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思想的结合，貌似借权力之手推行、发扬思想，把它由字面、口头付诸实践，实现其用世价值。然而，实质上，在权力与思想的关系史上，永远不可能是权力者信仰某种思想而推行之实践之，而只能是某种思想有利于权力而被歪曲、利用，借以为实现权力的政治目的的工具。儒家思想与专制政治的结合正是如此。“仁礼之治”、“大同自治”成为专制主义得以不断延续的文化基础。而就文化来说，权力与思想结合对文化产生了灾难性后果。一个基于某种思想建立起来的权力集团，必定对其他思想怀有先天的深入骨髓的恐惧与憎恨。于是它必定扼杀新思想的诞生和传播。在两千年的古代社会中，中国人竟似乎从根本上丧失了思想创造力，倘若以一条曲线来描述中国哲学的发展流程，我们可以看到，在春秋战国之前是一条模糊是发展线，来到春秋战国时期突然清晰起来，而且像音乐中突然出现的高潮一样，被抛上一个高峰，继而重重地摔在地上，慢慢地爬起，以后便是忽高忽低呈丘陵状发展。
在冯友兰先生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冯友兰先生为中国古代自汉以后走不出春秋战国文化格局的窠臼辩护时说：“中国汉以后之哲学说研究之问题及范围，自不如汉以前哲学说研究之多而广。然汉以后哲学中之理论，比汉以前之哲学，实较明晰清楚。”并以“董仲舒之《春秋繁露》只是董仲舒之哲学”，“王阳明之《大学问》只是王阳明的哲学”说明“中国哲学之进步”。而且，“在经学时代仲，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傍依古代即子学时代（指孔子到董仲舒之间——引者注）哲学家之名，大部分依经学之名，以发布其所见。其所见亦多以古代即子学时代之哲学中之术语表出之，此时诸哲学家所酿之酒，无论新旧，皆装于古代哲学，大部分为经学，之旧瓶内。”“旧瓶装新酒”成为冯友兰先生为阐述中国古代哲学的“进步”的一个生动比喻。然而，作为一个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东方古国，两千多年间仅仅都在因袭前人的“旧瓶”来装上一点“新酒”，不是太可怜了吗？为什么不能创造自己的“新瓶”，实现哲学的推陈出新的繁荣局面？从汉的董仲舒，到宋的朱熹，到明的王阳明，直至清的王夫之、顾炎武，乃至戴东原、康有为，一代一代都在孔子的语言模式与思想体系之中打滚，二千年中华民族中几乎所有最优秀的头脑都在孔孟的框架内为儒学几部经典著作做注脚、写发挥！这虽然可以如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发挥引申即使进步”，“由潜能到现实即使进步”，但是，这样的“进步”无论如何也仅仅是在同一个哲学母系内作精雕细刻，甚至仅仅作一些烦琐困难而又意义微小的文字工作而已。特别是对比西方哲学的繁荣，作为一个以礼仪之邦自居的泱泱大国，这样的进步实在说不过去。中国古代哲学主流是儒学，儒学甚至可以吸收一部分外来思想，例如它吸收一部分道家思想，也把佛家的一些要义纳入自己的阐释系统。但实际上，它却一直无法突破自己，实现飞跃，而且与政治权力的结合，使儒家思想获得至尊的地位，历代权力者忠实地守卫着孔庙与“旧瓶”，形成一元主义的文化局面。
政治权威和思想权威是儒家“旧瓶”的强大保护伞。汉武帝刚刚登基的建元元年，儒生董仲舒便在对策中说：“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①后来，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逐渐把儒家思想推至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孔子也被安置到孔庙之中，以“素王”的身份接受历代君王拜祭。历代王朝纷纷利用儒家思想以怀柔政策治国，到了明清，更把经朱熹改动注释过的“四书”作为进阶的钦定教材。统治者的全力扶植使儒家思想一直处于独尊地位，倘若有反对者，则被宣判为异端。权力与思想一旦联姻，两者都会变得面目狰狞。思想借权力而雄盘天下，权力借思想而驯化百姓。孔子作为思想权威从内在彻底地扼杀了后来思想家们的创新能力。政治权威给人们的自由带来外在束缚，思想权威则以其无上的威严使人们自觉地摧毁自己的独立价值体系与信念，出于恐惧感与委琐感而自觉服从权威。在古代中国，儒门的先生教书的时候要求学生首先必须信仰孔子、皈依孔子，甚至经过宗教一般的形式，才会传道授业。儒生开口闭口子曰诗云，在至圣先师的阴影之中毫无主体意识与独立性，更不要说创造新思想的能力与欲望。明初著名理学家薛瑄在《读书续录》中的一句话颇能代表历代儒生的心态：“夫以孔子之大圣，犹述而不作，是故学不述圣贤之言，而欲创立己说，可乎？”“创立己说”，按董仲舒的看法，大概就是“邪辟之说”，会导致政治上统纪不一，法度不明，使民不知所从，因而必不容于政治权威，而对思想权威孔子，更是不敬。中国历代思想家们的灵魂早已被孔子所统摄，他们的内心世界早已被孔子所征服，已经丧失了丰富的想象能力与创造能力——甚至连独立创造的欲望也被自我暗示无情地扑杀。然而，难道“以孔子之大圣”，便无所不通、无所不能、不可超越了么？明代反理学斗士李贽在《焚书·答耿中丞》中说：“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都有自己的对世界的感受于态度，岂可以一人统摄千秋万代！然而，中国古代即使是思想家们，在学术上也早已丧失了独立人格，丧失了叛逆精神，中国哲学便只能一代代在“旧瓶”里打转绕圈。
