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P192-217

  提要:本文围绕社会学理论中城市社区消失、继存和解放的学术论题,使用广州市三个不同类型社区的问卷资料,通过量化研究讨论了社会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形态的转变。分析结果指出,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的特征是:随着城市化程度和人口流动性的提高,居民的社会支持网逐渐从社区内转移到社区外,导致了居民的社区认同和社区参与减弱,即是说,由居民社会关系构成的自然社区向国家划分的行政社区以外扩散。这个研究结论显示,现行以“属地管理”为基础的社区建设模式能够达到的基层整合效果将越来越减弱。

  关键词:社区论辩;社会支持网;自然社区;行政社区

  二战前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城市化进程迅速展开。城市化和工业化对传统的、自成一体的社区产生了深刻的冲击,也造就了城市新的人际关系和群体、组织结构。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社区的不同类型进行研究,提出三个关于城市社区的基本论题:社区消失、继存和解放(community lost,saved ,liberated )。

  自改革开放后,城市化和工业化也在中国迅速展开,越来越频繁的人口流动和高速成长变化的产业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相对封闭和稳定的城乡社区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2001年前后,中央政府在全国城市推动社区建设工作,这项以投入公共资源来强化“属地管理”的工作使社区这个来自海外的概念为中国公众所认识。这样,社区在中国就获得了与西方学术界不太相同的定义,它是以城市的行政管理或政权建设的基层单位来划分或存在的;而不一定是自然形成的、邻里关系自成一体的居民区,虽然划分会考虑自然形成的社区,但两者不一定重合。那么,这样的城市社区是否也具有社会学定义的社区所具有的要素如人际关系、邻里关系、社区参与和社区团结呢?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对这些社区产生了什么冲击?

  本文的讨论是围绕城市社会学中关于社区的基本论题展开的,意图讨论今天中国城市社区的真实形态与传统中国社会学以及当代西方城市社会学中的社区之间存在的异同点,从中引申出社区建设作为社会转型期一项社会政策所应有的出发点与立足点。我们的分析将根据广州市三个不同类型社区的问卷调查资料,讨论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城市社区的存在状态,以及自然形成的社区与行政划分的社区在居民认知和行动参与层面的关系。

  一、社区的论辩:消失、继存与解放

  在社会学论述中,社区包括四个要素:具体的地理空间、人口、关系丛和社区团结或认同。研究者发现,在一个相对封闭、人口流动性低,内部结构自成一体的社区,人们的社会关系丛和认同往往是和他们所共同居住的特定地理空间相关的,有时甚至能够清晰地划分出相互的边界。这种社区研究结果反复出现,社区中个人的社会关系丛和认同就似乎与特定的地理空间具有必然的联系,换句话说,社区就是邻里关系。这种社区分析在观察一个城市化、工业化程度较低、人口流动性较低的社会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对以特定地域为基础的社会政策分析与实行来说是比较容易操作的。但是,这种社区分析在观察城市化程度和人口流动性较高的后工业化社会时就显得力有不逮。其原因恰恰在于城市化、工业化使人口流动越过了特定地域空间,破坏了稳固的邻里关系,个人的社会关系形态和认同也随之变得更具可变性。滕尼斯(Feinand Tonnies )创造“社区”一词,是把它作为大型现代化社会的对照物——小型的传统社会来使用的。滕尼斯在他的原著中并没有过多强调社区的地域因素和邻里关系,而是详细分析比较了社区和社会的内在基本结构,特别是个人社会关系的特征、组织特征和认同感等方面的差别。在当前的社区分析中,一些社会学者依然强调社区的地域空间因素和邻里关系(Gans,1962:106;Tilly,1973);而另一些社会学者则更注重都市个人的社会关系形态及其认同的变化(Fischer ,1972;Wellman ,1979)。

