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义和团

  一百年前,义和团运动轰轰烈烈、如烈火燎原般突然燃遍华北大地、进入京津。 但就在高潮之际,却又突被残酷镇压下去。真是其兴也勃,其亡也速。百年来,对 义和团一直是歧说纷见。赞扬或否定可能各有其理,但百年后的今天,对这一事件 的作番冷静客观的分析可能比简单赞扬或否定更重要、也更有意义。

  义和团运动当然是正义的,团民们视死如归的精神更是可歌可泣。但惟其非常 正义、无比英勇,使人更感这确是场无与伦比的历史悲剧。而这场悲剧的复杂性与 深刻性更引人深思,发人深省,否则,这一段深创巨痛的历史将全部“白费”,那 么多的鲜血与生命也将全部“白费”。

              刀枪不入

  义和团运动兴起的背景十分复杂,但最根本、直接的原因则是“反洋教”。洋 教是指西方传来的基督教。从康熙晚期到鸦片战争前,清廷一直实行禁教政策。鸦 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列强的压力下签订不平等条约,被迫同意解除教禁。传教士以 船坚炮利为后盾,纷纷来华传教。很明显,这种传教的实质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 但为了传教的策略需要,教会在中国创办了不少以传播现代自然科学知识为主要内 容的学校、医院和报刊杂志,对现代科学知识在中国的引进和广泛传播,对中国的 现代化确实又起了重要作用。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深入内地乡村建堂传教, 农民与教会的冲突日益激烈,屡屡发生各种“教案”。反洋教既有文化上的冲突, 更有实际利益的冲突。从文化上说,教会认为“祭天祀礼拜祖”是偶像崇拜而禁止 信教者进行这些活动,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视为神圣的祭天地、敬鬼神、祀祖宗、 拜孔子几乎水火不容,洋教因此被(尤其被官绅)视为“灭伦伤化”,难以容忍。 在实际利益方面,教会为了扩大传教,往往不择手段、不分良莠地吸收教民。由于 教会享有种种政治特权,不少品行不良分子纷纷入教,仗势为非作歹,横行乡里。 在教民与乡民的冲突中,教会自然袒护教民,地方官往往也无可奈何。这样,文化 冲突与民族矛盾交织一起,终于兴起声势浩大的反洋教运动。

  据统计,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全国发生大小教案八百余起,其中较大 的有“天津教案”、“长江暴动”及四川余栋臣起义等。其发动与参与者有地方官 员,土豪乡绅,普通农民,民团会党,城市贫民,流氓无产者……十分复杂,规模 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激烈,但基本诉求仍是“崇正避邪”、“忠君卫道”的封建 性。义和团运动于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 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 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义和团的口号虽不统一, 但主要是“顺清灭洋”“扶清灭洋”“助清灭洋”,并明确表示“一概鬼子全杀尽, 大清一统庆升平”,爱国性与封建性混为一体。对一切与“洋”有关之人和物,义 和团则极端仇视,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 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 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

  秘密宗教和民间文化是义和团组织、发动的重要工具。流行乡间的小说中的人 物和戏曲中的角色如关云长、姜子牙、黄天霸、孙悟空、猪八戒、二郎神、樊梨花 等等,都成为义和团所信奉的新神的共同来源,秘密宗教与民间文化就这样紧密结 合起来。教门首领的降神附体、撒豆成兵、呼风唤雨、画符咒水等“邪门歪道”与 农民大众的迎神赛会、祈丰求子、@灾祈雨等渐渐融合。而义和拳的拳师们吸取了 地方文化中不同来源的多种因素,如降神附体、刀枪不入、喝符念咒、治病@灾等。 这些招术为广大农民熟悉,极易为他们接受。而与以前各种秘密宗教非常重要的不 同一点是它降神附体的群众化,即不单是教门首领有权躬代神位,所有练拳者只要 心诚都可祈神降身,保证自己刀枪不入;而且,这些神都是历史上流传已久、为广 大农民喜闻乐见的英雄好汉而不是一般宗教所独尊的神祗。这些都使义和拳的感召 力更强,更易发动。在义和拳的传播过程中,民间社戏也起了重要作用,义和团的 不少神祗都来自这些社戏,许多拳民自称关公、张飞、赵云、黄飞虎……当拳民被 某神附体时,其行为便与他所看到的戏台上的这个角色的动作一样,在言语上摹仿 戏上的说白,行动摹仿戏上的台步,状甚可笑。难怪陈独秀当年在《克林德碑》一 文中即称“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国戏,乃是造成义和拳的第四种原因”。

