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4期

  内容提要:国庆阅兵是一场壮丽的媒介景观,媒体对其政治意义的塑造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认为,建国60年来国庆阅兵及其媒介呈现的双重变化,既勾勒出中国社会变革和政治发展中每一重大阶段的主要特征,又凸显出中国现代政治传播模式和技术的发展历程。国庆阅兵作为一种盛大庄严的政治仪式,通过仪式性操演实现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将国家信念、民族情感和社会文化汇聚成一种极具影响力的宏大政治秩序,并在变动着的复杂传播过程中,为政治合法性的多重建构提供了广泛而高效的认同。

  60年来,我国举行了13次盛大的国庆阅兵活动。成千上万的士兵、战车和飞机,挟气撼山河之势,以分秒不差、毫厘不失的精确性通过天安门广场。通过各类媒体的大力宣传报道,这些阅兵仪式被塑造成蔚为壮观的“媒介景观”。一以贯之的高昂士气和益发精良的武器装备铸就这道景观的风骨,支撑起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展现着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浩荡潮流,也显示出中国人民在国家建设中取得的辉煌成就。

  这种“媒介景观”作为现代意义的“景观社会”[1]的特产,是一种能够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体文化现象。”[2]因此,建国以来的历次国庆阅兵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标识”,蕴含着多种社会价值和丰富的政治、文化等层面的象征意义。

  这些“标识”的历史性变化,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化建设的过程同构,也及时反应了我国政治传播模式和技术的发展状况。随着“双向的去中心化的”“第二媒介时代”[3]的到来,民众(受众)越发积极地参与到媒介景观的建设中来,与之相应的是参与式民主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同。具有“普天同庆”、“人民节日”色彩的国庆阅兵,也就成为传播、构建和巩固一贯强调人民参与的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方式。同时,在一个全球化和多元化成为普遍共识,政治意识形态又纷争四起的国际背景下,以国家性政治仪式的面貌出现的国庆阅兵,提高了激烈竞争中的国家地位、宣扬了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也表达出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同时,也为我们考察和反思中国在“市场驱动的多频道(multi -channel )世界“[4]中所持的政治传播的基本模式、应用策略和发展理念,提供了一组意义丰富、影响深远的典型案例。

  一、国庆阅兵六十年:媒介景观的历史变迁

  在实践意义上,仪式与传播之间有着古老而密切的联系,两者在信息流通和关系建构等方面具有形式和内容上的共通性。这种“异质同构”

  一方面使得影视等具有戏剧性和多元表达方式的媒介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的仪式”[5],另一方面,也使得政治仪式作为承载和表现丰富的政治信息的重要载体,被视作政治传播的一种非常规的,但极为有效的方式。[6]就理论发展而言,随着近半个世纪以来,符号学和文化研究的兴起,以及两者对社会学和新闻传播学的巨大冲击,原为人类学核心主题的仪式进入了传播学的视野。

  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仪式是一种“有组织、有意义的符号象征体系”[7].传播学者凯瑞则指出:“研究传播就是为了考察各种有意义的符号形态被创造、理解和使用这一实实在在的社会过程。”[8]戴扬和卡茨曾立足于电视传播学的研究,将通过电视播放出来的盛大仪式视作一种“电视仪式”,“以仪式人类学的理论来阐释大众传播过程”。[9]这一理论尝试对传播学中的仪式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就本文主要关注的中国国庆阅兵而言,60年来的发展主要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在此择选其中4个年份的一些基本数据以作基本比较,参见表1[10].

