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王小东辩护

  您对王小东文章的意见我已认真拜读。作为《战略与管理》的执行主编,我不想在此为发表王小东的文章作什么说明,您对王文的看法我也大体上同意。但是,您的信分明是把王小东当作一类人看待,涉及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等问题,兹事体大,我因此愿意就一些具体问题同您商讨。

  首先,我得说明,王小东先生是我的校友,曾是我的同事,是我的成长道路上幸运遇到过的对我有很大帮助的朋友。这样说,丝毫不表明我发表他的文章是靠关系。无论观念主张,王小东的写作水平是我们都承认的。他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与其他文章一样,都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智力的冲击尚在其次,他总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给我们一个看问题的全新的角度,补充了我们关于世界认识,而且其犀利的行文常能给人极大的快感。我自己是很喜爱王小东的文字的。应该说,王小东的文章与每时每刻泛滥生产出的汉语文字垃圾是有区别的。

  多年来(从批《河殇》以来),王小东几乎是不遗余力地攻击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智力低下”,他们对对于我们民族具有真知灼见的主义思潮“百般谩骂”。确实如您所说,他把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当作洋奴,他把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当作自由知识分子,这一方面是批错了对象,另一方面是欺软怕硬。

  您对王小东文章的不满,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的民族主义立场对于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攻击。那种攻击的尖刻、用语的恶毒常常使人受不了,我常常听他谈话或读他的文字会有脸上挂不住的感觉,为人的存在感到悲哀。王小东先生是学理工科出身,似乎这方面的人介入社会科学和社会问题时多是唯物的、有序的、成体系的,他们往往彻底而无所畏惧。在他们眼里,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工作者们皓首穷经的问题只是极简单的一二三算术一类的问题。他们奇怪文人学者之流的没脑子、愚蠢。他们的文章往往就有那么极为霸道的气势,对于其攻击的目标势如破竹,如万人军人取上将头颅如探囊取物,如中国古代的两大论战高手孟子韩愈对对手的无形的羞辱:(道理)如此而已,岂有他哉?痛快是痛快了,但实在无济于事,实在于他们所想象所献身的对象诸如民族、国家、人民没有什么用处。所以,人们总是说王小东和大大小小类似的文章是智力游戏,也并不为过。

  但是,我认真地想过,王小东的文章不是没有什么价值,也不是一点儿也没有触及问题的边缘。因为确实存在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主流群体,确实存在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自由知识分子也不例外)的失职状态。王小东痛心疾首的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气节的失落,我想这是一点儿也不错的,我想也是在这方面您和王小东有着共同点的。

  您在信中也主要是由王小东先生的文章出发,借题发挥,来表达您对当今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的看法。我以为这才是最应为人注意的地方。牢牢地把自己的生存(写作、表达)同大的生存(经验、共同体)结合起来,使自己的存在有所附丽,这才是坚实的,也是诚实的。否则,我们表达得再好,再优雅,再天花乱坠,又有什么用呢?这就像小行星撞地球,恰好把我们这片土地上的人物和建筑撞了,我们不讨论其意义,反而一再在大家面前痛骂自己人一直以来犯有不可饶恕的错误,或者痛骂小行星的霸权之类。这是不是太有点神经过敏了,太自稗了,太宿命了?

  当然,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确是可怜的。您举的麦当劳的事,在中国有太多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无论中国人是穷困(只能每天为生存奔波者)还是已经活得很幸福(例如能吃麦当劳者),他们都是自稗的,他们生活的意义是有待于外物来确证的。我们不必找什么证据,倘若人们对此还有什么疑问,那么只能说他对中国社会没有感觉,对于这种人我们还能说什么?

  王小东正是痛心于整个社会都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和勇气,都对自己的前途失去了规划和抱负,才大声疾呼的。文化没有了、精神没有了、创造的能力和动力没有了,一切有待于外面的资本和技术来收编而已。这正是8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现实。王小东不过站在他自己的立场上,从更早的时候(大概是以批判《河殇》为标志),敏感地发现知识分子的活动状态正滑向一个危险的地方,那就是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放弃了对于劳动、真理、创造的尊重和追求,“终南捷径”地投奔“国际学术界” 和国际社会的怀抱。我这么解读王小东的批判意义,也许在有些人看来,是高抬了王小东,但我认为这一解读“虽不中,亦不远”,而且我也认同王小东的看法。我们可以没有任何夸饰地说,在我们这里,“道”没有了,文化血脉没有了,民族精神没有了,“基督”没有了。一个十三亿的民族,一个延续了五千年之久的文明,竟然以谎言为自己的民族精神,以坑人为自己的人际关系准则,以无信为自己的社会共识,以虚无游戏为自己的生存状态,以苟且为自己的生命质量。难道不应该作为我们立言的基础,我们交流的前提,我们设问的真伪吗?

