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发展理论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运用于非西方社会的结果，体现典型的两分法：西方与非西方、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法。这本质上是西方化的理论：合法性的，动态的稳定，实际上就是社会的基本结构乃至价值观念的西方化。这种理论是极端广泛的，本质上是18—20世纪西方的入侵、非西方文化艰难适应的世纪性经验的一种西方化的概括。换一个角度，这可能是一种错觉，而且是一厢情愿的，改不掉西方人“文化帝国主义”的错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没有摆脱西方文化自由主义的前设。同样的经验还可以有非西方的、反自由主义的概括或理解，并导向完全不同的历史方向。西方坐标的普遍性(这往往是精英的错觉)是18世纪特别是19世纪西方文化入侵的副产品，在广大的非西方国家，因为被西方军队战败了，所以这些地方的知识精英几乎迅速得出本能般的结论：西方的这一套是管用的，要生存或战胜西方，必须接受西方的做法(这是一个极端严重的自毁根基的反应。从文化的角度，而不是具体的某一役、某一条约的角度，从长远的观点看，文化的胜利不是战役的胜利，而是使接受别人的做法成为必须。换句话说，军事的失利在文化上几乎必然产生文化的投降主义，越文明，越如此)。因此，如果西方与非西方的接触在其开端就不是以对双方都是悲剧性的冲突作为开始，西方文化没有那么咄咄逼人，西方文化价值的普遍性就不会扎根。因此完全可以说，西方价值的普遍性乃是西方文化强加于人的结果。在历史上，实际上完全存在另一种可能性，既保证文化的接触，又不要强加于人，但不幸的是西方文化太富于攻击性了。
更为奇怪甚至离奇的是，西方学者的合法性的想像，在已为历史经验所否定的情况下，依然一泻千里，不知收敛。他们没想到，完全有另一种可能：在与西方的碰撞告一段落后，有一些国家坚决弃绝西方的做法而保持社会的安定。这有太多的例证。而且决没有迹像表明，这些国家的状态只是西方化的暂时的中断。实际上，正如文化学家已经向我们展示的，在广大的非西方国家，知识精英与权力精英曾经在西方入侵下，在输入西方的观念与做法的同时抗拒西方；革命的热情从19世纪以后，在广大的非西方国家，革命无不以实现西方的某一思想流派的社会构想，或西方某个思潮的重组社会的方案为目的，但是，当往往是导致社会不安与更大的动乱，因此普通人更为不幸的革命热忱过去以后，这些国家与地区迅速回到了原来的发展框架之中，西方化使留下的表面的遗迹，如制度安排，不过是权力精英应付社会不断产生的改进主义的挡箭牌而已。只是到了20世纪末期，人类文明的多样性，西方文明的独特性才开始被人普遍重视(这些方面最有说服力的研究，与现代化理论同时且与之相互补充的，是C.格尔茨的名著《文化的解释》，第三与第四部分。)，这往往是现代化的，也是西方化的普遍受挫的结果。
一、动员与社会稳定
现代化理论关于社会稳定研究有两个最重要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是传统与现代 (也是非西方化与西方化)的对立，在包括西方历史在内的整个现代历史过程中(现代化因此被视为普遍的、高居于西方与非西方文化特殊之上的普遍理想或普遍特征，而不是西方历史与文化的特殊产物)，作为先验、普遍性的现代化过程，先是对西方造成了冲击，完成了对西方的冲击以后，便向广大的非西方地区发起冲击，直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实现了现代化。从现代化过程的开始(传统价值观，农业或前工业化社会，宗教的或绝对的人生信条，专制主义)到现代化的完成(“硬件”：工业化，人口向城市转移即都市化；“软件”：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合理性的社会组织和发达的工具理性，个人主义和民主)，有一个漫长的阶段。在这个“走向现代化”的阶段中，经历着现代化与抗拒的痛苦经验，一个民族(而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民族与国家合二为一)对现代化的抗拒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这一民族现代化的速度，而相比之下，越能自发地同时又能有效地组织起现代化的 “硬件”建设，现代化的受挫就越小。社会的动乱与不安，基本上是现代化的进步与抗拒的反映。因此，在现代化的最先行民族中，实际上遭遇的抗拒最小；而在现代化的后起者之中，一方面，他们建立在先行民族的技术基础甚至经验之上，所以他们有可能更快地实现工业化；另一方面，因为这些民族的现代化的追求与民族独立、政治民主的要求同时进行，特别是，他们几乎一无例外地是在西方的入侵的背景下进行的，所以抗拒、代价更大，他们(其最伟大的典型，是中国、印度尼西亚) 经历了漫长的革命阶段，社会经历了长期的动乱。而且，这种过程还远远没有结束。
