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三十年了。虽然当年的枪炮声和喊杀声早已消失,硝烟烈火早已飞散,战争的痕迹几乎难以辨认,但激战的余波仍在人们的心里久久不灭,它已化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鼓舞着人们向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三 十年来,我国人民每逢完成一个艰巨的斗争任务,或是面临某种巨大的困难,往往爱用“打一场淮海战役”这句话,来表达自己的坚强决心和英雄气概。每当这时,常常给我们某种触动,深深地引起我们对淮海战役的回忆。

“淮海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止商邱,北起临城(现名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一次决定性的战役。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有徐州‘剿总’司令官刘峙、副司令官杜聿明指挥下的四个兵团和三 个绥靖区部队,连同以后从华中增援的黄维兵团,共五个兵团和三个绥靖区部队。人民解放军参加这次战役的有华东野战军十六个纵队,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和华东、中原军区和华北军区所属冀鲁豫军区的地方武装,共六十余万人。战役自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开始到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结束,历时六十五天,全部歼灭了国民党精锐部队二十二个军、五十六个师(内有四个半师起义),共五十五万五千人,此外还击退了由南京方面来援的刘汝明、李延年两个兵团,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在这个战役以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首都南京就处在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了。淮海战役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结束,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即宣告‘引退’,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从此陷入土崩瓦解的状态。”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里的这段话,简明而准确地叙述了淮海战役的情况及对全国战局的影响,说明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我军在南线举行的决战,它和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一 起,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为了最后推翻蒋家王朝,夺取全国胜利而精心组织的战略决战。



一九四八年的秋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进入到和国民党反动派举行战略决战的关键时刻。这个关键时刻,从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算起,只不过一年光景就来到了。

回想在一年以前,即一九四七年夏天,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实施战略上的中央突破,千里跃进大别山,把进攻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一部分敌人吸引到中原地区,接着全国各战场先后对敌人展开了外线进攻作战,粉碎了敌人的重点进攻,迫使敌人处于战略防御地位。经过一 年的浴血奋战,我军在各个战场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东北战场,我军正在进行辽沈战役,东北全境即将解放。在华北战场,我军进行了察绥战役,歼敌两万余人,正在向北平、天津附近集结。在西北战场,我军重新赢得了主动权,已将胡宗南集团逼到关中一隅。我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到达中原地区后,改称中原野战军)转战华东、中原战场,完全打乱了敌人的防御体系,迫使敌人固守在少数孤立据点和几条交通干线上。我中原野战军在大别山经过和敌人的反复较量,不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已经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正象当时指战员们讲的:“它象一把利剑插在蒋介石的胸膛上。”

根据全国战场的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的新变化,党中央和毛主席认为我军同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除了在华北和东北战场上展开的辽沈战役和准备进行的平津战役以外,在南线决定举行淮海战役,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歼灭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队主力,并指令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共同担负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任务。

十月十一日,毛主席亲自制定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这时,敌人虽然没有察觉出我军的战略意图,但是老奸巨猾的蒋介石鉴于全国战局吃紧,为了挽救南线危局,已经着手调整防御部署。他以重兵集结于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路和陇海路的十字架上,妄图阻止我军南下。当时,集结在这一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的兵力连同后来从华中增援的黄维兵团,共约八十余万人。我军参加淮海战役的,共约六十余万人。在敌我双方兵力对比和武器装备等方面敌优于我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够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怎样去取得胜利,向我们提出了崭新的课题。

这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中原地区和中原野战军当时的情况:经过一年来军事上的连续胜利和严格执行党的新区政策,纠正了在土地改革和工商业政策等方面一度出现的某些“左”的作法,我们不仅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而且在中原广大地区打开了局面。如豫西二十多个县已无敌踪,陕南大片地区已经解放,豫皖苏、江汉、桐柏等地区都获得了很大发展。

整个中原区,包括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长江以北到陕西的潼关、商县乃至湖北的江陵以东的广大地区,除了铁路沿线和一些战略要点还被敌人占据外,已经基本上连成一片,造成了我军可以南渡长江,西入四川,东迫江浙的战略进攻基地。为了统一领导整个中原地区的工作,中央决定扩大和加强中原局,以邓小平同志为第一书记,陈毅同志为第二书记,邓子恢同志为第三书记,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李先念、宋任穷、粟裕、陈赓、张际春、谭震林、李达等十几位同志为委员,在中原局下设豫皖苏分局,以宋任穷同志为书记。同时决定恢复中原军区,以刘伯承同志为司令员,陈毅、李先念同志为副司令员,以邓小平同志为政治委员,邓子恢、张际春同志为副政治委员。中原军区下辖鄂豫、皖西、豫皖苏、豫西、桐柏、江汉、陕南等七个军区,在中原地区分别建立了党、政、军一套组织。随后,我中原野战军在华东野战军密切配合下,在中原辽阔地区实施大规模的机动作战,歼敌正规军二十万人以上,歼敌盛县保安团队等武装十万人以上,将敌人在中原苦心经营二十来年的反动基础,一扫而光。这样,我们就剥夺了蒋介石在四千五百万人口这样一大块地区的兵源、粮源和财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能养几十万兵的战略基地,使我军由无后方作战变为有后方作战。接着,各部队利用秋季作战的间隙进行了以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发扬了三大民主,掀起了练兵热潮,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术技术和战斗力,加强了部队的组织纪律性。所有这些,都为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解放整个中原,准备了有利条件。