  虽然这一社会状态在最高程度和最先前提上应归功于我们的“体制”,我们的 “总督”,但是,知识分子是逃脱不了责任的,您提到的“体制内养起来的那一帮子秀才”,可不是一帮子,而是几乎全部秀才(无论是否为体制豢养,因为改革的成就之一就是产生了不少丧家的却又是心系体制的乏走狗),逃脱不了审判的命运,虽然您以为他们不值得一提,可是,他们自以为是个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独立得很,他们的观念、立场、认识、主张都是他们自己辛辛苦苦用脑子“思考”得来的,因此,他们必须被审判,一如王小东审判他们没有脑子一样。

  在我们民族的发展史上,曾经有知识分子跟体制结盟的时期,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期,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最容易犯幼稚病,最容易天真起来,而且事实确实如此,王小东对《河殇》代表的知识分子的这一倾向虽然判词过重,但说中了问题的所在。中国人少有超验的体验,一旦发现另一文明的好处,很容易把理想和现实再次混淆起来,而致力于移植理想,忘记了应不懈地以理想审判现实(哪怕是另一文明已经部分实现了理想的现实)。

  在结盟的蜜月期过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与现行体制保持了相当的距离,甚至对体制不无冷漠和敌视。但是,当另一文明如美国代表的西方文明对中国呈现其“不利”的一面时,知识分子马上“今是昨非”,认同自己的体制,投奔自己的体制。

  人们往往以为这些知识分子是体制豢养的而放过了他们,以为他们迫不得已,这是既给了他们放纵自己的口实,又给了他们行骗的荣誉权威。因为说到底,每到判断是非作出抉择时,人民大众还是盯着“知书达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没有表达内心的方式,也不是没有表达内心的机会。我听说,198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雅誉最高的文字阵地《读书》杂志一度面临稿荒,很多德高望重的学者没有给它投稿。因此,我相信伦理问题的重要足以使真正的知识分子沉默或打破沉默。人们是不能以吃人家饭的体制为理由为知识分子开脱的。

  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毕竟参与了权力化市场经济的一切,而且到后来几乎众神喧哗,这一方说明其内心不坚定外,另一方面确实说明其“智力的低下”,最多我们可以恭维他们是俊杰,识时务,佩服他们生存本能强而已。王小东的批判在这一意义上是完全成立的。前面所说的中国社会的状态就是由于知识分子的投靠而使中国“通向印度之路”“定义得非常好”(张五常的说法儿)。官腐民败,道德沦落,上下分裂,哪里有我们被告知的一个整体的中国,哪里有我们标榜的为人民服务,哪里有我们期待的民族的良知?所谓的中国不过是一些人用来哄骗另一些人的名目。这个哄骗的体制之所以能够运行良好,这种哄骗之所以成功,不在于被哄的另一些人愚昧,而在于代表知识,理性,民主并能作为代表的一群人的公开的鼓励,怂恿。这正像总督彼拉多在钉死基督前对众人(牧师,长老们,也即是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们)说的,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罪责由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承担。彼拉多是想洗净自己的手,众人说,钉死他,我们愿意承担。事实上,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何曾承担过罪责,他们钉死民族精神而产生的灾难和罪责是由人民大众来承受的,他们的处境好着呢。因此,我以为王小东虽然怯懦没有敢同体制这一总督叫板,但也是看到了问题的所在的:必须批判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让人明白,他们自己是在耻辱柱上。

  不过,确实存在您指出的,王小东批判知识分子的理由是极为不负责任的,那里蕴含了他给今天的中国所开的药方,即狭隘的民族主义。一方面,他把美国等国际社会对我们的态度一口咬定为“亡我之心不死”,以为别的文明有一个阴谋、肢解、削弱中国的阴谋,仿佛只有他和少数人知道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另一方面,他求助于民众,夸大了民众的历史作用。正是在这里,王小东像一切狭隘民族主义者们一样,陷入了只有他们自己才有本事通过的逻辑怪圈:即在精英优越感的前提下,在支配民众的前提下却把民众当作他们的理由,把民众说成是正义、力量的源泉。

  任何了解世界历史尤其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群众是不可相信的,是靠不住的,群众只是看客的材料,是暴君和顺民的平均,哪里有什么独立的人格可言,哪有什么健康自信的心态。马克思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必须被代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必须牢记文明的历史是启蒙的历史,是孙中山所说先知先觉带动不知不觉的历史,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农村包围城市”都是一种倒退,中世纪的欧洲就已知道,“城市的空气教人自由”。陈独秀斩钉截铁地说,在现代,必须由城市领导乡村。任何为乡村正名、赞美者要么无知,要么别有用心。因为把历史的进步寄望于底层人民的“伟大实践”或制度创新,是过多地给予了底层人民以荣誉,也过多地给予了底层人民不应有的罪责。

  王小东以群众来压制、嘲笑、批判知识分子,是违背文明的潮流的。这同四十年代整风以来借群众名义要求知识分子驯服的手段毫无二致。王小东只差没有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说:向群众学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四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是向人民群众栽脏的历史。这是给了人民群众荣誉(让其扬眉吐气自以为成了主人)的历史,是带给其更深的苦难、罪孽的历史。王小东尤其不应该把自己的私货贴上群众的封条来进行(骂知识分子也不是不可以,干嘛要让群众帮你兜着),因为王小东自己都知道:“一般人民没有任何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也没有太多的人身权利,他们又为什么要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呢?”

