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时滞、制度博弈与信任赤字

——以当下人事档案制度的病变为研究对象

  原载《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5期

  [摘要]中国社会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大转型的时代,公共政策的变革都必须从转轨语境和中国国情出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共领域的扩大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当下人事档案制度已无法适应时代转型和社会进步的要求,政策时滞引发的制度博弈不可避免。“弃档死档”、“人档脱节”、“人质档案”、“档案克隆”、“注水档案”现象的普遍存在以及各种档案官司的出现,有力地昭示着“人事档案制度的黄昏”已经到来。“说起来重要,排起来次要,用起来需要,忙起来不要”的“体制阑尾”和“制度鸡肋”正在拷问着这项公共人事制度的未来。在从“单位人”向“社会人”嬗变的过程中,人事档案制度成为了除户籍制度之外的又一个“人才壁垒”。公共政策的时代张力和信任赤字表明,人事档案制度改革必定沿着契约化、电子化、社会化、法制化的轨道前行。

  [关键词]政策时滞;制度博弈;信任赤字;人事档案制度。

  人事档案是国家机构、社会组织活动中形成的记录和反映人员经历、德才水平和工作表现的,保存备查的文字、表格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原始记录。人事档案制度自20世纪50年代产生以来,作为一项常规性的公共政策工具对中国的信用建设、干部管理、国家安全、福利分配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制度性贡献。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加快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纵深推进,传统人事档案制度的身份性和体制性弊端显露无遗,“死档弃档”、“虚假档案”、“人质档案”、“人档脱节”、“档案克隆”等现象日益增多,二元化人事体制结构所形成的“人才壁垒”、“单位封闭”、“制度交易”、“身份阻隔”等负功能愈加显现,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人事档案已经沦为“鸡肋”——食之无味却弃之可惜,制度性生存愈发尴尬。

  一、单位制的式微与人事档案制度的黄昏

  1949年以来,中国为了利用有限的资源推进现代化建设并同时实现高度的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实行了严格的“单位制”。国家是人们赖以生存的资源垄断者,国家整合民众是通过单位实现的,多数的政治调解在基层单位发生。生活在单位制下的人,基本上是以单位作为其生存的原点,生活所需的一切资源,只能在单位中才能得以满足。在单位之外,几乎不存在满足人的资源需求机制和领域,个人命运只能和单位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对于“单位人”来说,单位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是生活福利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来源。单位制通过资源垄断和空间封闭实现了单位成员对单位的高度依附,造就了单位人的依赖性人格。单位作为“小福利国家”,向单位人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福利保障。不仅工资收入来自单位,而且诸如住房、副食品补贴、退休金、救济金、医疗保障等等都来自于单位。一个人进入单位,单位就有代表国家对其生老病死“吃、喝、拉、撒”负责的无限义务。单位不仅控制着经济资源,还掌握着政治资源、社会资源。单位是个人社会地位和身份合法性的界定者,单位为个人提供职业和社会角色,并确定其适当的社会地位;单位能满足个人生活上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诸多需求;单位为个人提供岗位培训、出国进修等接受教育的机会;单位还为个人安排退休生活和解决养老问题。在单位制年代,单位构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微型社会,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在单位内就能满足,单位人的生活空间被限制在一个十分狭小的范围内。一方面单位通过提供各种福利设施如学校、医院、食堂、浴室等,满足单位成员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单位人对单位的依附性,使得人们的生存完全依赖于国家这个唯一的资源垄断者,并因此不得不接受和适应国家规定和倡导的某种特定的生存格局,不得不在单位这一狭小天地里工作和生活,而且由于单位人的社会地位、工作性质、经济待遇、生活方式乃至受教育程度等都与单位紧密相关,单位人员朝夕相处,单位内部自给自足,大大降低了人们在单位之外交往的可能性,单位内部交际往往比外部更有“共同语言”。计划经济条件下所实行的永久性就业制度、户籍制度所构建的严格的城乡壁垒以及“单位主权”所导致的单位人横向流动的高额成本等制度因素,也使得单位人的社会流动变得十分困难。由于一系列相关制度的刚性作用,单位人自由进出单位的社会流动得到严格控制,离开单位、放弃单位人的身份,就意味着丧失了一切。另外,单位人所特有“单位情结”更加强化了单位人将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局限在单位内的封闭心态。人们归属的单位的性质、级别及控制资源的能力好坏,实际上成为单位人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的标识。在单位制存在的前提下,个人没有选择和改变的可能,因此人人都尽力想进入一个好单位以终其一生,单位成了单位人生命历程中的起点和终点。单位所提供的种种资源保障和组织关怀以及单位生活的情感归属,使单位内部形成了一种家庭化的群体氛围。单位通过垄断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形成了一个封闭性的特定场域,没有自由流动的资源,缺乏自由流动的空间。同时,权威的单位“组织意见”实行对每一个单位人的话语诊疗,以弥合个人与单位乃至国家的思想裂痕,这种治疗性话语反映了阶级政治和单位政治透过人事档案对个体的绝对控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发展的变化,所有制结构也出现重大变化,社会流动越来越频繁,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取代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些都使得“单位制”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在生活中人们对单位的传统观念已经逐渐地改变,单位已不再是唯一选项。单位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单位了,单位制存在的前提条件不断丧失。改革以前,我国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确保了把所有的职工都纳入单位制之中。改革以后,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崛起而形成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格局和公有制产权的明晰化,使得国家用指令性计划配置所有资源的局面一去不复返。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得体制外出现了自由流动资源,从城市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实际上是原来由国家直接控制的社会资源已经走向了向社会发散和转移的过程。随着体制外新型经济运行机制的形成与发展,市场机制逐步向体制内渗透,最终必然冲击、消融僵化的旧体制。而面对市场,无论什么等级的单位组织,都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和市场规则。单位依附于国家、个人依附于单位的传统生存格局势必发生较大程度的变迁。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使“单位制”的运行基础明显发生了改变,逐步过渡到“后单位制时代”,并产生了以下的后果:

  第一,单位对个人政治调控的功能日渐弱化,专业功能逐渐加强。单位具有一种强大的政治动员和政治控制能力。单位社会在理论上是一个人人身份平等的消灭私有制的社会,然而实际上却是一个在平均主义掩盖下按身份高低获取社会资源的金字塔型社会。政治对经济生活的超强干预,使得机构重迭、人浮于事成为单位社会的一大顽症。单位是个人社会地位和身份合法性的界定者,没有单位出具的证明,就不能登记结婚或申请离婚,就不能外出旅行,不能购买飞机票乃至投宿住店。单位还掌握着个人档案,内容包括个人身份的所有记录,以及个人的全部业绩与污点。只要单位控制档案不放,任何人都无法改变自己的单位归属。即使改变了单位归属,人们也无法割断同档案所记录的个人历史的关系而获得全新的社会身份。单位依附性的生存格局不可避免地把单位纳入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化(“革命化”)的生活模式当中。单位的行政化和国家对社会资源的垄断给单位人的生活烙上鲜明的政治化色彩。而在单位制度中,所谓“政治觉悟”等等又是个人获取各种稀缺的社会流动机会的重要决定因素。这种制度约束与价值导向不能不使单位人在生活上谨小慎微,放弃任何个性化的生活选择,放弃任何自主意见的表达,学会按照能够为意识形态与社会环境所接受的方式去生活。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地深入,单位的纵向行政隶属关系渐渐被取消,行政功能衰减,非行政化趋向明显。单位对个人的约束和控制能力以及单位自身的内在整合功能日趋衰弱,其政治调控功能逐渐弱化。另一方面,在效益原则和市场导向的推动下,企业的改组、租赁、转向、兼并、破产等机制的运行,强化了企业专业化规范化的趋向。事业单位也正按照专业职能的要求进行撤并方式的调整。同时,大量的不带行政色彩的民营企事业单位也应运而生。单位实际上正转变为功能单一的独立利益主体,正在恢复其应有的专业功能。

