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四个历史性遗憾

  近代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试图为中国一切错综复杂的问题制定一个解决方案的,孙中山是第一人。这个伟大的中国人,他一生的眼神都是那么忧郁,因为他的目光穿过各种各样的现象看到了中国的症结所在。他早年在香港接受教育,在清朝垮台前的16年里,他流亡海外,在日本、欧洲、美国等地居留,对西方近代文明和它们的政治制度运作有深刻的了解。他对中国的爱,他流亡过的西方各国的先例,最后都被他概括在三民主义中。三民主义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学说,它的形成曾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1894年秋冬之际,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入会誓词是: “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这是他对民族、民权主义最早的表述,也可以说是“二民主义”。

  1904年孙中山替美洲致公堂重订新章,第二条就是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与兴中会誓词相比,多了“平均地权”一项,这是他民生思想的滥觞。同盟会成立后5个月,他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但还没有“三民主义”简称。同年12月,香港的《中国日报》发表代售《民报》的广告,因为广告上登载“提倡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一语太冗长不便,就简称“三民主义”代替,这是“三民主义”最初的由来。后来孙中山认为这一简称适当而采用,这一名词也就成了普通名词,被广泛采用。

  1906年12月,在《民报》创刊一周年的庆祝大会上,孙中山进一步阐述了三民主义,同时首次提出了五权分立。但对三民主义的系统论述直到他去世前的一年,才由他在广州以演讲的形式加以完成,但由于发生商团叛乱而中断,民生主义最后还没有讲完。1924年12月首次出版了根据演讲记录整理的《三民主义》一书,这本书的孕育时间前后达30年,虽然作为一个名词它早已流传于世了,而且在漫长的几十年里前后有些变化,如他创建中华革命党时认为民族主义已经实现,所以只有“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晚年学习苏联以党治国,又加进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内容。但大体上,三民主义是比较完整的一个学说,是孙中山针对中国的实际问题提出的全面解决方案。

  三民主义几乎能够为全国的人所接受,1949年前毛泽东也不止一次地说过为三民主义奋斗的话。全部接受这个主义的人不多,即使在国民党的骨干中对民生主义有不同意见的也大有人在。但这个主义中间的确包含了一些能够让所有有思想的中国人都感动的东西,因此在袁世凯死后的中国,不少军阀都试图以孙中山和他的三民主义来装饰他们的野心,为自己的割据和专制寻找动听的门面,当然差不多每次都出卖了他。孙中山的伟大在于他能够在接连不断的失败中始终屹立不倒,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到死。

  诚然,辛亥革命只是将满清皇帝赶下了台,终其一生孙中山先生都未能实现他三民主义的宏大理想。他死时列强依旧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满目疮痍,民生维艰,民族主义、民生主义的目标都未达成,民权主义的目标更是遥遥无期!透过他忧郁的眼神,我们看到的是他理想未酬的深刻伤痛。

  尽管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和“平均地权”中仍然包含了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成分,和历代农民起义所提出的“均贫富”口号也不无一脉相承之处,他自己晚年还把三民主义解释成是继承了中国古老的传统,但他的三民主义和《建国方略》已提出了建设一个现代化中国的基本方案。然而,在孙中山40余年跌荡起伏的政治生涯中也不是没有遗憾,本文仅指出这位伟大人物的四个历史性遗憾。

  【遗憾一】 “五四”的重大意义之一就在于它给中国提供了另一种有别于暴力革命传统的先例,它的力量是思想的力量。而以孙中山锐利的现代眼光也没有发现西方近代文明的进步首先是建立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基础上的,这确实是一个遗憾!

  1920年1月,北大学生张国焘、康白情、许德珩及一位天津女学生到上海拜访孙中山先生。孙中山说: “你们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 你们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但你们无非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奔走呼号。你们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游行,罢课、罢工、罢市几天而已。如果我现在给你们五百支枪,你们能找到五百个真正不怕死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才算是真正革命。”

  许德珩等回答: “孙先生也掌握过几万人的部队,何以革命还是失败了呢?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思想、旧势力,在那里艰苦奋斗,学生们赤手空拳不顾生死地与北京政府抗争,只因为没有拿起枪来,就不算革命吗?”