但是不能不看到我们部队当时存在的许多困难,特别是部队进入大别山,经过长期无后方作战以后,部队缺员,物资匮乏,武器装备受到很大削弱。在那段时间,正逢阴雨连绵,江河陡涨,道路阻塞,不但部队行动不便,后勤补给工作也受到影响。本来准备从华北地区运来一批弹药补充部队,由于上述原因,大部尚未运到。但所有这些困难都没有能阻挡我们前进。刘、陈、邓首长及时召集各纵队首长开会,深入研究了敌我双方的情况、中央军委和毛主席赋予我军的战略任务。他们经常深入部队讲话,鼓舞指战员们的斗志,说明现在是前进中的困难,要有釜底抽薪不怕烧手的决心,配合兄弟部队坚决夺取淮海战役的胜利。

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任务是:“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如何隐蔽我军作战意图,拖住武汉方面的白崇禧集团的尾巴,保障华东野战军顺利投入围歼黄伯韬兵团作战,是战役初期我中原野战军面临的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在对待这一问题上,充分显示了刘、陈、邓等首长所具有的纵横深远的战略思想和高度严谨的指挥艺术。他们从全面分析敌我情况出发,决定在西面加强作战活动,给敌人造成错觉,尽力拖住白崇禧集团,不让其全力向东增援。

为了执行这个任务,由刘伯承司令员率中原野战军主力一部加紧对白崇禧集团的作战活动,以牵制、抑留该集团于豫西地区;由陈毅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率中原野战军主力对郑州发起攻击,求得吸引孙元良兵团全部回援(当时孙元良兵团已调离郑州,集结于陇海路上的野鸡岗、民权一带,遗防由李振清第五“绥靖区”部队接替),甚至可能吸引邱清泉兵团一部向西,以协助华东野战军在东面作战。

十月初,敌军从平汉线上分三路出动,直扑我伏牛山后方基地。白崇禧亲自到信阳指挥,反动气焰十分器张。接着,白崇禧指挥张淦、黄维两兵团企图在河南、湖北交界地区围歼我二纵、六纵及桐柏、江汉军区主力。其实,敌人在西面干得越起劲,越是对我东面作战有利。眼光短浅的蒋介石看不到这一点,等他察觉到,为时已晚了。

中原这块地方,在我国历史上从来是战争双方必争之地,所谓谁得中原,谁就得天下,说明了这个地区的重要战略意义。早在六月间的一次高干会议上,刘伯承司令员就指出:敌人对我有三怕:一怕进关,二怕过江,三怕入川。中原区就有敌人的两怕。在顾祝同集团、白崇禧集团、张治中集团的联合防线上,汉水区是其最大弱点。此地既可渡江,亦能入川,而且是敌人的接合部,其漏洞无法弥补。白崇禧集团当时同我军在汉水流域地区扭打,最好不过地说明了我军在汉水流域的发展,对他们是一种极大威胁,使他们日夜不得安神,必欲除之而后快。只要我军紧紧绷紧这根弦,敌人必不敢贸然分兵,为我军抑留白崇禧集团,配合东西歼灭黄伯韬兵团作战,提供了有利条件。

正当黄维、张淦两敌向我军扑来时,刘司令员亲自指挥二纵、六纵和桐柏、江汉军区主力与敌人周旋,分别将该两敌引向桐柏山区和大洪山区,并寻机歼击弱敌和对平汉线南段进行破击。十一月初,当黄维兵团接到紧急驰援徐州的命令时,正被我军拖得精疲力竭,晕头转向,几乎无法脱身。等他们好不容易回到平汉线的确山、驻马店一带,匆匆忙忙补充了一些粮食、弹药和紧急装备,准备出发东援时,徐州东面的战斗已经打响了。

在淮海战役发起前,乘敌黄维兵团深陷桐柏山区,西面兵力单薄之际,陈毅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率中原野战军主力和邻近各军区部队,于十月二十一日和二十四日先后攻克郑州和开封,守敌仓促弃城逃走,我军截歼逃敌万余人。真所谓扶得东墙西又倒,蒋介石实在难于招架了。

我军连克郑州、开封以后,由陈毅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统一指挥和协调华野和中野的作战活动,命令华野三纵、两广纵队及鲁西南两个旅,前进至陇海路商(邱)砀(山)线以北地区,造成进攻徐州的假象,中野主力东出徐蚌线,准备伺机切断这条重要的交通补给线,对徐州实施战略包围。

十一月七日,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徐州以东地区围歼黄伯韬兵团的战斗开始了。

为了配合华野作战,我中野部队对陇海路的商砀线全线发起进攻,歼敌一八一师等部七千余人。八日,我四纵解放了砀山,控制了郑州到黄口段铁路六百余里。随后,中野主力及华野三纵、两广纵队迅即转入徐蚌线作战。