现代化理论关于社会不安与社会稳定的第二个概念是社会动员(social mobilization)。这是次于传统—现代两分法的概念，或者说是传统—现代两分法的概念的具体化。现代化或现代性的成长是一维，而社会动员或传统社会的消失，以及人们心理对现代性经验的巨大不适，是另一维：社会动员。
动员这个学术用语好象很生疏，但是在中国当代历史上，还是个非常有经验内容的常用词。电影《地道战》的中心思想就是毛泽东《论持久战》的一段话：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而从50年代，到文革，再到改革开放，在电视报纸上我们听得比较多的一个词是“全党动员，全民发动”，或者“全民总动员”。前年有一个外国的动画片，译名竟然为“玩具总动员”。由此可见，动员这个词对于我们这个社会并不陌生。
但是我们理解的动员是狭义的，非常具体的动员。我们理解的动员是集中所有人的力量(所谓“群策群力”)去做一件具体的、当然意义比较大的事情。这种要动员社会的一切力量、用尽社会的一切资源去实现一个非常确定的目标的动员，是高度发达的动员观念，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是最晚出的一种动员概念。而在一开始，并没有这种明确的、有意识的、有动员者与动员对象之明确区分的动员概念。在现代化理论中，动员就是指广义的社会的流动，传统社会受到了冲击或挑战，在传统社会形成一种对立的、不断壮大的力量，两种力量彼此消长的整个过程。从传统的解决办法需要调整与改变的微弱的感觉，到一个巨大的社会现存秩序的敌对力量公开组织群众这种明确的动员，都包括在现代化的动员过程之中。
社会动员的概念用于描述与解释传统社会的没落、消失，新社会(现代化)的力量与旧社会的对立过程。或者说，社会动员是描述传统社会走向解体、抗拒与反动的过程。它分为若干个从微弱到明确、平缓到强烈的过程。让我们来勾画这种过程。
二、传统价值观的失效
社会学的视野中，价值观是文化赋予人的行事方式的总和。在所有的社会中，现存的做法需要调整或改变的要求都是存在的，否则文明就不能进步，否则历史上就没有改革。但是，社会动员，或被社会科学家所称的现代化背景中的改革与传统社会中的改革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是慢慢形成的，它的后果不同。中国传统社会，从商鞅到王安石，伟大的变法不绝如缕，但能使有的变法与改革形成传统社会的延续的，则只有1840年以后的一系列的改革，形成传统社会的终结与解体。这就是社会动员与传统的改革的区别。
传统价值观的失效是指，某一个社会突然遇到一个用以往熟悉的办法无法对付的难题，这个新的难题也是传统的解释框架容纳不了的。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价值观的失效，在广大的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后起者)比在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先行者)体现得更强烈与突然。在西方，特别在英国，工业化是原发性的，随着工业化的进行，人的关系、社会组织得到了慢慢的调整。在现代化的原发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失效是反思或理论化的结果，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已经平稳地、逐渐地产生新的价值系统以后，反观自己走过的历程，人们才发现传统的价值观是不适应的。相反，在现代化的后起国，价值观的失效几乎是从变革一开始就被强烈感受到的。在英国，也许在工业革命完成一百年之后，人们回顾这段历史发现，传统的观念已经被抛弃或得到调整，但是在中国，一代人，或在十年左右，人们就痛切地感觉到价值观念的变化的必要性。在原发国，观念的变化是进程的结果，在后起国，观念的变化却是进程的条件。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中国现代化的起源或开始肯定要追溯到中西文化的第一次强烈的冲突。显然，在鸦片战争爆发以前很长时间内，中西文化就有了接触。