  追求民主共和,缔造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孙中山先生,在他一生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关注暴力问题。辛亥革命之前,他自述有十次武装起义的失败。辛亥革命以后,从二次革命、肇和军舰起义到北伐,他所重视的也是暴力。所以他才会对“五四”学生说出这番话,暴力革命的传统已经渗入他的骨髓里,所以在他看来,五四运动只是赤手空拳地与北洋政府抗争而已。

  的确,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权力的更迭是和平的,整个中国史就是一部弥漫着血腥味、火药味,充满了刀光剑影的历史。孙中山在黄埔建军以前并没有自己亲手建立的军队,所以在和袁世凯、和形形色色的军阀打交道的过程中,总是屡屡受挫,发出了“南与北如一丘之貉”的感叹!国民党也只有在掌握了一支强大可靠的军队以后,才能到南京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政权来。这是孙中山晚年留给他缔造的国民党、蒋介石的遗产。孙中山去世前并没有选择蒋介石为接班人,他当时的安排是由胡汉民负责民政,汪精卫负责党务,廖仲恺负责财政,蒋介石则是掌握军事的人选。但在一个枪杆子决定一切的时代,注定了蒋介石这个黄埔军校校长将成为国民党的头号强人,这是中国式的必然逻辑。孙中山对此无可奈何。

  “五四”的重大意义之一就在于它给中国提供了另一种有别于暴力革命传统的先例。它并不诉诸武力,它的力量是思想的力量、思潮的力量,立足于文化启蒙,唤醒青年、号召民众;它反对旧思想、旧文化、旧势力,倡导新思想、新文化; 它不是从政治入手,以夺取权力为目标。这些是一辈子从事暴力革命、政治革命的孙中山所不能理解的。他虽然在五四运动后也领悟到思想的重要性,但在他这里思想永远是服务于政治的,是第二位的,不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他的“心理建设”——“知难行易”也仅仅是为了政治的需要提出来的。在近代社会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以孙中山锐利的现代眼光也没有发现西方近代文明的进步首先是建立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基础上的。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到遗憾!

  【遗憾二】 孙中山以各种特殊权益让予日本为条件,请求日本支持其革命事业,日本政府却始终不予接受,这段史实颇为值得研究。

  1913年,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在他自己缔造的共和国成了通缉犯,被迫再度亡命日本。为了再举革命义旗,他曾多次与日本人会谈筹款之事。1914年5月11日,孙中山致函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请日本助中国革命,中国将给予的报酬是“开放全国市场,以惠日本工商”。 8月24日,他与犬养毅说自己正在准备起兵举事,“此时若在中国内地发生动乱,必给日本外交带来极大好处,为此日本政府务必支援中国革命,此点请阁下予以关照。”谈及军费筹集情况,孙中山说:“如若此次仍不能筹足所需资金,即便附加任何条件,也靠阁下在日筹款。”犬养毅回答筹款的事要与头山满商议后答复。头山满虽然表示支持孙中山第三次革命,但他不能违反日本政府及军部而支持孙。孙中山通过他争取日本政府的支持,但日本拒绝给予他贷款。孙中山8月21日(也就是这次谈话前三天)曾走访过头山满,对此他心中是清楚的,所以他竟然说筹款“即便附加任何条件”也可以。

  1915年底(或1916年初)孙中山秘密会见了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他在和上原勇作的谈话中要求日本支援中国革命,承诺“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他说:

  “日本人口年年增多,东北三省的辽阔原野适于开拓。日本本来资源贫乏,而满洲,则毋庸违言,富于重要的资源,日本瞩目斯土,乃当然之国策。对此,我等中华革命党员能予充分谅解,故可以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

  “不仅满洲,中国本土的开发亦唯日本的工业、技术、金融力量是赖。”

  甚至说: “倘日本真能以互助的精神,诚心实意地援助中国的革命统一,相互提携,为亚洲的独立与复兴通力协作,则中日两国的国界难道不也可以废除吗?”