攻取宿县,截断徐蚌间联系,是淮海战役中一次重要的行动。但是,在战役发起之前,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有过设想,但没有具体部署。十一月三日,刘司令员在召集干部分析敌情,研究作战方案时指出:蒋介石以重兵守徐州,他唯一的补给线是津浦路,很怕被我截断,所以要孙元良兵团到宿县,要邱清泉、刘汝明两敌南下。因此,我们要想方设法首先截断徐宿间铁路,造成隔断孙兵团,会攻徐州的态势。

他说:攻占宿县,斩断敌人中枢,会有极大收效。这样,不仅孙兵团可能北援,便于我在运动中给予歼灭,邱兵团也可能被迫南顾,减轻东面华野的压力。

他还要我们按照这些意思拟了一分电稿,正式向中央军委和正在前方的陈司令员和邓政委提出建议。

不久,刘司令员也带着指挥所的人员出发东往,与陈、邓会合。

刘司令员和陈毅、邓小平同志会合以后着重研究解决的问题,除了怎样对付黄维兵团以外,便是攻取宿县、截断徐蚌间联系的问题。

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刘、陈、邓等首长的预料:由于徐州东线战场黄伯韬吃紧,蒋介石急忙采取了救援部署,将孙元良兵团从宿县调徐州,以便腾出他的“王牌军”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的主要兵力增援黄伯韬兵团,而且有放弃徐州模样。十一月九日,中央军委指示刘、陈、邓迅速部署兵力,截断徐州敌人退路,以利围歼,并强调指出:“愈快愈好,至要至盼。”

宿县是一座古城,有着坚实高厚的城墙,四周有护城河。

在桥头、城墙、街口等要点敌人修筑了大批永备工事。铁路上常有敌装甲车来回活动。连日来,一列又一列军用车经过这里向北开去,一批又一批敌机掠过头顶,公路上塞满各种军用车辆。这说明徐州东线战场吃紧以后,敌人更加利用这条重要的交通补给线调整部署和补给物资,其战略位置更显得重要了。

遵照中央军委指示,我中原野战军主力及华东野战军三 纵、两广纵队于十一月十二日起转入徐蚌线作战。中野三纵和九纵一部迅速包围了宿县城,以诱歼企图北援的敌李延年、刘汝明部。中野四纵、华野三纵和两广纵队,在徐州以南夹沟地区追歼北撤的敌孙元良兵团所属的四十一军军部和一二 二师,俘敌三千余人,缴获大量汽车、火炮、辎重和通讯器材等装备。十四日,在徐州以南三堡地区截歼敌“三绥区”所属三十七师四千余人,并逼近徐州。十五日傍晚,我军对宿县城发起猛烈攻击,于十六日晨攻克全城,歼敌一万二千余人,缴获大量军需物资。

豫皖苏独立旅在我军攻击宿县时,占领了蚌埠以北的固镇,破击铁路二百里。

切断徐蚌线,提前完成了对徐州这个十字架的战略包围。

这时刘伯承司令员幽默地对陈毅、邓小平同志说:“蒋介石是信仰上帝的,他终将钉死在十字架上。”

中央军委对我军攻取宿县,切断徐蚌线,作了高度评价,指出:“在战役发起前,我们已估计到第一阶段可能消灭敌人十八个师,但对隔断徐蚌,使徐敌完全孤立这一点,那时我们尚不敢作这种估计。”



淮海战役序幕揭开以后,我华东野战军以十个纵队向徐州以东新安镇方向实施突击,其中以六个较能攻坚的纵队在碾庄圩地区完成了对黄伯韬兵团的全面包围。同时,我军从东北、东南、正西等方向威胁徐州。从而开始了以歼灭黄伯韬兵团为主要目标的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这一来,蒋介石更慌了。他赶紧把杜聿明调到徐州,担任徐州“剿总”副司令官,加强徐州集团的指挥,一再给包围圈中的黄伯韬输血打气,令其固守待援,同时命令远在豫南的黄维兵团紧急驰援徐州。

但是,蒋介石怎么也没料想到,他这一着又成了马后炮。

早在十一月初,刘伯承司令员即预见到徐州东面打响后,黄维兵团可能奉命增援徐州,便作了侧击尾击黄维兵团的部署。

所以,当黄维兵团刚刚从平汉线上出发东援时,我中原野战军一部便紧紧跟上来了。

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锻炼,尤其是经过突进中原、坚持大别山斗争的锻炼,我军指战员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互相支援、互相配合的重要意义,因而对牵制黄维兵团作战表现了高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刘、陈、邓等首长一贯重视对部队进行全局观念的教育。

我们的部队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处处以大局为重,为了全局不惜牺牲局部,主动配合,密切协同,勇于挑重担,不怕啃骨头,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这种胸怀全局的高贵品德,正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是我们能够战胜国内外强大敌人的重要原因。这同国民党军队那种保存自己的实力,见死不救,在行动上“你来我不来,腰来腿不来”的搞法,恰成鲜明的对照。邓小平政委常说:“战略是全局性的,打仗从来有进攻方向,有牵制方向,一头担轻的,一头担重的。因此,无论我们担着哪一头,千万不要忘记整体,随时随地都要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的关系。”记得有这么一回事:在宛东战役胜利不久,豫东战役在胜利发展,江汉地区敌人比较空虚的时候,我中野主力一部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一举打下了汉水中游重镇襄阳、樊城,毙伤敌三千五百余名,俘敌一万七千余名,活捉大特务头子、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就在同志们喜庆胜利的时候,刘司令员对大家说:“中原战场好比一个篮球常你们在襄樊打了一个歼灭战,好比投篮得分,这是应该庆贺的。但要知道,你们有机会投篮,是由于其他对手在豫东和平汉线方面被我方的其他队员‘卡’住了,所以这两分的胜利是我方全体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些谆谆教诲,至今仍留给我们深刻的印象。中原野战军党委颁发的秋季作战政治命令中,要求全军在“配合友邻兵团,歼灭大量敌人,全部解放中原”的口号下动员起来。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中原野战军从上到下都下定决心,坚决拖住黄维兵团的尾巴,好让华野主力放手围歼黄伯韬兵团。

