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之盛,谁不动情

——《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如是说

   (全文见香港《大公报》1999年7月19日)  

  一,很高兴您能接受采访,让我们惊奇的是,您这么年轻?您是怎么看待年轻人办杂志的?

  □很多人都这么说,实际上,我们的编辑队伍始终是由年轻人组成的。第一届编辑班子以三十多岁的青年为主体,第一任两位执行主编之一李书磊做主编时只有 29岁;我勉强可算是第一届编辑队伍的一员,当时26岁。到我主持杂志时,我已经算大龄青年了,也是二十八九岁,而编辑们几乎都是二十到三十岁之间的年龄。

  说起来这应该归功于我们的主编秦朝英先生,是他的胆识给我们这些毛头小伙子创造了一个天地。这放在中国社会的背景下尤其意义深远。当然,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已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了新闻出版的重要位置,在发挥他们的优势。例如《财经》杂志的编辑部主任王烁先生就是一位优秀的年轻人,他才二十六七岁。

  我觉得年轻人是能够做事,能够把事情做好的,他学到了知识,他知道了真相,为什么就不能给他一个舞台让他施展呢?为什么一定要他老死到七十八十才让他 “振兴中华”呢?在今天的信息爆炸的时代,知识更新得很快,一个人知道最新的知识,为什么不能让他使用呢?假如让他的知识老放在脑子里,我们奢谈“知识经济”又有什么用?关于年轻人办刊的问题,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从哈佛的学生刊物说起》,在《中华读书报》发表后,还引起过人们的回应。

  二,人们对《战略与管理》的印象是太严肃,它的黑色的封面在市场上千姿百态的报刊里让人觉得特别沉重,文章读起来也觉得特别累。

  □首先要纠正一个问题,我们的杂志的颜色不是黑色,而是天空和大海的色调,是深蓝。这个问题我也无数次向无数人解释过了。我们也一再向印刷厂提意见,他们就是偷懒,调出的颜色总是黑的,给人造成了误解。像我们的创刊号,我们1995 年第五期等杂志,印得非常漂亮。我有时也觉得好笑,我们的工人连天空和大海都失去了爱恋和感觉了吗?

  你们说的沉重,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总得有关于这方面的园地。我们的历史远没有终结,我们的生活不单只有电脑、房子、车子、消费主义、时尚、浅吟低唱的东西。《战略与管理》并不针对所有的人,同气相求,它只是寻找生活中有相同追求的一群人。即使在号称历史已经终结的西方,也有同类的刊物。一个共同体总得有一些高远的事情。人们可以说我们是傻子,但傻子跟精神和智力健全的人一样是共同体的一员,他也有生存的权利。

  三,您们办这么一份刊物有什么理念吗?

  □据我所知,秦朝英先生构思这么一份刊物有二十年之久,那时,他也正好是二十八九岁的年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就在构想这份刊物的轮廓了。他认为中国人观察世界的空间有一些空白,即在战略高度和管理层面上少有人进行研究,人们一般把精力投放在基础理论或原理层面,像学院的学者教授们的工作,这是基础性空间或说是可能性空间。还有人把精力投放在操作性层面,例如各地区各行业部门的研究人员,他们的工作注重实际应用,这是操作性空间。秦朝英先生觉得在这两个研究空间之间,有一个可行性空间缺少人来做工作。这就是战略思维空间。它给技术层面的人以战略引导,同时又能给原理层面的人以实证支持。秦朝英先生立意自己来做拓荒性的工作,到实现这个梦想时已经是九十年代中期了。

  按秦朝英先生的说法儿,男儿当报国。我们的国运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什么算我们最大的国是呢?秦朝英先生说,就是中国的现代化。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有大批的人,尤其是官产学精英来从事中国的现代化研究。每一个实现了现代化的民族,都有一批尚具肝胆的人在其早期对民族的现代化问题有着共识。用刘力群的话说是,必须有一个阶层高尚一次,才能把一个民族带出前现代的泥沼。刘力群先生可算是专家治国论者,然而他说,他很少遇到有类似想法儿的人,他去过韩国,他说像他这样研究国是问题的人非常多,大家互相切磋,彼此问难,对国家的发展有着清晰的认识。我们的杂志就是想为人们提供一个园地,算是集中民间的智慧,开阔人们的视野,在对策和方法论上有所启迪,使人们少走一些弯路。

  可以简单地说,我们是一份以国家的中长期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杂志。我们要的是实学,是实证研究,是田野调查研究。这种理念志向并不是创举,像本世纪早期,孙中山、梁启超们,这些仁人志士们都是这么做的,你翻开他们的文集,可以看到他们对建设中国现代化的构想非常多。更早,顾炎武就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空疏的议论虽然重要,但有用也很重要。我们不敢说我们做到了多少,但我们是以继承顾炎武以来的中国实学传统来激励自己的,我们希望能够学以致用,学以致远。

  ⊙外界传说您们有背景,是真的吗?

