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这正是“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权力的贪婪和资本的贪婪势必恶性结合,这是当今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中国当前两大矛盾:劳资矛盾和官民矛盾。这两对矛盾是针对权力和资本的。干群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制衡的权力,劳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驾驭的资本。“仇官”和“仇富”的社会心理也由此而生。数量日益增多、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体事件,正是这两对矛盾正在激化的表现

  主讲人:杨继绳《炎黄春秋》主编、副社长

  点评:何兵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学院副院长

  主持人:谢立斌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时间:5月11日(周二晚19:00)

  地点:学院路校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

  谢立斌(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各位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由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中心举办的“宪政的中国趋势”大型系列高级讲坛。今天非常高兴,我们请来了杨继绳教授给我们做讲座。杨教授是《炎黄春秋》杂志的主编、副社长,是新华社退休的高级记者、教授,曾任《经济参考报》编委,香港《中国市场》杂志总编辑。杨教授徜徉于学术和杂志中间,发表新闻作品上千篇,发表学术论文上百篇。杨教授的代表作有《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今天评论人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教授。现在先请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教授致辞。

  蔡定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

  宪政讲堂是宪政研究中心的学术品牌。这是我们每年一期,以中国政法大学师生为对象,就法治、民主和人权问题,邀请国内外一流的专家和学者,就宪政问题,尤其是与中国社会热点、焦点密切相关的宪政问题,进行理论的阐述和现实的说明。我很高兴,今天有这么多的老师和同学来参与这次讲座。

  “宪政”这次词很重要,中国为之奋斗了一百多年。现实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是学术研究时候我们还是要坚持我们的理论。我们邀请的都是一些在宪政问题上造诣颇深的专家,或者说与宪政问题相关的专家。宪政研究中心还承接了其他的项目,如公共预算改革,公共参与,反就业歧视,以及其他的一些NGO的组织和选举项目。我们的网站是人大与议会网,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宪政研究中心的活动。宪政研究中心坚持为中国宪政做贡献的理念,愿意为中国的宪政事业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今天很高兴请来杨继绳老师,现在请杨老师开讲。

  杨继绳(《炎黄春秋》主编、副社长):

  今天很高兴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进行演讲,演讲的题目是《权利市场经济的困境》,希望能够与大家进行交流。

  今天我准备围绕权利市场经济谈七个方面:

  一,什么是权力市场经济

  二,权力市场经济下的权力体系

  三,权力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制度

  四,权力市场经济是怎样形成的

  五,权力市场经济下的社会危机

  六,权力市场经济的两难困境

  七,走出困境: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

  首先让我给大家阐释一下什么是权力市场经济。

  一、什么是权力市场经济?

  权力市场经济就是公共权力非法或越位参与市场、左右市场运行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权力可以变成商品,进而变成资本,资本也可以收买公共权力为其谋取私利。权力和资本共同垄断和霸占大量的社会的财富。权力的扩张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使得远离权力中心的人们很难通过勤劳和智慧获得财富。

  也有学者用“权贵资本主义”来概括上述社会现象。我认为“权贵资本主义”的说法不确切。第一是“资本主义”这个说法很模糊,早期在学界对它没有定论,直到二十世纪之初“资本主义”才被当作“社会主义”的对立面,但什么是“社会主义”至今也没有定论。所以,我不愿意用“资本主义”这个词;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面,“权贵”与“权力”两个概念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权贵资本主义”回避了公共权力的责任。

  所以,我认为用“权力市场经济”比较贴切。

  二、权力市场经济下的权力体系

  权力市场经济的权力体系基本是改革以前的权力体系。它包括:名为共和的政治体制、党领导一切政治结构、舆论的国家控制等等。不过,改革开放使得这个权力体系有了些进步。

  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有:

  (一)名为共和的政治体制

  中国的专制制度沿袭了两千多年,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新中国借鉴苏联的政治体制,在中国王权文化的土壤上构筑了一个金字塔式制度。“金字塔”顶端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泽东是常委的核心,他具有最后决定权。尽管这有些帝王的尾声,但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手段、现代组织手段,因而对社会、对官员、对民众的控制比历代帝王的专制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古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仅是一个理想,那时还是荒蛮之地。现代极权制度,权力真正严密控制着每一寸国土,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专政的力量,深入到每一个边远的乡村,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宪法上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最高权力掌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手中。宪法中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实际上,这些人事任免都是由党事先决定了的。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国民经济计划,而这个计划是中国共产党内事先讨论过了的。

