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传说似乎是真的。我虽不雅，却也有幸有一位法国的朋友。不幸的是我的法国朋友在北京已混了十多年了，他认识的中国人比我认识的中国人还要多。他的能力和资源已被中国人淘金一样淘尽了。据我所知，我的好几个朋友都在他的帮助下，去法国作了几个月的访问学者。还有从他那里获得的好处我只能猜测了。
我是通过工作关系认识这位法国人的，为简便，也为当事人起见，我随意地称他为德隆好了。德隆是为一篇报道的事找到我的，我当时确实可以帮他解决问题，就帮了这个忙。我们因此有了来往，但一年之中也就三四次吧。当然，每次吃饭都是德隆掏钱结帐，这是需要说明的。德隆已是中年人了，十年前他娶了一个北京姑娘，生了两个女儿。我去过他们家，很不错的花园、洋房，别墅里面气派得很，宽敞、别致、优雅，用我们的比喻，客厅里可以骑自行车。夫人不做事，就在家里照顾孩子，孩子们在外籍学校里读书，据说学花费相当高。他们还请了一个钟点工给他们做饭、打扫屋子、收拾花园之类。在这样的朋友面前，我好像无可感慨。人比人，气死人，中国人常这么说。我倒不是说自己失去了自信心，或更加有了“说不” 的民族情感，只是觉得我与德隆几乎完全不同世界里的人，却经常让他请出来喝咖啡，也是够奇怪的。
因为德隆很热情，他这个人有一个毛病，汉语说得吞吞吐吐，像万分诚恳似的，让你老为他提心吊胆，他说话简直是你要帮他说话才放心――帮人创作，这是典型的现代主义对于文本的解读方式，创造性地揭示作者本文的意义；而我的英语糟透了，我也只能用汉语回应，回应时我像说英语一样，慢慢地把一个词一个词吐出来，生怕他听不懂。但后来才发现，他这个毛病颇有欺人之嫌，他的诚恳徒具形式（当然我只是强调他的那样巧的形式感，我朋友德隆实实在在是一个真诚的人），因为他实在是非常懂的，他混了这么多年，他对汉语实在是清楚的。但也因此我最初上当，他邀请我即答应，答应了几次就成了朋友。“小余――”，他在电话里说，“ 好久没见面了，聚一聚吧”。“聚一聚”，北京人最具亲热套瓷性的话，出于我的朋友德隆之吞吞吐吐之口，就成为极真诚没有任何功利性的语言。
聊了几次，真的没有什么事，我虽然奇怪，但也打起精神陪德隆聊天。这才知道德隆是学哲学的，而且是到英国去研究过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公孙龙子，这样也就有了可聊性，我经常跟他聊聊中国的哲学或中国的市井生活之类。我揣测不出德隆请我吃饭、喝咖啡是为了什么，“发展是硬道理”，目前的中国人都那么忙，德隆自己也跟我说过，对中国人最大的感受就是，每个人好像都很忙，那么，他请我也许就是他这个有闲阶级想从我这个同样闲得没有事的穷人这里共享悠闲。但他不知道吗，我人虽穷，心可没闲着呀。想到“浮生难得半日闲”，我居然陪老外在北京的街头穷聊，我就有一种哭笑不得的黑色幽默。
当德隆由工作谈起，谈到他和我应该合作做点儿什么事时，说实话我初听时也很动心，我这个人并不想发财，但我确实需要钱，而且是太需要钱了。认识了德隆这个唯一的老外朋友，他似乎还诚实，而且“有条件”，不由人不动心，或者我真的可以帮他把他的资源勾兑一下，变现了，我们都有收获。但我马上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我的英语不好，跟德隆合作，这不明显是要拿中国人自己的资源开刀吗？我也就唯唯喏喏，不置可否地听他说，说来说去，他也没有什么好主意。这就像我遇到的很多中国混混儿一样，拿我开涮，消遣我，利用我，总之我是麻木了，也没有兴趣，哪怕是我的朋友德隆，我也就漫应着而不显半点行动的热情，他姑妄言之，我姑妄听之。我的个人文集出版了，送给他，他都很高兴地收下。元旦的时候，他送了我一个笔记本。如此而已。