  王小东也提出没有民主的民族主义很可能是假的(他再一次要求表达的自由),他反对经济民族主义,他对人民群众的同情还是实在的,他多次指责中国的社会精英,提醒他们“你们想活好也得让别人能活下去”,不管他这么说是否是出于叙述策略,我觉得他比起我们的有头有脸的知识分子的言论来,不知要健康明快多少。

  当然,科索沃战争引发的排外情绪对王小东来说是第一位的,他要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也清清楚楚的。中国经王小东的叙述再一次成为我们必须热爱的家园,用王小东的话说,“中国是中国人唯一的家”,群众经王小东的叙述又成为比知识分子还要明白事理的创造力量。国家、人民显然份量高过于个人。王小东忘了,作为一个现代人必须时时质疑国家,人民这类字眼,并不是说这类字眼虚幻不存在,而是不能因为是国家,人民我们就应当爱,就必须爱。倡导这种感情,这种崇高献身以至于“你的名字比我的生命更重要”,崇高是崇高了,但也一点道理也不讲了。

  比起注重实际的王小东来,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对此次战争的态度更值得我们清理。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当局和公众的心目中向来是“自由”的中心,他们也曾以传播自由文明世界的福音的使命自居,但是,科索沃战争使一些人一边倒地骂起不久前他们还尊崇的欧美世界。例如最近一期《读书》杂志上,就赫然有知名学者张汝伦先生骂哈贝马斯的文章,他骂哈贝马斯的不诚实,他找人家要诚实去了。我不明白在这个中国学者的心里,诚实的字眼该作何解释。哈氏谈论战争的文章是战争开始后的几天内写就的,他说北约打的不是传统的战争,而是一场“外科手术般精确的,有计划地保护平民”的战争。张先生抓住这句话指责哈氏的不诚实,因为在张先生看来,“只要问问中国驻南使馆三位记者和索非亚郊外六名儿童的冤魂”,就“说明作者缺乏一种基本道德——诚实”。张先生忘记了哈氏的写作时间,他也忘记了哈氏接下去还有一句话,目标再准确的军事行动也不得不忍受平民的伤亡,他更忘记了再理性的设计再完美的人都会犯错误。而张先生要求别人作圣人的时候,他自己有没有那最基本的道德呢?他说“现代传播手段每天传来的悲剧场面和令人发指的罪行,时时在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和良心”。那么,勿须借助现代传播手段,只要到浦东或上海的弄堂里走一走,那些切近的灾难,比如中国的贱民们——农村流浪到城里来的民工们(仿佛塞族人世界里的阿族人一样)生活的苦难和不公正是否刺激了张先生的神经呢?但我们并没有听见在介绍欧美文化方面有过功绩的张先生说过什么话。他指责哈氏,无非是受不了哈氏居然支持美国和北约的行动。他的叙述策略无非是从道德层面颠覆哈氏的立场。

  比较张汝伦先生的言论,走得更远的知识分子大量存在。无耻啊。和平时期,对外开放活跃时期,整个社会都在刮洋风时期,他们能一本本地写出《欧游杂记》《阅读日本》《访美归来》《我在非洲》……卖给中国的人民群众,供后者艳羡,钦慕,猎奇,从后者那里获取荣誉和名利(为什么没有人写《回乡散记》《我跟父母在一起》《在贵州的贫困山村》……),中国与域外文明一旦有冲突,摩擦,他们就又要感叹,同情域外的死亡苦难,痛斥别人的不诚实。这正是您曾勾画的新时代的洋阿 ,不仅肢踩城乡中外两只船,而且“升平盛世”“多事之秋”,好事坏事两头都要占尽风光。

  更有甚者,王小东还只是认了美国亡我之心不死的死理(从利益动机上看,王小东还有一点起而行动的爱国实干精神,他要采用民族主义策略来反霸权),我们的一些学者却唉声叹气,文明怎么得了哇,人类前途将要黯然无光哩。这些栊人忧天者,不晓得他们要把中国往哪里引。你还在抗击野蛮,他却要求诚实;你作为他的亲人一直在受苦,他却大书特书别人的一场苦难牵动了他的神经;你要求人权,他却说人权是幌子;你要求公理,他却说公理即强权;你还在为管制压抑发愁,他却要求人们反对异化了;你还在专制极权的压迫下苟且生活,你还在为温饱和自由苦苦奋斗,他却要求你低抗全球化和资本主义了;你还在为生存奔波,他 已经在忧虑文明将幻灭了。这种人,我们能说什么,拿他们一点儿脾气也没有。所以老百姓看得太糊涂了也就不再关心知识分子放什么臭屁。还是各各寻自己的生路要紧,管他娘的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王小东说了,做谁的奴隶不一样啊。

  199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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