在这种表面的接触中，中国人(和西方人一样)，是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对方的。在中国的典型的士大夫看来，西方人是蛮夷之一。与蛮夷的有限的交往不会改变我们对自己以及对他人的看法。马嘎尔尼在18世纪90年代出使中国，访问乾隆朝廷(那是清朝乃至古典中国的盛世之一，而半个世纪不到，就迅速走向衰落)，带来了各种先进的礼品，包括带有示威与炫耀性质的洋枪，但是最具雄才大略的君主之一——乾隆及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严肃认真地去观察与思考这些“礼物”，更不可能有人会想到若干年以后，这种洋枪会用来攻击清朝军队。中国文化是至高无上的，我朝乃天朝，这乃是最根深蒂固的意识。
虎门销烟是古典时代最后一次辉煌，也是中国文化价值的一次顽强的体现：没收已经或明或暗地作为商品流通的鸦片且将其销毁。随后的战争以及失败，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充满苦难与灾难的现代化历程。区区一个团的兵力，可以从珠江口一直打到长江口并沿海北上威胁津京。这是个巨大的耻辱。
按照传统的文化秩序，蛮夷要么对中原文化与制度俯首称臣，成为受保护、沐浴中央之国文明的藩属(这是典型的、最合乎我们的文化设计的情况)，要么，万一中原被打败了，蛮族“入主”中原，则很快汉化。对于蛮族，文化上的失败抵销了军队上的胜利，对于中华，文化上的胜利(如刘渊称汉)补偿了军事上的失败。在鸦片战争爆发以前，我们显然是将英国人纳入第一种世界序列中的(至于英国商人、传教士自己怎么看，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们对他们的雕虫小技、奇技淫巧不屑一顾。鸦片战争以后，我们希望英国人接受第二种序列，即英国人，即蛮人接受中国人的行事方式，接受中国的文化价值，就像蒙古人一样。显然事情并非如此。这就遇到了传统的文化框架无法解释，传统的行事方式不起作用的“文化的尴尬”。传统价值观的失效是从传统的世界秩序观的失效开始的。
这种文化的尴尬在切实地调整文化观念之前，曾经产生了更为尴尬的事情：实际上是被打败了，被迫割地赔款，在表面上，在文化自尊感上，这个事实却得到了相反的表述与解释：我大清天朝不与蛮夷一般见识，出于对他们的怜恤与恩宠，与他们签定了“南京条约”。
传统文化的失序：出现了无法在传统的框架内解释的新经验，出现了传统的办法难以奏效的新难题。必须用这个传统本身不具备的资源来应变，才能生存。因此，这种新的难题是无法逃避的，不得不正视的，因为它的无法逃避性——你打不过人家，无法赶走人家，因此人家的力量始终在你的领域内存在——和极端威胁性，它是威胁生存的。从鸦片战争以后，统治清政府的满朝文武的最大的愿望，就是赶走外国的在华势力，而这种势力，经济的，军事的，精神的，无所不在，便成了近代中国早期的挥赶不去的恶梦。
但是文化与人一样，在遇到难题时，生存依然是第一位的。必须在文化秩序内加进一些全新的东西，对文化秩序进行全新的调整，才能生存，而顺着这种方向，传统社会解体了。传统价值观的失效是社会动员的第一步。在这个阶段，只有极少数处于文化边缘或文化冲突最前沿且具有现实思维的人才能感受到危机。这一阶段社会是有序的，离动乱还很遥远。
三、精英的分裂
精英的分裂是传统价值观失效的结果，也是社会动员的进一步加深。正是在文化冲突的最前沿，处于弱势文化的，也是文化观念的输入端而不是输出端的文化传统中的精英，首次发生了觉醒。对于新出现的情况，旧的解决方案是不行的。必须毫不犹豫地进行新的尝试；必须对文化的秩序进行新的调整。因此，虽然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大众的作用逐渐加强，大众社会的来临一般是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但是在现代化过程的起点，就像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重大的事件或运动中一样，最先感到并被召唤的，是传统中的精英分子。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林则徐、魏源、龚自珍是新精英的代表。他们都身处沿海，而伟大的林则徐自然处于文化和军事冲突的最前列。林则徐与穆彰阿、琦善等人的区别，并不在于主战还主和，不是岳飞与秦桧之别，而是新的经世致用还是心性为本之别。林则徐的反应是典型的实事求是的、干练的政治家的反应：师夷之技以制夷。我们输在技不如人，人家有坚船利炮，而我们只有长矛大刀。在那种情况下，主战与主和结果是一样的。主战如果打不胜(而打胜是有可能的；如果真的打胜了，整个世界历史就要重写)结果可能更惨；主和如果能抓住时机，把自己搞上去，其结果可能更好。因此，回顾整个中国历史，强烈的主战情绪在林则徐以后所有体制中、最前线的政治家中反而逐渐消失了。这并不奇怪。实际上，对西方的理解越多，权力精英们反而越觉得没有打赢的可能。日本也是如此，权力精英大多不主张战争，而主张积极应变。
