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内容提要:组织演进意味着合约选择与合约替代。理论上,总是效率占优的组织(合约结构)替代效率相对劣的组织(合约结构)。决定组织演进、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的因素是多元的,不仅是寻利的逻辑结构所决定的人的行为动机在起作用,人的社会偏好或意识形态偏好同样在起决定性作用。单靠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解释不了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而应代之以新的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或理论框架。

  关键词:历史理性;效率原则;组织演化

  邓宏图,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300071

  王雪梅,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硕士研究生,300071

  本文系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06JA790056)的阶段性成果。

  总的说明:“历史理性”何以可能而且必要?

  本文要对组织演进的逻辑提供一个概要性的、综述性的分析。我们希望首先在概念上能澄清一些问题,例如,一个组织,无论经济组织,还是政治组织,它的基本的演进方式或形态是什么?究竟什么因素决定了组织的结构及其演进方式?对于组织,在经济学上我们可以简单把它定义为“一整套的合约关系(或结构)”。组织的存在肯定和它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环境有关,甚至和一国一社会所处的自然环境有关。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赖以分析的前提假设和新古典经济学是一样的,但是,它在如下两方面做了扩展:一是信息不完备、知识不全面,因此,人是有限理性的。

  第二个方面,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假定人有机会主义动机。

  马克思经济学的有关人的假定则完全不同。在分析资本家的动机时,马克思秉承的是理性人假定,和新古典经济学毫无二致。但是,马克思更特别论证过,“人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这说明,单纯地用经济人假定来概括马克思有关人的行为动机肯定是不正确的。在马克思看来,人有寻利的动机,也有社会偏好,还有一种作为个人确能感觉、但难以摆脱的“东西”(如习俗、意识形态或两者的混合物)在决定着人的行动(或行为)。

  如此看来,人的动机要比新古典经济学所提倡的“经济人理性”复杂得多。比较一下马克思的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前者对作为“类”的人的社会性的阐述以及对异化的分析,使人们意识到决定人的行为动机不仅有寻利的心理的逻辑结构,还有作为习俗、道德伦理和“异化”的“社会性偏好”,这些偏好不能单纯地被认为仅仅是“外在约束”,而是内化在个人的心理上的“内在约束”,它们与理性的寻利的逻辑结构一起,构成了决定人的行为动机的“内在机制”。卢卡奇所讨论的“物化”和“阶级意识”不是人的一种主动的“选择”后的产物,而是基于社会意识与人的物欲的混合物,这至少证明习俗、习惯或社会意识形态对人而言不仅仅是外生约束,而更是人的行为动机中的“重要因素”。

  阿玛蒂亚。森曾经谈到过两个关键词,即承诺和同情,前者涉及到一种权利、责任和义务对于当事人的关系,后者则是人的内心自然情感的真实流露。森进一步指出,由同情、道德伦理和社会习惯等要素构成的这种由社会性所“引致”的人的“内在约束”决定了人的行为动机和他们的选择性行为。很显然,这里的“同情”绝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逻辑结构内的“原汁原味”的构成要素,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来说,它是异质的“东西”。恰恰在这里,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解释。

  假如把“类”、“异化”、“同情”或“习俗”等这些社会性“要质”引入经济人的“理性假定”,既考虑人的利益取向,又考虑人的社会价值取向,则决定人的行为动机的诸因素就可以“复合”而成决定人的行为的新的动机,笔者称此种动机为“历史理性”。

  新的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

  我们的分析方法是“新的历史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源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主义分析方法注重历史、注重历史的逻辑起点对博弈参与人的战略和选择性行为的决定性影响。它不是把历史处理为外生的文化环境或制度环境,而是进一步把历史因素内生在人的行为动机中,考察博弈参与人的行为特征。事实上这不仅是一种假说,而是具有原命题含义的基本的分析前提。

  许多研究者总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1],因此不能成为一种中性的经济学分析工具。