  总之,社会的动荡、利益的冲突、文化的碰撞、天灾不断和民间宗教、文化间 的互相作用,使义和团在华北地区迅速发展。

              官府与拳民

  面对如此巨大的社会运动,清王朝中央政府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竟没有一个明确、 统一的政策,往往由各级官员自行决定。如李秉衡、张汝梅和毓贤这三任山东巡抚 和直隶总督裕禄都同情支持义和团。张汝梅还将各乡义和团编列保甲团防之内,毓 贤调到山西后仍支持义和团,使义和团在山西也有很快发展。而袁世凯继毓贤之后 升任山东巡抚,对义和团则采取残酷镇压的态度。由于中央官员内部和地方各级官 员对义和团的态度非常不同,有的支持,有的反对,中央政府也深受影响,摇摆不 定,时而主剿,时而主抚,但总的倾向是主抚。而最终决定明确支持义和团,则是 要利用义和团根绝维新隐患。

  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使国人深受刺激,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 “借法自强”,要学习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先进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改造中国,在光绪 皇帝的支持下,上演了“百日维新”的活剧。变法必然触及守旧者的利益,以慈禧 为代表的顽固派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发动戊戌政变,维新六君子被杀,康、梁在 外国使馆人员的帮助下逃往海外,支持维新的官员受到严厉处置,光绪皇帝被囚禁 瀛台,“维新”失败,中国社会和历史严重倒退。为了根绝隐患,慈禧等守旧派决 定废除光绪,另立新君,但这一计划遭到西方列强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对守旧 派来说,光绪的存在确是潜在的巨大威胁。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力量,便想依靠义和 团的“民心”“民气”,同时又相信义和团的各种“法术”真能刀枪不入,打败现 代化武器装备的洋人,于是决定用义和团来杀灭“洋人”,达到废立的目的。而义 和团本身的封建性、落后性,尤其是以“扶清灭洋”为纲领,也为这种利用提供了 基础。

  1900年春夏,义和团发展更加迅猛,不仅行为更趋极端,而且逼近京津。对此, 列强恐慌不已,施加强大压力,要求清政府镇压义和团。在这种情势下,对义和团 是“抚”是“剿”,清政府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政策。几经犹豫、反复权衡甚至派官 员到义和团实地查看之后,慈禧最后决定支持、利用义和团。

  由于有了政府的明确支持,义和团情绪高涨,迅速向更极端、更非理性的方向 发展,对传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杀。1900年6 月中旬义和团大规模进 入京津后,情形更为恐怖,许多传教士和外国人、中国教民被杀,甚至“夙有不快 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婴儿生来迎月者亦杀之,惨酷无复 人理。”他们要消灭一切带“洋”字的东西,铁路、电线、机器、轮船等等都在捣 毁之列,因为“机器工艺”为洋人“乖戾之天性所好”。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 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 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 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言 打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明令要“康有为回国 治罪”,在一些顽固派的指使下还一度冲入宫禁要捉拿光绪皇帝,外国使馆和外交 人员自然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势下,西方列强以“保护使馆”的名义组成“八国联 军”发动又一次侵华战争。

  这时,清政府必须对是和是战作出正式决定。清廷从6月16日到19 日连续召开 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主战、主和两派进行了激烈辩论。主和的有许景澄、 袁昶、徐用仪等,得到光绪皇帝支持,主张镇压义和团,对外缓和;主战的有载漪、 刚毅、徐桐等,实际上以慈禧为首,主张支持义和团,对外宣战,首先攻打使馆区。 对此,曾任驻外大使多年的许景澄认为万万不可,痛劝说闹教堂、伤害教士的交涉 一直都办过,但如果伤害外国使臣,毁灭外国使馆,“则情节异常重大,即国际交 涉上,亦罕有此种成案,不能不格外审慎。”结果当然是主战派胜利,主和派认为 中国大难将至,光绪与许景澄等三人在廷上团聚共泣,却毫无办法。不久,许景澄 、袁昶、徐用仪、立山和联元这五名敢于向慈禧廷争主和的大臣被清廷处死。6 月 19日清廷决定“向各国宣战”,给北京义和团发放粳米二万石、银十万两,并命令 清军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使馆区,义和团更加斗志昂扬。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战斗,中 方终因武器落后而不敌八国联军,义和团所有的神功怪术在现代化的枪炮面前统统 失灵。北京城于8月14日被攻破,第二天慈禧太后携光绪等向西仓惶出逃。