权力精英分裂的第一步，便是分成革新与守旧派。革新派主张借鉴、引入获胜者，即自己的敌人的办法。守旧派则反对对传统作任何调整，更反对与仇视借用敌人的办法。道光以后特别是同治以后，所有极端的守旧派依然死抱孔孟之道，认为洋人最惧者是民心，是道德，而不是力量。19世纪40年代中期，是林则徐及其继承者，60年代，是镇压太平天国中兴起的权力精英，以及中央的恭亲王奕讠斤。因此，总的说来，革新派的力量随着中国历史不幸的加深而壮大了。曾国藩、李鸿章是林则徐思想的自然的继续。
精英的分裂，主要看它们对政策的决定力量。60—90年代，也是曾国藩、李鸿章、恭亲王时代，著名的洋务运动时代，主张强有力地应变的权力精英几乎控制实际的政策过程，这个时代在中外史学家的眼中，便成为现代化建设的第一个推动时期。
在变革派与守旧派之间，争论围绕着要不要变革。在守旧力量相对小的地方，中央权威有机会组织起强有力的变革政策，这是日本的例证；而在守旧力量与革新力量不相上下甚至更强大的地方，现代化的推进就显得非常曲折，往往是进一步退两步，但基本上是向前推进的，这是典型的中国的情况。由于守旧力量的强大，社会中便产生了一股要求更强烈的变革的力量，这就是所谓激进派的起源。
激进派是从变革派中发展出来的。他们的分歧在于变化的限度。在从林则徐到张之洞的朝廷政治家眼中，变化的限度限于所谓物器层。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以及与之相关的民用工业，引进西方的技术，这样便可实现国家的强盛，完成数十载努力而未竟的事业：将外国力量赶走，而回到我们以往的梦乡。实际上，西方的价值，在这些大臣看来，也仅限于此。在19世纪90年代，典型的朝廷政治家张之洞提出一个著名的公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对此前40年中国现代化，即传统秩序内的现代化实验的最精确的概括。
但是，就是在70年代，也是洋务派的黄金时代，正是洋务派提拔起来的相对位低的官员，如薛福成、冯桂芬、郭崧焘等人，与李鸿章一代的隐含的争论也就开始了。他们是第一代与西方有真正接触的人，他们似乎给这个古老的帝国带来“那边” 究竟如何的消息。结果，他们虽然没有坦率地提出改变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的要求，但是他们指出，西方的船坚炮利是建立在它的整个思想与制度环境中的。他们依然是体制内的精英，只要他们掌握权力，社会就处于有序状态。
1895年的灾难对于洋务派，对于从林则徐到张之洞的革新派，都是致命的打击。它的直接的后果就是体制外或未来得及被纳入体制的，因此本质上具有反对与异己倾向的精英力量的兴起。他们属于激进派：要求对社会进行彻底的改变以推进民族振兴。与他们比起来，李鸿章之流成了保守派，而慈禧之流成了反动派。精英的进一步分裂，也使精英的争吵带上政治、影响全局的特征。这乃中国现代化与中国近现代史的新阶段。
激进派的改革要求在1895年以前就出现了，它内含在清廷改革派的下层官吏的主张中，不过被洋务派的成功与巨大影响笼罩住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一下子使改革、彻底的变法的呼声成为一种惊呼。与此同时，动摇着社会安定的体制外的、独立的知识分子精英开始走上前列。在严复，特别是康有为、梁启超之前，走在历史最前列的改革人物都是朝廷大臣，是传统的士大夫，他们的思维也就是当权者的思维：所有的改变或调整都必须在保障秩序的前提下进行，也必须在保障中国文化的根本前提的条件下进行，没有一种改变如此重要乃至可以以付出秩序为代价。因此，此前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是从康梁开始，秩序的绝对要求降低了。为了自强，为了防止亡国灭种的悲剧，必须作所有必要的，哪怕是彻底的改革。
结果，鸦片战争以后半个多世纪，在中国社会中，慢慢地、逐渐地，谁也没意识到地出现了关于中国社会如何改组的相互敌对的、而且都公开化或媒介化(用一个现代社会学的术语，articulated)的政治力量。这种情况对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是极端异质性的。就重大的政治问题进行合理的辩论，而且有影响巨大的、公开的 “湘学报”、“时务报”“国闻报”等等作为阵地，甚至有极具现代政治特点的“ 自强会”、“保国会”这些公开化的、以影响决策、发表对时局的看法为特征的压力集团或利益集团，这些在几千年铁板一块的政治经验中都是极其新鲜的。中国社会，虽然仍然是极表面性地、但却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地发生了转型。