  第二,社会流动性加剧,单位人的身份意识日渐式微。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流通体制、劳动人事、社会保障、户籍制度的改革,我国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活动空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大一统”的生产局面被打破了,农民率先获得选择工作场所等方方面面的自由,出现了不少流离于乡村组织之外的进城农民工。把土地作为生存技术和生存保障的农民已经开始大量流入城市,出现了全国规模的“民工潮”,僵硬的城乡二元格局出现了松动。在单位之间,职员流动也已司空见惯,出现了大量国有企业职工流入外资企业,大量内陆省份人才流入沿海城市,单位几乎不再有任何措施可以严格限制人员的流动。地域的鸿沟已经很不明显,单位人融入社会的状态愈加明朗化。随着对单位的依赖性减弱,单位所扮演的角色也渐渐地发生了变化,单位不再强制性地充当单位人的“衣食父母”,单位人离开单位同样可以谋求生活,甚至有可能比在原单位生活得更好。因此,换岗、转岗或再就业就会成为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以往那种“吊死在一棵树上”的现象逐渐成为异数。随着人们对单位选择自主性的加大,更多的主动权不是在单位手里,而是在个人手里。人与单位之间的双向选择、个人对岗位的多项选择已经成为现实。人员的流动,使得“单位”的意识逐渐淡化,单位人的身份意识也日渐式微,他们不再对单位有过多的依赖,单位自豪感也随之淡化,单位人逐渐融入社会并逐渐归属为“社会人”。

  第三,以单位作为基本单元的社会结构逐渐趋于消解,人们可以在单位外寻求满足自身资源需求的空间与机制。随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入,单位外社会领域和非单位组织形式也不断生长。单位外社会体系的日渐成长为个人通过单位外完成其社会化的进程和寻求满足自身资源需求的通道提供了保障,人们对工作岗位的选择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人们的生活空间逐渐从单位内转移到了单位外的公共空间之中,单位成员已逐渐摆脱了对单位的全面依附。随着单位外社会体系的日渐丰满,单位制开始被突破,由“单位办社会”回归到“社会办单位”,单位的社会职能逐步剥离。单位原来承担的过于沉重的社会职能还给了社会,大量事务开始回归社会。如离退休职工生活,下岗再就业等问题的出现,医疗、退休、养老、失业救济等各种形式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发育、完善、劳动力市场的空前活跃等与居民利益息息相关的事业,很难通过单位落实到家庭,必然会转向社会拓展,向基层社会渗透。现代社会对效益原则的遵循,必然要求不断剥离单位的社会职能,将它交还给社会。越来越多的上级单位开始让下级单位“断奶”,下级单位不得不收缩其原有“全能性”功能,将专业与效率功能外的其它功能推向社会。同时,市场经济打破了单位制时代社会福利大一统的格局,多元的社会福利格局正在逐步形成。随着我国社会福利、保障机制的不断改革与完善,人们对单位福利的依赖不断降低。

  第四,随着单位制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人们的主体意识慢慢占住了首要位置。人们的需求已不仅仅停留在对温饱满足的基础之上,而更多的是能够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想法,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同。“社会人”通过自立、自主、平等的方式积极参加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明显的“参与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社会生活发生深刻的变化,那种无所不包、统揽一切的“单位体制”逐步瓦解,社会资源的分配和管理从单位中剥离出来走向社会,人们对社会利益的要求又不再局限于狭小的单位,而是已经转向社会,人们只有通过参与社会建设才能满足自身安全、文明、卫生、服务等需求。在摆脱了对单位全面的依赖性之后,社会生活中公民自主意识逐渐加强,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参与,行政权力的直接介入不再是前提,而是以自主、自立的人们的相互需要为现实基础,以人们通过自治组织的契约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因而人们的参与自始自终表现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体现着“共治、共享、共有”的特征,这种参与的自主性使得“社会人”能在更广阔的领域发挥自己的主体作用,在扩大社会交往中全方位地发挥自己的才能。随着改革后社会转型的全面推进,单位与职工的之间原有那种控制与被控制、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逐渐淡化,职工那种消极的被动的“单位人”身份渐渐解体,“单位人”转向更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社会人”,已成为目前中国城市社会结构转型的必然趋势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五,由“单位办社会”回归到“社会办单位”,单位的社会职能逐步剥离。随着单位功能的分解以及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单位原来承担的过于沉重的社会职能还给了社会。一些与居民利益息息相关的事业因为社会功能的日益加强,已经很难通过单位落实到家庭,而必然会转而向社会拓展,向基层社会渗透;另一方面,由于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原有的固定工制度逐渐被新的劳动用工制度替代。这样使劳动者与单位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原来那种不可动摇、不可分割的联系已不再存在,单位与职工都获得了一种双向选择的权利,曾经是属于单位的职工一下子成了“自由人”。同时,单位也得到了“解脱”,原来一直承担的过于沉重的社会职能又还给了社会。后勤管理的社会化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大大削弱了“单位人”对单位的依附性。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企业非生产性开支降低的要求,单位本身也必须将种种后勤服务职能从单位剥离出去,由社会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承担和运作。随着经济体制转轨和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逐渐疏散了原先由单位所承担的医疗、保险、养老等方面的职能,同时社会各部门建立的就业信息网络和就业培训机构也进一步强化了职工立足自我、面向社会的开放性意识。单位后勤服务职能的转移,进一步松动了单位和职工之间的联系,并有助于加快“单位人”向“社会人”角色转换的步伐。