  这实在是一种误解。熊彼特早就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对马克思的经济学来说,是一种工作假设,它认为社会经济组织的演进是以进化的方式不断地进行着的,而推动组织演进的动因源于组织内部的各种矛盾因素的彼此作用。当然,如果不经过必要的改造和经济学的简化,“历史唯物主义”可能只是一种哲学语言,对经济学的分析无所补益。我们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逻辑简化成下面几个简单的分析步骤,以确保历史唯物主义能够以一种明晰的分析方法进入到经济学中去:

  其一,“历史”是分析一切政治的、经济的问题的“逻辑起点”;

  其二,注重对历史结构的研究。“历史”从来不是抽象的,它包括了资本、组织、权力、文化等诸多因素[2].

  其三,用历史理性取代新古典的经济人理性。人的动机是复杂的,不能为了追求分析问题的形式逻辑的一致性就抛弃历史,即文化、习俗对于人的动机的影响。我们认为,“历史理性假说”是历史主义分析方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其四,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在我们看来,奥国学者米塞斯首先系统性地探讨了人类行为动机的决定性“要素”,这个要素是不言自明、不证自明的人类自身所不能把握的“意志”,即“理性”,它相当于哲学家康德所说的“绝对理念”、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这个理性在笔者看来,就是“决定人的寻利动机的心理逻辑结构”。在米塞斯看来,它是与生俱来的。米塞斯进一步把理性的概念“推论”为康德的“实践理性”,并从中考察或预测人的行动取向:给定任意条件,经济人总有动机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身的利益[3].

  布坎南将经济学的分析引入到集体行动的“公共选择”分析中,以严格的“理性假定”来对政治结构和立宪原则进行剖析。在布坎南看来,公共选择是一个“同意的计算过程”。贝克尔则把纯正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面向家庭,分析最佳的婚姻结构和家庭生产、消费的最优条件。后者还在人力资本方面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见解。但正如阿玛蒂亚。森所指出的,他们无法对人际间的“互动”如何内生出伦理与道德准则提供准确的解释。

  诺思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假定做了补充。他引入“心智模式”的概念。在诺思看来,“心智模式”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一个社会、一个地区为其成员所认可、所奉行的“意识形态”。诺思十分强调“心智模式”或“意识形态”对人的选择性行动的影响[4].

  阿玛蒂亚·森对经济学中的伦理因素异常关注。

  和马克思一样,阿玛蒂亚。森强调“人的主体间性”、强调人的伦理道德取向,他区分出“同情”和“承诺”的经济学“语义”,证明扩大经济学的“理性范围”对分析问题的重要性[5].

  西蒙发现,经济人知识有限、信息不全,以致在决策时总存在着“理性不及”的情况。当然,另一方面,人类在决策的过程中并没有必要穷尽一切信息,只需要采取正确行动的关键信息即可。即使如此,知识准备总也赶不上“现实需要”。基于此,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西蒙的“有限理性”使经济学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大大加强了。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有必要提出一种新的分析前提,即历史理性假说,实际上,这种假说,是马克思、阿玛蒂亚·森、诺思等的“某种综合”[6].

  可能的研究进路和逻辑结构

  下面,我们要对历史主义分析方法的研究进路和逻辑结构作一简洁的归纳。

  1.马克思理论范式

  有人把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看作是“整体主义研究方法”[7],其根据就是,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演进理论是一种社会结构变迁理论,其基本理论架构是宏观的,即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由生产力的性质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所有权性质共同决定。

  我们注意到,马克思的理论并没有提供解决生产关系如何在生产力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进行适应性调整问题的标准答案。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适应是演进的、自动的,这在理论上并没有错误。但是,生产关系调整的临界条件是什么?马克思并没有回答。