在现代化早期的带有普遍性的历史经验中(无论是后来者还是先行者)，当社会因政治观念而发生分化，分为激进、温和与保守的明显的派别时，政策立足于哪一派是非常关键的。而政策立足于哪一派，受哪一派影响巨大，一般来说，又与他们的力量大小或社会基础的是否深厚密切相关。社会的有序，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政治的技巧而不仅仅是政治的原则。如果政策倾向于温和派，社会由温和派来掌权，且他们具有现代的、善于讨价还价、寻求妥协的政治经验与技巧，一般来说，社会就可能被稳往。而且，在这个秩序已经成为疑问的阶段，或社会动员之深刻已经开始危及秩序的阶段，任何偶然的事件或差错都会使社会失去稳定的机会。但可惜，这一切对于中国经验来说，太陌生了。在中国人的政治思维乃至生活智慧中，似乎根本就缺少寻求妥协的智慧，因为我们在几千年的文明中太司空见惯的事情是，谁掌握了权力，谁掌握了压制性的力量，谁就掌握了一切，秩序不是在讨价还价、妥协与共识(哪怕是临时协定)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大刀阔斧的高压”之上的。因此，上一个世纪之交的失序，实在是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的。
在社会分裂成激进、温和与保守的派别的情况下，社会很容易在温和的改革的立场上达成妥协，社会也几乎只有这一种保持有秩序前进的机会。但是，我们知道，在伟大的、充满着泪与火的不幸与荣耀的近代中国，激进派虽然理想高远，但力量太微弱。温和派在最强大的保守派眼中已经离经叛道太远了。结果，当政策立足于温和派，即李鸿章—恭亲王时，慈禧还可以容忍；当政策立足于康有为时，这是对保守力量的公然的挑战。结果，在中国，太容易发生的事情一下子就发生了：打倒激进派，把历史拉回到出发点以前。
现在看来，从现代政治经验——政治是一种技巧，而不是一种原则；政治说到底是达成共识的艺术——来看，光绪小皇帝的失误绝不在于不彻底，而恰恰在于太激进。他做得太绝了。他走向了在任何政治经验中都只能带来危险，因此都应试图避免的极端化。他的那种行为是政变性的，而满朝文武没有人跟随的政变是无法成功的。光绪的失误在于上了康有为的贼船，在极端敏感的时刻站错了队而且采取了极端不理性的行为。他太缺少的，就是政治的智慧。但是从实际看来，在90年代末，如果使中国社会或中国的不自觉追求了近半个世纪的现代化事业有序进行，只有两个人联手才有可能，这就是光绪皇帝与李鸿章。但这个机会在1895年以后悲惨地失去了。李鸿章因为签定《马关条约》，在群情义愤的时代，成了罪恶的象征。因此，随着甲午战争的结束，实际上，温和的政治力量已经被毁灭，而剩下的李氏的同僚无一能左右朝政。19世纪末温和派政治家，最有可能把改革(推动自强)与秩序结合在一起，唯一将具有改革与保守统一在政策中的政治技巧的人物，自强运动的领袖和“卖国贼”李鸿章政治生命的终结，也意味着有秩序地推近现代化的事业的终结。
当温和派受到重创，保守派在激怒中对激进派进行绞杀的情况下，受到消灭的不是激进派的存在——因为作为一种利益与要求，它是历史条件的产物，它不可能被消灭，而只能以更尖锐的形式出现，因此被消灭的只能是中国现代化的极其宝贵的资源：秩序与稳定。温和派政治力量与政治生命的结束，是对中国现代化的沉重打击，从此以后，现代化将在革命与反动的较量中曲折前进；由于没有中间力量，甚至没有缓冲的地带，所以全社会卷入你死我活的严重的冲突之中，而现代化的那种建设性的内涵，便被推到遥远的未来。1898年的倒退是暂时的，在1904年至1905 年的所谓宪政改革中，戊戌变法的主要要求已经被风雨飘摇的中央权威所接受，但是，面临着革命的暴风骤雨，面临着群雄并起的军阀割据，再也没有一个强大的力量能把社会组织起来，去实现那些已经太超过历史条件的改革内容。
四、革命与反动的较量，社会严重失序
在现代化的早期，改革与保守的力量还处于一个政治体系中，还有一种强有力的共识维持着不同的见解。在激进派产生以后，在体制外的精英成长起来以后，在一开始，他们还是愿意在和平与秩序下推进改革。因此，激进、温和与保守都是政治秩序下的事实。但是，当激进派与温和派被绞杀，社会一下子退回到出发点以前时，兴起的力量发现，在原有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已经不可能。因此，当以暴力、集体暴力、流血与暗杀为手段的革命派走向历史前沿时，社会的秩序就不存在了。革命与反动是社会无序条件下的事实，正如温和、激进与保守是社会有序条件下的事实一样。