  但是,就在八国联军血洗北京,残酷屠杀义和团团民之时,西逃途中的慈禧已 开始与列强议和。为尽快与列强达成和议,清廷从9月7日起连续发谕,下令剿杀义 和团!谕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 ”经过清政府地方官的严剿,一些零星小股义和团也被最后扑灭。

             爱国与误国

  义和团反侵略斗争无疑是正义的,但其社会政治诉求却非常落后,反对社会发 展,阻挡历史进步。建立现代化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实现现代化转型,是近 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义和团排斥、反对乃至仇视一切现代文明,坚决反对现代化, 与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背道而驰的。这种仇视当然事出有因,如中国文化中“华夏 中心”、盲目排外的传统,更有近代中国屡受“洋人”侵略的背景。不过唯其如此, 使人更感“戊戌维新”的难能可贵。维新运动的直接动因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明 治维新的日本打败,使先进的中国人深受刺激,认识到只有向日本那样“维新”才 是中国的出路,中国才能强大。他们不因日本侵略中国、残酷屠杀国人而反对“维 新”,怒斥“维新”的种种不是,反而明确提出要学习敌国日本的“维新”,这不 仅需要冷静的理性,更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维新派提出向敌国学习,承认敌国的 社会政治制度优于被侵略的祖国,很容易被指为“汉奸”“媚敌”“卖国”,所以 只有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那样有胆有识者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甲午战 败后提出“借法自强”。而义和团运动则明显是维新运动的反动,因此才能被以慈 禧为首的封建统治者中最愚昧、顽固、落后、受旧者所利用,成为他们手中反对社 会进步的工具。而且,正由于义和团非常正义,所以更容易极端、过激,而批评者 对种种危害不浅的极端、过激行为甚至无法启齿,因为这种批评很容易被指为站在 正义的对立面。义和团运动表明,民众的保守情绪与统治者的保守思想一旦结合起 来,后果是非常可怕的。义和团的悲剧说明,仅有正义远远不够,因为仅有正义并 不能救国,甚至可能“误国”。所以除了正义、激愤、英勇等等,重要的是还要有 理性,要有思想启蒙,像维新运动那样,以引进现代文明作为强国富民的手段才是 真正的爱国、救国之道。在近代中国,那种盲目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是中国社会发 展进步的最大障碍,是近代中国一误再误的主要原因。

  义和团的经验和教训的确是深刻、多方面的。

  从清政府方面来说,最初利用义和团时只想到“民心”“民气”可用,而没有 看到当民众的怒火被点燃后,政府便很难控制其方向、规模,最终很可能是自己被 灼伤。所以“民心”“民气”固然可贵可用,但对统治者而言这却是柄双刃剑,稍 有不慎就会伤及自身,所以定要慎之又慎。从义和团方面来说,本来就有满腔怒火 正待喷发,一朝得到官方支持更一发而不可收,而没有想到自己只是清政府的一种 工具,一旦情况有变或超出官方允许的范围,自己首先会成为牺牲品。因此,面对 官方的支持,民众也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以为有官方的支持就可为所欲为, 其实到头来自己很可能成为“替罪羊”!总之,官、民双方都应从义和团事件中汲 取应有的经验和教训。

  对义和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进人物更多地看到其负面作用。陈独秀1918年 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克林德碑》一文甚至认为义和拳是通向“专制的迷信的神 权的黑暗道路”。闻一多谈到自己从支持国民党到支持共产党的转变时说,因为蒋 介石1943年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要大力弘扬八德四维等中国传统文化,他 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 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 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这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加入到争自由、民主的 运动中去。

  他们对义和团的观点或许不无片面、苛刻之处。但一场正义、英勇的运动却被 最腐朽、最落后的力量所掌握利用,成为阻碍社会发展、历史进步的运动,历史悲 剧,莫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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