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9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特别是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全面实施,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极大变化。民间经济迅速发展,形成社会经济的重要部分。大批原来属于政府直接控制的社会和文化事业,日益走向社会化、市场化。如以往只靠政府财政支撑的报刊、出版、电视广播等文化传播媒体,纷纷走向市场,日益依赖于发行量或广告收入等市场赢利手段,因而逐渐脱离以往唯一的政治宣传工具职能,而更直接地服务于社会。出版书籍、报刊的数量和种类激增,电视频道日多,文化传播渠道日益增宽并多样化。这些都使知识分子的社会文化环境发生了大的改观。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和社会角色也随之发生较大变化,出现了不少新的趋向。

一、世俗化的趋向

首先,自90年代初期开始,知识分子中出现“下海”经商热潮。有的是在理想受挫后,欲转向更为实际的实业强国之路,以抒发其“经世”抱负,实现其社会价值期待。有的是在商业大潮冲击下,看到经济发展的光明前景,主要从个人人生价值和经济收益出发而弃文经商,或亦文亦商,或成为文化商人。这一从商热潮直至90年代中期以后才见消退,但直至今天,从商仍是大学毕业生的首选职业。

其次,仍然在文化学术领域耕耘的知识分子,由于出版业的市场化,学术界以量化为主要指标的职称评定制度,及知识分子经济收入相对低下等原因,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到面向社会大众的文化市场,依文化市场的需求而进行知识生产。社会出版物数量剧增,内容趋向通俗化,其结果,一方面,增强了知识的传播和普及;另一方面,也出现知识含量低、批量化制作的倾向,导致一些知识分子心态浮躁,文化制作粗滥,知识生产出现泡沫化。主要从事这些活动的知识分子,已成为社会文化市场中的一般性生产者和交易者。

最后,在文化学术领域中,那些仍具有较强职业观念和价值关怀的知识分子,则更为趋向专业化。与80年代流行大文化、泛学术、重理论建构的视角相比,90年代后则更注重专业性、学术性和职业性,注重对实际问题的具体研究。学术的目的,也由以往重视对社会的思想启蒙,而转向学术内部的知识积累和创新。他们的社会角色意识,由原来的社会精英,转向社会化分工的职业意识。

总之,在这种生存方式世俗化的趋向中,知识分子与现实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日益疏离,而更多地面向社会,依赖于文化学术市场。同时精英意识淡化,而日益以知识劳动者的平等姿态,创造知识及向社会民众提供知识。

二、多元化的趋向

首先,经济收入的来源呈多元化。大多数知识分子仍属于政府所属的大学、研究机构、文化事业,政府财政所发的工资(在工商业者收入大增之下日益显得微薄),仍然是他们个人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但与此同时,稿费收入及应社会需求而提供文化咨询、社会教育、文化传播等所获得的社会性报酬,也构成了个人收入的重要部分。

其次,职业活动的多元化。不少在政府所属的学校或研究机构任职的知识分子,还在社会上从事一些文化活动,如组织策划出版书籍,参与报刊编辑,充当一些传媒、影视或文化活动的顾问等。有的在一些企业或报刊、电视等文化事业中兼任比较稳定的“第二职业”。还有的自身从事某种文化事业,而将研究著述作为“副业”。更有一些以个体劳动者的身份,不再隶属于固定的“单位”,而是自由地参与社会上的文化事业,如给一些官方或民间的文化事业如报刊、电视台等打工的“自由文化人”,或只靠自己写作而以稿费等劳动收入为生的“自由撰稿人”等。

最后,知识产品实现渠道的多元化。随着出版业走向市场,书刊的出版不仅数量大增,而且形式也更为多样。如出版的书籍既有学术性的,也有通俗性的,既有知识性的,也有娱乐性的。文化学术刊物,除了有隶属于学校或研究机构的各类传统学术专业性刊物之外,还出现了一批民间或半民间的比较自由的文化学术刊物,如《战略与管理》、《原道》、《学人》、《国学》、《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学术思想评论》、《开放时代》等,使不同立场、不同兴趣的知识分子有各自的学术发表园地。