  在后单位制时代,沿用60年的中国人事档案制度伴随着单位制的消解而不断走向衰微,其固化或刚性的政策文本只能招致“时滞”的窘境以及自身管理的危机:

  (1)“死档弃档”。中国目前拥有2000多万份干部人事档案以及约1亿份工人档案,包括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普通职工,主要放在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管理保存。然而,根据人事部全国人才流动中心、北京市人才服务中心、中国上海人才市场、中国北方人才市场、中国南方人才市场以及四川、贵州等省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各级人才流动中心为15.4万个国有和非国有单位代为管理保存的330万份人事档案中,有60多万份与主人失去联系。[i]仅成都市人才中心代管的档案中,就有五分之一的档案成为没人要的“死档”,存放时间最长的已达15年。清理“死文件”已经成为存放档案的单位和中介机构非常头痛的事情。透过“死档”、“弃档”等现象后,“沉睡主人”主要包括出国求学者、隐性就业者、违约跳槽者、下海经商者、自主创业者、部分失业者等。

  (2)“人档脱节”。“工作在外地或外单位,人事档案却在本地或原单位”的“人文件脱节”或“人档分离”现象正在折腾着单位和“单位人”。这种现象相比于“弃档”来说,他表现得更为理性,相当多数跳槽者仍然希望从原单位能够获取属于自己的人事档案,况且他们也知道自己的档案的下落。而“弃档”者的档案一般托管于人才市场或未必知道自己档案的下落,其结果根本不打算要回自己的档案。

  (3)“人质档案”。国有企事业单位大多具有职工的档案保管权,不必把他们寄存于劳动或人事机构,一些单位为了留住人才或逼迫跳槽人员办清相关手续而扣留人事档案。这种把档案作“人质”而留住人才的现象一方面反映了人力资源对于单位发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才流动过程中的人事张力。但是,相当多的单位并非确实挽留人才,而是要求当事人交纳相当昂贵的“托管费”和“补偿金”。在这种状况下,人事档案托管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强制性消费”,人们不得不为此付出一笔代价不菲的“托管费用”,加之没有完成服务期限的“补偿费用”,“赎身”的费用高到甚至用“太太的嫁妆”来填充。[ii]“人质档案”的制度交易已经实现了由符号到货币的实质性转移。

上一篇: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土地非农化治理结构的选择

下一篇:中国地级市市长职位升迁的经济逻辑分析

免责声明:本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代表素心书斋观点,素心书斋不享任何版权,不担任何版权责任。

 

乡镇政权组织的困境及改革趋向的选择

提要:我国长期以来的赶超型现代化发展战略和压力型的行政体制使许多地区的乡镇政权组织的困境,其财政已沦为短缺型财政,甚至由“吃饭型”财政转变为“讨饭型”财政。由此基层政权出现严重的功能性变异和结构性退化。针对各地区发展的具体情形,进行相应的体制改革创新,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关键词:农村税费改革、目标责任制、分税制、自治  乡镇政权曾在促进我国农村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目前已陷入了沉重的体制和财政压力之中。在农民增收趋缓,区域非均衡发展长期存在的情况下,……去看看

