人的权利和尊严。在这样的原则下,现代的民族认同不再是不言自明的:人们需要为这种认同提供某种有价值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在一个民族的共同体内,所有的人在理论上是平等的。因此,民族认同必须建立在保护所有成员权利的基础上,民族共同体必须为身处其中的所有人提供同等的安全、保障、地位与威望,于是,个人的尊严和命运最终与民族的尊严和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没有了自己的民族国家,个人的种种权利就无从说起。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主义具有潜在的民主精神,它的产生是一种社会由农业自然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从英国的历史看,民族主义观念的出现意味着原来的封建秩序已经解体,而新的社会金字塔需要按照新的界线加以构建。体现在政治上就是各种新的社会阶层坚持不懈地强调"人民"有权利通过议会参与英国的政治决策。在这个意义上,英国作为一个民族的标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这种政治参与的权利,作为英国民族特征的代表制选举出来的精英有权利也希望自己管理自己。实际上也意味着争取民族国家的地位就等同于争取政治公民权,这样一种象征性的选举意味着社会金字塔和传统阶级结构的彻底变化。2换言之,一个国家的民众除开血缘的认同外,只要他们没有获得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权利,其统治者就不能宣称自己的统治天然代表着民族的利益。他必须为自己的统治寻找新的合法性,政府必须对公众意见有更多的关注。在对外事务上,则必须满足民族主义的各种要求。人民关于民主选举的程序,对政治机器的抱怨等,都会随着教育的普及和民主意识的扩大而日益加剧,其中最主要的变化是观念上的,人们相信,社会进步的潮流使少数人的统治不可能长久下去,多数人的统治迟早会到来。

  但要将这种广泛的民主意识和社会进步的潮流转为有效的民主制度,却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因为一个民族不可能割断自己的历史,它只能在继承自己民族遗产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民主制度。同时,在其民主体制的发展过程中还要受到国内外很多其他因素的制约,这也是为什么一些民族国家始终未能解决好这一问题的根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用足球运动来理解民主政治。第一,足球必要在一个标准的球场进行。也就是说,民主必须在一个合理的政治平台上进行,而不能随意将这一游戏扩张到其他领域中去。民主必须有裁判,裁判必须公正。这个裁判在各国的设置机构不同,美国是最高法院,欧洲的一些国家是其他机构,但都具有类似的功能。而裁判所依据的公正规则就是各国的宪法,其功能就是具有违宪审查的职能。球队的比赛必须服从裁判,无论胜负都必须接受。胜负不是永久的,获胜者只能将自己的优势维持到下一场比赛之时,到时将进行另一场比赛,新的胜利者将成为新的冠军。失败者拥有同样的条件去准备下一次的比赛,而不是被永远驱除出场。要完全将上述的标准运用到政治角逐中,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的足球经常出现黑哨,出现假球,台湾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选举经常出现闹剧,多少反映了一种体制要完全按照预定的原则运转需要克服多少困难。

  尽管建立一种完善的民主机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世界近代以来欧洲的大部分民族国家都未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体制。然而,无论这些国家是否建立了真正的民主体制,就其能够有效地动员民众进行政治参与的能力而言,民主和威权的政府两者在利用民族主义的资源方面却具有共同的特征。因为,两者都宣布,国家是人民的,人人是平等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就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了每一个人必须执行和遵照的原则。

  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下,建立在民族民主基础上的现代战争具有动员的普遍性和结局的毁灭性。民族的利益开始转化为一种新的信仰,一个民族的成员必须为全民族的利益而奋斗,任何一种妥协都会成为国人共讨之的行为。其结果是现代战争比起以往的战争来,显得更为残酷,更为非理性,达成妥协的可能性更小。在封建时代,两个国家之间的一点弹丸之地,或是一条小河之类的边界争端,完全可以在国王之间通过讨价还价来解决。到了民族主义时代,则任何一点领土的变动都会触动大众的神经,以致几乎变得不可能了。按照富勒的说法,它把国王的专制主义赶到了一边,用民众的专制主义取而代之,把战争的拍卖场变成了屠宰场。

  从法律的角度,这样的转变是由如下的一条法令作为其标志的。1793年,法国国民会议通过了一条法令:"从现在起,直到我们的敌人被赶出共和国的领土为止,所有的法国人都应该始终地为军队服务。""青年人应该参加战斗;已婚的人应该铸造武器和运输补给品;妇女参加制造帐篷和服装,并去医院服务;儿童应该把旧亚麻布作成绷带;老年人应该到公共场合去,激励战士的勇气,宣讲共和国的团结,鼓动对国王的憎恨。"而社会的其他所有可资作战的物资,无论的民用品还是住房,国家统统可以征用。3在《不列颠百科全书》中,F.N.毛德上校这样评论法国的征兵制:能够对人类的未来产生如此深渊影响的,大概还没有哪一个法令能够超过法国的这个不太著名的法令。因为,不仅这样的战争越来越无限化,而且越来越总体化了。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民主使所有的人在理论上居于平等的地位,而征兵制则使所有人在实际上处于平等的地位。一人一枪很自然转化为一人一票。这样就导致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与军事转变。4这样具有民主思想的军队,与旧式的各种军队比较,无疑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这多少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拿破仑的军队在欧洲大陆上所向无敌。

