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民族主义的歧义源于对民族主义的原产地属性缺乏分析。破解欧洲民族主义的迷思是深入剖析民族主义的必要工作。“原生”民族主义是欧洲现代化的产物,欧洲通过现代民族国家的形式完成了自己的现代化任务,最终以欧盟的框架逐步化解各民族国家原有的矛盾,使得欧洲的民族冲突大致不必以战争的方式解决。因此,欧洲民族主义有可能是一种现代化的阶段性产物。

  关键词:民族主义 民族国家 欧洲联盟 现代化

  在一个依然以民族国家为主角的当今世界舞台上,民族主义是预测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

  一

  英国学者杰拉尔德·纽曼认为,如果将所有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进行一个比较的话,那么,最强大和影响最为深远的肯定不是基督教,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伊斯兰主义,而是民族主义。1这样的评估显然十分偏颇,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民族主义在西方学术界中的影响。事实上,西方学界早就开始了对它的研究,并产生了种种关于民族主义性质的看法。欧内斯特·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政治原则,它坚持政治与民族的单位必须一致”。甚至断言,没有现代的国家政权,就没有民族主义问题。2汉斯·科恩则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心理状态,即个人对民族政权的忠诚高于一切。这种心理状态是同生养的他的土地,本地的传统以及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起来的权威等等联系在一起的。3哈维丁·凯却认为,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自上而下创造出来的东西,是现代国家政权在近代初期欧洲西部地区的特殊的环境下长期行使权力而产生的。4安东尼D·史密斯则认为民族主义是欧洲人渴望一个充满自由与正义的王国的产物,与千年王国运动有很密切的关系。5著名诗人泰戈尔则认为,冲突与征服的精神是西方民族主义的根源和核心,它的基础不是社会合作,它已经演变成为一种完备的权力组织,而不是一种精神理想,泰戈尔甚至认为民族的概念是人类发明的一种最强烈的麻醉剂。“在这种麻醉剂的作用下,整个民族可以实行一整套最恶毒的利己主义计划,而一点也意识不到他们在道义上的堕落”。6与此同时,汉亭·昂格则持相反的看法,他认为民族的概念就如同自由的概念一样,是一个光辉的字眼,并指出那些不合乎自由原则的所谓民族主义根本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虽然民族主义情绪早就存在,但只是到18-19世纪才发展成为要求每个民族都建立本民族的政权的政治原则。7英国著名的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并不认为“民族”是天生的一成不变的实体,“民族的建立跟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主要国家是息息相关的,若我们不将领土主权国家跟民族或民族性放在一起讨论,所谓的民族国家将变得毫无意义。”“民族认同及其所代表的含义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现象,会随着历史进展而嬗变,甚至也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剧变。”8

  上述种种关于民族主义的争论和界定,如果仅仅是学术的,不会激发起人们如此长久而浓厚的兴趣。之所以能激发出人们的这种热情,是民族主义与现实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有学者预言:“当20世纪末临近的时刻,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是‘好的共同体’ 这样一个现代的正统观念提出了挑战”。9但这样的看法未免过于乐观。冷战之后,原本以为民族主义会随之淡出历史的人们惊异地发现,民族主义依然拒绝退出历史舞台,并且坚持在各种国际冲突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一现象迫使已经准备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过去时”对待的学者不得不重新开始了对民族主义的研究。冷战后出版的关于民族主义研究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新的突破,其使人耳目一新的看法主要有两点:第一是将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联系起来,即认为现代民族主义是现代化起步的意识形态,是催生现代国家的重要力量,没有民族主义,就没有现代国家。民族主义是构建现代国家的重要工具。因此,民族主义与现代国家是共生物。10从这种角度看,学者们将民族主义的种种争议归结为:民族本身不是一个古老的观念,而是获取现代文化认同的一种集体行动的产物。很多民族,无论在欧洲,亚洲或非洲,都是新近产生的,这多少否认了民族古老和原始的特性。民族不是一个自然的、具有深厚历史根基的产物,而是一个近期历史发展的产物。11因此,民族与民族主义完全是现代的观念。