  当然,孙中山也声明“东三省是中国领土,主权仍属于中国”。但这些文献表明为了寻求日本的支持,孙中山先生曾不惜以东北三省的特殊权益作为条件。还有“不惜任何条件”的许诺。

  即使在袁世凯死后,他在广州举起护法旗帜的1917年9月15日,在和日本社会活动家河上清的谈话中,“孙中山表示,希望日本方面给予‘武器、军火和大量贷款’”,“孙中山特别说明,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

  1918年11月16日,孙中山和日本松永安左卫门的谈话中再次提到以“领有满蒙”为条件寻求日本的援助。

  他说:“目前中国南北对立是日本助长起来的,日本如果改变援助北方派的政策,北方派就会不攻自灭。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

  孙中山虽然是明确反对《二十一条》的,但他愿意给予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和《二十一条》所提出的有关在满蒙的权利大同小异,只不过《二十一条》更加具体而已。不知道为什么日本政府始终不接受他的条件,支持其革命事业。这恐怕还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这也是长期以来被我们所忽略的问题。孙中山是伟大的政治家,但对于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许多史实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

  【遗憾三】 试图赋予革命党人以参政、执政的特权来确保革命理想的实行是不可靠的。孙中山忽略了他所追求的是自由、平等、人权,国民性的整体缺陷不可能通过对革命者授予优先的特权就能加以解决。

  1913年二次革命的失败给了孙中山惨痛的教训,他在那些痛苦的时光里思考着失败的原因,思考着革命的出路,准备第三次革命。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由于组织涣散,不服从他的号令,他的想法得不到贯彻,“党员皆独断独行,各为其是,无复统一”才导致失败,他自称南京政府时期,“忝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都由不得他主张。后来他写《建国方略》时进一步提到“是以予为民国总统时之主张,反不若革命领袖时之有效而见之施行矣”。

  正因为如此,孙中山要重建一个秘密的革命党,而不是一个公开的政党。他在旧金山组织同盟会分会时,便将同盟会改名为“中华革命党”,这次立党“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要全体党员服从党魁命令,各具誓约,誓愿牺牲生命、自由权利,服从命令,尽忠职守,誓共生死。《中华革命党总章》第七条即明确规定“凡进本党者必须以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久遵守。” 在孙中山手订的入党誓约中有“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这样的誓词,还要在上面加印右手中指指摸。第十条规定“凡党员有叛党行为,除处罚本人之外,介绍人应负过失之责”。

  党章第十一至十四条按照入党时间先后进一步把党员分为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在革命成功以后分别为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先进公民,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的优先权利,有功公民有选举、被选举的权利,先进公民则仅有选举权利。“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就这样,这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了大部分人的公民资格,他试图通过对党员的严格约束,划分等级,论功行赏来实现他的理想,实际上和他追求的民主、共和理想背道而驰、越走越远。据他当时的主要助手居正回忆,他还发表了这样的谈话:

  “一、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

  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

  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有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我绝对对同志负责任,决不会领导同志向专制失败路上走。我是要以一身结束数千年专制人治之陈迹,而开亿万年民主法治之宏基。

  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时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导师。”

  作为当事人和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居正的回忆是真实可信的。从这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打江山、坐江山的中国式逻辑都已经呼之欲出。

  所以中华革命党成立之初就遭到革命党人内部的强烈反对,黄兴坚决不加入,并远走美国。二次革命的风云人物李烈钧、柏文蔚等都拒绝参加,连老同盟会员谭人凤等也远离了孙中山。黄兴批评服从一人是违背了孙中山自己倡导的自由平等主义,加盖指摸“迹近污辱”。

