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1966~1976年中西政治传播之差异

  摘要:1966-1976年间,中国传媒由普通的新闻舆论工具发展为单一的阶级斗争工具,而西方传媒则加强了对社会环境的监测,如美国“丑闻揭露运动”开始复活。因而,此一阶段,中西政治传播差异明显,在监督政治方面表现迥异。本文从中西不同的政治监督传统、对新闻自由的理解差异出发,对此进行解释。在比较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中国可以得到以下两点启示:通过大众传播监督政治、赋予传媒相对的对立性。

  关键词:监督政治/传统/新闻自由/独立性

  缘起

  无论中西,“政治”一词都源远流长。在中国,上古典章文献的汇编——《尚书》中就出现过“政治”一词,曰:“道恰政治,泽润生民”。在西方,则可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其传世名著《政治学》中,说“人是政治的动物”。那什么是政治呢?简单地说,就是治理国家的事务和活动。

  传播和政治,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有论者认为“政治是传播的主神经,传播是政治的控制器。”「1」在政治传播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政治进行监督。现代政治的理论和实践都表明:权力离不开制约,政治离不开监督。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会被滥用,没有监督的政治必然会走向腐败。中国的媒体被称之为“喉舌”,主要是推行政治、宣达政令,在监督政治方面作为不够。而西方的媒体则是和行政、立法、司法并立的“第四权力”,在监督政治、制衡权力上表现突出。

  在1966-1976年间,二者的差异非常明显。本文选定这一时间段进行比较出于以下考虑:中国当时正处于十年浩劫之中;而西方如美国,也爆发了越南战争、黑人民权运动等一系列事件;即二者都处于动荡的社会环境中。但其时中西传媒的表现却迥异,中国传媒的性质发生了畸变,它由普通的新闻舆论工具发展为单一的阶级斗争工具;而西方传媒则加强了对社会环境的监测,尤其是在美国,“丑闻揭露运动”开始复活。这一现象值得深究。因此有必要通过回顾典型史实,追根溯源地对其进行分析;同时在比较中尝试总结出几点启示。

  一、回顾:中西传媒在监督政治中的典型史实比较

  巴甫洛夫曾说过:“鸟的翅膀无论多么完善,如果不依靠空气支持,就决不能使鸟体上升。事实就是科学家的空气。没有事实,你就永远不能飞腾起来;没有事实,你们的‘理论’就是枉费心机。”这说明一切科学研究都离不开事实、离不开资料,新闻史的比较同样如此。限于史料,关于西方传媒,本文选定美国传媒为代表,以广为人知的“水门事件”和“五角大楼泄密事件”为例;关于中国传媒,本文从以真实介绍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己任、影响颇大的《炎黄春秋》上摘取了两则史实——对“花生夜间开花”的虚假报道和对毛主席晚年健康状况的隐瞒。

  (一)中国传媒:监督政治中作为不够

  1、对“花生夜间开花”的虚假报道

  1970年前后,学毛著在全国已进入高潮,从地方到中央所有的报刊、广播电台等,每天都连篇累牍地发表各地工农兵活学活用毛著的心得体会和“动人事迹”。“植物开花受阳光支配”这一观点,本是公认的普通常识;但在此背景下,传媒却颠倒黑白,蜂拥对“花生夜间开花”进行报道。在“四人帮”的指使下,《人民日报》上率先刊登山东花生大王姚士昌学毛著、夺高产的先进事迹。大标题《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打开了花生增产的秘密》赫然醒目,文章很长,几乎占了一整版;还配发了编者按,高度评价农民科学家姚士昌活学活用毛著,通过长期理论实践,终于发现“花生夜间开花的真理”,揭开了科学家们过去一直未解开的秘密,是花生研究领域里的重大突破。这篇文章的震撼力很大,全国所有报纸一律全文转载。随后,《解放日报》、《大众日报》、《北京日报》等报纸,均争先恐后地发表姚士昌活学活用的各项心得体会,掀起了一个宣传他的热潮,声势浩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周报》(英文版)也不甘落后,迅速将姚士昌活学活用、发现“花生夜间开花”一事视为“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成果,列为重要新闻,用英语向海外广泛传播。这些虚假报道不仅扰乱了国内的科研事业,还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国家形象——英国皇家学会曾致函我国外交学会,要求中方提供“夜间开花”的花生种子,给我国造成被动,严重损害了我国科研事业的国际声誉,对外产生了极坏的政治影响。「2」