一般地，德隆请我吃了饭，（我经常要求把聚会定在下午），我就说，天晚了，你家里还有人等着你哩，今天就这样吧。就这样，我赶紧解脱了自己，回到自己的住处，享受一人独处的安谧。德隆往往问，你晚上有事吗，没事儿去坐会儿喝点儿什么吧。我总是想办法推脱掉。但有一天，德隆傍晚请我吃了饭之后，说是时间还早，要请我去喝咖啡时，我再没有像以前那样固执地躲开尘世，进入自己的“私人空间”里去。我看得出来，我的朋友心思重重。
我要了一杯意大利苦咖啡，德隆也随着我要了双份。喝咖啡的时候，德隆终于忍不住，说，“小余――，我们该挣点儿钱呀”。我说，怎么啦。德隆说，“真他妈的，生活真难，没钱的日子不好办呀。”我说，你不是过得还可以吗，虽然每年都要跟法国那边签一次约，但每个月8000多美元的薪水，在中国完全养得活你的爱人和两个孩子。德隆说，“可是，不够的呀，两个小孩，上学，每年都花很大一笔钱，你明白吗，很大一笔钱；我刚买了房子，可是，钱不够了，装修都没有装好，外面都没有装。”我说，你爱人也可以工作呀。德隆不说话了。我明白了，中国人嫁老外图什么，不就是有个硬靠山么。我又问，要是你的小孩在法国念书，怎么样。他说，就没有学费了，免费上学。我说，那让他们回去呗。德隆说，不行呀，他们回去，我和我爱人怎么办？我说，那你让爱人到法国去照顾小孩呗。德隆说，不行呀，她会说我在这边养小蜜哩。
我大笑，但也无法回答，就问他一些情况，原来他在北京的老外中也是个人物，跟很多中外人士都有关系。而跟他差不多来中国，甚至后来中国的老外比，他确是比较书生气的，那些老外，都靠着老外的身份，在中国就挣了大把大把的钱，比在他们本国挣钱还要容易。德隆说，当然，像他那样，到社会上工作十多年就买别墅的人在法国都少见，在法国，生活和工作虽然都不错，但很少有人大学毕业后靠工作本身就能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不过，他的老外同行们，在中国挣的钱可不止是只在北京买几百万的别墅，他们的钱海了去了，几辈子都不愁花。但他可不行呀，光养女人，就养不起。
这样的情况，我是第二次听人诉说了，第一次是在日本，我的同龄人，年轻的渡边君跟我聊起来，诉苦说，生活很难呀。他在东京大学念到博士了，要在社会上找工作简直不可能，大公司绝对不会要他这种高学历的人，他只能到学校、研究部门求职，而那种单位，多是清水衙门，挣不了多少钱。我听起来，还以为天底下的穷人是一家呢，天底下的寒士俱苦颜呢。后来才搞清楚，渡边君的家庭很重，他不仅要照顾父母，还要照顾一个有病的妹妹，情况太过特殊。在那样的社会分工细密化后，人只是按社会规定好了的方向行进。渡边君不过是怀有多挣钱的心思而走错了轨道。但哪一个轨道，都能保证人们生活得较为顺畅，都能保证人们基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德隆的情况一样又不一样，若他在法国，他比渡边君还要轻松，因为社会是管得起孩子们的，他没有渡边君那样额外的负担；但他在中国，就像渡边君一样感觉到了压力和紧张。我问德隆，你在中国认识那么多人，而且你这个驻京办也很重要，为什么不能做点儿事呢？德隆说，是呀，他也一直想解除压力。像他的那些朋友们那样，一劳永逸地。他也认识很多人，可是，他不会利用资源。我听了半天，我听明白了，原来我的朋友德隆跟我一样是只呆鸟，书生，百无一用。我们的社会既不是像日本、法国那样方方面面都规规矩矩的，不必要他那么操心个人的生活，也不是像在一些有希望的发展中国家里那样给个人创造性的努力那么大的承认。我们社会里的本事在于跟大大小小的权利结亲。勤勉、善良、才华……之类，在我们的社会里都行不通。所以孔夫子曾说，邦有道，不富且贵，耻也；邦无道，谷，耻也。我完全明白了，德隆在我们社会里，也是不可能混得好的人。虽然他真诚待人、勤奋工作、极守信用。但所有作为一个正常而健康的优秀品质不可能在这里成就出什么事儿，他们只能看着别人人模狗样地生活着。德隆也是中国通，他知道我是个“ 知识分子”（他并不知道我只是一个诗人），曾真心诚意地劝我，“小余――，我知道有句话可以不说，但你还是左一点儿吧，在你们的国家，左比右好”。
