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尽沧桑之后

——一代知识分子的反思

原载《北京之春》2002年7月号

1、李慎之的深刻反思

在现今七十岁以上、自早年即参加共产革命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中,李慎之无疑是一位极具代表性的人物。所谓代表性,意义有二:一、李慎之的个人经历在同代人中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二、李慎之对他的个人经历、从而也就是对他那一代人的共同经历具有相当深刻的反思。

和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一样,中共也是由一批知识分子创立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不少激进的知识青年加入了共产党。不过随着上海工人武装暴动和八一南昌兵变失败,中共上山打游击,立足农村建立红色根据地,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的就很少了。在这段时期,中共主要是靠吸收大量农民来壮大自己的组织。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又有许多“国统区”的青年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其中不少人直接去了延安。

建党初期的那批知识分子,除去死掉、叛逃和被清洗的以外,四九年后大都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人们不再称他们为“知识分子干部”或“党内知识分子”。四九年后被人们称为“知识分子干部”或“党内知识分子”的,主要是指在抗战期间加入共产党的那批知识分子。这批知识分子为中共打天下坐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们在党内始终不曾占据过主导性地位。李慎之便属于这批知识分子。

中共建政后,政治运动不断,从反右到文革,到反自由化。一批又一批党内知识分子先后遭到整肃。这表明,在这一类知识分子中,确有不少人是和共产党的那一套同床异梦,貌合神离。由于他们原先在党内占有一席之地,所以他们的“自由化”思想对社会的影响很大。由此就引出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既然他们脑子里有根深蒂固的“自由化”思想,当初为什么要自愿选择加入共产党呢?比他们年轻的知识分子成长在共产党一统天下,既没有可供选择的不同对象,也没有自主选择的空间,故另当别论。

一种流行的解释是,因为当年的中共就大力鼓吹自由民主;他们是因为追求自由民主因此加入中共的。国内学者笑蜀先生编辑《《历史的先声》一书,收录了从1940年到1946年中共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的社论、社评以及中共领袖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讲话文章共九十余篇,内容都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要求保障人权、实行民主的。如此看来,当年一批热血青年倾心于共产党,实不为怪。

不过上述解释仍有缺陷。因为在当年,不独共产党大讲自由民主,其他许多党派也都大讲自由民主,李慎之们为何单单选中共产党呢?毕竟,共产党姓“共”,一个人要加入共产党,必定要有对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认同。再说,从延安到北京,中共在自己权力所及之处,从未实行过自由民主,照说李慎之们早就该反出朝歌了,为何还苦苦追随,甚至在自己遭到排斥打击后还矢志不移,未能及早回头呢?

不久前,我读到李慎之先生为《历史的先声》香港版所写序言“革命压倒民主”(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四期)。这是迄今为止我读过的对老一代共产党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最深刻的反思。我认为,在李慎之的作品中,这篇文章的价值还在那篇脍炙人口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之上。韦君宜的《思痛录》偏重于事实的回顾,较少理论的剖析,其价值在另一方面。

2、“救亡压倒启蒙”一说不符合事实

听一位朋友讲,李慎之曾半开玩笑地说,他是“中国第一右派”。第一右派者,第一真右派也。

众所周知,五七年一场反右运动,把五十多万人打成了右派,但其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其实并不是右派,既不反党也不反社会主义。真正名副其实的右派屈指可数。李慎之说,他大概是这五十多万人中间觉悟得最早的了,故自称“第一右派”。不过后来李慎之读到顾准,自认不如,于是改称自己是“第二右派”。(说起右派中的右派,我还想起杨小凯《牛鬼蛇神录》里的刘凤祥。此人的思想当不在顾准之下。)

李慎之这篇文章的题目“革命压倒民主”,一望而知是从李泽厚那个著名观点“救亡压倒启蒙”脱化而来。无独有偶,王若水去世前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与‘党文化’的碰撞”,也有针对“救亡压倒启蒙”观点之意。

顺便一提,过去,我们都以为“救亡压倒启蒙”这个观点首先是李泽厚提出来的。一九八六年,李泽厚在《走向未来》创刊号发表文章“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提出“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不过,据王若水在“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一文里所说,“最早提出‘革命压倒启蒙’和‘救亡压倒启蒙’观点的其实是美国学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在该文注释中,王若水对此还有进一步说明。