当社会分成革命与反动两个部分时，每一方的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压倒另一方。在革命者眼中，光赞成原则(如立宪政治)还是不够的，只有赞成用暴力的手段推翻现政权，即打碎“旧的社会秩序”，然后再实现原则，这才是革命的，否则便是保守，甚至是反动的。因此，在孙中山等人看来，康有为等人因为不赞成推翻满清政权，所以本质上也是反动的。而在“反动派”，即朝廷、权威当局眼中，在危急的时刻，不仅仅坦率地倡导革命是“乱党”，而且宣传或主张过激原则的，甚至仅仅 “议论朝政”的行为，也有可能有“造反”或“乱党”的嫌疑。
如果把现代化理解为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思想乃至生活方式各个方面巨变的普遍的世界性过程的话，那么，革命的确是现代化的一个几乎无法绕过的阶段，当然也是社会动员的一个最重要的阶段。但是革命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历程中的时间，的确是相差太大。英国从1640到1660，经历20年；法国从1789到1815，经历26 年，美国从1775到1783，经历8年，俄国从1905到1917，经历12年，唯有中国的现代化，经历着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浪潮。纵然我们从1894年兴中会和第一次暴动算起(太平天国革命则不能算作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革命)，到1949年权威的再建立，经过了半个多世纪。
革命意味着旧的社会秩序的彻底解体，而且，从长期的历史过程来看，革命除非导致革命者掌握政权，否则不可能停止。现代化必须克服反动与极端保守才能向前推进。革命与失序扎根在现代化进程之中，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革命与反动的交战必然以现代化建设中最珍贵的资源——社会稳定或秩序的丧失为代价。现代化是一场极端艰难的过程，应该有效地组织社会的资源去实现切实可行的现代化方略，而这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但是革命与反动的较量使社会资源完全运用于社会的自我毁灭中去，因此，那些作为现代化的标志性的因素，经济的发展与腾飞，个人消费能力的增长，人口的流动与生活机会的增加等等，都处于或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因此，革命时间越长，现代化越显示出不成功。革命既是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又是现代化的最最沉重的代价。
革命的时代也是理想极为高远的年代。为了强调革命者与反动派的对立，革命者将在自己的理想中祛除所有与传统(往往是与反动派相关联)相关联的东西。因此，革命伴随着理想的高昂，伴随着永远的标新立异和传统与现代的尖锐的对立。这一点可以从孙中山与康有为的理想差异中看出来。也必须有高远的理想和坚定的承诺，才能动员或说服人们去撕杀、拚命。因此，革命的时代是理想与原则高于个人生命的时代。至少在革命者之间，受压迫者的形象，为寻求真正的社会公正而献身的道德勇气，相对匮乏的物质条件，所有这些，都为他们披上圣洁的、理想化的服装。这是一个人感到充实、有意义的时代。革命必然出现民族自相残杀，而革命又充满生机，这是现代化中的革命与以往所有造反、宫廷政变、种族屠杀之间最大的区别。因为革命本身就自成目的，所以不再有任何人为逝去的秩序与稳定惋惜。革命是至高无上的，所以也没有革命者会顾恤反动派的个人的尊严与生命。
五、传统的复归与意义感的消失
从法国革命以后，绵延不断、愈来愈烈的革命的暴风雨席卷全球，革命的意识形态与民主、自由、民族自治这些西方文化内锻造的价值或由西方文化刺激起来的价值，是现代世界史最亮丽的风景线。革命是最高的目的，最高的要求，当和平的、常规的手段达不成某项要求时，革命者坚决地予地推倒重来。对革命、即用暴力手段打碎现存秩序，对社会进行随心所欲的、根据革命者心目中的理想进行彻底的重组，这种压倒性的、弥漫于全人类的热情，是近代以前人类社会的所有文明所绝对不具备的。