黄维兵团是蒋介石嫡系中的精锐部队,辖十军、十四军、十八军、八十五军和第四快速纵队,共约十二万人,装备完好,有较强的战斗力。其中十八军,是陈诚一手培植起来的,全为美械装备,各级军官是清一色军校毕业生,受法西斯教育较深,号称蒋军“五大主力”之一。他们自恃装备好,运输车辆多,机械化程度高,骄横跋扈,不可一世。如果再让这样一支力量投入徐州东线作战,其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一场对黄维兵团的紧张的追击战开始了。

中原野战军二纵、六纵和陕南十二旅等部,奉命执行紧急追赶敌人的战斗任务。那一段时间,正值连日阴雨,给部队行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军追击部队由西向东日夜兼程前进,一路上几乎和一年前千里跃进大别山时相似,依旧是一道河流又一道河流,一条泥泞道路又一条泥泞道路。但大的方面却有了根本的变化。去年今日向大别山进军,沿途不断受到反动保安团的火力“欢迎”和“欢送”,今年今日却走在解放了的土地上,到处有人民的政权,人民的地方武装,人民的全力支援。敌人的情况却反了过来,一路上遇到的是破桥、破路,不断受到我野战军部队、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的追击、侧击和迎击,真是江山依旧,人事全非了。因此,尽管我军遇到很多困难,几天行军作战下来,很多同志的米袋空了,鞋子磨穿了,脚板上打了一个又一个血泡,但大家士气很高,纷纷提出:“开动我们的‘11’号,赶过敌人的车轱辘”,“拖住黄维兵团就是胜利”等口号,甘愿忍受饥饿和疲劳,奋不顾身地追赶敌人。

黄维兵团十二万人马,刚出发的头两天,每天尚能前进几十里,但在我沿途军民不断牵制和袭扰下,前进速度越来越慢。有时,仅仅因为一座小小的桥梁被破坏,不得不一停就是几个小时。

此时,中原野战军主力正转向徐蚌线上作战,能够用于牵制黄维兵团作战的,只不过两三万人。以这样一点兵力居然能够牵制一个强大的重兵集团的行动,主要是因为我作战部队明确认识了拖住黄维兵团,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的重大意义,充分发挥了英勇顽强和主动的精神,善于根据中央军委总的作战意图独立自主地捕捉战机,不断扩张战果,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

当时,华野围歼黄伯韬兵团尚未解决战斗。蒋介石已将孙元良兵团调驻徐州,抽调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十二个师和部分装甲部队,由徐州向东增援,命令李延年重新打通徐蚌线,向徐州靠拢,连同新到达的黄维兵团,敌人总兵力已由六十余万人增加到八十余万人。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根据当时战场形势和敌情发展,及时指出:“徐州集团是个大敌,此次战役是我南线空前大战役。此战胜利,长江以北局面即可大定。”

十一月十六日,党中央正式通知:为统一领导和指挥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中原军区部队作战,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五同志组成党的总前委,以邓小平同志为书记,邓小平、刘伯承、陈毅三同志为常委,并责成中原、华东、华北三大解放区全力组织支援。

华野主力十一月十九日傍晚起对碾庄圩黄伯韬兵团发起总攻。总前委命令中野部队加强对黄维、李延年两敌的牵制作战,坚决阻止两敌北进。在我军坚强阻击下,黄、李两敌行动极为迟缓,四天仅爬行十五到三十公里。蒋介石原指望黄、李两兵团能改变黄伯韬的处境,这下全落空了。二十二 日夜我华东野战军发起最后攻击,终于全歼了黄伯韬兵团,胜利地完成了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任务。

黄伯韬兵团被歼后,徐州守敌惊恐万分,迅速将邱、李、孙兵团紧缩徐州。黄维兵团为了摆脱不利地位,急于向徐州靠拢。

总前委及时抓住了敌情的发展变化,迅速采取果断措施,以中野九纵同李延年、刘汝明两敌的五个军周旋,而集中主要兵力对付黄维兵团。这时,黄维兵团在先后突过涡河、淝河以后,直向浍河扑来,十一月二十三日清晨起向我军南平集阵地猛攻,气焰十分嚣张。根据这种情况,刘、陈、邓等首长作了一个大胆的部署,决定在浍河北岸让出一大片地方,将敌人诱入我军预设在宿县西南的袋形阵地以内,然后集中兵力伺机围歼之。刘、陈、邓等首长对敌我情况总是那么洞察入微,胸有成竹,能够从复杂多变的情况中找出线索,抓住要害。他们完全信赖我们的部队能够胜任这一任务,同时看准了黄维兵团尽管气势汹汹,但远道赶来,处境孤立,有可乘之隙。因此,断然决定放开一个口子,让敌人钻进来。