且不论“救亡压倒启蒙”一说是由何人提出,这个观点确实产生过很大影响。李慎之说,原先,“我也曾以为此说近乎情理”;可是读完《历史的先声》后“却发现事情未必如此简单”。因为收在这本书里的文章,从毛泽东的正式讲话起,几乎都强调“只有民主,抗战才能有力量”,强调“民主是抗战的保证”。共产党方面是如此,国民党方面好歹接受了共产党的意见实行国共合作,“八年抗战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类似于两党并立的局面,人民言论自由的空间也有了相当的扩大(主要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可见在当年,救亡非但不曾压倒启蒙,相反,救亡倒促进了启蒙。

我以前也对“救亡压倒启蒙”一说提出过批评。首先,我认为救亡压倒启蒙一说不符合事实。在中国现代史上,与其说是救亡压倒启蒙,不如说是救亡推动启蒙。在中国现代史上,救亡曾多次成为启蒙的催化剂,甲午战败刺激出了戊戌变法;八国联军逼出了预备立宪;五四运动的直接诱因是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日军侵华则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如此等等。

其次,按照救亡压倒启蒙一说,当救亡任务大功告成,启蒙就该名正言顺地提上日程。然而事实是,在四九年“新中国”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之后,中国非但没有变得更自由更民主,相反,倒是变得更集权更专制。仅此两点,便可驳倒所谓“救亡压倒启蒙”。

那么,何以如此呢?道理并不复杂。因为中国是堂堂大国,理当强盛,不该贫弱。如果中国竟然让外国打得割地赔款,国土沦陷,丧权辱国,那很容易被解释为政府的无能或制度的落后,因此,体制内外,朝野上下,都会疾呼改革,而当政者则处境尴尬,很难拒绝。讲到抗战期间的中共。在当时,中共岂止是“在野”,中共是“非法”。它自然会利用一切机会争得自己的合法存在。既然民主就意味着宽容异己,中共焉能不向国民政府要求民主?是的,战争期间,要结束党争,一致对外,但对于中共而言,这就意味着要国民政府结束对共产党的打压,共赴国难。如此说来,中共在抗战期间大唱民主高调也就不足为怪了。

3、不仅仅是不懂民主

中共在抗战期间并不曾以国难当头为理由而主张限制人权暂停民主,反而主张扩大民主,加强民主。这仅仅是一种策略或权谋吗?它是不是一场蓄意的骗局呢?大批左倾青年为中共这些口号所吸引投身中共,是不是上当受骗呢?李慎之认为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关键在于,在当时,“中国人从根本上说不懂得什么叫民主,特别是作为制度的民主”。作为一个口号,民主很时髦,但真正理解其意义的却寥寥无几。

我这里要补充的是,若仅仅是不懂民主,那倒好了。后进国家的优势是有现成的榜样可以遵循。如果国人能老老实实向西方学习,依样画葫芦,虽不中,亦不远矣。当年印度真懂民主的人又能有多少呢?

指出这一点或许不是多余。譬如八九民运,有人说,即使八九民运取得成功,中国仍然不会真正走向民主,因为参与和同情民运的人虽多,但其中真正懂得民主的却很少。我认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亚洲的蒙古,欧洲的阿尔巴尼亚在民主转型时,想来也不会有多少人对民主有精深系统的了解。转型之初的蒙古和阿尔巴尼亚,既无市场经济,又无中产阶级,既无富于经验的反对派组织,又无略具规模的市民社会;总之,某些学者所谓实行民主的诸要素诸前提,蒙古和阿尔巴尼亚不是空白就是稀缺,然而,蒙古和阿尔巴尼亚都成功地实现了民主转型。由此可见,一般人在讨论民主的社会条件或前提时是多么容易陷入浅尝辄止的片面与武断。

当年中国的问题在于,许多中国人还不只是对民主不够了解,而是有严重的误解。许多人自以为高明,对西方的民主还很是看不上。连孙中山都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压迫平民之工具”。更不用说一般左倾青年了。中共创建人陈独秀早在一九二零年就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力言民主的阶级性,批判现有的民主只不过是资本家阶级“拿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鼓吹社会主义民主,鼓吹无产阶级民主。如李慎之言:“此后中国所有左派的民主观都受他的影响,直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