  第二,是将民族主义按照发达国家形成的历史特点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不再统一地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类型,而是将民族主义与具体国家的发展历史联系起来分析,从而产生了在世界上不同种类的民族主义。因为各国要解决的现代化问题各不相同,所以,民族主义所要承担的任务自然也不一样。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美国的与俄国的民族主义都有很大的不同,甚至可以这样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国家传统和现代化历程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复制的。尊重个人自由的传统易于产生民主共和的政权,而强调集体主义的传统则易于产生集权国家。12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极端的民族主义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学术界关于民族主义的种种争议和剖析,对帮助我们深化对民族主义的认识,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民族主义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大观念,正如历史上的很多大观念一样,民族主义的内涵与外延也远远超出了一般的理解范围。它几乎涵盖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血缘的、种族的、宗教的与地域的等诸方面的内容。因此,民族主义的界定如同民族主义本身一样,越是深入地探讨,所产生的困惑也就越多。

  如果从民族主义的定义入手,我们发现上面已经涉及到了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民族主义的认识。这些定义,既有从主观出发(即民族认同的角度),也有从客观出发(居住地、血缘、文化、宗教等因素),还有从现代化与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进行的分析(历史与阶级的角度)。但无论哪一种解释,都无法使人们完全满意,也无法用一种公认“正确”的民族主义理论去梳理或解决自己国家和地区面临的民族主义问题。换言之,民族主义的困惑来自于其种种理论并不能有效地解答不同地区面临的民族主义问题,以至什么是“正确”的民族主义理论自身就导致了一系列困惑。因此,我们不得不进一步剖析这种潜在困惑的根源究竟来自何处。

  二

  如果从民族主义产生的历史分析,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民族主义是与人类的现代化进程相关的。在这一点上,笔者基本赞同民族主义与现代化有关的理论。尽管人类的爱国主义情绪古已有之,但与特定的疆界、特定的居民,特定的政府与拥有共同的语言等基本要素构成的民族主义,只能是产生在现代的生产方式出现之后。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两种植根于不同生产方式的竞争逻辑就泾渭分明:一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初期的经济竞争,另一个是以推动欧洲国家体系形成的封建主义为特征、被罗伯特·布伦纳称为“政治积累”,即在军事扩张和国家构建过程中的地缘政治竞争。帝国主义是这两种逻辑融合的产物。如果不存在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内才能产生的经济根源,就不会再有地缘政治竞争;但被卷入日益全球化的贸易和投资网络中的资本又依赖于其所在民族国家的各种形式的支持,从关税、补贴到军事力量的使用。换言之,“多个资本”间的竞争现已呈现出经济竞争和地缘政治竞争这两种形式。事实上,在冷战结束之前,欧洲列强之间的力量平衡时代是在共同的文化之间进行的。冷战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东西方”斗争,它基本上仍然是在欧洲上方的争夺。13

  由此可见,民族主义的种种困惑,是因为自欧洲产生的民族主义诉求,以牟求自身的利益为动力,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逐步扩展,并最终被不同文化圈的民族用于争取自身解放斗争的结果。于是,民族主义的内涵与外延就有了极为不同的拓展。也就是说,当今我们在民族主义的属性和概念方面发生的种种分歧,其根源在于忽视了民族主义产生的区域因素。正是现代民族主义产生的区域性因素,导致了民族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种种歧义。原产于欧洲的民族主义,既有其普遍性,也有其内涵的特殊性。在欧洲,民族主义的“身份”虽有很多含混之处,但这些民族毕竟长期生活在共同的基督教文化氛围中,不同种族的交往乃至通婚,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情,多个不同的种族往往隶属于同一个君主,人们在价值或其他方面很容易寻找到共同的东西。也就使得不同民族之间的对话不至于产生自说自话的困境。总之,欧洲是一个全球发展中的特殊地域,在那里,世俗世界的协调自罗马帝国衰亡后从未形成一个统一与稳定的格局,作为一种层层分封的封建依附式的政治结构,表面上看是“一个经济与政治的有机统一体,但在整个社会结构中表现为四分五裂的权力链条。”14不过精神世界的统一却由基督教完成了。于是,当现代化的进程开始后,这一区域性的特点就引发了含有欧洲特质的民族主义浪潮。因此,要深入剖析现代民族主义,就必须破解欧洲民族主义的迷思。