三、边缘化的趋向

首先,知识分子及其文化活动,不再像以往那样处于社会政治中心地位,现实政治对其支撑和控制都减弱。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知识生产和文化活动,日益与文化市场相联系,人们越来越把其视为文化消费品,而不再像80年代那样具有较多的崇敬感情。

其次,一些知识分子所提出的具有知识创新性的新学说、新理论,也主要是在专业或学术圈子内部发生影响,而不再像80年代那样,新说一出,往往引起众人注目,形成社会轰动效应。一些文化名人,不再像80年代那样成为广受人们关注的社会公众人物,其知名度日益让位于影视歌星及工商明星。

最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民间工商企业和外资企业日益增多并日渐兴旺,商人和白领成为收入较高的阶层,而主要靠政府财政发工资的知识分子,经济收入相对低下,在城市居民中处于中等或中低水平,因而在社会消费生活中日益边缘化,甚至如听音乐、观剧、健身、看体育比赛等一般性的文化消费也难以承受。因此,他们社会形象原有的神圣光环日见消退,知识分子的职业也不再是青年人的首选职业。

90年代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出现上述趋向,他们的社会职能也由80年代的思想启蒙者,新观念、新知识的宣传者,民众社会理念的重建者和代表者,而日益向与民众平等的知识提供者转化,知识分子自身也日益强化了社会分工的职业意识。

在这种生存方式和职业意识的变化下,知识分子面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以及进入90年代后冷战结束引起的世界格局的多元化,西方后现代、后殖民、文明冲突等新思潮的影响,对东亚崛起的思考等,使知识分子的文化观念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对价值承担又有了新的确认,这种确认出现了以下两种趋向:

第一是价值观多元化的趋向。

其一是文化价值观的多元化。80年代流行的将西方文化和价值观视为现代化唯一准则的看法,到90年代受到越来越多知识分子的怀疑。有的学者开始回头向中国传统文化寻找现代性资源,因而出现了研究传统文化的热潮,即所谓“国学热”。在提倡国学的学者中,有的与海外新儒家相呼应,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含有可以转化为现代性,或可以矫正西方弊病的现代性因素,而提出“中国文化复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等看法。但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学者则仍然坚持源自西方的一些现代性的基本价值,只是他们也强调这些普遍价值在中国有其本土的形式,并仍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性主要地仍只具有负面价值。这两种文化价值观在90年代中期有过短暂的争论,到90年代后期,便基本处于彼此并行、各自发展状态,并出现相互汇合的趋向。90年代后期,另外一些受西方后现代思潮影响的年轻学者,又从后现代的角度和本土的立场,对于西方模式的“现代性”提出质疑,并进而对中国近代以来,乃至建国以来的历程予以重新估价,指出其中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的正面价值。这些被称为“民粹派”或“新左派”的学人,受到那些仍然强调源自西方的民主、科学、自由等价值观的“自由主义派”学者的批评,认为他们是不顾中国现实,而对西方后现代思潮的盲目迎合。“民粹派”则批评“自由主义派”仍然抱有“西方中心”的观念。实则二者都是在以往的文化资源中,寻找中国社会发展的有益因素,只不过一是偏重于向内求,一是偏重于向外求,这两种路向的探求,都有益于建设中国现代的新文化。总之,到90年代末的今天,中国知识分子有关文化与现代性的认识,基本上呈现偏重传统、西方、及后现代等多种文化价值取向并立的局面。他们作出这种价值确认的动因,有的是出自价值认同,有的是出自专业视野,有的则是出自个人的知识兴趣,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不再直接与意识形态挂钩,彼此之间也不再执着于一争高下,而是各自自然发展,表明他们已基本摆脱了以往一元化的价值框架,而认可这种价值观的多元状态。