  在关于社区的论辩中,社区消失论产生最早、影响最大。其主要论点来自齐美尔(Georg Simmel)和沃思(Louis Wirth )。齐美尔认为都市依靠规模庞大和结构复杂的科层组织来运作,城市经常变化的环境和科层化的组织运作改变了都市人的精神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性质特征,大都市人是理性和功利主义的(Simmel ,1950)。沃思提出大都市的三个典型特征是人口多、密度高和异质性强;城市中高度专业化的劳动分工破坏了传统社区共同体的团结,都市人的初级社会关系(primary relationships )是非个人的、短暂和零碎的;他们不是由团结、亲密的邻里或社区连结起来,而是由薄弱、无条理的次级社会关系网连结起来的(Wirth ,1964:70-73)。齐美尔和沃思的观点对北美社会学界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后北美社会学对城市大众社会的论述,以及对城市社会各个侧面和城市社会问题如贫穷、犯罪、迁移等的研究都反映出亲密人际关系与社区支持和团结缺失、社会失序、个人主义泛滥等城市社会特征,从而或多或少地强化了社区消失的论断。

  一些社会学者指出,社区消失论暗示了社会分工和科层化与个人的初级社会连带之间具有某种潜在的负相关。他们认为社会分工和科层化并没有弱化和割断个人的初级社会关系,人类能够在任何社会环境下继承传统同时适应新环境来建构社区。他们在20世纪中期提出了社区继存论。刘易斯(Oscar Lewis )和甘斯对少数族裔聚居区——“都市村庄”(urban village )的研究指出,亲密关系、社区团结和认同依然存在于城市某些地方,大都市的分工专业化和科层化并未破坏这些社区的特质,因此在他们看来社区没有消失,而是继续存在。

  正如韦尔曼指出,社区继存论在批评社区消失论时忘记了社区消失论具有建设性的理论出发点——城市化怎样改变了社区以及个人的亲密关系形态(Wellman ,1979)。社区解放论放弃了社区必定具有某个特定地域范围的限定前提,把社区考察的关注点放在个人和组织的关系联结形态上。他们的研究指出,城市化改变了社区和个人关系的形态,它不再是紧密的、团结的和在空间上固定、重叠的,而是在空间上扩散的、关系的节点少、关系的强度较弱和多元化的,但是它对都市人来说仍然是社会化、获得社会支持和社会资源的重要来源(Fischer ,1982a:257;Wellman ,1990)。换句话说,从个人社会关系丛的角度来看,社区已从具体的地理空间中释放出来。如果社区已经超越了邻里关系的范围,那么社区的边界怎样被识别出来呢?社区解放论者主张以个人社会网的范围来界定社区的范围,正如韦尔曼所主张的:“把社区视为个人关系的网络”(Wellman ,1982:66)。

  二、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城市社区形态

  “社区”这一概念在中国城市社会学的视野中一直都具有清楚的地域含义,其原因与下面的学术分析结论和政治实践相关。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城市都有这样的特点:(1)城市改造的速度较慢,人口的整体迁移较少;(2)在户籍制度和相关供给制度的控制下,城市人口的增长是相对稳定的,个体流动的可能性较小,城市居民的居住地点也相对固定;(3)市场的开放程度较低,个人收入增长的速度较慢,社会阶层的分化与流动可能性较小。这种低流动性的社会特点使许多城市居民家庭两、三代人居住在同一地点或同一所房屋;城市出现许多“都市里的村庄”。1949年以后中国城市基层政权建设的形式是以街道为界、按大致相近的人口规模(1-3万人之间)把城市划分为多个街一级行政区域,由政府的派出机构——街道办组建居委会,负责基层行政管理和政治动员,并根据街居的布局配套设立各种相关行政机构和经济组织,由国家控制的公共资源也通过街居体系传送至基层,这种“属地管理”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同地而居的城市居民的共同利益和社区认同。2000年后中央在全国推动城市社区建设,把原来的基层单一行政管理模式改为居民自治与行政管理相结合的模式,其主要发展思路是由基层政治或行政组织发动和组织属地居民开展参与式的社区治理,而住户之间的关系也通过这些社区活动得以建立和加强。由此可见“,社区”这一概念在学界的视野和基层政治实践的层面都具有明显的居住地域含义。更确切地说,“社区”在社会学分析中指的是以邻里关系为主体的自然社区;而在今天的国家政治实践中指的是城市基层行政辖区,可以指街道辖区或居委会辖区。两者在实际划分时在某种程度上趋向一致,行政社区的地域范围一般比自然社区更大。