  这一区域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既是孕育西方文明的摇篮,也是产生现代民族主义的土壤。由于这一特点,民族主义与西方文明的种种属性产生了十分自然的内在联系,并相互纠缠着进入了现代社会。正如盛洪所说,西方文明是一种比较具有进攻性、比较具有扩张性的文明。原因是西方文明两种传统(两希传统)的互动在其内部形成了一种竞争构架,这种构架推动了西方近代的发展。正是西方文明的这种传统及其竞争结构形成了民族国家的竞争,而民族主义更是把这种竞争推向了一个极端。也就是说,民族国家的竞争,不仅是一种和平的竞争,也是一种通过暴力、战争的竞争。这是近代欧洲战乱不已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竞争带来了很多负面的东西,如巨大的人员死亡和财产损失。当然,它也带来了对西方来讲所谓正面的东西,比如它刺激了西方国家对武器的改进,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刺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由技术的发展又导致了包括市场制度、政府制度和企业制度在内的近代制度的形成。这种竞争激烈到最后无法在欧洲本土完全摆平,于是自然走向对外扩张,这实际上是把近代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推向了全世界,也把欧洲国家之间的那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规则推向了全世界。这可能是西方文化的特点。15

  就此而言,西方文明具有强烈的竞争和扩张意识是不争的事实,而其对世界的影响是在欧洲的竞争具有了全球规模的效应,即是其现代化进程启动以后,因此,欧洲对世界的冲击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化的冲击。于是,要解读欧洲的民族主义就必须考察其在欧洲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对现代化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按罗荣渠教授的看法,各种关于现代化的涵义大约可分为以下四类:1,现代化是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经济上落后的国家通过大搞技术革命,在经济上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2,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工业化,可以说,今天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共同致力于工业化的目标,把它作为根本改变国家面貌和国际地位的战略性措施。因此,用“工业化”来概括现代社会变迁的动力、特征和进程,已为学术界所广泛接受。3,现代化是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急剧变动过程的统称。4,现代化主要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换言之,现代化可以看作是代表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的一种“文明的形式”。16就目前而言,这种文明的形式基本上还是一种欧洲的文明形式(包括美国这一欧洲文明的延伸形式)。

  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现代化最基本的内涵仍然与工业化有关,因为很难想象有一种没有工业化的现代化(也许一些小国除外),或者说,现代文明会建立在一种没有工业革命的基础之上。工业化进程在各国的情况是不同的,但人们依然不能否认工业化有其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生产方法和生活方式的技术和组织。人们普遍认为,工业化是能使世界上一些贫穷落后地区转变成先进国家的主要手段,也是走向增长(这里的增长可理解为人均收入的增加)和发展的关键。要发展,就必须走工业化的道路。这也是欧洲给世界提供的历史经验,正是在欧洲地区,人类率先迎来了工业文明。

  三

  工业化需要一个平台,但这个平台只能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因此,工业化对民族主义的影响是深远的。工业的增长要求广泛的社会流动性与结构上的同质性,个人拥有的独立迁移能力与文化语言的标准性。这样的要求只能在一个由政府控制的大范围的公共教育体系、能创造出市场竞争机制、具有同质的公民群体的共同体中才可能完成。17大规模的工业化对现代国家的职能提出了强烈的需求,没有一个代表本民族利益的政府,工业化的启动将十分困难。但这种工业化与民族国家交织在一起的发展不可能是平衡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展的速度更快,质量更高,从而更具有优势。那么在通常的情况下,他们不会同意其他地区的人们无偿地分享其发展的成果。于是,原本在文化上一体的欧洲,必然要求先在观念,随后在政治上的“分家”。