  此外,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缺乏微观基础。由于强调对“类”即人的“社会性”的关注,马克思的分析视野更多地局限在社会结构、所有权关系、所有制的性质及对社会成员的影响、社会分配和社会公正等这些比较宏观的问题上。马克思把生产方式演进解释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适应的过程,的确刻画了社会制度变迁的整体态势,但却忽略了经济资源的稀缺性及其稀缺程度的变化会导致相对价格发生变化,进而改变经济人的选择范围,这会促使参与人设法改进组织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来适应这种变化。因此,只有对参与人的行为进行经济学的微观分析,才能更加充分地理解生产方式演进的本质。

  因此,在我们的分析框架里,有关历史理性的论述十分重要,在分析逻辑上既要保留马克思经济学有关生产方式演进理论的合理内核,又要引入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尤其是交易成本的分析方法,以便从微观角度揭示组织演进过程的“逻辑结构”和“动力结构”[8].“历史理性假说”是完成这种“修正”,或者实现这两种理论体系“综合”的必备的逻辑前提。

  2.组织演进理论分析史与“三个学派”

  我们把所有组织演进的理论分析分为三个大的学派:

  其一,是古典学派,包括亚当。斯密、康芒斯等人。笔者认为,凡叙事和分析过程是演绎的,即为古典学派。

  其二,是效率学派,即归入此派的学者在考察组织等问题时,始终把效率标准作为优先的评价标准。

  比如,科思。张五常、德姆塞茨、威廉姆森等都可归为效率替代学派[9],因为他们的组织理论建立在效率比较和替代的基础上。布坎南和奥尔森也可归为此派,因为他们的分析是“经济学个体主义”的,公共选择的标准仍然是经济效率标准。

  其三,是演进学派,此类学者对制度变迁都持进化观点,例如马尔萨斯、凡勃伦[10],等等。

  3.组织演进的分析结构或逻辑:理论实证与经验实证

  上面简约地讨论了历史理性假说、新的历史主义分析方法和组织演进理论各学派的定义等有关问题。下面让我们转而分析组织演进的分析结构或逻辑的更具体的方面,包括理论实证与经验实证等问题。

  所谓理论实证,就是根据讨论问题时所设定的前提条件,做出一系列假设,然后建立相应的理论模型,通过了解各经济变量的一些基本关系,得出在逻辑上行得通的“结论”,再利用此结论解释相关的经济学问题。我们把这个过程理解为“理论实证”。而经验实证,则是运用一些典型案例或采集相当数量的真实数据,利用计量方法来对“理论实证”部分提出的命题进行检验。

  显然,从效率观点看,组织演进就是相对有效的合约替代相对无效的合约。然而,强势参与者(或强势集团)的道德信仰、偏好和要求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组织的演化方向。组织内部的治理结构并非单因素可以决定,而是由技术水平、人力资本类型和企业家个人偏好等多因素共同塑造的结果。既有的分析框架,例如效率替代模式并不能解释或辨析组织的起源和变革的决定性因素,原因在于这种分析方法缺乏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经典案例的非经典“常谈”:对“历史逻辑相统一”的“历史主义分析方法”的若干检验研究表明[11],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产权隐含了多重属性,一方面,它使公共行为变得更为容易。部分原因是执政党的政治动员能力,更重要的原因是集体产权的公共属性正好与大量的农田水利设施本身所固有的公共属性是一致的,这使公社社员愿意接受并支付“无偿劳动”。因为单个劳动者在计算成本与收益时会将集体收益的某部分看作是自己投身建设的农田水利设施的活动中所得到的个人收益。农村人民公社的失误并不在于它的组织化,而在于它未能把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与产业选择结合起来,因此难以通过公社内部的分工发展出专业化的经济组织,也难以通过公社的外部分工发展出农工贸一体化的经济组织。作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公社组织)本质上并不排斥生产小队、社队企业参与社会分工。历史上,农村人民公社作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基础结构被严重地“意识形态化”了,这使它在生产要素、产品、服务诸多方面无法与城市经济形成一种全面的、互通有无的市场关系。只是到了70年代初、中期,以山东、浙江、江苏为代表的省区,在农村人民公社内部创建了大量的社队企业,既参与了城市分工,也一定程度上活跃了城乡的农工贸市场[12].到了80年代中期直至90年代中期,农村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发展成了乡镇企业,成为中国经济奇迹的一部分。