  1980年以后中国城市发展的突出特征是城市化和工业化速度加快、城市更新改造加快和人口流动性大大增加,城市居民在收入提高之后能够自主选择和变换居住区,这些变化对过去几十年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行政社区和居民个人的基本社会关系网络结构都产生了显著的冲击。其一是居民的流动使邻里关系断裂,老住宅区出现了许多“空挂户”——住户户籍登记册上记录未变,但实际已人去楼空多年;而在新住宅区里,邻居之间互不相识,居民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支持来源与他们所住区域几乎没有关系。其二是社区人口不断变化,陌生人越来越多,新旧社区的异质性都大大增加,使邻里关系难以重建。

  综上所述,如果说今天的中国城市社区仍然是那种地域分界、邻里关系都比较清晰的、同质的、团结的社区就值得质疑了。20世纪末期的国家体制改革以及城市化和工业化对城市社区的冲击是巨大的。今天,当我们仔细审视城市中个人的基本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支持来源时,不难发现社区其实存在许多差异,而不同区域的个人与社区关系的差异就更显著。

  基于上述中国城市社区的发展特点和城市社会学的一般论题,我们得知邻里关系网络、居民参与以及认同是构成社区现实存在的三个主要因素。而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加快对这些因素有负影响,从而削弱了社区存在的基础。进一步来说,我们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1:在行政社区基础上,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邻里关系在个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重要性减弱。

  假设2:由于邻里关系在个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重要性逐渐减弱,显示自然社区存在的社区特征也在逐渐消失。

  三、数据与测量

  本文使用的资料是2006年1-8月在广州市三个不同类型社区的问卷调查。这三个社区类型分别是:(1)城中村。该区位于广州市东端,据方志记载形成于清朝初期,是一个以三大家族姓氏为主体的自然居住聚落,2002年其行政管理纳入城市体系,改村委会为居委会,但依然保留集体出租土地收益的集体分配方式。由于该村是不久前才以村庄整体的方式纳入城市范围,而且保留了原有的集体分配制度,因此我们在分析中把它作为城市化程度最低、但制度因素影响最强的社区典型。(2)老城居民区。该区位于广州市西部,自清朝中期开始逐渐形成,居民住户之间没有血缘或家族的连带,但居住历史多超过三代。20世纪90年后,基于社区内居民迁出较多,该社区致力推动社区建设以改善人口流动带来的问题,我们在分析中把它作为城市化程度和制度因素影响程度中等的典型社区。(3)商品住宅区。位于广州市西部,由几个大型房地产集团承建的几个新住宅小区组成,从90年代中期第一期商住楼落成至2006年在册住户已超过1000户。这个新落成的住宅区中居民迁入不久,流动性较大,实行小区管理方式。我们在分析中把它视为城市化程度较高、人口流动性大和制度因素影响较弱的典型社区。

  选择这样三个社区分别代表传统的、过渡的和新兴的城市社区类型。在这三个社区以登记住户居民为基础,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各抽取300位居民(18岁以下、80岁以上者剔除)作为问卷调查对象,回收的有效问卷分别267、233和240,回收率分别为89%、78%和80%.问卷的问题涉及三方面内容:个人的社会网分布、对社区的认知和社区活动的参与。本文通过比较三种类型社区在这三方面的数据差异来描述分析不同社区类型的特点、自然社区与行政社区的差别以及城市化所导致的社区的变化。

  (一)自变量——社区类型

  基于数据样本,我们划分了三种类型的城市行政社区:城中村社区、城市老城区和新式的商品房住宅社区。这种划分大致反映了当代中国城市行政社区建设的两种空间逻辑。一是城市现代化。老城市社区包括单位住宅社区,由于城市改造和拆迁、单位体制的解体,商品住宅社区的大量出现,实际上大大改变了原有社区生活的运行机制。二是城市处于一个快速扩张的时期,许多原来的农村地区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形成了“城中村”这样的社区类型。因此我们选取了这三种社区类型作为我们研究的重要变量。在研究中,我们将分两个部分进行比较,一是城中村社区与老城区、商品住宅社区的比较;二是老城区和商品住宅社区的比较。

  (二)中间变量(Intervening Variables)