  这种新的观念就是主权。让·博丹是历史上第一个对国家主权理论进行了系统详密论述的政治思想家。亲眼目睹了胡格诺战争造成的巨大灾难之后,博丹竭力想创立一套国家权威的理论基础,以适应结束分裂混战和树立国家权威的时代需要。为此,他在巨著《主权论六卷集》中创造性的提出了“主权”概念。他认为,“主权是一种绝对的和永恒的国家权力”,18 永恒性和绝对性是主权的基本性质,此外它还具有不可分割性。博丹的主权理论是近代国家理论的开山之作,而以主权理论为核心的绝对主义的思潮则奠定了近代国家观念的基础。

  主权的永恒性表现在它是一项客观的职位,不会成为任职者的私有财产。博丹写道,“一个人或某些人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内拥有赋予他们的绝对权力,过了期限他们只不过是个体的臣属”,19 “主权存在于人民之中,主权的行使是委托给执政官,人们可以将他称为最高的官长,但不是真正的主权者。”20

  博丹认为,绝对性是主权最基本的性质,只有无条件的绝对权力才可能是永恒的,给予国王的最高权力应该是不附加条件和不能收回的绝对权力,这一权力唯一的限制来自上帝之法和自然法。主权的绝对性主要体现在主权者不受法律的约束。因为“法律是主权者行使他的主权权力时产生的命令。”21因此主权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臣服于另一个人的命令,因为正是由他为臣属制定新法,取消不当的法律或者修改过时的法律。主权者虽然不受法律的约束,但要遵守自然法,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个人财产和契约两个问题上,即他不能邪恶地毫无理由地拿走臣下的财产,也要同臣下一样遵守既定契约。在臣下的反抗问题上,他表现出坚决的反对态度。他主张,“绝不允许臣下以任何意图反抗主权者,无论这个暴君是多么邪恶与残暴。臣下所能做的,只能是在不违背自然法和上帝之法的前提下——逃离、隐匿、躲避,宁可受死也不冒犯主权者的生命和荣誉”。22

  显然,主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主权毕竟只是一种观念,要使主权真正发挥作用,它必须寻找落实的“单位”,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欧洲终于分裂成为了多个“主权国家”,主权寻找到了其生存的实体。它也表明,“主权作为对某个领土上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是一种政治事实,一方面标志着领地王侯对于皇帝和教皇的普遍权威的胜利,另一方面也标志着领土王侯对于封建贵族的政治独立向往的胜利。”23这意味着在一个君主国的范围内,君主们既在对外方面取得了自身的独立地位,又对内控制了分裂的势力。因此,主权国家的出现,是欧洲大家庭渴求一种新的利益分配模式的产物。欧洲依然是一个精神概念的共同体,但政治经济的结算单位却已经不同,在中世纪孕育出的独立君主国成为了这种结算的基本单位。现代民族主义,就此在欧洲产生。事实上,英语的国家主权一词(national sovereignty),其中就含有民族的界定,它本身就是从独立的民族国家建立而逐步形成的观念。24从现代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考察,16世纪早期开始,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意识已经在英格兰出现。25同任何一种利益分配所引发的冲突一样,最基本的问题是界定利益分配的单位。主权观念的正式出现并且被欧洲各个原有的君主国普遍接受,标志着中世纪在基督教世界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普世主权”观念已经被打破。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将欧洲的民族主义理解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打破欧洲观念共同体“大锅饭”的一种举措。不过,当欧洲还是处于各个王公的统治之下时,这种分配只能以这些君主国为单位。

  但是,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启动,个人权利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个人权利的观念与主权之间的关系就需要进一步界定了。现代国家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并非不言自明的公理,它必须寻求自身的合法性。构建这种主权合法性的基石,只能来自新生的民族和民族主义。应该说,民族主义本身就是随着现代化进程中个人权利的高涨而产生的思潮。在中世纪的欧洲,很难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因为一般民众没有任何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也没有太多的人身权利(英国或许略微例外),他们又为什么要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以民族为单位的国家开始寻求自身的权利,而构成这个民族的个体自然也被宣称应该拥有相应的权利,两者交汇产生的共识是,个人应该支持民族国家,是因为它能保护自己的权益;而民族国家之所以拥有主权,是它承担了保护所有成员权利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国家主权的神圣性归根到底来自于民族群体的认同,无论通过什么样的形式,这种认同对于其国家主权的合法性都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