  (二)党领导一切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方式建立的,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有铁的纪律的党”,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成千上万个党支部,深入到车间、村庄、机关、学校、居民委员会。在每一个基层单位和各级政权机构,党组织都凌驾于行政领导之上,凌驾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上,实施绝对领导。行政领导人对同一级的党委书记是要服从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高度集中于党,而党权又高度集中于主要领导人的手中。(邓小平语)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的唯一政治集团。中国虽然也有“民主党派”,但这些“民主党派”都不以取得执政地位为目的,都以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它们和中国共产党不是平等竞争的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些“民主党派”的一把手有的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民主党派的干部任免要经中国共产党统战部批准,在经济上,民主党派是靠国家财政拨款养活的。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民主党派都不是政党,只具有社会团体的性质。

  中国共产党宣称,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党的利益。按照社会学的看法,一个集团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就不可能成为集团。中国共产党也是利益集团。它除了谋求国家的利益以外(因为它是执政党),也得顾及本身的利益。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得面对这个强大的利益集团,就得处理好这个集团的种种利益关系。

  (三)党指挥枪:用枪杆子保卫权力

  毛泽东掌握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党指挥枪”不是一项空洞的原则,而是靠一系列的制度和手段来保证的。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统率全军。中央军委主席由党中央主席兼任。军委主席对重大问题有最后决定权。毛泽东对中国历代的监军制进行了完善,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监军办法:

  1,兵无常帅,帅无常兵。军官调动频繁。上级军官和下级军官之间,军官和战士之间,不可能建立深厚的私人关系。

  2,带兵的不能调兵,调兵的不能带兵。调兵权和带兵权分离,使每一支军队只能在划定的驻防范围内活动,不可能进行中央给定以外的军事行动。

  3,不能一个人单独调兵,军队调动由集体决定。中央军委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4,军饷和装备由中央统一供给,军队不能就地筹饷。

  5,驻军和所在地的地方政权分离。地方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分离。地方长官没有军事实力,只能听命于中央;军事长官没有行政权力,不能号令百姓。中央对军事长官和行政长官分别控制,并让二者相互监督。

  6,“双长制”,军长和政委都是一把手。二人平起平坐,相互制衡。

  7,司、政、后分立。作战指挥,干部和考核任免、后勤保障分别由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各自负责。三者都服从同级党委领导,同时接受上一级对口部门的业务指导。

  8,强干弱枝。说是党指挥枪,实际上是军委主席指挥枪。谁握住了这个“柄”,谁就掌握了中国。其他人都没有军权。

  (四)思想控制: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

  全国一切宣传机器、一切文化教育,都集中地朝一个方向影响每一个人,全国上下真正做到了舆论一律,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格式化”,从而实现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实现“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

  除了社科、新闻、文艺、教育的强力灌输以外,组织灌输更为有效。一层控制一层,一层效忠一层。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成百上千次的大小会议,表彰和批评,奖励与惩罚,人的思想引上了单一的轨道。

  各家报纸的社长、总编辑全都是上级党委任命的政府官员。发什么,不发什么,全由党委宣传部门决定。老百姓不能收听境外电台的广播。全国各地图书馆,一切与中共中央意见不一致的书刊都拿下了书架,有的封存,有的销毁。

  除了一次又一次地思想整肃以外,在经常情况下靠“文化官僚阶层”来保持思想的统一。文化官僚阶层专职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监督,牢牢地掌握着知识分子产品的发布权。文化官僚阶层不仅存在于政府管理文化的部门,还在各个文化专业的领导岗位上,在知识生产的第一线进行监督。

  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有的被消灭,有的沉默,有的失真。胡绳80自寿铭写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粗知天命”。这“惑而不解”的30年,就胡绳的年龄而言,大致1950年代初到1980年代初,这些革命老人中间失真,其原因就在这30年的历史当中。

  但是三十年来,中国政治上还是有相当大的进步的。主要表现在:

  1,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2,废除了地、富、反、坏、右等政治身份,各类人政治上一律平等;

  3,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

  4,由家长式的全能政治转变为共治式的威权政治,由一个人说了算数到集体负责制;

  5,中央和地方分权,地方有相对独立的利益,有相对独立的事权和财权;

  6,意识形态的控制有所松动,舆论一律的情况有所改变。

  以上这些,使中国人的自由度也比过去大大地提高了。当然,中国离民主政治还有很大距离。

  中国的经济改革虽然使权力体系有了明显的进步,但在其基本方面还是原来的状态,民主制度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进入新世纪以后,在某些方面比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有所倒退。1980年代知识分子还可以在各种研讨会的讲坛上发表政治改革的意见,1990年代“政治改革”成了危险的词语,提起政治改革人们就谈虎色变;1980年代的差额选举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民意,1990年代末一律改为等额选举;1990年代初各省人大对省委提名的干部有时还能说“不”(当时有几个省省委提名的省长没有选上),1990年代中期以后,省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实际是取消了人大的监督职能。