  社会支持的网络类型和来源。已有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支持网络一方面会受到居民个体特质的影响,包括年龄、性别、教育、收入、社会经济地位等个体性因素(Fischer ,1982b ;Wellman ,1990),同时也受到包括社区类型(蔡禾等,1997;张文宏、阮丹青,1999;张友琴,2001;)、市场化的力量(丘海雄等,1998)、职业结构(张文宏等,1999)、经济生产方式(张其仔,1999)、生活环境和社会文化(曹子玮,2003;王春光,2000)等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使得个体的社会支持网络呈现出差异性。在这里,我们基于城市社区的样本,分析了社会支持网络的两个部分。一是城市行政社区的差异给社区居民支持网络带来怎样的变化;二是这种变化对于地域共同体社区产生了什么影响。在韦尔曼等学者的社区网络研究所表达的亲密性社会关系的基础上,我们选取了“当您情绪低落时想找人谈话,您通常找谁谈?”“当您有金钱方面需求时,您会向谁求助?”“当您遇到婚姻或感情问题时,您通常会找谁谈?”“当您的家庭面临重大事件(如迁移、找工作),您通常会找谁帮忙?”“当您在工作中遇到升降职、调职方面的问题时,您通常会找谁谈?”这五个方面的问题,分别代表了“情绪低落”、“金钱需求”、“婚姻情感”、“家庭重大事件”、“工作问题”五种支持网络类型。被调查者回答每种网络类型中最可能寻找的支持者一人。我们将该支持者与被支持者居住于同一社区之内取值为0,支持者居住于被支持者社区之外的取值为1.本文将邻里关系操作化为社区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络,当社区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络由社区之内转移到了社区之外,则表明邻里关系在个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重要性减弱。我们从假设1可以得到以下推论:

  推论1:在行政社区基础上,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个人的社会支持网络将逐渐从社区之内转移至社区之外。

  (三)因变量

  沃尔多夫将邻里关系与情感划分为态度(attitual )和行为(behavioral)两个部分(Woldoff ,2002)。在本文中我们将把表达态度和行为的两个方面——社区认同和社区参与——作为显示社会学意义上社区特征的两个指标。

  1.社区认同

  社区认同表达了居民对生活于其中的地域社区的意识、理解、爱护和支持(李友梅,2002)。对于社区认同,我们选取了五个问题:“社区建设我也出了一份力”、“参与社区事务是每个社区成员的职责和义务”、“社区组织的活动对我的发展有较大作用”、“我会尽可能参加社区里各种选举活动”、“我很关心报纸和电视对我们社区的报道”进行了量表测量。我们对量表测量结果进行了赋分,“很同意”、“同意”、“一般”、“不同意”、“很不同意”分别计为5-1分。我们进行了因子分析,得到了如表1所示的社区认同因子。出于分析需要,我们将因变量“社区参与”转换为1-100之间的指数。转换的公式为:转换后的因子值=(因子值+B)×A ,其中A =99/(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B =(1/A )-因子最小值(边燕杰、李煜,2001)。

  

  2.社区参与

  我们将社区参与项目(包括社区志愿者活动、社区文娱活动、社区体育健身活动、社区慈善活动、社区教育培训活动等项目)的量表(很经常、经常、一般、不经常、极少)用5-1分进行赋值,之后通过因子分析的方法得出社区参与的因子。

  因此我们从假设2可以得到两个推论:

  推论2:由于个人的社会支持网络逐渐从社区内转移至社区外,居民对于自身所在社区的社区认同程度降低。

  推论3:由于个人的社会支持网络逐渐从社区内转移至社区外,居民对于社区各项活动的参与程度降低。

  (三)控制变量

  1.个体层次变量

  由于个体因素会对社会支持网络、社区认同和社区参与产生影响,我们控制了性别、年龄、教育、配偶情况、政治面貌、收入这些个体层次的变量。(1)性别,男性取值为1,女性取值为0;(2)年龄,在模型中,我们加入年龄的平方项,以捕捉非线性效用(边燕杰、刘勇利,2005);(3)教育水平,包括“没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及中专”、“大专及以上”五项,其中以“没上过学”为参照组;(4)配偶情况,有配偶取值为1,无配偶(包括未婚、离异、丧偶)取值为0;(5)政治面貌,主要以是否党员来划分,党员取值为1,非党员取值为0;(6)收入,这是一个连续变量。在问卷中,依靠被调查的自我填答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