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过来人”可能很难想像,在50年代曾兴起过一个轰轰烈烈的消灭麻雀全 民运动;而“过来人”对这个“运动”的详情大多也不甚了了,更不知道其中一些 人物的命运。薛攀皋先生的《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炎黄春秋》1998第12期) 一文,详述了这段荒诞不堪的历史,读后不能不使人叹思良久。麻雀遭劫,最终导 致人的劫难。

  1955年,毛泽东在组织起草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十七条》时,决定将 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一起列为必除的“四害”。在这个草案的酝酿过程中,鸟 类学家郑作新等科学家提出麻雀实际吃谷有限,而吃害虫很多,因此是益鸟,不应 消灭。但这些生物学家的意见并未被接受,1956年元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最 高国务会议正式通过的《纲要草案》第27条规定从1956年起分别在五年、七年或十 二年内基本上消灭包括麻雀在内的“四害”。于是,消灭麻雀的运动正式兴起。在 这种形势下,许多科学家仍顶住巨大的压力,坦陈麻雀不是害虫,不应消灭。中科 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的朱洗以历史为例,说明消灭麻雀的危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 帝非常讨厌麻雀,在1744年下令悬赏消灭麻雀,一时间普鲁士的麻雀几乎绝迹。但 不久就发生大规模虫害,腓特烈大帝不得不收回成命,并从外国运来麻雀。生物学 家郑作新、薛德@、张孟闻、辛树帜、丁汉波、张作人等都以自己的研究为坚实的 基础,公开反对消灭麻雀。

  但是,这些生物学家的反对意见毫无作用。1958年,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消 灭麻雀的运动也进入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从3月到11月上旬,8个月的时间中全国 捕杀麻雀19.6亿只!为此,《人民日报》还专门发文热情讴歌。不过,“惩罚”自 然之后,必然要受自然的“报复”。1959年春,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树木发生严重虫 灾,有些地方人行道树的树叶几乎全被害虫吃光。在这种情况下,生物学家更强烈 要求为麻雀“平反”。然而,1959年7月10日下午在庐山会议的一次讲话上, 毛泽 东再次提到麻雀问题,颇为不满地说:有人提除四害不行了,放松了。麻雀现在成 了大问题。

  面对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强大浪潮,朱洗、郑作新、冯德培、张香桐等几 位科学家仍无所畏惧,继续为麻雀鸣冤。所幸的是,他们的强烈反对意见此时实际 得到中科院领导的支持,院方十分策略地决定以党组书记张劲夫的名义、以反映科 学家不同意见的方式写了《关于麻雀益害问题向主席的报告》,经胡乔木转报毛泽 东,并成立了“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这份附有大量科学依据和分析的报告终 于打动了毛泽东,他在1960年3月18 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 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 蚊子’。”当然,并不能说打麻雀打错了。4月6日,谭震林在二届人大二次会议所 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对此十分委婉地说道:“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 增产了,麻雀对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 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

  麻雀的劫难终于结束,但是,在几年后开始的“文革”之中,却开始了人的悲 剧。这些科学家被扣上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大跃进”,反 对最高指示……等种种罪名,受到残酷迫害。朱洗先生在1962年已经病逝,但此时 仍被扣上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普鲁士腓烈特大帝相提并论、公开反对毛主席的罪状, 因此,竟令人发指地受到砸碑掘坟、曝其尸骨的“严惩”!

  从麻雀的劫难到人的悲剧,其中值得反省之处很多很多--为什么会作出这种 明显违反科学的决策,为麻雀“平反”与政治基本无涉、但其道路为何仍如此曲折, 这反映出决策、纠错机制的什么问题,这些科学家在“文革”中为何会受到如此迫 害,是何种教育、思想灌输使那些原来的“普通人”能做出对死者鞭尸扬灰这种令 人发指之事却还自以为非常“正义”……在在均引人深思。但此刻我只想说,那些 在艰苦条件下创造辉煌业绩、建立伟大功勋的科学家现在终于得到了应有的荣誉和 崇敬,而那些不顾个人安危防止了灾难产生或扩大的科学家,其实也应得到同样的 荣誉和崇敬,也应被后世永远纪念。当然,他们当年“犯颜直谏”并未想过个人名 利,但历史不应将他们遗忘。更重要的是,那种为真理不畏强权的嶙嶙风骨,应该 成为我们民族精神、文化的基柱,成为我们民族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