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六十年代,中、西方同时有一场价值理性的大爆炸。那场价值爆炸在法 国叫“六八年五月风暴”,在中国叫“教育革命”。爆炸的中心在高校校园,首当 其冲者,就是那些传之百年、千年的传统教育哲学和教育体制。当年出现这场价值 爆炸,点火者当然不止一人,但是,其中最引人注目者,恐怕不是在香榭丽舍大街 上散发传单的萨特,而是在紫禁城城楼上挥动军帽的毛泽东。物换星移,一代人去 矣。当年爆破之后一片狼藉的废墟,转眼间,已是书声琅琅,莺歌燕舞,早已重建 起师道尊严、校规尊严,重建起学分、学年、学衔、学位、学术、学者等等一切与 “学”字有关事物的应有尊严。二十年后的今天,西方人回首往事,是以什么样的 语言来谈论呢?读一本西方人第一部以高等教育哲学为书名的专著,也许不无裨益。 书,是美国人写的;作者,当年是个典型的“逍遥派”、“隔岸观火派”,——隔 太平洋、大西洋两岸而观之,以至今日用语还是如此冷漠,如此讥诮。

  原来他们不说“风暴“、“革命”这些刺激人的字眼了,而是说:“那是一场 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危机。”所谓“高等教育的合法性”,也就是“高等教育的存在 理由”。这个“理由”来自于古希腊时代的自由教育传统。他们所说的“自由教育” ,并不是东方人容易联想的那样,动不动就是相对专制教育而言的自由教育,而是 相对职业教育而言,是一种“闲暇教育”、“形而上教育”。在西方,学校( school,école)一词的词根就是希腊语中的“闲暇”。因此,“自由教育”为避 免东方人误解,最好不应是目前的译法,而应译为“对闲暇人的教育”。须知二千 五百年前的希腊城邦如雅典,二十万奴隶是有职业、有分工、有“铁饭碗”,五万 贵族和平民却是没有职业、没有分工的“闲杂人员”。这五万人的闲杂状态,就是 西方人所谓的“自由状态”。相对职业分工而言,这种“自由状态”当然是一种高 贵状态。然而,高贵的自由人衣食简陋,却是安贫乐道——成天在街上辩论“一” 与“多”、“点”与“面”、“美”与“丑”等高贵的问题。这种状况持续了一百 年,方有柏拉图出,猛地一收,统统收进一个叫做“阿克德米”(Academy)的地方, 入口挂匾曰:“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学”,出口挂匾曰:“能谈哲学者方可治国”。 从此,这“阿克德米”遂成为西方第一个“大学”,学生以几何始,以哲学终,出 来都是候补律师、候补法官、候补军官、乃至候补总统。至于候补钳工、候补果农、 候补售货员,则对不起,统统归入形而下学,归入中学、小学的教育对象。这种自 由教育的渊源,在中国,本来也有两个相对应的说法,如孔子曰:“学而优则仕”, 如孟子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只不过先秦人字典中没有“自由”, 这个单词,又未想到以“闲暇”一词准确替代,遂以劳心与劳力之别勉强代替自由 与职业之别。不幸,古人一时一处用语之出入,竟酿成后人二千年后的一场惨祸。 到后来中西方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危机同时爆发的时候,在西方,初则表现为职业教 育对自由教育的挑战,稍待时日,则凝结为教育哲学的专用术语,心平气和地坐下 来交换意见:在产业革命后的时代,大学是否应向平民职业开放?是训练官员、培 养贵族,还是训练技术人员、专业人才?大学者,“university”也,既是“天地 万物”,为何不懂几何懂丈量者不可入学,为何非要以哲学,而不能以其它技艺, 比如“马尾巴的功能”列为大学教育的端点?等等等等,如此而已。但在中国,那 个“劳心教育”不动则已,一旦触动,发生合法性危机,则是一溃千里,不可收拾。 教育哲学的分歧立刻上纲上线,上升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阶级斗争,然后再以 政治语言转述教育语言,以意识型态语言换算学术语言,如此转换复述,真正的主 语——高等教育的合法性讨论逐渐流失,剩下来能够进行的则是一场长达二十年的 无主语战争:前十年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偷换教育哲学的内在危机;后十 年是“智育第一,一抓也灵”,似不承认教育哲学本身可以讨论——这样一来,自 由教育也好,职业教育也罢,中间夹着个第三者,双方都害上了语言障碍,所谓正 常的学术讨论,也就子虚乌有了。

