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人类只经历过两种生产方式:自然经济和市场经济。以生产资本为核心的市场经济的出现是人类经济史上划时代的革命,也是全球化时代的真正起点。所以全球化――不管它有多少表现形式――本质是资本的全球化。全球化运动中最本质的物的要素是商品,而不是一般的自然物质。因此,商品的二重性即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对立是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运动的原动力:价值总要消灭使用价值,资源配置总要寻求高效率,并由此获得最佳的利润。生产一旦以利润(剩余价值)为目标,社会必然要出现两极分化,代表资本的“精英”一方日益进入社会的主流,而提供剩余价值的另一方人数日益增多并被边缘化。这便成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及其历史运动的社会基础。

  17至18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成功使世界出现了第一个资本中心。资本把生产与消费、价值与使用价值分裂开来,并通过这种分裂无限汲取剩余价值。资本最先把本国生产与消费分裂开来并通过最大限度地压低国内消费来获取剩余价值。当这个进程达到极限时,也就是说,作为消费主体的劳动大众消费水平被压低至极限时,经济便发生危机,社会就因两极分化导致社会不满和动乱。为了保持高额利润率及本国统治稳定,资本中心便开始向海外扩张,并通过这种扩张转移国内危机。这样便产生了资本中心和资本外围的概念。资本中心与资本外围的对立,是原来发生于资本中心国内部的生产和消费、价值与使用价值对立的外化或转移形式,也是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概念的基础。一国内部的劳资对立外化并扩大为国际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对立:开始是殖民地和宗主国的对立,这种关系在20世纪下半叶民族民主革命浪潮的冲击下解体,殖民地转变为主权国家,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对立转变为南北对立。资本中心国总是力图通过打破外围地区的封闭性,获取高额利润;外围地区的国家则在利用外来资本发展自身的同时,又力图保护本国的民族特性。这样便产生了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与民族主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历史现象。社会主义,在相当的意义上说,就是在保证人类民族特性的基础上实现人类生产资料及生产关系社会化的主义,其作用本质上是在继承全球化和反全球化运动正面成果基础上对它们二者的负面作用的制约和扬弃。私有制是全球化的正面成果即人类活动社会化的最后障碍,而资本的私人占有恰恰又是全球化的原始动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与私有制在发生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同时,也产生了最尖锐的对立;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资本为核心动力的全球化运动却成了私有制的掘墓人――这是主张“适者生存”的全球化的“精英”们所万万没有想到的结果。目前的风起云涌的反全球化运动所反对的其实不是全球化中的正面成果,而是全球化进程中资本的国际垄断因素。而资本的国际垄断――其政治表现为世界霸权――就是私有制发展的后期阶段。

  国际资本――在最初也就是英国资本――的第一个外围市场就是欧洲大陆。法国实际是资本全球化冲击的第一站,其后果就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随后便出现了19世纪中叶的整个欧洲大动荡。中国和印度殖民市场的打开使全球化浪潮在19世纪下半叶从欧洲波及到亚洲。发生于20世纪的两次以欧洲为主要战场的世界大战和后来的美苏冷战减缓了资本全球化的进程。苏联解体后,冷战格局结束,全球化浪潮再次勃兴。但不管世界怎样变化,它的基本矛盾还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矛盾的转化形式。不同的只是这种对立性矛盾从地域性的历史转变化为世界历史罢了。目前的问题是,北方国家通过赢得冷战已成为更加有组织的强大联合体,为国际资本提供剩余价值的南方世界则变得更加无助并成为更加弱势的国际群体。

  公平屈服于效率,继而人权屈服于资本是资本全球化的结症。资本全球化过程不可阻挡,这并非是由于它具有多少真理性――尽管它的确具有真理的方面,而是由于在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中,资本全球化总逼使公平处于弱势的一方。在自然经济时期资源配置是在一国内部计划进行,现在则是按市场原则在全球范围进行,资源汲取范围的扩大使先参与全球化并在其中稳住阵脚的国家会因高效生产力――当然对环境而言却是高效破坏力――而居于优势的竞争地位。结果,资本全球化成了破坏环境的和人类无法控制的异化力量,人成了人格化的资本;在物(商品)的全球化的同时,人的自由权利则因屈服于技术而持续萎缩:劳动力不仅不能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而且还日益受到一些国家出台的更严厉、更苛刻的法律限制;我们在享受因特网通信带来的方便的同时,我们古老的私信保密道德却为现代技术所摧毁;卫星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信息垄断,增强了社会管理的透明度,但与此同时,个人的隐私也裸露无遗……