稳定或秩序与革命是两种截然对立的价值，从整个世界历史来看，秩序取向的思维与暴力造反取向的思维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前者是反动派的思维方式，后者则是革命派的思维方式。在革命者的思维中，秩序或稳定是负面的价值，是最次要的乃至起反动作用的价值，而谈不上是社会的重要资源；在当局、当权者看来，秩序与稳定是社会最重要的资源，是实现赶超战略、一切有组织的、复杂的社会工程的条件。因而，稳定的意识形态，乃是〖HTH〗反革命〖HT〗或〖HTH〗后革命〖HT〗时代的意识形态。革命的意识形态是最后一个超验的、绝对的价值体系，因为它声称可以代替宗教解决人的生存问题，许诺在此时此地，即人间建立起永恒的幸福王国——至少为这个王国作好所有准备，或清除了人类通往世俗化的千年福音的障碍。为了能激起牺牲的热忱，革命的理想被设定得极高。革命的意识形态又是经验的、世俗的价值体系。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没有一种东西能如革命那样对超验价值观进行如此致命的打击。它先是代替了宗教等超验价值观，而在它自己失败或失效以后，社会却无法再回到过去——就像发觉婚姻受骗已经还不了少女之身一样。
在现代化过程中，革命就像放火，它在毁灭旧的建筑，即克服反动的力量方面是成功的，但是革命本质上是诊治旧社会的药方，正如伟大的19世纪自由主义者、人类政治经验的冷静的观察家阿克顿勋爵所说，药不能当饭吃〖ZW(〗阿克顿：《自由史论集》，第410页。〖ZW)〗。当纲领，特别是解决人类所有问题的最高纲领，是我们发挥我们的想像力所致，当现实的约束力量将被我们无情打碎，尤其是当这些意识形态为了“动员”所有革命的、爱国的、进步的力量攻击旧制度时，我们的构想是不受限制的，我们的许诺也是大胆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伟大的诗篇表达的不仅仅是伟大的中国革命豪情，也是从巴士底狱到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到基马尔革命到革命党到苏加诺所有伟大的革命运动的豪情。革命经历时间越长，社会实际上越在革命与反动的自我毁灭中被消耗从而变得虚弱。革命的代价是社会动乱，而动乱的结果必然是平民百姓受苦。他们不仅遭受战乱、土匪和各种各样军事力量的剥夺，在雇佣军没有制度化的文化中，实际上牺牲生命的，乃是一般人。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一个内乱频繁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必然低于周围社会现状虽不那么令人满意但却稳定的国家。
革命者必然取得胜利。这是一条历史法则，说它是历史潮流也是正确的。但是，当革命者如愿以偿地接管政权后，原来反动派遇到的那些问题，现实的压力，几千年文明给人产生的巨大的堕性，都将为革命者遇到。一些浪漫主义的革命家自然想到不断革命论，而一些现实的革命家不得不逐渐承认现实。但是革命运动被推得再远，被肢解但同时却顽固存在的社会现实依然存在。
一个最使革命者感到失望的现象是，革命以后，〖HTH〗现实的社会关系〖HT〗几乎是原封不动、不带折扣地〖HTH〗根据革命的原则与理想设计的〖HT〗，但是，兑现了的理想几乎与现实一样庸俗不堪。这是革命的困境，也是人类的困境。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在《反社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法国革命以后理想与实现的碰撞所引发的社会不协调作了精彩而深刻的描述。于是，对革命后现实的反感导致对革命的反感，导致对革命之所由发动的观念与原则的彻底拒绝。在有文化自主的地方，革命的热情以后，是巨大的文化的反动或保守主义的兴起。19世纪欧洲文化两个最伟大的线索，一个就是革命人道主义传统，一个就是以回复天主教信仰、重新探索生存意义的浪漫主义运动，从法国开始(夏多布里昂、斯达尔夫人、勒纳、贡斯当等)，在法国浪漫派中达到高峰。意义感的丧失导致社会向传统的回复。这是堕性的传统的“刚性”的第一种表现。
传统的“刚性”的第二种表现，是革命者(至少是其中现实主义者，想“坐稳江山”者)对秩序与稳定的呼吁。革命是在传统中发生的，俄国、土耳其、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不同的革命有不同的侧重点。革命成功以后，传统既是前进的障碍也是治理社会的手段。当革命者呼吁秩序时，传统的维持秩序的办法，至少通过文化自发地起作用。这既产生革命者之间的分歧，也产生文化的紧张——被动员起来的多少培养起西方自由主义“乱说乱动”习气的知识分子以及台下的精英，对于控制表示不满，他们想像在革命中抨击反动派那样对革命者说三道四。
