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慎之先生,我曾有过“N次亲密接触”。第一次发生在2002年阅读《顾准日记》时,先生的序先后读过两次,书打开时一次,合上时又一次。开卷时先生是向导,读过后先生是“工具”——理解顾准的工具,一个十分称手的好用的工具。当此缅怀先生的日子里,重新检视与先生“神交”的点点滴滴,我又一次看到序中划有红杠的这段话:

“1960年以后的调整时期,1978年以后的农村改革,都已经证明,只要稍稍多给人一点说真话的自由,中国虽然人多,吃饱饭还不是办不到的。希望中国今后不要老是以‘时穷’来考验她的子女的智慧和良心。”

我曾为这段话击节叫好——所谓击节叫好,其实也就是食指轻敲桌子边沿!回想起来殊为惭愧的是,当时的我有眼不识泰山,对写序的李先生,我认作无名后生。我都没有用脑子想过,一位如此近距离解析顾准思想的人,该是个大家子,还是个小家子?就在几个月前,我这个自命的“自由主义者”还不知道先生在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群伦领袖的位置。不过,不清楚李先生的位置也不尽是什么缺憾。我认为,了解思想学术大家,事先没有因地位名头而“油然生发出”的敬仰之情是有好处的。这样有助于去除盲从,有助于以平常心去审视,从而能用批判、挑剔的眼光平等地看过去。

果然,第二次接触先生时,我就“发现了先生的不足之处”。第二次接触在李慎之与林贤治关于“两个顾准”的论争文章里。先生承认自己没能通读为之写序的书,凭想像认定有两本“息县日记”,其中一本顾准用来记事,另外一本用来“记心”。林贤治先生与这本书的编辑联系后证实“息县日记”只有一本,李慎之先生错了。林先生言之凿凿,无法不信。我倒向林先生一边,对慎之先生生出些少不敬来。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李先生已是八十高龄,能壮心未已地读书立言实属不易,心里头把先生当作了精力充沛的毛头小伙来“严格要求”。

未久,在网络上读到了李先生的《风雨苍黄五十年》。我微薄的功力撞在一股浑厚绵长源源不断如南帝北丐般强大的内功上。在这篇海内外好评如潮的短章里,李先生反思了自己在建国后五十年间的思想变迁和发展史,从一个中国当代史真实见证人的角度,回顾了自己对毛泽东由热烈崇拜和发自内心的追随转变为持怀疑态度并最终步上毛的坚定反对者的认知转折。在文中,李先生借外国友人之口,对屠戮学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器间接地,然而是十分到位地表达了谴责:“我还清楚地记得‘六四’刚过,四十年来一直是中国的老朋友的(日本)井上靖发来电报说:‘镇压自己的人民的政府是不能称为人民政府的;开枪射杀赤手空拳的学生的军队是不能称为人民军队的。’”在结尾部分,李先生大声疾呼“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条件不但已经成熟,而且已经‘烂熟’了。不实行民主,人民深恶痛绝的贪污腐化只能越反越多。”,预言“市场经济是世界潮流,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提高人权是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指出“毛泽东早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已经预告了共产党的灭亡。在全世界现代化的浪潮冲激下,中国要开放报禁、党禁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阅读这样的文句,我感到心中有风雷在激荡,每每读到契合处,只觉“相见”恨晚。

此后,我便有意识地寻找李先生的文字来读。随着阅读渐多,得到的零零星星的“迹象”在脑中连缀起来,对先生便有了大体的了解。知道“李慎之来自革命阵营,他了解革命之美,正是被这摄人之美吸引到了延安”(高 华《李慎之先生,你为中国作的贡献已载入史册》),先生曾为京官,观礼过1949年开国大典,亲耳听到过毛泽东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曾在禁宫里行走,与共和国一起接连经受了建国后的历次挫折。终于憬悟,“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太’远,觉今是而昨非”,乃从思想上“反出朝歌”,1990年代便站在中国自由主义散兵队形前探雷领路。

惜乎全面深入的解读迟到先生病重时方才开始。网上天天有先生病情公告,当年列宁以专制党党首之尊方得享此殊荣,邓小平官至“太上皇”,乌呼哀哉时人恨不早死,先生以一八旬无职无权老翁,辞世之际,居然广受天下英才敬仰若兹。若真个隔世相逢,李先生当令那些不惜用学生鲜血保住荣华者在阎王殿里都无地自容!随同公告集中流布于网络的,还有许多我从未有幸拜读过的先生的文章。从先生病重之日直到逝世的这一周内,我几乎夜夜独守网络到凌晨。一篇又一篇地咀嚼先生的思想。其中,尤能打动我的是先生“从小对孩子进行公民教育”的主张。我一直认为,专制主义至今香火不绝,实因中国社会臣民多而公民少。其根源则在于几千年传承的愚民和顺民教育,国人从初识汉字时起,就被掐灭了自尊自强自主的意识,被要求服从种种强制力。要彻底走出专制主义阴影,就必须致力于培育新人。

先生转向自由主义不是盲目的,源于对极权主义的切肤之痛感。先生并不是抛弃早年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抛弃先生。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位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信徒如今另有独到见解:“社会主义无非是争取平等,资本主义无非是保障自由。自由和平等都是人类基本的价值追求。但是,如果剥夺了自由,连追求平等的自由也没有了,所以自由先于平等。”(丁东 邢小群《痛悼李慎之先生》)

在身后,先生被视作继梁启超——胡适——顾准之后中国自由主义的第四位精神领袖。对这四位前辈,我虽没有系统研究,但都有所钻研。他们给了我难以言尽的启迪。虽然四位巨匠均不无“拿来主义”之嫌,原创的系统的理论建树不多,影响大多局于中国,鲜少能立于世界政治哲学之林。这只要与和先生差不多同年代的哈耶克、罗尔斯等世界自由主义大师作一比较,即不难看出缺憾。总起来看,中国的自由主义先辈们有点像世界自由主义知识产权在中国的一级代理商,或者合营企业。然而,在风雨苍黄的年代里,当千万左派盲从者与官办舆论合谋必欲剿杀萌芽的自由主义而后快时,有此识此胆,已足为万世碑。正是因为有了慎之先生等前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引路,我们的祖国才慢慢走上疏离极权主义的道路,后极权主义时代里的自由主义阵营才日见雄起。中国的自由主义民主已经在路上,虽说落后于世界很大一段距离,虽说前路迢遥,险阻未可预期,但我们这些后生晚辈们受前贤的启蒙和鼓舞,能不立定志向,薪火相传?

余生也晚,虽与慎之先生有过“N次亲密接触”,却只限于先生的文章,始终无缘当面聆教。在心底,我一直有个心愿,拜访中国当代全部思想文化巨子,与名师们face to face。未及行动,一代宗师竟遽然长逝,闻讯能不怆然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