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美国研究所所长李慎之,是中国具有重要影响的自由主义学者,曾被毛泽东打为“右派”,此后一直为政治改革大声疾呼,虽屡经挫折,但百折不挠。李慎之于4月22日在北京逝世,本文作者随即撰写这篇追忆文章。文内标题为编者所加。

  4月17日黄昏接北京电话:慎之先生已进入弥留状态。次日一早即飞北京,出机场,阴风惨淡,路人多带口罩,不说话,只是走,已现危城景象。登车直驱协和,奔入病区长廊,却被拦在十米开外,一门内外,竟成天人之隔。

  看着门内老人浑身插满各种管子,躺在那里忍受病痛的折磨,我却不能上前,垂手无助。慎之无语,那一线倔强的脑电波还在跳动,他一定还在想,至少还想说!纵然能想能说,却再不能像以往那样,一见面就大声不止,滔滔不绝了……

  毛泽东“钦定”的右派

  1994年冬天,一个寒冷的日子,我去杭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主办方安排西湖游览,我和他都迟到,却因此而相识相知。码头上肃立一长者,望之俨然,穿墨绿色大衣,临风站立,目送游船远去。回头见还有一个迟到者,问过姓名,突然说:“哎呀,我正想找你,却在这里相遇!” 从此定交,十年风雨而不悔。

  我们在湖边找一个椅子坐定,直谈到暮色四合,任寒风细雨打湿一老一少衣背。我那时其实也不年轻,40出头,但相比慎公年龄,还是差了一代。他跟我谈起经历:

  40年代初叶从重庆随周恩来去延安,参与创办新华社国际部;50年代初毛泽东需要英文秘书,即从自己的部属中选派最得力者林克进入中南海;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在昆明被周恩来临时留在了后一架飞机,因此而避过前面“克什米尔公主号”那一劫;1956年苏东事件发生,中南海里每晚开会,急需大量国际电讯,他那时组织编译送政治局会议桌上的外电参考资料,每天30万字,一人审定,通宵达旦,竟无倦意。

  1957年大鸣大放,他目睹此体制之怪现状:单位之内因调级、分房可随时闹情绪,甩脸色,所谓小民主不断,而单位外社稷民情却噤若寒蝉,道路以目,于是提议开放大民主,压缩小民主,不料毛泽东闻讯震怒:我们有两个司局级干部要搞大民主,不搞小民主,什么是大民主?就是上街,就是裴多菲俱乐部!

  这段文字至今还留在毛选第五卷中。由此而成为“钦定右派”,迫害22年。1979年邓小平访美,他作为特别助理随行,去时还是右派,回来在飞机的舷梯上,来人迎接,开口就是:“慎之同志,你的右派帽子摘掉了。”

  打破思想牢笼

  但也只是平坦了10年。胡乔木请他出任文革后恢复的中联部部长,正部级,被他一个电话拒绝。筹建中国社科院,请他参与筹划国际片系列研究所,自认“学官”尚可为,方同意出任。此后一句“我绝不能在刺刀下做官”,又将副部级之官衔挂冠而去。

  而他在位时,不以社科院副院长这一学界高位为自己谋一个起码的职称,以致一旦弃位,连一个研究员都不是,我问他从右派到复出、从学官到弃位的思想历程,他哈哈大笑:第一年痛不欲生,拼命寻找自己的错误,欲与罪名合拍;第二年豁然开朗,终于“想通”,“想通”不是痛哭流涕,乞求饶恕,而是大彻大悟,打破思想的牢笼。

  1989年之后,反省此生追求,早年理想竟成苍生之误,遂有兜头大反思,抉心而食,跳出三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是既无官位,又无学者之华衮,剜肉还母,剔骨还父,赤条条一素身而已”,从此踏上不归路。读顾准前,他自称:“天下右派五十万,我是右派第一人!”直至发现顾准,有一人一灯如豆,掘进在隧道尽头,他又补充第二句:“天下右派五十万,我是右派第二人!”< p>  有这样的精神气概,才会发生后来广为传播的那则真实“逸闻”:有境外学者在一学术会议上提问:“文革十年浩劫里,请问中国思想界还有什么人在坚持思考?”举座哑然,唯有他从容起座,慨然应对:“有,有一个,那就是顾准,他刷新了我们思想界的耻辱!”