  1949年至1959年的连续十一次国庆阅兵是第一阶段(毛泽东时期),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在内忧外患不断的环境中,盛大的阅兵仪式鼓舞了全国人民维护和巩固新生政权的信心和勇气。

  1984年国庆阅兵是第二阶段(邓小平时期),这是25年来的首次阅兵,展现出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的建设成就。

  1999年建国50年国庆阅兵是第三阶段(江泽民时期),改革开放20年来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举世瞩目的国庆阅兵表现出国家实力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显著提升。2009年国庆阅兵是第四个阶段(胡锦涛时期),庆祝改革开放30年,奥运圣火熄灭不久,以及世博会举行在即,成为这一阶段的社会背景。值此之际,举行建国60周年阅兵仪式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这次阅兵是我们党执政能力和综合国力的充分展示,对于进一步坚信党的领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第二,这次阅兵是对我军现代化建设伟大成就的全面检阅,对于彰显我军有效履行历史使命能力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第三,这次阅兵是振奋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的重大举措,对于鼓舞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开创美好未来具有深远历史意义”。[11]

  60年来中国的社会政治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一次国庆阅兵都在媒体的高度关注中成为一道展示国力、振奋民意的媒介景观。随着历史的变迁,这一景观60年来的规模和呈现方式也都产生了显著的差别,如表2所示。

  

  从表1可以直观地看出,国庆阅兵作为媒体制造出的社会景观,“制造者”的身份越发多元化和广泛化,这就意味着它们所主导的“政治传播”必然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国庆阅兵作为政治传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时机,既反映了社会受众(大众传播的受众主体)对国家发布的政治信息的接受和获取,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信息作出回应和反馈。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互动多元”的政治传播模式在国家、媒介和受众之间构建起更为复杂和密切的信息交流方式。进而,中国国庆阅兵的政治传播模式的历史变迁,与中国的社会进步和政治发展以何种方式、在何种意义上产生了怎样的关联,就成为一个值得关注也亟待回答的重要问题。

  二、媒介景观的影响方式:政治仪式的操演与多维传播

  媒介景观的政治意义必须通过其影响力的发布得以实现,这实际上反映的是各种媒介在政治传播中所具有的表现力。国庆阅兵作为政治信息的集散地,为多种媒介的传播活动搭建了发布平台。按照介质的不同,政治传播主要在三种不同的维度中进行:一是仪式内部的人际传播,二是仪式本身作为媒介的组织传播,三是以各类媒体为主的大众传播。在这些不同方式的政治传播中,阅兵的整个操演过程成为政治信息制造和供给的生产流水线。

  “政治仪式向来都是一种极为有效的规训国民身体的方式,它能够通过一系列经过特殊编排的操演程序将身体装扮成政治生活中的视觉代码。”[20]对于国庆阅兵而言具有更多的意义,“操演”既包括军事意义上的“操练”,彰显出身体层面上的“控制”或“规训”,又包括庆典和戏剧意义上的“表演”,隐含着情感层面上的“流露”或“表达”。同时,“操演”作为一种行动,在实践层面上具有建构某种“范式”或“模式”的倾向,主要以“仪式化”的形式展露出来,经过大众传播被广为学习和模仿。仪式操演的三种表现,将政治信息直接糅合在各种媒介之中,而政治传播作为这些信息的销售商,采用了不同的营销渠道和技术。

  人际传播是最为古老的政治传播方式,其影响力主要通过人际关系的建构而发挥出来。在国庆阅兵中,人际传播的主要关系方是阅兵首领和受阅士兵。阅兵式是首长“看”士兵,分列式是士兵“看”首长,两者在不同的时间序列中以不同方向经过同一空间。在这种时空变动中,两种角色通过交错行动界定了彼此的政治关系。

  由首长发出、士兵接受的简单政治信号(挥手致意、呼喊口号和注目礼等),在一种“多数人观看经过挑选的极少数精英”[21]的“单视”中,被转换成丰富的政治信息(权威信仰、政治忠诚等)。通过受阅这一行动,士兵们之间在身份和认知上达成了同意和统一。分毫不差的时空限制要求士兵们在静止和行动中都必须彼此观察,并通过在方队前引导的标兵和方队中的排头兵核准自身的位置。这种存在于一个身份统一体中的、单对单的互视和调校,使得具有多种社会和政治身份的个体士兵之间的差异性被一种内生的自发性约束降至最低点。于是,包含着权力和合法性的政治信息在这些个体中不会遭受任何异质媒介的阻滞,信息流的畅通意味着权力和合法性能量实现了无消耗传导,直接结果是提高了权力宣展的力度和合法性建构的效度。