其二是专业角度的分解化和学术思路的多样化。80年代流行的热衷于建构解释一切的大理论、大框架的一元性学术思路,到90年代受到学者们的普遍摒弃。学者们开始转向从各自专业的角度,以自己所选择的学术思路,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比较具体的研究。而且对于同一个问题,人们从不同的专业,不同的视角,作出不同的解释,提出不同的看法,学术界对此也越来越持宽容态度。人们不再像以往那样,执着于确定唯一的解释和最终的结论,而是把对某一问题的多角度的解释和结论的不确定性视为常态。

其三是学术立场的多元化。知识分子传统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90年代的知识分子中虽然仍有影响,但其强度已减弱,内涵也有所变化。就其强度减弱一方面来说,进入90年代后,随着知识分子生存方式和职业意识的变化,一些人更加强调知识分子社会分工下的职业立场及个人为本位的立场,而淡化社会责任意识,有的学者甚至公开声言:“天下兴亡,与我无关!”诚如有论者所言,虽然敢于当众说出此话的人不多,但有此心态的学者则不在少数。这是伴随知识分子世俗化、边缘化而出现的现象。当这种现象凸现于人们眼前之时,人们称之为“人文精神的失落”,因此在90年代中期展开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学者们对在工商社会不得不以学术为谋生手段的生存状态下,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坚持人文精神提出疑问。而到了9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们对此已不再争论,似乎都已在学术谋生和人文精神的张力之间,心安理得地找到了各自合适的位置,其中不排除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首先顾及的是前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意识有所减弱。而就这一传统内涵的变化来说,以往所指的主要是为国尽责、为民代言的社会责任感,主要强调的是全体性的国家和民族的立场。而进入90年代后,知识分子的立场出现分化和具体化的趋向。有的站在官方立场,为政府决策提供建议和咨询,出现了大量为各级领导阶层提供思想、知识和方案的对策性或应用性研究。有的则站在民间立场,进行知识创新和传播,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这些人往往被称为自由派知识分子。有的强调民族立场,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在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中,民族主义思潮流行一时。有的则强调对人类命运的关心和终极关怀的普遍性立场。到了90年代末的今天,这种学术立场多元化的局面已然形成。

第二个趋向是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开始确立。

其一是独立意识和自主意识增强。进入90年代后,由于知识分子与政治关系的松弛,及直接面向社会,相对独立的学术空间开始形成,他们对于自身价值重新认识,确认知识分子的职业价值主要在于对知识本身的创新、积累和传播,而不是单纯依据外在的某种政治或社会的需要。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也不再只是社会的某个热点,而是日益趋向于学术自身的知识积累和创新的要求。同时,在学术活动中,以客观独立的态度而持价值中立或价值不涉的立场,日益受到人们的认同。这种自我价值的认定,确立了知识分子主体性的基础。

其二是学术活动的独立性与规范化。90年代的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地在学术范围内来展开其学术活动,并力求依循学术自身的内在法则进行,而不再依赖于某种外在权威的左右和评判。因此,90年代中后期,有了关于建立学术规范的讨论。这是学术独立性的自然要求,是对以往意识形态代替学术、学术依据意识形态法则的反拨,同时也是对学术商品化、庸俗化、浮滥化的匡正。这一讨论现在仍在继续。

其三是出现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的要求。鉴于中国现代学术深受西方文化的濡染,而建立在西方词语、概念、范畴等文化符号基础之上的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往往与中国文化原有的词语、概念、范畴等不能吻合,导致二者结合时常常有相互误读,或彼此隔膜的弊病。而近代以来,中国学人一直流行片面地、生硬地以西方文化的框子来套中国文化,导致中国一直未能建立起符合自身文化特性的现代学术话语体系。90年代中后期,学术界已经提出了要建立独立于西方的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问题,但至今还只是停留在提出问题阶段,这一问题的解决,尚有待于中国主体性学术成果的积累。

价值承当的多元化和主体意识确立的趋向,在90年代以来越来越明显。这样的趋向使知识分子的自由文化空间日益扩大,激发了他们自主创造的活力,预示着中国文化又一次创造性发展的时代即将来临。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