六、动员以后
现代化伴随着越来越深刻的社会动员，这种动员的起点是社会的新难题，与精英的分裂；而体制外精英或反对力量的出现，是动员走向深刻的第一阶段；未被纳入体制或未合法化的反对力量呼吁对社会实行全面改革，对改革的要求越彻底，便越不被纳入体制，因此社会向对立的方向发展。结果，社会分裂成为革命者与反动派的兵戎相见。至此，传统社会，它的合法性的基础，它的规范已经解体。这是动员的第二阶段。革命者对反动派的胜利，是动员的完成。
社会就像人体一样需要阴阳平衡，没有革命或改革的动力，社会将死气沉沉，一潭死水；没有反动或保守力量的制约，社会将变得疯狂，更加生灵涂炭。当一个社会最终能够接受这个事实，即反动与革命相互宽容、共同前行，这个社会就会“ 成熟”，也才能说走向了动员后期。
正像不同的国家动员有不同的特征一样，在动员后期，各个国家因为各自的文化资源与历史现实(种族的、宗教的、地区差异等等)，历史也呈现不同的特征。不能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遇到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所有问题。亚洲国家遇到的许多问题欧洲国家就未曾碰到。因此，我们将以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验将动员后期的现代化故事讲完。
动员后期出现强人政治。革命者也感觉到需要稳定来追求赶超战略。现代革命者不得不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社会控制。现代化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必须有权威的、建立在新的合法性原则之上的政府来引导社会。强人政治往往不止一代。这往往要根据这个社会的和解的程度、经济振兴的速度而定。经济的起飞，是对革命的最大的辩解，也是对革命以后的强人统治的最大的辩解。稳定的社会条件、比较切实可行的经济政策，再加上长期的战乱人们因对和平与粮食的渴望而产生的勤劳 (在起飞的国家或地区，建设的动力不是因为革命的“冲天干劲”，而是因为想过好日子的冲天干劲；相反，用革命的冲天干劲来建设的，往往建设不好)，使得在一代人之内实现了以往任何时候都没有过的富裕生活。农业的革命、家电的革命、通讯手段的革命、都市化，所有这些被现代学者称作现代化指标的东西逐一具备。他们的前一辈人是革命的一代，享受理想的豪情和饥饿；而经济起飞的一代，理想褪色了，却享受物质生活。
这是个普遍的、世俗化的、使生活受消费推动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占有财富成了不可抑制的冲动。由于这个社会是以革命的原则建立的，又处在复杂的国际竞争的环境中，如何提高建设与发展的速度就成了政府的问题。因此，政府的介入不可避免，而在经济时代，特许权就是巨大的资源。于是，正如追求革命时不得不付出生命与挨饿为代价一样，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腐败成了经济起飞的代价。正如反革命是革命时代的难题一样，政治腐败成了新政权的难题。在整个东南亚国家与地区中，除了新加坡以外，没有一个国家不深受腐败的折磨。
腐败是不受控制的权力造成的，这是一条无法逃脱的定律。无论在韩国、菲律宾、印尼还是在马来西亚，腐败的最大的保护伞是那个强人。强人如此把握国家的权力，使反对派不敢抬头，以至于在这个不幸的把西方式的制度作为模范的国家中，只有通过一次政变才能解决强人问题。政变在像韩国和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因为相对说来比较单纯，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流血，但在印尼这样的种族文化冲突悠久的国家，政变导致或伴随着流血甚至种族屠杀。但政变的对象，无论如何，不是昔日的反动派，而是“变质了的革命者”。政变是军人与政治家的游戏，社会很少参与，因此对社会的影响并不大。
政变引起军人的训政。现在宪法的重要性被提出来了，为了显示比被推翻者更高的政治美德，政变者会显得有所节制，但仍受强人政治模式的影响。当军人统治结束时，宪法主义才最终占上风，反对力量才最终合法化。按照西方人理解的现代化，这时，政治的民主化与经济的腾飞同时实现了。这些国家现代化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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