  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市场是兼容的,但这种经济组织弱化了农户承担来自市场、气候和行政权力方面的系统性风险的能力,也难以在公共品的提供上获得最优的制度激励。尽管在这种制度条件下,土地仍旧是集体的,却缺乏真正的“利润中心”,即相应的集体经济组织进行相关的经营活动。分散的农户只是通过行政村与乡级政权来履行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应得权利,却难以有效地根据市场变化来配置他们所拥有的土地资源,无法对土地流转以及与土地产权相关的资本经营作出合乎自身利益的决策。由于行政村、乡级政权机构并不是真正的寻利中心,其真实的目标多元而复杂,既可能是经济利益导向的,也可能是政治利益导向的,更有可能是基层官员“预算最大化”导向的,很难根据农户的偏好和切身利益进行相应的经济决策。

  改革30年的农村改革的理论基础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它极为关切资源配置或要素配置的效率含义。如果把产权逻辑或效率逻辑贯彻到极致的话,那么联产承包责任制或历史上的小农经济结构也许是有史以来的最合理的经济制度。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当然,就某个特定目标而言,以效率标准来检验产权与组织结构的“合理性”是必要的,然而研究者不能仅仅看到有形的土地、资本与技术,仅仅根据这些资源的配置效率来讨论合约结构或组织结构的“最优”与“次优”,而有意无意地忽略土地所有者、资本所有者以及(专利)技术所有者在缔约过程中所衍生出来的资源的外部性以及与资源外部性相对应的组织结构的某种“公共性”;其次,与资本、技术与土地等有形资源(要素)不同,习俗与惯例,还有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等等,也会以一种“准资源”的方式参与配置,从而影响缔约过程以及最终的合约结构,而这种隐形的“资源配置效率”是许多文献所忽略的,只是到了制度演化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的兴起情况才有所改观。

  显然,诸如此类的案例研究具有非常强的检验功能。我们的诸多案例已经发展出来了一种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分析框架,它们都是从不同侧面证明同一个道理,即组织演进可以看作是一系列的、连续性的签约过程,这个过程的实质是合约的效率形式的前后替代,但是,在效率替代过程,社会成员的文化类型、意识形态偏好、政府的政策偏向有时是决定性的。此外,案例研究也对笔者的历史主义分析方法进行了检验: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户之所以愿意和龙头企业签订表面看起来并不平等的“合约”,关键是由如下“因素”,即农户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所面对的劳动就业状况以及新产业和农业的比较优势等构成的“历史逻辑起点”决定的。这种经济地位使农户愿意以不平等合约换取能够带来更高预期收入的“劳动就业权利”[13].然而这种合约结构又会由于交易双方的权利的不对等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利益分配上的不对称性而被一种更新的合约结构所替代,在我们看来,这种新型的合约形式就是合作经济组织。

  结论:一种可能的“后续研究”

  事实上,经济史研究可以为探讨组织演进的逻辑提供更为具体、形象的“细节”,这些细节对于理解组织演进的轨迹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们看来,“制度不确定性”是中国转轨经济的一个“特征”。但是,有必要对这种“制度特征”进行数量研究:首先确定“制度不确定性”的数理表达,然后寻找相关数据测度制度不确定性,我们设想,可以用单位时间内政府就同一个问题持续性颁布代表不同利益偏好的“政策个数”[14]来表示“制度不确定性”,再用此数据和同一时间内不同组织类型的分布数加以对照,考察它们之间的数量和逻辑关系。这们做的结果,一方面可以发现制度不确定性和不同组织类型演进轨迹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可以藉此通过考察经济增长率和制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组织型态变化之间的关系而了解并确定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