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这个词是早就学会了的,困惑也随之而至,比如在街上随处可见“某某人民政府”、“某某人民医院”、“人民邮电”、“人民电力”等等字样,但以我的经验,这些冠以“人民”称号的所在,对人民并不友好。不过困惑真正变成问题并常常萦绕于心,倒是因为“他人的故事”。1989年,东欧“革命”,很多国家纷纷“变天”,其中,匈牙利是先从国名变起的:由“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变成了“匈牙利共和国”。根据我的浅识,这类大事的发生,没有人民的拥护是不行的——这就使我大惑不解:人民何以不喜欢“人民”这个称呼?

  看来有必要先搞清楚“人民”的含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出版的《辞源》对“人民”的解释是:1,人类;2,指平民,百姓。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汉语大辞典》与之基本相同:1,百姓,平民;2,泛指人类。但我对这些解释却很有疑问:第一,如果“人民”是指人类的话,何以地球上有些地方的“人类”总是喜欢把“人民”挂在嘴边、而另外一些地方的“人类”甚少提及“人民”二字?而且,我们也从来没有听到过用人民来指称人类的说法。第二,如果“人民”是指“百姓、平民”,又显然降低了“人民”身上的道义色彩,比如,我们很容易说出“伟大的某国人民”之类的话,但我们说过“伟大的某国百姓、平民”吗?的确,古代汉语中的“人民”就是指的“百姓、平民”,因此,它常常又被说成“民人”,但后者在我们当下的语境中是早就消失了的。

  以我做人民几十年的经历,我打算重新梳理一下“人民”的含义。首先,“人民”是一个群体,这似乎是没话说的;其次,这个群体对于社会的存在、发展、进步而言,发挥着最大、最主要的作用;第三,然而很不幸,这个群体又处于社会的弱势地位,总是在受“压迫、剥削”;因此第四,这个群体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第五,相同的社会处境和共同的利益诉求,使这个群体有着完全一致的信念,更确切地说,他们代表着人类最崇高的道义,代表着全体人类最根本的利益。中国素有“为富不仁”的观念,那么反过来说,“为贫就很仁”了。后世的类似“无产阶级”是全人类中最先进的群体的观念,应该就是脱胎于此的。

  因为没有什么自信,我也打算寻求权威的帮助,来狐假虎威一下。列文森说:“像普通的民族主义者一样,中国共产党人表面上也赞同反传统,然而实际上是为了掩盖他们与传统重新建立联系的要求。”但中国的传统经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系列波折,早已支离破碎,“与传统重新建立联系的要求”如何满足?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谁能代表中国?中国共产党认为,地主不能代表中国,它只是一个阶级,地主文化只是一个阶级文化。……因为中国是属于非地主的‘人民’的,由于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他们能够代表中国。这种能够意识到的、不容否认的、而反传统主义者又未能触及的中国传统是非地主的传统,亦即人民大众的传统。它虽然始终存在,但由于地主阶级在社会上和文化上的统治地位未发生变化,所以它一直被淹没、被忽视,或者其意义被歪曲篡改。”“所以,人民的传统是能被重新解释的中国的过去,而以前一直作为中国的过去的儒家传统或地主传统则被完全地否定掉了。”(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寻求这样一个“人民”的传统有什么意义?首先,它满足了当时中国普遍的反传统思潮的需求;其次,至少在心理上避免了因为反传统而受到的来自于西方的文化方面的威胁——这一点对于文化的中国人来说几乎性命攸关。总之,识时务的俊杰们通过“人民”把反传统与民族主义这原本对立的东西十分巧妙地粘合在一起,并获得了已经被戴上“人民”桂冠的中国大多数百姓的拥护。正是因为其作用如此关键,“人民”被置于一个崇高的地位就理所当然了,其含义,当然就既不是“人类”,也不是“百姓、平民”,而是满足上述五个条件的群体。