当我们把眼光投向西方哲学，不难发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局面的最大不同在于，两者共同经历过一个雅斯贝尔所说的“轴心时代”②之后，西方哲学经过神权时代的低迷到了近代在自由的思想空气中突然迸发出无穷的活力，终于呈多元化状态发展，而中国则始终在文化专制的政策下呈一元思想局面。西方哲学一开始就包含了多元主义的文化趋向。举一个例子来说，西方哲学的始祖苏格拉底认为，哲学家的使命是做一只牛虻，当他以“不敬国家所奉的神并宣传其他的新神，而且还以此教导青年、败坏青年”而被起诉、受审判的时候，他在法庭上发出他著名的辩护词。其中谈到哲学家的使命的时候，苏格拉底说：“我这个人，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说，是一只牛虻，是神赐给国家的；这个国家好比一匹硕大的骏马，可是由于太大，行动迂缓不灵，需要一只牛虻叮叮它，使它的精神焕发起来。我就是神赐给这个国家的牛虻，随时随地紧跟着你们，鼓励你们，说服你们，责备你们。”③在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定义中，有一部分属性正是来自苏格拉底的“牛虻”之说。在这里，知识分子与权力者是完全不同的，知识分子游离于权力之外，对不合理的现象做出批判，推动社会进步。而在儒家属性中，儒生的使命是“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儒家所注重的是其学术与权力的紧密结合，他们企图以“德”影响、规劝权力者，使之推行“周公之治”。由于过于迫切地要切入权力运作领域，儒家对任何其他思想都以一种惟我独尊的态度一力排斥。孟子就把异端之说喻为“洪水猛兽”，并且痛骂与儒相对的杨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种独尊的姿态与后来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是一致的，便是以道德主义先确定自己的优势地位，再从道德上斥骂其他思想。儒家排斥异己的特性到了权力者手中便被变本加厉地发挥出来，皇帝做任何事情都会首先站稳道德立场。而在起义军那里也一样，“吊民伐罪”、“替天行道”等等漂亮的道德口号粉饰了一颗颗争权夺利的狡诈之心，欺骗了人民，中国便在一治一乱中坚持着君主独裁政治与儒家一元独尊的文化。
“旧瓶”之所以没有被打破完全是屈从于政治、思想权威的结果，而永远只有一个“旧瓶”来装“新酒”而没有创造“新瓶”，则使人们更进一步陷入屈服、怯懦的大泽，更加没有创新勇气与独立性。“旧瓶”与“新瓶”其实是思想的一元与多元问题。在同一个“旧瓶”之内，无论怎样注以“新酒”，无论这“旧瓶”的伸缩弹性有多大，都仅仅是一元思想。倘若这一“旧瓶”早已被权力利用，则“新酒”之新，往往只会是权力者所希望得到的因素。事实上，任何伟大的思想，苟被定为一尊，并由强力推行，无论什么问题都必须以这种学说为依据进行分析，必须依据这种学说的方法和思维方式作为进行思维，那么这种思想必定迅速僵化、冷酷化、教条化，因为任何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都不可能是人们头脑中凭空产生、凭空发展，而是要经过外部环境不断地刺激，外来思想不断地推进，特别是不同的思想的攻击；往往相反的学说越多，人们在建造其思想体系中考虑的面也越广，度也越深，其思想体系也越博大精深。而如果一种思想没有在坚持自己的基本观点、角度的同时，也容纳、观照其他观点、角度，它便无法接受其他思想的刺激，无法以其他思想作为镜子反省自己，无法从其他思想中吸收新鲜血液以发展，完善、丰富自己。中国自孔子之后两千年的思想家们，就是在一遍接一遍的复制、注释圣贤之言中把中国哲学一步步推向僵化、硬化。叛逆精神消释于思想、政治权威的威严之下，儒家思想的僵化也同时开始。
多元局面比一元更合理，更人道，更有价值。任何一种思想，再正确也仅仅是提供一个观察角度，是一个参照体系。正如我们看花，观其颜色则惬目，观其气味则惬鼻，观其情态则惬心，多种角度切入，认识也更全面，感受也便更丰富。而如果有某种外力，强迫人只能观其颜色，不能有其他方面感受，那么无论如何都是十分荒唐的。思想的活跃程度和人们所享有的自由幸福相互作用。多种思想并存，并确以此培养人的独立精神和主体意识，使人们理智地接受各种不同的思想，以宽容主义的态度对待不同思想，这样社会会更有活力，更快发展。而思想空前活跃则会伴随着社会空前自由，只有独立自由的土壤越来越丰懿肥沃，思想的根系才能酣畅地舒展，思想的大树才能迅猛地拔长，思想的鲜花才能绚丽地绽开。
“旧瓶装新酒”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是创造的时代，是“新瓶”的时代。只有创造出一个个各式各样的新瓶，酿造出各种各样的美酒，中国哲学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的变革、发展中实现振兴！
2001.8.26
注释：
① 事见《资治通鉴·汉纪十·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上》
② 雅斯贝尔：现代德国哲学家。“轴心时代”的内涵，雅斯贝尔解释道，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所发生的过程，建立了一个精神轴心。中国的孔子老子，印度的优波尼沙和佛陀、伊兰、巴基斯坦的大哲、希腊的荷马、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等，都在这一时期出现。
③ 见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
上一篇：性的中西对比
下一篇：竹与酒
免责声明：本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代表素心书斋观点，素心书斋不享任何版权，不担任何版权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