  □我们的背景是中国。我们是在中国民政部注册的国家一级社团的会刊。应该说,这是一份民间刊物。

  ⊙以民间刊物的身份问鼎中国官产学精英,您们做得是否成功?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首先说官,我们希望为政府提供参考。由于我们不是在实际部门工作,我们的问题研究可能是隔靴搔痒,并不能为政府部门认可接受多少。但我们是以老实的态度,如实把人们的研究成果发布出来。因此我们倡导明快。求实的学风。希望使决策时有所补充,能够圆满。很多人也感受到这一点,他们说,我们并没有大呼小叫,追风赶潮,我们做到了平实。这在今天非常难得。

  至于产业界,说实话,这是我们最寄予厚望的一个领域,我们希望得到他们的支助,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刊物对他们的项目投资、产业结构升级或调整有所帮助。但恰恰最觉得抱歉的是对他们少有实际的助益。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产业界处于转型期,另一方面跟我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水平有关,使我们难以提供好的研究成果,在没有精品的情形下,我们只能留下缺憾。很多人也注意到我们在管理领域的力度不够。不是我们不愿,而是以中国之大,少有研究到位的成果。像今年第三期,日本学者一篇谈中日产业分工体系比较的文章,虽然并不特别出彩,但那也是作者在中国两三年内访问近百家企业的心得。我们的专家学者少有这样数年时间只做这么一小件事的心态和条件。

  说到知识界,我们也基本上跟中国九十年代“思想淡出,学问突显”的特征有所差别。我们尊重知识界的一些朋友的追求,同时愿意以自己的努力丰富中国当代知识状况。应该说,我们在这方面自觉小有所成。我们的工作是实在的,我在“编辑手记”里曾提到格物致知,关于中国的知识必然涉及中国的状况。

  ⊙听说学术界对您们有很多议论?

  □是的,我们也都听说过。像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曾经登过一封读者来信,那位二十一世纪的读者朋友给我们扣了四五顶帽子,诸如国家主义之类。学术界的朋友也多以为我们太为政府考虑而跟我们保持距离,有人称我们为“奏折派”,说我们想做“帝王师”。数数我们被人称谓的符号大概有十几种,老左、新左、自由派、后现代派,几乎所有中国思潮流派,都有我们一份。

  我们也还听说,人们嘲笑我们学术形象和学术地位不高,以为我们编辑的文章存在有立论轻率等等毛病。这是学术上的见仁见智的争议了。但我们坚持我们的实学风格,我们毕竟不是发表学位论文。而且像汪晖先生、汪丁丁先生、唐逸先生、罗志田先生、朱学勤先生、秦晖先生、许纪霖先生等人的重要学术成果都曾在我刊发表,像秦朝英先生、刘力群先生、孙立平先生、王力雄先生等人的重要研究论文在我刊发表后引起了广泛的影响,这是我们感到安慰的。在中国的学位体制里,核心期刊里确实是没有我们这份体制外的民间刊物的地位的,但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一些部门、教授、学者、学生仍把我们杂志作为一个标准。这是我们十分感谢并经常警示自己的。想到有那么多的发自内心的支持,我们不敢堕入轻薄。我在“编辑手记”里说过,我们最经常想到的是,我们愿意做到庶几无愧。

  说实话,有些帽子是猜测,有的则高抬我们的用心了,我们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抱负,我们只是想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

  ⊙《战略与管理》一年多来的情况有什么变化?有什么重要的成果?

  □你们说的一年多来,正是我受命主持杂志社日常工作的一年多来,

  ⊙您们的发行情况如何?

  □应该说,我们的发行工作做得不是很好。原因很多,首先,这是我们主编秦朝英先生的考虑,他坚持我们应该葡伏前进,埋头把杂志编好,把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推出来,而不必去市场上去叫卖自己。所以,我们当初几乎是以赠送为主。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杂志订价较高,这限制了个人订阅量,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缺乏私人订阅传统的社会,情况更为严重。第三个原因是,我们自办发行,这对单位消费者来说,订阅也较为不便。

  有人估计说,在中国,我们的这份杂志应该有五六万客户有意愿也有能力来订阅。我们倒没有这么乐观,我们觉得有一万个客户就不错了,遗憾的是,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一段距离。

  ⊙,您们的名气那么大,而且您们确实名实相符,但这样一份高水平的杂志 “养在深闺人未识”,您们是不是觉得遗憾?听说您们也遇到过经济危机,有不少人想打您们的主意。

  □是的,我们经常为好的文章不能为更多的人所知而遗憾。从1996年开始,我们不止一次地遇到过经济危机,一些人因此离开了我们的队伍,这是市场法则的体现。外界因此猜测我们杂志如何如何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毕竟生存第一,我们是民间刊物,不能强求加盟的朋友永不分离。

  在经济危机过程中,有不少人愿意帮助我们,但这也是市场法则体现得多些,中国人往往在此时考虑的是趁机控制,改换门庭。这是有背于我们的宗旨的。在我们看来,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并非为一家私有。《战略与管理》的名气这么大,又有谁知道它的核心和灵魂秦朝英先生呢?企图在公器和个人之间划等号,以为杂志最适合某人,是某人的或是某人的代名词,只有某人才能编辑得好经营得好,出发点诚然可感,然而并不符合实情。《战略与管理》是为中国的现代化的,我们的前人说过,天下为公。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也有一个响亮的口号,为了中国。我觉得这样的态度是平实的,难以做到的,但也是最了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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