  关于招生政策。他们似乎也有过一场“极左”或是“极右”的争吵,只不过使 用的是另一种语言。比如,他们不说这是“阶级路线”,那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而是说那两种主张由来已久,还原为哲学语言,只不过是一场关于平等和公正的 古老冲突,有如古希腊一般古老。所谓“公正”,首先是一个希腊符号,是一个开 根号:意为平方之根方是各因数投入运算后所能达到的最佳中和——即“公正”。 公正概念最早被柏拉图引入“阿克德米”,作为招生原则:给所有的应试者均等的 应试机会,使之出现自然差别,然后择优淘劣。这就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最 古老起源。这一原则沿用两千年,到了卢梭时代,方吵嚷起另一个字眼:“平等”。 卢梭认为,差别不是出现在机会均等之后,而是出现在机会均等之前,如家族遗传、 社会背景等。机会均等不是缩小差别,而是扩大差别,因而是虚假的公正,真实的 不平等。试想,让一个跛子和一个常人同时起步,貌似公正,实则岂不是使常人把 跛子越甩越远?因此,公平与平等是一对矛盾:公正者,不平等,平等者,不公正。 按卢梭的说法,只有让跛子先跑一程,然后让常人起步,如此“不公正赛跑”的结 果,让两人同时到达终点,第二轮才可以开始“公正赛跑”:跛子的后代与常人的 后代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同时起跑。在这里,卢梭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哲学上的“补 偿原则”,补偿加平等,方能配平公正,达到“平等的公正”。卢梭的这个平等观, 曾获得一个青年流亡者的高度称誉,说卢梭之平等是辩论之平等,而柏拉图之公正, 则不过是机械之公正、虚伪之平等。这个青年流亡者,正是大名鼎鼎的卡尔·马克 思。

  到了本世纪六十年代价值大爆炸的年月,美国思想家约翰·罗尔斯积二十年学 力,推出一本《正义论》,适逢其会,一时轰动。罗尔斯认为,家庭背景越是贫困, 本人越是缺少才能,就越加需要“吃补助”——得到额外的教育机会,以补偿上几 代人被社会剥夺机会累积而致的“智商后果”。反之,家庭背景越是优裕,本人越 有卓越才能者,则应放弃一些机会,以代替上几代人多占有的机会,以冲销不公平 的“智商后果”。这一理论沿用到招生原则,就是名噪一时的“反向歧视”( reverse discrimination)。“反向歧视”推行不久,就轮到那些西方世家子弟起 来大叫平等:如此歧视,岂不是“越穷越革命”?岂不是“血统论还潮”?岂不是 “贫下中农上大学、管大学、占领大学?”岂不是从“极左”的方面否定美国独立 宣言的第一原则:“人人生而平等”——这么吵吵嚷嚷,就发生了一起极为有趣的 贝克对加州大学诉讼案:

  一九七八年,加州大学拒绝白人学生贝克进入它的医学院,同时却录取了一名 学业成绩远不如贝克的黑人学生。校方辩护说,这种“反向歧视”是作为一种补偿, 补偿少数民族过去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原告贝克大叫冤屈,说肤色不应该成为被告 大学招生的依据因素,法官们在判决此案时,应该“暂时色盲”!

  辩论结果,法院竟然判决贝克败诉!理由是:大学的力量就在于它能中和各种 社会因素,最后开出,确立一种最为公允的立场;在所有的社会因素中,种族出身 就是一项重要内容!哎呀一九七八年,中国早已否定“极左思潮”,想不到这一“ 极左思潮”却在美国大有市场?