左倾青年既然接受了无产阶级民主这一概念,顺理成章地,他们也就把苏联当作了民主的样板。同样顺理成章的是,左倾青年把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当作了民主圣地。李慎之写道,在当年的左倾青年看来,“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实行的已经是新民主主义了,那里已经属于要把民主推向全中国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了,还有什么理由要求民主呢?民主的要求主要是对尚未解放的中国其他地方的,也就是蒋管区和日占区的”。

这样,到了一九四九年,随着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极权统治由此确立,然而在左倾青年心目中,那就是“民主”的全面实现--当然,是“延安式的民主”。在这里,我们责备共产党食言,背弃了民主的承诺,其实未必准确。因为共产党早就用它那一套“新话语”(New Speak)彻底颠覆了原有的民主概念。共产党兑现了它许诺的“民主”,而它许诺的“民主”实际上就是彻底的极权。

记得五十年代初期,冷战刚拉开序幕,西方国家自称“自由世界”,共产国家则自称“民主阵营”。许多共产国家甚至刻意地在自己的国号里加进“民主”二字。事实上,凡是在国号上写有“民主”二字的都是共产国家(也就是说,都是最不民主、最反民主的国家)。譬如,当年的东德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北朝鲜叫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在今天看来是莫大的讽刺,可是在当年,在一般左派的心目中却深信不疑。

4、中共的两套纲领与两套语言

可是,《历史的先声》这本书毕竟与众不同,因为它所收录的那些文章,不但大力鼓吹民主,而且在“民主”的前面从不加上“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它所鼓吹的民主,正是被共产党自己反复批判的所谓“一般民主”、“超阶级的民主”或“抽象的民主”。其中不少文章甚至明确地把英美视为民主的范例,频频引用林肯和罗斯福的语录。单看《历史的先声》,今天的读者很难相信那些文章竟是出自共产党的领导人和机关报。无怪乎这本书在两年前国内出版不久就遭到当局查封,好象一个负心汉见到别人翻出当年的海誓山盟恼羞成怒。

我们当然可以批评中共后来背叛了当年庄严的承诺,但问题还不如此单纯。这里涉及到中共的两套纲领和两套语言。

所谓两套纲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公开声明:“谁人不知,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的。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根据这两套纲领,共产党可以心安理得地今天做一套,明天做另一套--与时俱进嘛。

李慎之写道:“那时我们这些‘进步青年’其实也分不清什么最高最低,反正最高的就是最好的。所以党在政治协商会议上为争取实现民主宪政、组织联合政府而努力时,我们拥护;当谈判破裂、政协失败,中央一再传达说‘国民党不肯跟我们搞联合政府,我们就单独打天下,省得拖泥带水’,我们也拥护。”在民主问题上是如此,在其他问题上也是如此。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头天共产党把土地分给农民,第二天又把土地从农民手中拿走搞集体化公社化,他们并不觉得这是出尔反尔是翻云复雨是欺骗背叛。他们认为这是革命阶段论与不断革命论相结合,这是从最低纲领过渡到最高纲领。

关于两套语言。共产党历来有两套语言,一套对内语言,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是用自己的概念和自己的逻辑,说服、教育和灌输自己的主张。另一套对外语言,即统战语言。这套语言很少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色彩,而是尽量借用对方的概念和对方的逻辑,说服和诱使对方接受自己的主张。

《历史的先声》一书共收入九十一篇文章,其中只有十四篇是取自当年延安的《解放日报》,其余主要取自共产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这就是说,当年中共大力鼓吹自由民主的那些文章,主要是在“国统区”发表的,是写给那些在共产党权力控制之外的人看的,所以它尽量使用第二套语言即统战语言。
对中共而言,使用统战语言乃是权宜之计,是为了争取所谓中间派的降格以求。因此,不论他们在表面上说得多动听,显得多诚恳,骨子里却未必把那套价值当真,因为在他们心目中还有更高的价值。所以,在统战对象方面,事后常常有被欺骗被利用的感觉,而在共产党信徒方面,却并不认为他们就是在蓄意骗人。共产党在“国统区”宣扬美式民主,但他们心目中的国家典范当然是苏俄,如李慎之所言,一般“‘进步青年’糊涂的地方就在于,居然认为美式民主与苏式革命是可以互相包容而平行不悖的”。