十一月二十三日,总前委向中央军委建议,战役第二阶段宜以歼灭黄维兵团为重点,并且提出了歼灭黄维兵团的兵力部署和打法。

中央军委当即批准了这一建议,认为歼击黄维兵团的主客观条件具备了,决定以中原野战军主力担负歼灭黄维兵团的任务,并指令华东野战军派出必要兵力参加这一作战。军委还明确指出:“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这时,中原野战军各纵队中,除了四纵、九纵和六纵比较充实外,其余几个纵队都不很满员,总兵力约十二 万人,与黄维集团的兵力是一比一,但武器装备却比敌人差多了,要打这样的大仗,实在是很困难的。但是当时中野部队从上到下,对歼灭黄维兵团的决心很大。邓小平政委说:“只要歼灭了南线的敌军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可以取得全国胜利,这代价是值得的!”

遵照总前委的统一部署,我军主动放弃了浍河沿岸的南平集,撤向南平集东北地区,布置了一个袋形阵地,采用“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战法来消灭黄维兵团。在中原野战军的历史上,过去采用这个战法,曾打过许多胜仗,但这样大的口袋战,在北有杜聿明集团,南有李延年、刘汝明兵团的情况下,张开的口袋要装进敌军十 二万人,而且要把袋口扎起来,却从来没有过。但在总前委的领导下,在党中央、毛主席“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的高度信任下,有华东和中原两大野战军的密切配合,大家信心很足,特别是想到毛主席关于不到决战的时机,切不轻易决战,决战时机一到,就要下定决心,全力以赴去争取决战的胜利的指示,更是信心百倍。

我军放弃南平集,引起敌人极大的错觉。十一月二十四 日上午,敌主力强渡浍河以后,大摇大摆,如入无人之境。我军利用敌人骄横狂妄的特点,将其逐步诱入四纵、九纵预设的袋形阵地以内,以便以四、九两纵钳制敌主力十八军,而以一、二、三、六、十一等五个纵队由东西两侧出击敌人。敌十八军过河后,先是毫无顾忌地往里闯,后来逐渐察觉我军是大纵深配置,三面都有我军阵地,知道事情不妙,开始向后收缩,潮水般地涌向浍河岸边。在我军强大攻击下,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浍河岸边拥挤着敌人大批部队、骡马和各种火炮、车辆,他们互相争夺船只,喧嚷叫骂,有的被推进水里,秩序极其混乱。河南岸的敌人,也被十八军的部队冲乱。

入夜后,敌人的混乱有增无已。我军各路纵队从四面八 方趁势向敌人展开猛烈的向心攻击。到处响起炽烈的枪炮声和震耳的喊杀声,敌人有的头脑还没有清醒过来就被打死,有的糊里糊涂地当了俘虏。这一夜,我军杀伤敌人数千之众,扎紧了口袋的口子,完成了对黄维兵团的全面包围。

十二月一日,陈毅司令员拿起话筒和粟裕副司令员通话。

他高兴地说:“我们这里正在收拾黄维这个冤家。你们北边要把杜聿明抓住,南边要把李(延年)、刘(汝明)看好。”刘伯承司令员也很高兴,他把当时战场上我军消灭黄伯韬,包围黄维,准备歼击杜聿明的形势,很风趣地比作有的人在饭桌上抢肉吃,嘴里吃着一块,筷子上挟着一块,眼睛又盯着碗里的一块,说:“这叫做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黄维兵团这块肥肉已经挟在我们筷子上了。”



黄维兵团究竟是蒋军中具有较强战斗力的部队,被我军四面包围后,很快调整了部署,稳住了阵脚。包围圈里的敌人,一面利用其空中优势和强大的炮火对我军实施袭扰,一 面不断强化防御设施,构筑了大量的土木工事和永备工事,在短短的时间里形成了比较强固的防御体系。

十一月二十六日起,我军进一步紧缩包围圈,把敌人压缩在以宿县西南的双堆集为中心的横宽不足十五华里的狭小地区以内。

二十七日,敌人集中四个主力师,在飞机、坦克和大炮的掩护下,企图倾全力向双堆集东南方向突围。敌人可以抽出的主要的机动突击力量,几乎全部用上了。但是,敌人没有料到,经过我方多方面的工作,敌八十五军一一○师师长廖运周已决定带领全师举行战场起义。当廖师五千多人以“突围”为掩护,排成四路纵队进入我军指定地区时,蒙在鼓里的黄维还误认为该师突围“成功”,着实高兴了一阵,急令另外三个师迅速跟进,不料遭到我军炮火的迎头痛击。这一 突然行动打乱了敌人的全盘计划,使敌人精心策划的突围行动再一次遭到惨败。此后,敌人仍不放弃突围尝试,每天纠集三、四个团,或是一、两个团的兵力,在空军和炮兵的掩护下作困兽之斗,妄图冲出重围,但每次都碰得焦头烂额。