我无言以对。我心里想，你何苦跑到这里来，你何苦为中国女人打工，为中国的学校献出你的所有。德隆见我长久地不说话，就絮絮叨叨地说起他的经历。我默默地听着。我居然听到了一个长长的故事，结果让我大吃一惊。
原来，德隆是法国共产党员，快四十岁了，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空前的低潮的时候，参加他年轻时即向往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他当时认为中国和俄国的道路将是人类道路的方向，而资本主义，在当时虽取得了冷战的胜利，却在他眼里仍是邪恶的，应该反抗的。他出身于法国一富豪之家，父亲是一葡萄园主，但他很小的时候即厌倦骄奢淫逸的生活。他离家出走，又拒绝给资本家们打工，给资产阶级服务，他寻找人生的真理，顺理成章地，他信奉了共产主义，他加入了共产党。在欧洲，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虽然声势浩大，但总显不出个正形来。何况80年代末90年代初令人类震惊的苏东解体宣告了资本主义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德隆来到了中国，希望在中国能发挥他的作用。
德隆比较了中俄的道路，他说，在80年代末，人们都认为俄国充满了希望，而中国没戏。中国人自己也都在私下里说“没戏”（公开的媒体里却是形势大好）。但他认定中国是一个有希望的国家，是一个将会找到自己独特道路的民族。他在中国落地生根，娶妻生子。他每年都在中国，他经常跟中国人在一起，他观察这个国家，观察这个国家的人。虽然“没戏”的声音说了十多年了，一直到今天，“没戏” 的声音更加高涨，但这个国家仍在前进。他一直想把这一心得告诉中国人，不要对自己的国家悲观失望，要勇敢地承担起责任，要尽自己的一份力。
只是，十多年过去了，他才发现，他的资本主义的工资已养不活他的社会主义家庭了，中国发展得太快，人和环境比他经历的资本主义还要贪婪。他的资本主义的工资（尽管法国方面每年要重新签约，但每次都没有问题地给他高薪）在中国社会里只是“湿湿雨”，小意思啦。这毛毛雨在法国活得无忧无虑，在中国却让他心里紧张不安。中国人有事没事的忙碌让他紧张，他完全成了一个中国人。哪怕现在有钱，过得去，他也不安。对于资源匮乏的恐惧，对于未来的恐惧，对于无所皈依的恐惧，使中国人的心总是悬着。据说在国外，老外们即使人多得要命也从从容容地排队，而即使只有两三个人也挤作一团的肯定是中国人。可怜的中国人，好玩的中国人。现在德隆成了中国人，可以说是中国人的胜利呵。只是，他需要挣钱，因为他在打工，他在为妻子孩子家庭打工。但相比于没有规则、没有保障的环境，他已经没有挣钱的能力了。但是，他的压力太大了，要在中国过得去，要让妻子孩子无怨言，他必须有钱才行啊。可是，他怎样才能发财哩。
我无言以对。我想让朋友轻松一下，德隆啊，你的头发都白了，你看，你跟我们一样，把过好日子庸俗化为具体的金钱和数目字了。
但看德隆一脸愁容，我也不好再开玩笑。“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曾说，人是要有一点儿精神的。德隆来到中国，是一种什么精神，是国际主义的精神，是共产主义的精神，一个人只要有这种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
我于是装作同情的样子，唉声叹气，唉唉，我们怎样才能挣点儿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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