5、革命压倒民主

李慎之认为,四十年代的中国,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革命压倒民主。他指出,在当时,“除了中国人不懂民主而外,民主在中国人中只能留在口头上的又一个原因是,在中国的左派知识分子心目中还有一个比民主更高的价值,那就是革命,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李慎之说:“那时我们的头脑里有没有民主这个价值?当然有,但是它已经完全被包括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价值里了。”

李慎之指明的这一点本来根本不是问题。当年,左倾青年投奔延安不是都叫做“投奔革命”而不叫做“投奔民主”吗?只是到了八十年代以后,“革命”一词神光褪尽,“民主”一词重放光彩,一些有自由化倾向的党内知识分子,在解释自己当年为什么投奔共产党时,每每归结为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向往,好象他们当初加入共产党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民主。应该说,李慎之的文章对此给出了更平实的说明。

人总是愿意保持自身的同一性。否定自己总是痛苦的。李慎之敢于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去,深刻剖析自己青年时代的思想迷误,表现出高贵的道德勇气和诚实的理性精神。我尤其欣赏他对自己青年时代思想迷误的理性剖析,我认为那比一味地从道德上自我谴责重要得多。当然,这话也只适用于李慎之一类人。他们当年的失误主要是在认识上而非道德上。

从李慎之深刻的反思,我们可以引出许多教益和启示。譬如说,那些主张“两个文革”的朋友们是否也应该重新思考他们的理论呢?不错,在文革中,一些造反派和红卫兵也抱有某种朦胧的民主追求,但是,除开极个别的人物,绝大多数人对民主的理解都是含糊的、混乱的和错误的。另外,在当时一般人的观念中,民主并不享有特别崇高的地位;在民主之上还有革命。声称有两个文革,其中一个是“人民的文革”,这就象宣布当年有两个共产革命,其中一个是“人民的共产革命”一样不能成立,甚至更不能成立。

李慎之是时下大陆知识界自由主义的一位代表人物。注意:我这里说的自由主义,并不包括那些为权贵私有化作辩护,以经济自由的名义否定政治自由的所谓“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另一个理论对手是“新左派”。从表面上看,新左派并不讳言民主,有时候,他们还高调呼吁民主。但是在新左派那里,“民主”的含义一向是含混模糊的;更重要的是,新左派总是对现行的民主制度(也就是通常说的西式民主)表示轻蔑和拒绝,摆出“超越”“创新”的姿态。正是在这一关键之点上,我们看到了新左派重蹈老左派的覆辙。

上一篇:与李慎之先生的一次对话(未刊稿)

下一篇:李慎之先生走了,自由主义传统不能走

免责声明:本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代表素心书斋观点,素心书斋不享任何版权,不担任何版权责任。

 

新自由制度主义含义辨析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1期【内容提要】 新自由制度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主流范式之一,在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扩展,但这一名称却从诞生之日起就饱受非议。作者尝试梳理这一流派的思想渊源与生成过程,从而辨析、概括这一名称的内在含义,并探讨范式在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判断中的作用。【关键词】 新自由制度主义;含义;范式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范式(paradigm)之一,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内容大致是清楚的,它借用了新现实主义的国际体系结构观,但注重进程(其影响因素包括体系结构和国际制度) ,由于结构相对稳……去看看

中国,能突破农业制约吗?