廖师起义,突围不成,加深了敌人内部的失败情绪。敌人再一次调整了部署,以十八军守平谷堆、尖谷堆,作纵深防御,八十五军守腰周圈、李庄地区,向西防御,十四军守张围子、杨四麻子地区,向东防御,十军守马围子至杨庄、李庄间地区,向北向南防御,兵团部位于小马庄,并在双堆集附近修建临时机场,作为唯一补给线,同时改善防御设施,加强火力配置,把所有的汽车,打坏了的装甲车、坦克一个接一个地摆得象城墙一样,构成强固的防御工事。准备死守待援。

在最初两天,我们对敌人的防御能力估计不够,而对其战斗力的消耗和混乱状况又估计过高,在作战上实行了过于猛烈的突击,所以伤亡较大,而收效较校根据这种情况,各部队在火线上及时地总结经验,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指示:即是对这样的敌人“不是依靠急袭,而是依靠充分的侦察和技术准备(近迫作业和步炮协同等)去取得成功”。在这期间,我们曾考虑过放开一个缺口,让敌人突进我军预设阵地,以便逐个割裂歼击之,但判断敌人很可能采取进一村巩固一村,逐步滚进的战法,这样不但可以利用我军原有工事组织防御,而且可以获得较多的民间粮食,于我军不利,所以刘、陈、邓等首长放弃了这种想法,而采用“围师不阙”,坚持紧缩敌人于狭小范围以困饿之的战法。后来事实证明,这一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当初,敌人依仗地形开阔、火力强,可以给我军较大杀伤,现在不灵了。一开始,敌人依仗铁乌龟壳,到处横冲直闯,现在不得不把尾巴夹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军在开阔平原地带所实施的工程浩大的近迫作业,给敌人造成了致命的威胁。在战争中,许多克敌制胜的办法,都是广大指战员根据实践经验创造出来的,也可以说是敌人逼出来的。为了对付敌人强固的防御工事,克服在平原地带接敌的困难,干部战士出主意,想办法,召开诸葛亮会,发扬军事民主,终于创造出从四面八方向敌人阵地挖堑壕这样一种办法。每当夜幕降临,同志们利用夜色作掩护,成百的人以一路长蛇队形隐蔽地向敌人前沿运动,待尖兵离敌阵六七十米时,便一 齐爬在地上,这样从我军堑壕到敌军阵地前,头脚相接,形成一条又一条二三百米长的“人龙”。一声令下,就开始土工作业。眨眼工夫,就挖成百来个卧姿散兵坑,接着由卧姿挖成跪姿,很快又挖成立姿。一个又一个的散兵坑很快连成一 线,变成能隐蔽和运动大部队的交通壕,两侧还密布了掩体和防空洞。这些在广阔的平原上奇迹般的沟壕,突然出现在敌人眼皮底下,常常距离敌人五六十米,有的甚至伸进敌人的鹿砦以内,构成完整的进攻阵地。敌人的枪炮很不容易打着我们,我们却能凭借这些阵地神出鬼没地消灭敌人。我们的战士从这些堑壕里爬出来,用那些被称为“土飞机”、“土坦克”的炸药包、飞雷等土造武器出其不意地杀伤敌人,炸得敌人地堡朝天,血肉横飞。而在我军发起总攻击时,这些堑壕又成了我军最牢固最可靠的前进阵地。这种蛛网般的堑壕,是我军广大指战员在双堆集平原攻坚战中的一个创造,对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起了很好的作用。

我军广大指战员日日夜夜蹲在堑壕里,同敌人壕对壕,堡对堡,战斗频繁,土工作业量极大,生活相当艰苦。但是,大家有着火样的战斗热情,对胜利充满了信心。

在那些日子里,战地生活非常活跃。同志们用自己的双手把那些不蔽风雨寒冷的堑壕,逐步变成了“战地之家”。那些经过不断加修改造的堑壕,不但有各式各样的掩体,能攻能守,而且修建了卧室、厕所,有的还搞了“自来水”、“消烟炉灶”,修了“十字大街”。各级政治机关编印的油印报和火线传单,成了同志们重要的精神食粮。特别是一些战地漫画,虽然画的技巧并不怎么高明,但它们具有浓厚的战斗生活气息和强烈的感染力,大家都抢着看。各部队利用战斗间隙开展火线评功、火线入党和文化娱乐等等活动,大大激发了革命热情。特别是广大炊事员同志,想尽办法一日三次地把香喷喷的热菜热饭送到前沿同志们的手里,他们用自己的心血为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成为鲜明对照的是,包围圈里的敌人,内缺粮草,外无援兵。有的只得靠一点点红薯、豆子和宰杀骡马、夺取一点空投食物充饥,老百姓的牛羊猫狗鸡鸭被他们吃光了,甚至逮老鼠吃。伤兵无人管,死尸无人埋,怨声载道,叫苦连天。

为了抢夺空投食物,互相开枪射击。当黄伯韬兵团被歼灭的消息传开以后,包围圈中的敌人更加悲观失望。

这时,我军对包围圈中的敌人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通过敌前喊话,送劝降信,有选择地释放俘虏,散发宣传品,在敌人阵地前沿树劝降标语牌等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敌军士兵携械来降的越来越多。我们根据“随战随补”,“随补随战”的方针,不断输送解放战士补充部队。很多解放战士经过控诉在旧社会和反动军队里所受的痛苦,阶级觉悟提高很快。有的头天过来,第二天就杀敌立功。