  阿诺德·汤因比教授对这种现象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从法国革命中产生出来的民主思想,不仅不能阻止战争,反而积极地将其"活力"投入到战争之中呢?他不知道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因为民主被认为是一种爱好和平的制度,所以他也就无法据此找到答案。实际上,按照富勒的看法,这同样也是一个伟大的神话。那么,真实的情况如何?

  斯宾塞在自己的研究中指出,人类的社会,无论文明还是野蛮,都遵循着两种原则,对外自卫和对内合作,或对外对抗和对内友好。这样两种原则是并行不悖的。而萨默则在《民俗学》中指出,为了同外族人进行战争,要求内部保持和平,免得内部的不和减弱了内集团的战斗力量。为了防止争吵和增强纪律,也要求内集团内部要有政府和法律。这样,战争与和平就相互起作用,相互发展,只不过一个是在集团内部,另一个则体现在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关系中。内部团结越紧密,他们就越强大,战争也就越激烈,于是内部的组织与纪律也越紧密。5实际上,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正义的解释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正义者不要求胜过同类,而要求胜过异类。至于不正义则对同类异类都要求胜过。"6只有正义者才能真诚地合作,也只有内集团的人才能具有如此的真诚,这就足够证明两种不同的道德标准具有不同的使用范围。而充分激发出人们激情的民主,加强了内集团的团结,当然也就使战争具有更大的威力和破坏性。富勒甚至偏激地认为,民主的原动力,不是对他人的爱,而是恨。恨所有一切不属于自己的部落、宗派、党派或民族。7这种仇恨使民主国家在对外战争中不仅要在肉体上消灭对手,而且要在精神上消灭对手。这就使得战争的规模往往更大,进程更加残酷。因此要说民主制度是爱好和平的,无论从实证的角度还是理论的角度,都是一个美丽的神话。

  民主国家战争机制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世界历史也告诉我们,在近代以来的不同类型的大小战争中,民主国家往往是最终获胜的一方,或者是得利最多的一方。这个事实表明,民主与战争之间还有着某种更深层次的联系。150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证明,任何一个大国的兴起都会给既有的国际体系带来巨大的震荡,发展与争霸是大国崛起不可回避的话题。由于近代以来的国家始终生活在"霍布斯时代",所以,原有的大国对新兴大国的崛起总是充满疑虑。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个新兴大国要想顺利成长,就特别需要冷静对待自己的国力,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尽可能地遵守既有的国际行为规则,在捍卫自身基本利益的原则下,不去主动挑战现有大国的利益,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广交朋友,争取在各种地区合作或多方合作的事务中做到双赢和多赢。从历史的经验看,任何一个成长中的大国,如果具有冷静的头脑,采取合理的对外政策,往往能加速自己身的发展,反过来,采取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四面树敌,则很难能达到预期的战略目标。在这方面,民主国家在决策的合理性方面,显然优于自己的对手。德国俾斯麦的经历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由于不能将他的合理政策贯彻下去,最终给德意志民族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西方学术界一般认为,现代民族国家不仅是国际体系中最有效的经济单位,也是最有效的战争机器。这是因为在战争中,它们被证实比其他的竞争者更为成功。马基雅维里一个革命性的主张乃是,共和国欲维持其政治自由,必须持续扩张井取得财富,而这又有赖于将一般平民整合到政治军事领域之中作为最重要的资源(参见《李维罗马史论》第一书第六章)。这个政治参与的主张,相对于古典共和主义传统,赋予了平民远为重要的政治作用。8换言之,民主不仅是政治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一个现代国家动员民众起来与其他国家竞争的最好方式之一。著名的海权论提出者马汉就认为,为了使本国民众所获取的好处超越寻常的份额,有必要竭尽全力排斥掉其他竞争者:要么通过垄断或强制性条令的和平立法手段,要么,在这些手段不能奏效时,诉诸直接的暴力方式。换言之,对外掠夺与奉行本国的民主制度不仅不冲突,甚至是互补的。一个现代国家,如果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分配到足够多的市场份额和资源,对于其化解国内矛盾,推行民主制度显然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另一个角度看,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相应的军事实力作保障,就只能让本国成为其他列强掠夺的对象,中国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证明。事实上,不断地对外战争几乎是西方现代民族国家成长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然而,西方学者在对类似战争的分析中往往有意无意地传播着这样的信息:即民主国家的战争是可取的,专制或威权国家的战争是不可取的。专制国家或威权国家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富于侵略性的,而民主国家则是合理的,主张公正的,有利于世界发展的。事实上,这样的观点经不起分析。由于欧美现代国家的发展几乎都存在着对外扩张和争霸的问题,所以,无论这些国家是民主体制还是专制体制,它们发动的战争,尤其是对外战争,大多是非正义的。对这些战争的性质进行分析不是这篇文章的重点,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另一个事实,即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在已经动员起来的现代民族国家中,民主体制完善的国家在战争中往往能最终获益,而不够完善的国家或威权国家则在大国较量的战争中最后失败。从决策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可以说,西方大国的战争机器基本可分为两类,民主国家是具有更好的战争决策机制的战争机器,而专制国家或威权国家则是具有较差的战争决策机制的战争机器。如果我们再用商业的眼光来看待现代战争,对这一点就会有更加明晰的认识。民主国家类似于一个股东享有充分权益的有限股份公司,如果战争能够获益(无论是经济上的或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收益),那么,这样的生意就可以做,如果赔本或收益甚微,那么,这样的生意就不要去做,因为它有损大部分股东的利益,股东们就有权否认国家的战争行为。美英等国的大规模反战和平运动,往往都是在战争持续不利的时候爆发,其中的原因是值得人们深思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这样的反战认识并意味着这些国家的民众认为自己的战争是非正义的,而只是认为这样的战争是不合理的,比如,美国近来对伊拉克战争的反思就是认为,这场战争是个错误)。反观专制国家或威权国家,其战争决策往往由几个主要决策人或少数利益集团拍板决定,作为国民的股东却毫无权利。战争顺利还好,战争不顺利,广大的股东却没有制止战争的能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公司破产,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损失,国家走向毁灭。从这样的角度看,民主国家是更为高效而合理的战争机器,而专制和威权国家,即便从战争的费效比来看,也是不可取的。所以说,要正确处理战争与发展的关系,就必须正确处理好一个国家内部的民主体制建设问题,这也是大国崛起过程中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因此,民主体制不仅对于政治现代化是必须的,甚至对于国家的发展战略也是至关重要的。