一个人,一个民族,总是要吃饭的,总要受吃饭的制约。但是,受吃饭的制约不一定等于受农业的制约。例如,农业部门高产高效,却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失去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再如,工业很发达,可以在保持贸易优势的条件下用工业品换回农产品,这两种情形都意味着不存在农业制约。显然,这两种情形在中国目前都不存在。   中国能突破农业制约吗?人们会以为这个问题太复杂,太难回答,但我却以为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太过于纠缠细节,而在基本认识上存在错误。我认为,中国应该突破农业制约,如果政府行为正确,也可以突破农业制约。   一·中国农业:面临……去看看

“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

原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提要:本文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方法分析“五普”数据,发现中国社会是倒丁字型的社会结构。造成该结构的主要原因是城乡的分隔。丁字型结构造成了持续的“社会结构紧张”,社会群体之间需求差异太大,社会交换难以进行。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从丁字型结构和结构紧张上得到解释。中国社会要想最终从“紧张”走入“宽松”,需要等待丁字型社会结构的根本转变。最后,本文提出了社会结构转变的基本战略。  关键词:丁字型/社会结构/结构紧张/社会稳定  对于社会结构的分析和表述,社会学……去看看

审美的边界

世纪之交,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先生又推出新著《己卯五说》,论说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读完之后颇受启发,但同时也有疑问,这些启发和疑问就构成了本文产生的原因。纵观李先生的学术经历,他是让人钦佩的——尽管他的大量观点我并不赞同。李先生作为一个无法被忽视的学者,让人钦佩的是其学格即其我行我素走自己道路的学术品格,当然他的不够严谨是他学格中瑕疵,为人诟病在所难免。众所周知,李先生以积淀说名世,因此自《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以后的作品,包括本书在内,都有积淀说的影子,这种影子当然象一切事物一样,会有其消极或积极的作用。从积极……去看看

村支“两委”关系:不该成为问题的问题

概要: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都抱者“当官替民做主”的观念,以为自己比对方更有资格掌管村庄的命运,由此产生了“两委关系”紧张的问题。其实,倘若彼此都认同村民自治中“村民当家作主”的原则,认识到谁也没有资格替村民做主,那么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两委关系”问题本来是不应该成为问题的。  ○为什么以前没这个问题  最近一个时期,各级各地纷纷告急——在村级基层组织中,村委会和村党支部之间的所谓“两委关系”成了不容忽视的问题。对该问题的一般描述是,村委会和党支部成了“两张皮”,在村级工作中相互不配合。最严重的说……去看看

幸福感城乡差异的元分析

原载《社会》2010年第2期  摘要:对国内涉及幸福感城乡差异的18项调查研究进行元分析,结果发现,城镇人幸福感比农村人幸福感高,且可以从社会比较和社会适应两方面进行解释。这一结果排除了发表偏倚,具有稳定性。国内对这一问题之所以存在争论,主要是因调查工具的不同造成的,即工具质量越高,越容易得出城镇人幸福感高的结论。  关键词:城乡差异;幸福感;元分析;调查工具;调查对象  *作者:张军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E-mail:[email protected]  **本文承蒙导师姚梅林教授的悉心指导,《社会》匿名评阅人提出的尖锐问题和宝贵意见……去看看

阿拉法特的悲剧转折

阿拉法特下葬之日,2004年11月11日,上星期五,美国总统布什和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华盛顿联合召开记者招待会,表示要重新起动以巴和平进程。记者会之后,美国ABC电视台的特德·科佩尔(Ted Koppel)独家采访了布莱尔。科佩尔问了一个非常忌讳的问题:阿拉法特以恐怖分子开始,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结束,会不会有那么一天,本·拉登也会被世人当作民族解放的英雄?  从电视里见到,一些以色列人在街上跳舞,高兴地说“希特勒死了”;而报纸上,不少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却比死了父亲还难过,这不由要令人想到科佩尔的问题。笔者惊讶的是,科佩尔居然会直接问出来。……去看看

“民主魂”陶行知在新中国的不幸遭际

一   近代中国争民主的大潮中,陶行知无疑是一位先锋人物。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出生于安徽徽州黄潭源村,1909年入金陵大学文学院,1914年赴美留学。学成归国后,发起中华教育改进社,创办晓庄师范、育才学校,于教育改革建树颇巨,享誉海内。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陶行知深感“教育脱离政治是一种欺骗,在中国想做一个不问政治的教育家是不可能的。”晓庄时期即投身政治。在他的支持下,1930年4 月5 日,晓庄学生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军舰停泊下关,蒋介石极度恼怒,指令陶行知交出游行学生名单,陶断然拒绝。晓庄因此停办,陶本人则遭当局通缉而……去看看