“文革”前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分一线二线制度考

彭厚文,1965年生,历史学博士,江南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五篇,人大复印资料等刊物全文转载十余篇。  摘要: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分一线二线是毛泽东在1953年下半年提出的。毛泽东希望其他政治局常委在一线主持日常工作,自己退居二线。所谓退居二线,除了有不主持日常工作的涵义外,还包含有在适当时候辞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的内容。自1953年下半年起,一线二线的分工逐渐成为中共中央一种非正式的制度。特别是到了1962年“七千人大会”开过以后,中共……去看看

行业协会职能配置与政策创新

作者: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摘要:行业协会是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中一种重要的经济治理方式,是沟通政府与市场之间联系的桥梁,对市场秩序和行业发展秩序的建立和维持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将行业协会在构建良好的市场交易和竞争秩序上的职能界定为合约性实施,起到对其他合约性实施方式的补充和强化作用;将行业协会在促进良好的行业发展秩序上的职能界定为非合约性实施,起到了单边增进行业整体利益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按照这两种职能对现实中行业协会的各种具体职能作了分类,并集中对转型期有体制内生……去看看

从“铁姑娘”到“超女”:两个“革时代”图像中的身体隐喻与政治修辞

历史总显得那么谲诡而不可知。然而,它嬗变的表象却始终遮蔽著一条铁律:历史无法回避反复与重演。  1966年夏天,中国上演了一幕后来长达十年的「文革大剧」,全能主义政治背景下的「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铁姑娘」一时成了这个时代生产运动和工业革命的象征和标志;近四十年后的2005年夏天,湖南卫视发起的「超女运动」在还处于政治改革转型期的中国掀起了一股集体的消费狂欢和民主浪潮,这种民间性的、非官方的民主自觉为当下中国民主化及政治体制改革进程无疑注入了一丝新血液和强醒剂。不能说「超女」是文革的重演,但是无论从形……去看看

探索东方型的全球化道路

摘要:东方文化的核心概念是和谐;西方文化的核心概念是自由。自由型、知识型的西方体制,适合发展——技术的进步、财富的增长、知识的积累——能解决大量简单可复制的问题;和谐型、智慧型的中国体制,适合成长——心灵的丰富、人格的健全、智慧的圆融——能解决复杂问题,达成社会的和谐。中国有13亿人口,一旦价值观发展转化,就会成为世界的强者,走出东方型的全球化道路——东方的价值体系加上西方技术的合理性——从而引领世界向善、环境友好。  一、中国社会在朝“散了就散了”方向发展?  今天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是一种“散了……去看看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帮会政策的演变

原载《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5期  「作者简介」张皓,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北京100875);张子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内容提要」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这一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时期,中共对帮会的政策是随着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变化的。接管城乡时,尽量稳住、争取、团结。剿匪期间,即使一些反动会道门就是土匪,但并不作为帮会来镇压。随后随着反动会道门成为反革命组织,不得不进行镇压,并教育会众,取缔会道门。  「关键词」中共/会道门/封建迷信组织/反革命组织  学术界对建国前后帮会的覆灭……去看看

农业产业化到农业产业区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原载《管理世界》2005年第7期  「内容提要」专业化、规模化和特色化是世界农业发展的一种趋势。近年来,国内外的实践也证实农业产业区是一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有效方式。从微观角度看,农业产业区内各经济主体进行了专业化的分工协作,交织在区域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创造了难以模仿的竞争优势;农业产业区将小规模的分散经营者聚合在一起,形成了小规模经营者与大市场的有效连接机制,实现以小搏大。从宏观角度看,农业产业区有利于区域合理分工和布局,提高生产效率,减少市……去看看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经验、挑战和对策

