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载1956年11月15日毛主席讲话云:

  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搞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

  毛主席的这段话,批评的是当时在新华社工作,负责编《参考资料》的李慎之,1956年10月波匈事件发生后,毛主席想到,他所得到的最多的消息都是从《参考资料》里来的,就派秘书林克向新华社国际部的正副主任王飞、李慎之了解看法。两人大谈苏东出问题,在于革命胜利后没有建立起一个民主制度,主张“革命之后应当搞一点改良主义”,李更提出“应当成立宪法法院”,“小学中学都要设立公民课或宪法课,新中国每一个公民都要清楚自己的权利与义务”,“还政与民”“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主张,在当时的形势下尤为出格,后来也果然因言获罪,被打成极右分子。

  这一年,李慎之三十三岁。

  他有这样的思想,并不奇怪。
  慎之生在一个富裕家庭,父亲参加过辛亥革命,虽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却是当时赫赫有名的《申报》《新闻报》驻无锡的记者,可见也是一个新派人物。读中学时,慎之开始接触到源自西方的宪政民主思想:

  我遇到一个好老师,是无锡的革命元老,他最早让我看的是《公民》课本。那是王云五编的一本书。……教材是民营的商务印书馆编的,份量虽然不大,却上整整三年,相当扼要而明确地阐明了什么是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什么是个人的权利与义务,什么叫公民,他与中国人所说的老百姓有什么区别。

  慎之幼时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但这样来讲政府与百姓的关系,却是古书所无,不免感到新鲜。

  然而西潮所及,又何止于此呢。马列主义,《大众哲学》,以五阶段来划分历史,用两阶级来区分人群,……莫不让人对源自那些蕞尔小国的西学发生兴趣。

  于是,慎之“有意挑选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来考,结果都考取了。”

  1941年,慎之入燕大,读经济学。因为“马克思主义是讲经济的”,将来想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结果只过了一百多天,就因肺病加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失学。

  他跑到重庆自流井曙光中学,做起教员来,所教内容,便是拿手的《公民》课,“包教全校三个年级六个班的全部《公民》课”。教书半年,因宣传马克思主义,遭到特务追捕,连夜翻墙逃跑到成都,找到了共产党,从此成为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人员,中间除了当右派被劳改的近二十年,一直到一九八九年后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任上辞职,大约有二十多年时间,做的多是将资产阶级新闻过滤而供我们所用的意识形态转换工作,成为“意识形态专家”。

  反右前,慎之自认是党的宠儿,是中央机关的先进工作者,有党性,也敢和党赤诚相见。被打成右派之初,曾给主席写匿名信,云: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后来觉得没有必要在心里演戏了,乃有“削肉还母,剔骨还父”之语。

  工作的性质,使慎之比一般中国人,甚至国家领导人对后极权国家的情形有更多的了解。所以他很容易接受捷克作家哈维尔的看法。自马基雅维利以来,西方政治一直把政治定义为权力的游戏,哈维尔却提出以道德,以良心作为政治的出发点和归宿。他认为,在后极权国家里,真相是一种稀缺资源,谁拥有真相,谁就拥有了对极权主义者来说极其可怕的力量。因为维系极权主义者统治的谎言和恐惧的气球,经不起真相的针戳。慎之这样介绍哈氏的观点:

  他惟一的主张就是人人凭自己的良心说真话,做实事。……比良心和责任更具体一些的,是公民和公民意识,这未免让我感到一丝悲哀。我在二十多岁时曾当过一阵公民教员。在去年有次讨论政治改革的会议上,我说,如果一个还能有下一辈子,那么我的最高愿望是当一辈子公民教员,因为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家,要养成十来亿人民的公民意识,即使现在马上着手,也至少得一百年或五十年才能赶上先进国家。

  慎之并不以学者自承,文章产量也很低,自九十年代开始,每年不过三四篇,然而却都符合哈维尔“活在真实中”的信条,说的都是自己的话,因而有直指人心,文字收功之效。
  每能传播中外,议论纷纭。

  慎之没有专著,也没有研究员教授之类的头衔。他生前的一个遗愿是编一套中学公民课本,十二册,备六年十二个学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