知识分子:现代中的反现代

去年春末,我所在的城市召开一次文学理论方面的会议。会议当晚,一部分人出去喝茶,分别坐了两桌。一桌人谈的是当下文学,另一桌人却聊出了文学以外。我碰巧坐在文学以外这一桌,无言地做一个听众。里面有一话题是现代化,座中两位教授一个援引“东亚经验”,一个谈及“南美模式”,言语之间,俱有认同。知识分子惯以天下为己任,象现代化这样一个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如何实现,不免成为关心。可是听着听着,我却产生了异样。因为无论东亚、还是南美,它们都是凭靠威权和强力来推进现代化方案,所不同者,一个是文人宰制,一个是军人主掌。那么,这有什么……去看看

在思想与实证之间

在我的学术工作中,我一直有这样的困惑:我如何处理思想与实证之间的关系?我应当更偏重思想理论还是更偏重实证材料?我应当更注意满足自己对思想的渴望还是更注意满足自己对扎实学风的同样强烈的渴望?   借用胡适的一个说法,近代以降学者似可分为两类:一是用"死功夫"者,他们不是无思想力,但思想得尚不很够,甚或只是接受现成的流行观点;二是有"活思想"者,他们也不是不想用死工夫,但因投身政治运动,或早年"暴得大名"而未曾下系统的、能与自己思想相应的工夫,思想仍不成体系。但到后来,似已出现一些综合倾向的思想家、学问家,但还是或者想……去看看

熊彼得与海伯纳的主义时代

2003年12月23日《还敛集》  熊秉元在《信报》发表《阅读大历史》,评论熊彼得(J. Shumpeter)与海伯纳(R. Heilbroner)的学术贡献。秉元老弟对熊、海二师的欣赏不少人有同感,但我却看不到皇帝的新衣。   我读熊彼得与海伯纳的论着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依稀记得,海伯纳是熊彼得的弟子。可能因为这关系,二公专注的学问类同:经济思想史与「主义」分析。   先谈他们的经济思想史吧。作本科生时读到,很欣赏,但进了研究院,读到J. Stigler、L. Robbins等人写的经济思想史,就觉得是另一个层面,也觉得熊、海写的是表面功夫,没有深入的体会……去看看

美国经济走W型最有可能

自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就出现了动摇震荡的态势,作为世界经济的龙头和旗舰,美国不可避免受到影响,尤其是跨过21世纪的门槛以后,更是出现了近十年来最为低迷的走势,除非有新的技术突破,使劳动生产率实现较高的增长速度,利润水平重新上升,否则,美国经济将逐步回归到同其潜在经济增长率相适应的速度,难以恢复90年代后期的高增长。  U型说?V型说?L型说?   在2000年底和2001年初经济学家对美国是否会出现衰退或经济增长减速的时间会维持多长的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经济学家对美国经济恢复增长的前景估计可分为三种不同看法:V型、U……去看看

长期贫困为什么难以消除?

原载《西北人口》2006年第3期p39~42,46  「标题注释」基金资助: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编号:020066),武汉科技大学科研基金(编号:2004XY29;2005XY30)。  「作者简介」陈全功,程蹊,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陈全功(1971-),男,经济学博士,副教授。  「内容提要」教育是农民摆脱长期贫困的重要力量和工具。但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的教育长期发展相对滞后,并且因为教育体系和培养目标与农村实际不符,以及教育投资不足和当前愈来愈严重的“教育不公”,促使教育的减贫作用无法发挥或者正在减弱。因此,教育改革是消除长期贫困的……去看看

产权与民主的演进:农村政治控制的变化

1  财产权和民主是任何社会的两种基本的制度安排。在社会制度的变迁中,财产关系制度和政府制度均是内在因素,二者处于共同的演进过程之中。(J.罗马塞特,1992:236页)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科学的揭示了这两种制度在演进过程中的相关性。然而,对此观点持怀疑态度的文献亦比比皆是。  今天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长久以来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传统关于产权与民主的演进关系上存在诸多谬论。在经济学说史中,财产权一直被看作外在原因,经学家们一直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财产权引起的后果上。同时在分析政府制度对效益的作用时,也把政府制……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