  2、对毛主席晚年健康状况的隐瞒

  俄罗斯的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在论述前苏联领导人的健康状况和政权关系时曾如是说,“当得病的不仅是领导人,而且是社会的时候,这是情况就更为危险。为了把国家从病态的经济中振兴起来,这个国家需要有一个具有巨大智慧、坚强意志、强壮体魄和健全神经的人来领导。不然的话,这个社会和领导人自己的疾病进一步发展。”「3」的确,在当时动荡的中国社会中,最高领导人的健康信息对社会来说至关重要;而我们的传媒却隐瞒了真相,欺骗了公众。晚年毛泽东长期被慢性肺炎折磨,心脏患病,1976年5月、6月、9月曾连续三次发生心肌梗塞。在他与死神搏斗期间,报刊广播的新闻里,却千篇一律地称呼毛泽东“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说:“当时,‘文革’进入第四年,毛主席被无数‘万寿无疆’、‘神采奕奕’、‘满面红光’的颂词所神化,事实上他的健康状况并非如此,而被严格保密,不要说广大群众,就是高级干部也很难知道。但他毕竟是76岁高龄的老人了,加上大权独揽,日理万机。平常又过分自信,不愿请医生看病。因而多种疾病逐渐缠身……。”1975年除到1976年初,毛主席的肺心病加重了,不能起来,成了半瘫的老人,不能进食,全靠医生给鼻饲,说话很困难,也说不清楚。连他自己也多次意味深长地对张玉凤说“我是供别人展览的偶像。”这对当时中国的负面影响有多大?历史已经回答了。「4」

  (二)西方传媒:在政治监督中表现突出

  进入20世纪60、70年代,“丑闻揭露运动”在美国复活。1965年,一家不出名的旧金山月刊《壁垒》在7月号上刊登了一篇有关越南问题的文章,将华盛顿越南政策的幕后暴露无遗,随后又揭露了中央情报局插手全国学生协会的事实,引起公众的抗议,其发行量由4000份猛增加到25万份。这一运动中,最有名的是“水门事件”和“五角大楼文件泄密事件”,二者都在美国新闻史上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1、“水门事件”

  1972年6月17日,五个窃贼闯入美国华盛顿水门饭店的民主党总部,企图把窃听器安装在电话上,在逃走时被捕。当时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正在竞选,很少有人注意此事与白宫有关。《华盛顿邮报》根据在警察局里获得的一些重要细节,按图索骥,两名年轻的记者罗伯特·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坚持不懈,冒着相当大的危险,每天工作12——15个小时,一星期工作7天,4个月内采访1000多人,前后报道达2年,最终揭开内幕,矛头直指白宫和尼克松本人。这一利用总统权力践踏民主的特大政治丑闻引起巨大震动,其他媒介也加强了报道。1974年8月9日,《华盛顿邮报》用将近两寸半特大字号的通栏标题,宣布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总统辞职的消息。“水门事件”的成功报道使该报获得了1973年普利策公共服务奖。「5」

  2、“五角大楼文件泄密事件”

  美国政府在越战初期就采取蒙蔽、欺骗公众的行径以获取人们对越战的支持,以后这些手段更是成了政府的家常便饭。1971年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送了长达1小时题为《五角大楼的出卖》的节目,揭露了国防部宣传机器的内幕,被认为代表了最好的揭露丑闻的传统。从1971年6月13日起,《纽约时报》开始系统披露一份揭露美国越战内幕的绝密文件,这是由一名颇有正义感的国防部官员丹尼尔·艾尔斯伯格透露给外界的。该文件是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命人准备的,7000页,共250万字,涉及卷入印度支那战争20多年来的全部情况,足以说明美国政府的错误、愚蠢和虚伪。6月15日,纽约联邦南区法院根据政府要求颁布临时限制令,禁止《纽约时报》继续刊登五角大楼的机密文件。司法部长米切尔的理由是该文件的发布会影响国防安全和国家利益。而《纽约时报》认为:首先,在非战争时期,任何人无权事先约束消息的公布,即使该消息公布后,触犯了法律,也只能事后裁决,事先限制新闻的行为是对宪法第一修正案和民族利益接践踏;其次,这些文件被列为机密,不是由于国家安全的原因,而是由于政府担心文件公之与众后,有碍自身形象。这一事件轰动了美国和世界。1971年6月30日,最高法院以六比三给出裁决,报界有权公布历史记录,不管这些记录是否印有“绝密”标记,《纽约时报》最终取得了胜利。「6」

  二、分析:中西传媒为何在监督政治中表现迥异?

  中西传媒在监督政治中为何表现迥异?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过关键在于不同的政治监督传统以及对新闻自由认识的差异。

  首先是中西不同的政治监督传统,这是最主要的因素。中国历史上的政权都是高度家庭化的,国君犹如家长,官吏犹如家仆,民众犹如家庭奴婢,缺乏产生监督政治传统的土壤。在西方,社会对国家权力的怀疑态度、进行监督和控制的愿望和要求,则可以溯源到古希腊。以下将是对此的具体分析。

  (-)中国:历史上政治监督传统的缺乏「7」

  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在诞生时,不是以地域关系取代血缘关系,而是利用血缘关系来统治有关部族。夏商周三代,国家结构实际上为部族结构。宗法制和分封制,使部族中的血缘关系政治化。所以,“天子立国,诸侯建家,卿置侧室”(《尚书。伊训》):“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诗经。大雅。板》)。“尊祖敬宗”是统治者维系政治关系的基本武器。因此,中国的政治制度一诞生,就具有家国一体化的特征。秦始皇统一后,政治结构由宗族式变为家族式,政治制度也随之变为“家天下”式的制度。此后历朝历代,虽然屡有更易,但“家天下”的本质始终不改。这衍生了以下两个产物。