原载《中国卫生经济》2005年第1期  内容提要:“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现象的普遍存在成了农村脱贫的巨大障碍,国家不得不再一次尝试在农村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2次尝试“恢复和重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均告失败。主要指出合作医疗制度必须有一个经济上的支柱。农民个人不能承受巨大风险,集体经济已经解体,所以,政府的重视和负责到底成了这一制度成败与否的关键。在分析目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所面临的三大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持……去看看

信息化时代的文化语境与文学精神

作者简介:张光芒,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  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已迈入了一个高度信息化的时代。虽然信息化的进程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飞速发展,但就我国而言,真正进入高度的信息化与全球化文化语境也不过六、七年的时间。高度的信息化是以因特网为主要特征的全面数字化,据统计,1997年我国上网人数为62万,到2001年初则急速上升为2000多万人,人数扩大了32倍有余,并且继之以每年翻一番的速度增长。之所以强调这一事实,是因为要谈论当下文学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尤其不能忽视世纪之交的这一转型。……去看看

中国国家安全哲学[下]

发展权,从经济的角度看,至少包括在世界范围自由贸易不受侵害的权利。而赢得这种权利的关键是自由和平等地利用世界贸易必需的交通线,特别是海上交通线的权利。但是,自由从来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它是需要枪杆子来捍卫的。一百年前,也就是美国经济开始走向世界贸易的时候,美国学者马汉(AlfredThayerMahan,1840~1914)提出对当代中国仍有特别的意义的海权理论。他说:“交通状况决定战争的成败。广义上,交通是政治和军事战略中的最重要的因素。海权在控制交通方面作用突出,历史上即是如此,而且只要还有海军,该状况还会继续存在。原因就……去看看

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问题及方向

自本刊提出从新的高度来审视国土经济与国土整治以来,学界对此已有了相当的反响, 因为它的确是关乎经济改革未来走势乃至整个现代化发展方向的一个重要且紧迫的问题。在本刊年前举办的 “区域经济模式与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产业结构调整问题成为与会者普遍关心的主题之一,但尚未得 到充分的展开。为此,本刊于今年;月28日与国家体改委体改研究院联合举办了“产业结构调整与国土经济”学 术研讨会,旨在深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分析,从而从另一个角度来推进对国土经济战略的探究。国家计委宏观研 究院、国家信息中心、中战会……去看看

江青的最后十年

选自《江青全传》R.特里尔著     ◇自杀之迷(1991年5月14日)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五日,江青在北京酒仙桥的住处高烧不退,因而被送进公安医院。与其它病人一样,江青要填写住院单。这次,她写的名字是:“李润青”。这再一次表明她对自己和毛泽东婚姻的怀念之情。“润”是毛泽东早年的使用的字,“李”是江青的姓,“青”则是江青的“青”。三月十八日江青高烧退了,体重减了几磅。她被转到“一套病房”接受住院治疗,病房内有卧室、卫生间和起居室。医生再次建议给她的咽喉施行手术,但她拒绝了,同时轻蔑地说:“我就不信你们敢不小心翼翼……去看看

现代行政法本质上是平衡法

行政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作为行政法主体一方的行政机关拥有国家权力,是管理者;其相对一方则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拥有国家权力,是被管理者。这就决定了行政法的本质随着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对行政法主体双方地位的不同规定而有截然不同的表现,而不象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关系的民商法的本质表现得那样稳定。在一个强调行政机关主导地位和公民服从地位的时代和国度,行政法的本质只能表现为“管理法”,其特征是以行政组织法和行政行为法为中心,缺乏行政程序法和行政监督法,不存在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而在一个……去看看

中国银行制度变迁的综述

(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国际金融系博士,上海210433)  摘要:本文以制度变迁理论、契约理论、比较金融系统理论为主要理论基础,从银行制度变迁的历史沿革、银行绩效及进一步发展方向、银行的风险和代理成本、银行治理的产权安排、民营银行等不同侧面对我国银行制度变迁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综述。  关键词:银行制度变迁;契约理论;绩效;产权结构;民营银行  一、制度观  当代经济学者均认同“制度是重要的”这一观点。对制度的定义,主要表现为博弈论下的四种制度观。具体讲,不同经济学者将制度理解为博弈的参与人、博弈规则、博弈……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