  换言之,从战争的角度考察问题,我们会发现,现代民主制度是最有利于一个民族在战争中生存的制度。

  民主国家同盟的内涵,二战以后的历史证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已经不再使用战争手段来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这种现象的出现有以下三个因素的影响:其一是发达国家由美国领头完成了其军事上的整合,其二是发达国家之间对原材料的控制达成了体制上和意识上的一致,第三则是其政治上完成了整体性的民主化改造。因此,这些因素,既有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自身内在规律的作用,也有冷战所产生的间接影响。正如约翰·艾森伯里所说,任何一次重大战争之后都会伴随着国际秩序的重建。9在这样的时刻,新兴大国领导人会发现自己有巨大的优势来重新修订国际秩序的原则。

  美国的选择是利用自己的巨大物质力量和道义力量,将自己的军事和经济优势转化为在自己建立的体系中的一种持久的秩序。所谓的民主国家阵营,基本上就是这种整合的结果。同样,二战后由于武器装备的发展,美国原来可以置身欧洲事务之外获得安全的条件已经逐步丧失,远程轰炸机、洲际导弹、高速舰船与核武器对美国的威胁使美国不再有心理上的安全感,这些都增强了美国扩张与干涉世界事务的意愿。10事实上,霸权国家的全球军事力量对和平局势的控制至为重要,而全球力量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海上。按莫德尔斯基的看法,世界强国的海上力量(20世纪又加上了空中力量和太空力量)决定着世界的基本秩序,而美国在二战以后,一直到1959年,其海上力量几乎占全球性海军力量的百分之百,此后,在世界上的份额也从来没有低于60%。11这种一家独大的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使其余的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丧失了对其发动挑战的可能性。

  因此,不仅发达国家之间很少有战争的可能性,甚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战争也基本转化为以美国为主导的战争。换言之,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无论其是否民主,它所发动的战争如果没有得到美国的默许,那么,这样的战争多半会失败,只有得到美国的首肯,这样的战争才能继续下去。苏伊士运河的危机,最后以英法两国灰溜溜地撤离而告结束,与美国的态度是不无关系的;相反,英阿马岛之战,英国能够在千里之外的战场最终获胜,美国在各方面的支持显然也至关重要。事实上,在二战后,美国已经越来越多地代表发达国家"教训"其不太听话的发展中国家了。其余的民主国家,已经没有必要自己动手,最多只是跟在美国后面分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