  到新世纪,高层人士的讲话中甚至公开否定了人大的监督职能。宪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是在“总纲”中作为实现一些目标的条件状语。从逻辑上讲,“最高权力机构”要服从一个党派的领导是一个悖论。在中国这种政治条件下,多年来对这一悖论只能采取“明智的模糊”态度。

  三、权力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制度

  权力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扭曲的,并没有完全体现出公平交易的市场原则。造成这种不公平交易制度的原因,乃是权力场的存在。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过“权力场”的概念。像“物理场”一样,“权力场”也是一个能量场。当然是指社会能量。权力、财富、声望都是社会能量。而权力这种社会能量的分布,最类似“场”:权力中心能量最强,从中心向外延伸,能量呈梯度递减。离权力核心越近,能量越强;离权力核心越远,能量越弱。权力场类似同心园,同心园是平面图,如果将平面图画成三维图,就是一个权力金字塔。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生活在“权力场”的某个能量梯级上。

  中国的改革没有破除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力场”。在原有的“权力场”的基础上建立了经济市场。这样,处在“权力场”高能位置的人与低能位置的人进行交易,必然是前者胜,后者败。不公平的交易就是这样发生的。一个有趣的例子,有一项技术成果多年无人问津,某公司得到这个技术之后,声称这是某公子的专利技术,结果订单如潮。为什么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因为这家公司把这一商品从“权力场”的低能位置移到了高能位置。与这商品搭上关系的买主,就有可能和某公子搭上关系,就有可能进入“权力场”的高端。

  (一)权力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制度--计划经济残余

  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崩溃,但其影响还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经建立,但还很不完善。就行业来说,在制造业、建筑业、公路交通业、国内贸易、房地产业、生活服务业等,市场竞争机制已经取得了主导地位。铁路、电信、电力、能源、金融、保险和国际贸易的某些方面还仍旧处于国有企业垄断、半垄断状态。

  要素市场的发育落后于产品市场,特别是金融部门市场化改革滞后。银行利率不能随行就市。几家大型国有银行吸收了全部存款的70%以上,近80%的银行贷款投向国有企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形成呆、坏账,私营企业很难得到贷款。

  据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的市场化数据: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九五”估计可达到45%,“十五”预计达到65%;资金的市场化程度“九五”为45%,十五预计为60%;生产的市场化程度“九五”末达60%,“十五”末达75%;价格的市场化程度“九五”末可达65%,“十五”末可达75%;综合以上对劳动力、资金、生产、价格的市场化程度分析(其中在综合中赋予劳动力较大权值,因为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再考虑到我国庞大的政府机构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如主管部门管理、现金管理、专卖管理、人事及劳动管理、国际收支管理、工商行政管理、技术监督管理、卫生防疫管理、计划生育管理、街道办事处介入、市容管理、交通管理、市政管理、计划管理等等行政管理过于庞大。我国经济的总体市场化程度不会超过50%,大致在45%-50%。由此可以估计,“九五”末达到55%,“十五”末可达到65%-70%。

  (二)权力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制度——审批和寻租

  有人说,与其说现在是市场经济,不如说是审批经济。很多经济活动需要官员审批。而审批又没有严格的界限,可以批给这个人,也可以批给另一个人。寻租(RentSeeking)理论。什么是“租金”?早期是专指地租。到了近代,租金泛指各种生产要素的租金。租金是指某种生产要素需求提高,而供给却因种种原因难以增加所产生的差价。现代经济学的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租金是指由于缺乏供给弹性的差价收入。但是,这种供给弹性不是某种生产要素自然性质或产权关系所产生的而,而是由于政府干预和行政管制(如进口配额、生产许可证、物价管制,乃至特定行业从业人员的人数限制等)抑制了竞争,扩大了供求差额,从而形成了差价收入。简单说来,寻租就是由于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管制,增加官员的干预权力,使得接近权力的人很够得到或占有租金的特权。

  由于行政权力可以创造寻租条件,于是就有人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利用权力进行“设租”活动,以便造成新的寻租可能性。为了寻求租金,寻租者向官员行贿;从租金中得到利益的官员,又力求保持原有租金制度和设立新的租金制度。这样由寻租到设租,就产生了一个贪污腐败蔓延、因果相关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