  1、“伦理治国”的传统

  中国从先秦起,就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诗经。大雅。板》),即所谓“以礼治国”。秦王朝试图以刑罚规范取代礼仪规范,但很快便失败了。此后的西汉王朝,重新祭起了“礼”这面大旗。“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记·曲礼上》)魏晋以后,强调以孝治天下,在家为孝便是在国为忠,忠孝一体化;一直到明清,忠孝合一成为中国政治制度牢不可破的内容之一。近代,不少立志救国的仁人志士都深刻认识到这一点,陈独秀曾说:“忠、孝者,宗法社会封建时代之道德,半开化东洋民族一贯之精神也。”「8」

  2、“父子关系”的延伸

  在传统的政治行为规范上,君臣关系、官民关系,都犹如父子关系。早在先秦,统治者就被喻为民之父母。“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尚书·洪范》)。先秦时期,君主的权力还不是特别大。所以,孟子曾言“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但是秦朝以后,随着君主专制的加强,“君”和“官”就有了对“臣”和“民”的绝对支配权,天下成为皇帝的私产。汉人认为:“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为皇天子,下为黎庶父母,为天牧养元元”(《汉书》卷72《鲍宣传》)。从此,“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并形成了一整套“文死谏,武死战”,百姓尽力奉上的行为规范。对此,黑格尔曾精辟地论述道:“中国纯粹建筑在这样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人格,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独立的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9」

  (二)西方:政治监督理论随社会变迁不断发展

  西方的政治监督理论是对一个国家和政府、政党的权力统治进行有效监督以确保权力不被滥用的理论。它是在西方社会变迁中不断得到发展的。

  1、发轫于古希腊

  西方政治监督理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政治监督理论的基础之一是法治,这一思想的萌芽在柏拉图《法律篇》那里就得到阐发,“服从法律的统治”是柏拉图法治观的核心。柏拉图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10」

  2、准备于中世纪

  中世纪西欧的基督教社会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二元化的政教关系——“政权”和“教权”各自独立、互相制约,形成相对稳定的控制领域。由基督教信仰所衍生出的“原罪说”,为发韧于古希腊的政治监督思想做了理论准备。“原罪说”由中世纪著名神学理论家奥古斯丁首先提出,后经托马斯·阿奎那系统阐述,成为西方政治文化的重要理念。它表明,人都是有原罪的,即使贵为帝王,也与普通人一样并非人间神明,也不是完善的圣人。原罪说对人类“人性原罪”的预设必然会导致“权力原罪”:权力能给人带来权力以外的很多东西:地位、财富和其它;因而人生来就有对权力的贪欲和滥用权力的倾向。霍布斯就认为,“持续的和孜孜不倦的对权力的要求,是整个人类的共同欲望。”「11」在中世纪,基督教一直作为政府的对立物,客观上承担着监督、限制、控制、制约世俗国家权力的功能。这种政教关系与近代的宪法思想有着明显的历史联系。直到18世纪,美国宪法的制定者还说:“政府本身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内在的控制了。”「12」

  3、形成于近代

  在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时期,政治监督的系统理论开始正式形成。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辩护人——洛克,认为对个人自由权利的最大危害是政治权力的滥用,因此政治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法治社会中的政治权力应当是有限的、分立的和负责的。他将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并视立法权为至上的权力。孟德斯鸠在此基础上对三权分立学说进行了更系统的阐述。他认为国家权力的目的应该是保护政治自由,政治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但是,要实现政治自由,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孟德斯鸠认为自由只能在“国家的权力不被滥用的时候才存在。……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3」因此,他还对政治监督作了制度化的设计,派生出了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并强调三权之间相互制衡的重要性。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成为西方政治监督理论的蓝本。

  其次,中西对新闻自由的认识差异,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一般而言,新闻自由包括出版(报刊)自由、报道自由和言论(批评和议政)的自由。

  (一)西方对新闻自由的认识

  在西方,新闻自由最早表述为“出版自由”。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出版自由”口号的是英国伟大的诗人、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政论家约翰。弥尔顿。他的《论出版自由》于18世纪在英法美流传广泛,影响日益扩大,至今仍被认为是经典论述。英国另一位杰出的出版自由战士约翰。利尔本所领导的平均派,于1649年发布的新《人民公约》中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反复强调出版自由的重要性。西方自由理论创始人之一约翰。洛克在思想言论自由方面也提出不少有见地的观点。在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全面发展时期,英国哲学家、政治思想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汇集欧洲思想启蒙的精华,写下了《论自由》一书,该书被认为是世界新闻史上为自由主义辩护并进行充分论证的经典作品,全面论述了封建专制的严重危害,以及言论思想自由与个性解放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不仅在理论上有着深远的渊源,西方还以法律的形式确定新闻自由。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第10条明确规定:“任何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即使是宗教上的意见——而不受打击,只要他的言论不扰乱法定的公共秩序。”第11条进一步规定:“思想和见解的自由交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除非根据法律决定的情形而必须为这项自由的滥用负责,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美国《权利法案》第1条(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之法律:(一)确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二)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自由。(三)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伸冤之权。”这对西方的新闻事业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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