十二月一日,杜聿明放弃徐州,指挥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二十几万人向徐州西南地区突围,企图与李延年兵团南北对进,协力与黄维兵团会师。这一行动曾给予包围圈中的黄维一线生机。但是,随着十二月四日杜聿明集团被我华东野战军包围于永城东北地区,孙元良兵团被消灭,南面的李延年兵团害怕被歼,迟迟不前,这最后一线希望也很快破灭了。

为了早日歼灭黄维兵团,以便尔后歼灭杜聿明集团,总前委决定调集战役预备队华野七纵、十三纵及特种兵炮兵一 部参加围歼黄维兵团作战,并令中野二纵转向蚌埠方向阻击李延年兵团。根据当时敌我态势,刘、陈、邓首长以四、九、十一纵及豫皖苏独立旅为东集团,对双堆集以东的敌人进攻;以一、三纵,华野十三纵为西集团,对马围子、三官庙、玉皇庙等地区的敌人进攻;以六纵、华野七纵、陕南十二旅为南集团,向双堆集及其以南之敌进攻,而置重点于东集团,得手后,再置重点于南集团,由南面实施主要突击,直攻双堆集,直到最后全部歼灭敌人。

十二月六日下午四时三十分,我军东、南、西三个集团,同时向当面之敌发起总攻击。我军依靠周密的侦察,利用纵横交错的交通壕、散兵坑,充分发挥步炮协同的威力,对敌人展开猛烈进攻。虽然敌人依赖大量的地堡群、坚固工事和各种兵器组成的严密火网阻挡我军向前发展,并不断在坦克、火炮支援下实施反扑,但挡不住我军各集团部队狂涛巨浪般的进攻,他们的阵地一块接一块地土崩瓦解。这天,我军先后攻占李围子、李土楼、小周庄、宋庄、东马围子等地,使得敌人控制的地盘愈加缩小了。

从六日起,我军各集团部队每日晚都对敌人进行攻击,不断突破敌人的防御阵地。敌人要想稳住阵势,愈来愈困难,军心更加动遥在我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耐心的政治争取下,敌八十五军二十三师师长黄子华率师部及两个团三千多人向我投降。

十二月十二日,刘伯承、陈毅两司令员发出了《促黄维立即投降书》,向黄维指出:“现在你所属的四个军,业已大部被歼。八十五军除少数人员外,已全部覆灭。十四军所剩不过两千人,十军业已被歼三分之二以上。就是你所依靠的王牌十八军,亦已被歼过半。你的四个军,全部歼灭,只是几天的事。而你所希望的援兵孙元良兵团,业已全歼。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业已陷入重围,损失惨重,自身难保,必被歼灭。李延年兵团被我军阻击,尚在八十里以外,寸步难移,且伤亡惨重。在这种情况下,你本人和你的部属,再作绝望的抵抗,不但没有丝毫出路,只能在人民解放军的强烈炮火下完全毁灭。你身为兵团司令,应爱惜部属的生命,立即放下武器,不再让你的官兵作无谓的牺牲。如果你接受我们这一最后警告,请立即派代表到本部谈判投降条件。时机紧迫,望即决策。”设在邯郸的人民广播电台,把这个文告不厌其烦地从十二日起一直广播到十五日,对困守在狭小的包围圈里的敌人,起了重大的精神威慑和瓦解作用。

由于黄维拒绝投降,我军准备对敌人发起最后攻击。大家都意识到这将是对黄维兵团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仗,事前都做了充分准备。各突击队普遍结合近似实战的情况,反复进行了演练和周密的侦察,对于可能出现的情况都订有预案。连队干部亲自带领突击队员看地形,拿土摆沙盘给大家研究,把敌人的地堡、鹿砦位置画在门板上,和大家一起讨论。他们还在俘虏兵中做了详细调查,了解敌人阵地和敌军内部的具体情况。

党支部还针对每个同志的不同情况,一个一个地做思想工作,对每个同志的披挂逐一做了检查。大家感到心里更亮堂,更踏实了,完成任务的信心更足了。

信号弹划破傍晚的天空,炮声震天撼地。十二月十五日十七时整,我各集团攻击部队向顽抗之敌发起了最后攻击。我南集团六纵等部队锐不可当,连克敌阵,迅速突入敌人双堆集核心工事。我东、西集团穿过严密的火网和呛人的烟雾,越过敌人堑壕、地堡群组成的阵地和用汽车筑成的防线,向南集团汇合。三股力量很快汇合一起,迅速摧毁了敌人的指挥中心,无数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敌人从冒着烟的地堡里爬出来,从深深的地洞里钻出来,向我军举手投降。一股企图向西边突围逃跑的敌人,也在当日夜间被全歼,敌兵团司令黄维、副司令吴绍周被活捉,战役第二阶段胜利结束。当日夜间,我邯郸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这一胜利消息,引起了中外关心战局发展的人们的极大关注。黄维兵团的被歼,砍掉了摇摇欲坠的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又一根有力支柱,使徐州集团残余的敌人军心更加动摇,大大加速了淮海战役的进程。

在整个战役期间,华东、中原和华北等区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支援前线,送粮食,运弹药,抬担架,救护伤病员,做了难以计数的保障工作,真是旷古未见的人民战争的伟大画卷。当时,陈毅司令员被人民群众支前的热情所深深感动,曾赋诗抒怀。他以饱含感情的笔触写道:几十万,民工走不通。

骏马高车送粮食,

随军旋转逐西东。

前线争立功。

担架队,几夜不曾睡,

稳步轻行问伤病:

同志带花最高贵,

疼痛可减退?