  在这五个条件中,最有实质意义的是共同的利益诉求。其实,这一点在逻辑上就说不通。所谓的共同利益,所同的只是获取利益所拥有的资源和获利的手段,人们的联合,正是基于这样的基础,而利益本身,由于它最终总是要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人,而每一个人相对于别人来说都是“他者”,这使利益总是要“散之四方”,因此利益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内在的冲突。文学作品中常常有这样的故事:几个强盗齐心合力弄来了一批财宝,结果在分赃的时候相互火拼。这虽然是比较极端的例子,但其精神实质却具有普遍性。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契约和监督成为必要。因此,基于相同的利益要求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共同的信念立场的群体根本就不存在,尤其是在社会历史的意义上说,更是如此。如果说社会总是存在着一个弱势的群体,正是他们构成了人民的主体,但实际的情形却是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因为不满自身的处境而在使劲地挣脱这个群体(革命正是极端的手段),如果以这样的群体来作某种常态的指称,显然是不合理的。

  因为并不存在这样的群体,所以,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之类的说法就是非常可疑的了。没有谁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历史是由所有的人一起创造的。如果真的要论功排座次的话,倒是那些从前没有资格当人民的人因为其真正的创造性,而发挥着相对大一些的作用。有一部50年代初拍的电影,名字似乎叫《六道门》,剧中的主人公是一位码头搬运工人,他与他的雇主之间有一段关于谁养活谁的辩论,他说(大意):“我们在烈日下一个汗珠摔八瓣,你们在房里摇蒲扇,养得白白胖胖,你说,到底是谁养活谁?”经过市场经济这么多年的熏陶,我们可以说,这位工人的话是站不住脚的。他的雇主是这一次经济活动的组织者,这个活动包括许多环节,码头工人的工作只不过是众多环节中的一环,说不定是最简单的一环。雇主作为经济活动的组织者,除了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他还要承担相当的风险,他所付出的劳动,绝对要远远地超过码头工人。因此,对于社会的运作来说,雇主无疑发挥着更决定性的作用——尽管码头工人也不可缺少。但显然,雇主被排斥在“人民”之外。

  小时候,我曾经为一个概念绞尽脑汁,头痛欲裂:宇宙。宇宙无所不包,它是一个无限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宇宙又并无具体所指,它不能指称任何一个具体的物事,甚至连宇宙是什么,都难以给出一个确切的解答。从这个意义上说,宇宙实际上是一个虚无。记得恢复高考的头一年,出了一个著名的高考状元,很多报纸都登文章介绍他勤于学习、善于思考的事例,其中一个例子是:老师在课堂上说,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因为内因和外因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但状元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宇宙不存在外因的问题,而如果没有外因,内因就不能存在。我想,他实际上注意到了宇宙的虚无,关于这个问题,我相信哲学家们已经给出了很好的解答,我在这里之所以提及于此,是因为我觉得宇宙与人民这两个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都指称某个无限的存在,但都不涉及具体的事物——当我们说人民的时候,我们从来不是指称某一个具体的人,相反,常见的情形是单个的、具体的人,总是淹没在“人民”话语的黑洞当中。谁是人民呢?谁也不是。倘若一方面谁也不是人民,另一方面人民二字又无所不在,这只有一个效果:通过一种巨大、表示着整体意义但实际上虚幻的力量来消弭每一个具体的人的存在。根据历史的经验,谁能说这样的效果不是产生于同样的动机?

  学者朱学勤曾经讲述过很多“小概率事件”,附庸风雅,我也来说一件。这篇文章是在菜场和来去的路上构思的,买完菜回到办公室,收到了最新的一期《新华文摘》(2000年第七期),其中有一篇文章:“跨国资本、中产阶级趣味与当下中国文学”,在文章的结尾部分,作者葛红兵写到:“问题的中心环节是信念,失去了信念,他们在这个时代看到的只能是这个时代的表面现象,他们只能和人民背道而驰。如此,他们如何能体验疼痛、体验苦难、体验绝望,如何能有切肤的痛楚,他们将失去感觉——因为在他们的心中找不到人民——这个最伟大的体验源泉。”

  我于是忍不住又嘟哝一句:谁是人民?

  2000、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