  至于六十年代大学校园中那些随风飘扬的随意作品,“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 万树梨花开”,中国如此,法国如此,美国也未能幸免。不过,他们现在已不称之 为“大、小揭帖”,而是称之为“非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把那样的大学 称之为“批判大学”(university of criticism),把他们的那些“照顾入学者” 称之为有幸光临大学的“民主顾客”(customer of democracy),把当时弥漫大学 校园的不安气氛称之为“自由大学运动”(movement of uni-versity of freedom) 。且不说闹得最蝎虎的法国,自由大学运动在荷兰就有“普罗”(Provos),在日本 就有“全学联”(zengakuren),在意大利就有“宣言派”(il manifesto),在德国 就有“社会——民主学生”(Sozial-demokratischen Studenten)……,名目繁多, 不一而足。这些学生的行动方式各有千秋,但有一个共同点:都向传统教育提出“ 缺席者的权力”,撤离校园,到民间去,到未受传统教育污染的土地上去,寻找腐 败文化的解毒剂——民间文化。当时,他们有一句时髦口号,叫作“三M主义”, 或“三M万岁”。三M者,毛泽东、马尔库塞、马尔罗也。这三个人的名字不约而同, 都以“M”打头,故得此名。马尔罗,法国非主流文化的著名作家,报道过本世纪 中国大陆第一场工农革命:北伐战争,又报道过本世纪大陆最后一场“革命”—— 文化大革命。一九六五年他曾来杭州,与毛泽东有过一夜长谈。在此之后,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春节座谈会上有关教育问题的讲话在西方不胫而走,在那里的校园中激 起了回响。到如今,“弹指一挥间”,二十年过去,尘埃落定,他们又是如何看待 当年呢?有一种意见认为:那是西方“新左派”的一厢情愿,错把荆州当楚州,把 毛泽东的政治理论凿空为西方的文化批判,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凿 空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东方盟友”。另一种意见认为,毛泽东确有真经传世,只可 惜他有语言障碍,金针难度,无法把他的文化批判思想表述为文化批判语言,只能 借助于政治语言,曲折地、含糊地表达他对人类文明走向病态腐恶的忧虑。因此, 毛泽东的错误,似乎主要不在于他的“思路”,而在于他的“言路”,能指与所指 发生分裂,造成了他文化批判工程的巨大流产。这一派人中有一个叫范多伦的,似 乎至今还在毛的“思路”上讲话。他说,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首先不是教学生做 事(to do),而是教学生做人(to be),不是增加学生的具体知识,而是转变学生的 生活态度。这样一来,毛泽东当年那些念头,从当初那种特定的意识型态上剥离下 来,不就可能转换成一个莎士比亚式的永恒问题,而且超越时空永无休止地讨论下 去了吗?——to be or not?to be or not?……?

  语言破译,或者说语言转换竟有如此功能,这是东方人怎么也没有料到的。不 过,说来也辛酸,西方教育哲学不管内部怎么争吵,但对中国教育却有这么一个共 识:自戊戍废科举以来,一部百年中国教育史,只不过是一部引进外国教育史。一 会儿学美国,一会学俄国,乏善可陈。要说例外,那就是六十年代那场短命的教育 “改革”,那才是你们中国人扬眉吐气的岁月:颠倒的历史第一次颠倒了过来,中 国人一下子成了教育思想出口国,而不是教育思想进口国!只可惜好景不长,落花 流水春去也。那场教育改革触发了“大革命”,“大革命”造成大流产,以后纵然 是小革命不断,却形成了更为可怕的习惯性流产,始终结不出一个正果。他们认为, 毛的那套思路先是被他本人的言路所扭曲,后来又被别人的言路所堵塞,迟迟等不 到一个准确的破译,终于等不耐烦,一跺脚,随他老人家的逝世,恨恨西去了。因 此,这批西方人似乎比我们还要痛惜我们的伟大领袖,以至于打抱不平,认为临终 前最有资格吟诵海涅那句名诗的人,尚不是马克思,而是毛泽东:

  ——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那末,如有龙种,又到哪里去了呢?在西方,意大利的“红色旅”、法国的“ 直接行动者”,这些张牙舞爪的恐怖主义者,是“六八年人”的跳蚤后裔。而福柯 一类,可能还包括活着的哈贝马斯,这些当年非主流文化的参预者、同情者,从昔 日的“资本压迫”,转向今日的“语言压迫”,从语言破译入手,开辟出一块知识 权力学、语言释义学的哲学绿洲,他们这些人会不会是继往开来的龙种传人或传人 之一呢?

  (《高等教育哲学》:〔美〕约翰·S·布鲁贝克著,郑继伟等译,浙江教育出 版社一九八七年五月第一版,7.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