蒋介石反动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现在,广大人民群众亲眼看到,蒋介石强加于中国人民的桎梏很快就要砸碎了,觉得有了盼头。大家支前的热情极高。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浩浩荡荡的支前人流里,经常可以碰到有着各种打扮、讲着各种乡音的人们,有豫西的、陕南的,有冀鲁豫的、鲁南的,还有从老区太行山来的,他们推着小车,驾着牛车,赶着毛驴奔赴前线。特别是临近战区的豫皖苏鲁地区,那里曾经遭受过战争的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十分困难。但是,在他们中看不出任何低沉畏难的情绪,而是对前途所具有的信心和希望。他们提出的豪迈口号是:“倾家荡产,支援前线”,决心不惜一切牺牲来换取战争的胜利。他们把自己的子弟送到前线,源源不断地补充解放军部队。他们自动把房子拆了,把横梁、门板送给部队作工事,把很少的一点点存粮,甚至仅有的一点谷种拿出来供部队食用。因为人们看得很清楚:没有战争的胜利,也就没有一切;战争胜利了,不光有房子、粮食,日子还会越过越好。人民群众已把自己的命运同战争的胜利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为了胜利,他们不惜献出一切。单就拥有约九百万人口的豫皖苏区不完全统计,当地人民在战役期间就曾支援粮食(米、麦)二亿四千八百五 十万斤,绿豆、黄豆、花生五百四十万斤,派出民工二百余万人,担架八万四千余副。特别是豫东的永城、夏邑一带,做到了全党全民总动员,男女老少齐出动,计出民工一百六十 万人,担架六万一千三百副,大车十万余辆,小车二万三千余辆,拖车近六万辆,牲口四十余万头,支援粮食一亿五千五百万斤,烧柴四亿斤。广大妇女,日夜在伤员转运站为伤员服务。她们忙着给伤员洗血衣,做鞋,补袜子,推面。洛阳、开封两市,曾几何时还是敌人重兵盘踞的战略要点,现在却成了支援前线的重要基地,这里的二万七千多名妇女,在短短的时间里为支援前线赶做了七万六千多双军鞋。

党中央和毛主席非常重视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和后勤保障工作。周恩来同志亲自委派杨立三同志统筹淮海战役的后勤工作,并主持有关后勤工作的会议。淮海战役的胜利,充分显示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所具有的无穷无尽的力量,他们的历史功绩同人民军队的辉煌战迹一样将永远载入史册,值得世世代代所称颂。正如陈毅司令员所说的:“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黄维兵团被歼后,李延年兵团回窜蚌埠,仓促沿浍河布防。杜聿明集团已在永城地区陷于外无援兵、内缺粮弹的绝境。根据总前委指示,中原野战军主力集结在宿县、蒙城、涡阳一带地区,为战役预备队,协同华东野战军歼灭杜聿明集团。

为了配合华北战场对傅作义集团实施“隔而不围”、“围而不打”,争取和平解放平津的战略行动,我华东、中原野战军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在两星期内不对被包围于永城东北地区的杜聿明集团发起攻击。经过二十天的战场休整,我军士气更加旺盛,粮弹更为充足,总攻的准备工作做得更为充分了。

经过几次对敌人劝降无效,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下午三 时三十分,我华东野战军主力向敌人发起了总攻。各部队争先恐后,奋勇杀敌,大胆穿插分割,迅速突入杜聿明集团的纵深阵地。七日,敌人残部向西收缩,我军乘胜猛攻,尽管敌人在二十多架飞机的掩护下,连续施放毒气,也无法挽救他们失败的命运。激战至十日上午十时,二十余万敌人全部就歼。我活捉杜聿明,击毙邱清泉,只李弥逃脱。震撼中外的淮海战役宣告胜利结束。

随着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杜聿明集团被全歼,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反动派的老窝南京,就完全暴露在我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淮海战役的胜利,连同辽沈、平津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归于消灭,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全国胜利局面,业已确定了。

在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正在进行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根据敌我力量的变化,指出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已经占有优势。并据此对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时间重新作了估计,指出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起,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就可以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后来中国军事形势发展,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这一科学预见。

淮海战役刚刚结束,邓小平同志就指出:这个胜利“仅仅是全国千百次重要胜利的一个。一如坚持大别山的意义一 样,只能把它的宝贵经验提取出来,作为我们继续进步的基础,而不能把它变成障碍自己前进的政治包袱!”

三十年过去了,这些话还常在耳边回响,它使我们联想到,在新的长征道路上,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担子还很重很重,仍须拿出打淮海战役的精神,进行不懈努力。

一九七九年六月六日

(选自《红旗飘飘》第18集P149—172,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