  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血的教训中得出了沉痛的结论,但他忽略了他所追求的是自由、平等、人权,国民性的整体缺陷不可能通过对革命者授予优先的特权就能加以解决。没有人权概念的广泛普及,没有形成公民社会,当然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孙中山先生试图赋予革命党人以参政、执政的特权来确保革命理想的实行也是空洞、不可靠的。他在中华革命党时期最得力的助手陈其美当初在上海主政,一样是滥杀无辜,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并不是死在“官僚劣绅”的手里,而是陈其美这个响当当的老革命党人指使另一个革命党人蒋介石干的。这样的例子在民国之初也不是孤立的。阎锡山、唐继尧、陈炯明等也都是老革命党,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们都很清楚,和北洋军阀又有什么区别?!

  人权没有保障,即使是“真心原始之革命党”当政,也同样没有真正的共和可言。孙中山先生没有看到问题的要害所在,只能以指摸、誓约(所谓“甘受极刑”)来推动革命,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大败笔。所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在反对袁世凯帝制的护国运动中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已经不是站在历史的浪尖上。

  十几年后,在蒋介石的南京政权身上,我们就能看到当年中华革命党的影子,所谓革命只是给了少数人分赃的机会,这是孙中山始料不及的。如果他本人活着,他的人格、威望、无可比拟的号召力,革命成功之后建立的新政府不至于马上堕落为一个腐败、专制、黑暗的政权。一个没有了孙中山的国民党一旦取得政权,他们能够做的当然首先就是按等级分封职位,而孙中山理想中的宪政目标则可以被无限期地拖延。

  【遗憾四】 在这块有着深厚帝王传统的土壤上,蒋介石由“家天下”到“党天下”的一党专政局面,是孙中山先生始料未及的。

  孙中山回首漫长的革命征程,是一连串的失败、流血和牺牲,亲密战友陆皓东死了,郑士良被朋友、叛徒毒害,黄兴英年早逝,宋教仁、陈其美被袁世凯刺杀,朱执信、程壁光死于桂系军阀之手……辛亥革命失败了,二次革命失败了,护法运动失败了,中华民国依然只有一块空洞的招牌,他曾经争取日本的支持,也寻求过西方列强的帮助,但都没有得到回应。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21年底,孙中山在桂林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开始联俄外交,向新生的苏联寻求帮助,逐步走上一条“联俄联共”的道路,并以苏俄模式改组中国国民党。在1924年1月20日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首次提出“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在国上”。也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孙中山提出要将大元帅府变为国民党政府,“现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 我们现在并无国可治,只可说以党建国。待国建好,再去治他”。明确提出“应该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以党建国”,“把党放在国上”。这就是后来蒋介石的“党国”的由来。

  1924年1月25日,孙中山在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中说得很明白,二次革命后“在日本虽想改组,未能成功,就是因为没有办法。现在有俄国的方法以为模范,虽不能完全仿效其办法,也应仿效其精神,才能学得其成功。”他的建军思想也是要“按照苏联式样建立一支军队”,蒋介石曾到莫斯科学习过军事。所以孙中山留下的国民党是仿效苏联党的模式重建起来的,军队最初也是搬用了苏联的一套。

  1924年改组的国民党引入了苏联“一党专政”模式,仅仅一年后孙中山先生就黯然去世,在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党领导集团中再也没有人能深切理解“民权主义”的意义。虽然孙中山在国事遗嘱中要求他的同志们依照他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继续努力,但他的后继者在继承孙中山的遗产方面除了把他的“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在国上”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以外,其他的大部分都被置之脑后了,所以我们在大陆看到的只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权,最终导致了败退孤岛的结局。

  这恐怕不是孙中山的原意,但孙中山晚年源自苏俄的“党在国上”思想无疑为蒋介石将民国变成“党国”铺平了道路。在这块有着深厚帝王传统的土壤上,由“家天下”到“党天下”仿佛顺水推舟。对于身后出现的一党专政局面,虽然是孙中山先生始料未及的,但却是他留下的最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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