  政治信息在人际传播中虽然作用明显,但作用范畴有限。国庆阅兵作为一种国家行为,党和政府在其中成为更加重要的传播媒介,这一渠道的主要目的是政治动员。在阅兵仪式的整个操演过程中,组织媒介的存在往往是隐性的,它直接借用仪式本身充当介质。彼得。伯克认为,仪式是一种“文字、形象、情节和音乐混成一体”的“多媒体的表现形式。”[22]阅兵仪式集合多种表意元素进行信息传播的主要诉求点落在时、空、人、物等多个方面。限于篇幅,在此我们仅论及国庆阅兵借助时间和空间进行的政治传播。

  在时间意义上,国庆阅兵既借助“国庆”重复了“国家时刻”,又借助“阅兵”重复了“军队时刻”。“时间差别被抹平,‘真正的’、‘真实的’同一个现实,每年[次]都被揭示出来”[23],参与者和观众被带入权力及其合法性建构的历史性体验中。在空间意义上,正如勒菲弗所言:“空间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24]天安门广场的建筑群落作为“类大众媒介”,“在联系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统一社会思想等方面,也会遵循一些大众媒介的规律”[25].数百年来,其“空间形态逐渐由封闭走向开放”[26],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实践”[27],从“述说”帝王权力[28]演变为“述说”人民权力。

  大众媒体是国庆阅兵的主要传播者,它们以各自的传播方式将政治信息发布至整个国家乃至世界中。在第一阶段的11次国庆阅兵中,纸质媒体(报刊为主、书籍极少)和声音媒体(广播)成为政治信息发布的主要平台(还有少量的阅兵纪录片等影像资料)。报刊是最为古老的大众传媒之一,具有“作为展示和操纵的力量”[29],能够为党和政府赢得人民的忠诚和信仰[30].广播媒体的传播方式主要是“声音”,“在为行为编程时,声音总是占据重要地位”[31].“音位学”的发展更将声音与语义结合在一起,以挟文字之威的听觉冲击,塑造出一种具有感染力和渗透性的政治想象。在1949年国庆阅兵的广播直播中,播音员的充满感染力的声音将所有受众(听众)带入一种能够直接而深切地体验建国壮举的政治空间内,同时,广播稿以一种语词之力激起了人民有关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想象。

  从1984年建国35周年庆典开始,电视成为阅兵仪式的重要传播方式。壮观的媒介景观通过屏幕锁住了观众的屏幕遥控器,从而在那一时刻“遥控”了对整个社会空间的政治文化教育。随着拍摄技术的发展,电视传播的政治信息含量得到了显著提高。1999年国庆阅兵前后,相关电视节目的录制量远超1984年,不再是单纯通过现场直播营造观众的在场感,而是以一种具有持续性和全方面的仪式过程呈现,将与政治生活有关的一切内容有系统地输送至全国乃至全世界。[32]

  虽然在1999年国庆阅兵时,中国的互联网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但经过短短十年时间,中国网民规模从不到1000万人剧升至2198亿人,在各项网络应用中,网络新闻的使用率最高,达到7815%,覆盖网民2134亿人。对重大事件,例如奥运会的报道,使网络媒体站到了主流媒体行列。[33]从2009年2月开始,有关建国60周年国庆阅兵的网络报道就一直呈现高速发展的态势,而4月的海上大阅兵也受到了高度关注。网络传播的诞生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变革了媒介景观的呈现方式,但并没有动摇这一景观所具有的深刻内含。正如麦克卢汉所言,“技术是人的肢体和感官的延伸”[34],“新”技术面对的仍然是保持着一定稳定性的“旧”人。因此,互联网的发展在阅兵仪式的媒介景观塑造上并没有起到任何颠覆性影响。这与60年来有关国庆阅兵的良好历史记忆,以及阅兵仪式背后的政治价值观念主要建基于国家和民族情感之上有着最为紧密的关联,使其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保持了相当一致的向心力。简单来说,这种向心力便是媒介景观的呈现技术和社会环境变动之间的适应性。