  人和环境的谐和并不是资本全球化追求的目标。现在人类整个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同时资源贮存总量和人类生活环境质量却在日益下降。人们不仅要问:生产力究竟提高还是降低了?真正的和有利于人类生活的生产力提高的标志,应当是在生产力在总体而不是局部上升的同时,资源消耗也要总体而不是局部下降。但现在的情况是生产力的上升是靠资源的高消耗支撑的,更可怕的是这种恶果却是偏面地集中在南方世界。这已超出阶级和民族矛盾的范畴,而升格为人类和自然的矛盾范畴,只要这种效率高于公平、资本高于人类的发展趋势不变,其结果就不仅仅是阶级或民族的灭亡,而是人类及与其相伴终生的生态环境的整体毁灭。社会主义思想家想得很远,他们拥有很强的道义力量,但却没有足够的制约全球化恶果的能力:它代表善却没有获得支撑善并且高于资本的生产力;它代表居于弱势地位的南方国家的利益,强调公平优先,但结果是,一些社会主义者在取得革命胜利后,在与国际资本的斗争中却没有继续赢得优势,相反,而处于资本中心的北方国家总是居于优势的霸权地位。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只以效率和利润而不讲道德和公平的全球化是一种不健康的历史恶动力,因为毕竟人还是全球化的主要参与者。尊重人――尤其是尊重处于弱势地位的多数人――的生存,至少是生命权利,应是全球化运动的道德底线。只有使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得到保障的全球化才是可以被接受的和可持续发展的,不然它就会受到反全球化力量的强力反制,反制的程度与全球化对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剥夺程度为正比。

  因此,南方国家反对北方国家,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反对霸权国家的斗争是矫正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效率与公平、资本与人的异化关系并使其向健康方向发展的伟大杠杆。社会主义要求确立人,确切地说是劳动者,而不是资本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主体地位。一部《共产党宣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只有将全球化与其发生互动关系的民族化和多极化纳入一体考虑,才能完整准确地把握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南方国家而言,只有在掌握自己政治命运的情况下,民族国家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的经济成就才是有意义和靠得住的。对于中国而言,只有在有助于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又有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全球化,才是有益的。面对国际霸权,中国不要过于“温良恭俭让”;面对全球化浪潮,中国要积极进取。中国应在强有力地参与全球化的同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目前的世界仍是为国际资本支配的世界。如果说从17世纪到19世纪,是国际“资本的母国” (马克思语)即英国支配世界的历史,那末,20世纪的历史则是西方七国集团联合支配世界的历史。国际资本由单一的辐射中心,转变为一个大的联合中心,其间充满着资本中心国与资本外围的民族国家的战争与冲突。今天的西方七国集团绝大多数都是在这种历史辨证运动中通过强力挤入资本中心集团的。当他们之间的战火平息后,他们又开始联合对外,利用他们掌握的巨大的资本力量,打败新的对手,以防止其他处于外围的民族国家再挤入资本中心。在这种过程中,一些民族国家通过参与全球化而崛起,另一些国家则被全球化所摧垮或受到强制性扭曲而成为北方国家的附庸。从近现代史中出现的“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这段不断转换的国际资本霸权的历史链条中,不难预料,21世纪还会有新的民族国家通过对全球化负面影响的强力抵制(强力是完全必要的!)而崛起;而从苏联的解体、印尼的衰弱及拉美经济模式的失败等现象中,也不难预料,在21世纪也将会有一些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日益被边缘化,或衰弱,或分裂乃至消失。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资本外围的南方大国而言,需要研究的是如何在这个进程中既不被全球化浪潮冲垮,又不被狭隘的民族主义所封闭。苏联是前一种案例,阿富汗塔利班又是后一种案例。中国正处在即将崛起前夜,当持辩证的态度对待全球化问题,以保证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中立于不败之地。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