  此后与他见面的机会逐渐多了起来,但也仅限于我进京,他来沪,还有一次是在波士顿相遇,总计不过十次。1997年春在北京见他时,他在为一本书作序,下决心说破顾准生前的思想探索,聚焦到一点,就是自由主义的突破。

  凡读过顾准者,都知道这一要穴所在,迫于形格势禁,却是众人心中皆有,笔下却无。我见慎公欲捅破,当时还有顾虑,问他是否言之过早?他大声说:“下点毛毛雨,没关系。我先说破,你们才能接着说。”

  自由主义第一声

  1997年春慎公破题,是自由主义在大陆50年来第一声。可以说,没有慎公破题,就没有此后自由主义在大陆的公开言说,尽管艰难,但坚冰毕竟打破。我体会他当日苦心,实在看不过知识界万马齐喑,坐而谈心性,不如起而行,剑及履及;他也知道还有那一点党内资历,所谓“老资格”,但那“老资格”不是用来作筹码,向特权阶层讨价寻租,而是拿来作人梯,为冲破思想禁区,为后来者排难除险,甘为前驱。

  1999年深秋的一个早上,我打开电脑,突然看到慎公那篇震撼海内外的长文,如受电击。事先没有听说他要写作此文,也从来没有看到我们中国有这样的文字,如霹雳划破夜空。我内心煎迫,与妻子说:“从今天起恐怕会有事,你要有个思想准备。”

  然后给北京的徐友渔打电话:“这么大的风险,不能让一个70多岁的老人独自承担,要说我们一起说,大家来分担,不要使慎公远远地一个人冒在前面。”友渔毫不犹豫答应,应该有个配合与支持。再给慎公打电话,他却断然拒绝:“不行,这事只能我一个人说,你们有你们的事!”言语之坚决,容不得半点商量。

  此后事海内尽知,不断有坏消息传来,他独自承受,没有半点退缩,见面时却从不言语一句。知识界以资历以名望进政协进作协,如过江之鲫,披学者之华衮,享各界之谀词,却从来没有一个老人如此决绝,视虚衔如粪土,什么部级、副部级,乾坤一掷,我只要这一点说真话的权利!

  慎公大无畏,有形之压力,掸浮尘而已。无形之风雨,小人之刻忌、流言,则远比前者伤人。2001年春我再一次见他时,身躯还是那样挺拔,声音还是那样洪亮,步履却已艰难,中风稍愈。他担忧我在上海是否能立足,而他自己承受的种种暗伤则还是闭口不言。< p>  两人对坐,又一次暮色四合。夜气逼近,渐至黑透,谁也不想去开灯,直至看不清对方的脸色。黑暗里,隐隐听到老人在垂泪,时断时续,终至失控:“我李慎之如果能再活一次,年青时还会入这个党,到老年还是要像他们所谓的那样‘反党’,‘反’他们的‘党’!” 与慎公交往十年,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他垂泪,当时手足无措,竟说不出一句能安慰老人的话,只是呆坐在那里,眼睁睁听着他动容、挥泪,乃至大恸……

  归于空幻的梦想

  如今泰山已颓,大树飘零。遥望北陲,危城中当有无尽的白口罩,不说话,只是在那里默默行走?他没有给这个瘟疫中的城市留一句话,遽然而去。才失祖光,又失慎之,一代人的良心,一代人的大脑,几乎同时失去。而他和这一代人的遗言,其实已经在四年前说尽:

  “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条件不但已经成熟,而且已经‘烂熟’了。不实行民主,人民深恶痛绝的贪污腐化只能越反越多。

  我注意到了江泽民现在也喜欢引用孙中山的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问题在于要看清什么是世界潮流:全球化是世界潮流,市场经济是世界潮流,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提高人权是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邓小平已经走出了决定性的两步,再走一步,改革的大业应该可以基本完成了。以后的路当然还长,但那是又一代人的任务了,是全新的任务了。

  不要害怕会失掉什么。人民从来不会固守僵死的教条而只珍视切身的大利。只有大胆地改革下去,你才能保全自己,而且保住邓小平、毛泽东和共产党。

  毛泽东的名言是‘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很快就要到21世纪了。在这世纪末的时候,在这月黑风高已有凉意的秋夜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守着孤灯,写下自己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最后写下一点对历史的卑微的祈求,会不会像50年前胡风的《时间开始了》那样,最后归于空幻的梦想呢?”

  剜肉还母,剔骨还父,我们的慎公已西行。

  为宪政而争,谁非后死者?

  为自由而鸣,公真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