  三、媒介景观的影响范畴:社会环境的变化与政治传播的适应性

  在国庆阅兵这一媒介景观的历史呈现中,由各种传播方式主导的影响范畴并不是静态的、有限的,而是呈现出动态调整、逐步扩展的趋势。

  这一趋势的基本背景是60年来中国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我们在此截取其中文化、政制和事件三个层面的子环境来探讨这一趋势。

  “文化”能够担当社会环境之职的资格首先来自于它与“社会”的同构性:两者“不过是同一现象的不同的抽象”[35];其次来自于文化在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容量和深度,表现为“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36],即“政治文化”。“政制”环境为政治仪式提供了更具约束力和针对性的要求,作为一种“政治体制”(political system),它是具有独立性和适应性的政治系统,各类政治象征被转化为一组携带政治信息的输入单元,政治仪式则是接受和处理这些信息的机制或方式。作为一种“政治制度”(politicalinstitutions),“政制”主要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等国家和社会的各项政治架构及其制度,其影响主要集中在各种政治组织与政治仪式之间的关系上。“事件”一词从基本意义上而言具有空间意义(环境和状况[37]),时间意义(发生过程及其结果[38]),以及实践意义(特殊策略的行动)。将政治仪式置于一种事件环境中予以分析,既能够根据事件所具有的时空属性确定政治仪式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具体位置;又能够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把握政治仪式的目标与意义。

  1、从封闭到开放

  建国伊始缺乏较为稳定和统摄力的文化系统,因此,塑造具有高度凝聚力和象征意义的政治符号就成为一项重要而及时的工作,轰轰烈烈的国庆阅兵就成为这些符号的制造厂和展览馆。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方针下,文化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一种开放、多元而自信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环境基本成型。在阅兵仪式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展示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坚强决心和强大力量”[39],既是国家和民族的力量和信心的表现,也是一个国家政治文化中的最强音。简而言之,60年来文化环境“从封闭走向开放”,在此大势中,政治文化从纯粹的意识形态走向世俗化,从从属型走向参与型,从依附型走向自主型。[40]

  “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趋势也体现在大众媒介的发展之中。建国至文革前夕,我国大众媒介的主要任务是“利用报纸、广播,面对社会大众,向他们灌输社会主义的理想”。[41]在改革开放将国家建设的重心放到经济发展上之后,大众媒介的重要任务就转变为“加速经济发展所需的社会转变,使这个长期、缓慢的过程变得容易些、特别是加速和顺利进行全国人力资源的动员”[42].就此而言,中国大众媒介的发展顺利完成了这种转变,在文化环境的变动中反作用于一个良好文化环境的建设,与社会发展的趋势保持了高度的一体化。最后,也要警惕传媒发展将开放性演变为一种“无责漫谈”[43],甚至在“传媒消费主义”的盛行中破坏民众之间正常有序的社会关系,“导致交往方式的异化”[44].

  2、从集权到民主

  60年来中国政制环境的主要变化是不断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1949年建立起具有联合政府性质的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当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阅兵仪式的7位正副国家主席中,有3位是民主人士。文革后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大力改革政治体制,通过“党政分开”、“权力下放”和“精简机构”等政策全面弥补建国以来“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45]的缺陷,1984年建国35周年阅兵后实行裁军100万的政策在军队建设层面上体现了这一政制变革的重要动向。中共十四大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放在“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上[46],江泽民在任内主要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47],为中国式民主建立法律精神和法制体系。胡锦涛则在中共十七大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48],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等重要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