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在科索沃危机中迎来“五四”80周年,又是本世纪最后一个五四纪念。部分知识分子和留学生在声讨北约的声浪中,出现反美反西方激烈情绪与80年前那一代知识分子受巴黎和会、苏俄废约等外来刺激急剧转向左倾相比,十分相近。从深一处想,这两者之吻合,并不偶然,似有从五四以来就始终不能摆脱的某些思维惯性活跃其间。这就给今年的五四纪念挑出了一个题目,是否能摆脱以往的节庆气氛,沉下心来,平静反思80年来知识分子观念生活中的一些负面因素?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五四被认为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起点,每年都是从正面欢庆这一节日,却很少人从反面沉思这一起点中蕴涵的消极成分。因此,能否有勇气反思这一节庆的负面阴影,应该说,是检验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是否已经比80年前更为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首先要强调的是,今天知识分子视为圭臬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不是在五四时期提出的,而是属于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却有着明显的历史断裂。用一个强符号“五四运动”来统摄这两个貌合神离的历史时期,是很不妥当的。

新文化运动承洋务思潮、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而来。从上一个世纪中叶开始,中国人以英美为师,先器艺,后政制,终于把远东第一共和的近代宪政体制搭出了一个轮廓。至1915年新文化运动,提出“德先生”和“赛先生”,顺势而动,成绩斐然。但也不是没有缺点,比如说,过于强调精神文化作用,形成文化决定论,在打倒孔家店这一问题上留下了遗憾。虽然如此,以英美为师融入近代民主潮流这一大方向,却健康发展,还没有逆转。新文化运动是两种思潮交汇而成。一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这一派人坚持从严复那里开辟出来的英美方向,坚守渐进理性,积寸为尺,小步快行;缺点在于不耐制度层面的艰苦积累,对于那个刚刚露出轮廓却沾染有过多污泥浊水的远东第一共和体制不屑一顾,认为那些污泥浊水由中国文化所决定,要从中国文化的总根子挖起,政治刷新才有基础。胡适在政治理念上是渐进派,但在文化理念上却是激进派,他立志20年不谈政治,要从百年树人做起,当然有受激于张勋复辟、政潮黑暗、国民冷漠这一面,应予以同情理解,其重视文化教育的苦心,即使在今天,也不能简单否定,但从思维方法说,认为世间有总根可寻,只有挖根改造才能开出崭新局面,已有一元论迹象,偏离了自由主义的经验论历史观。由此产生的文化决定论,遗患至本世纪80年代大陆新一代启蒙运动,还有遗迹可寻。更为麻烦的是,文化理念上的这一激进姿态,与另一类从不同方向上过来的思潮冲动发生了局部重叠,由此发生两派人的短期合作,同时也埋下了日后分道扬镳,新文化运动与五四之间出现历史断裂的隐患。

后一派人大多从日本来,政治思潮以陈独秀为代表,文化思潮以鲁迅为代表。当时的日本所起作用相当于中间港,向中国转驳输入从法国、俄国过来的激进革命思潮。1900年留学生翻译卢梭《民约论》输入中国是在日本;1905年孙中山《民报》发刊词中提出“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是在日本;1907年刘师培在《天义报》上第一次翻译介绍“共产党宣言”也是在日本;1905年至1907年朱执信主持《民报》与梁启超发生论战,还是在日本。此次论战中,朱执信社会主义理论之自觉,比1919年李大钊与胡适发生“主义与问题”论战时的立场,有过之无不及;更有甚者,孙中山二次革命后成立“中华革命党”也是在日本,其密谋性质的组织方式与俄国列宁主义建党路线(所谓布尔什维克路线)不谋而合,后来援俄为师改造国民党,即有此前缘。陈独秀、鲁迅等饱吸日本空气,自然形成其浪漫激进的革命理念,从他们的日、俄、法知识背景出发,要从根本上掀翻中国的老屋、铁屋,自然不满意于辛亥以后中国的舆情氛围,与从英美归来的胡适等人那一点文化决定论重叠在一起,于是同床异梦,短暂合作,这才有新文化运动。

1919年的巴黎和会是新文化运动的结束,也是五四的开始。此后中国,以五四运动统称新文化运动和这一年5月4日之后的一段历史,两者之间的断裂被一个独断符号遮盖,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也被五四之后的民族主义浪潮裹胁而去。社会变迁从此折向另一方向,经济、文化、政治参照系从洋务运动以来的以英美为师,一变为五四以后的以俄为师,这是中国近代历史发生种种转折中最为严重的一次,称为天翻地覆,也不过分,可惜这一转折的严重意义至今还没有引起知识界的应有注意。现在能够看出的是,这一变就是半个多世纪,直到文革结束,改革开始,中国大陆才从以俄为师之歧路旁出,回转以英美为师的老路,回归近代文明的主流。众人所说“摸着石头过河”,只是说明这一回转在主观认识上很不自觉,思想清理很不彻底,挤着推着摸着甚至是拉着走,这才有20年里又发生种种回潮、旋涡与悲剧,可谓一步三回头。从1919到1978,曲折起转之间,“轰动”60年,整整一个甲子,至少虚掷了三代人的血泪精华。

那一次近代中国转向歧途,起始于巴黎和会列强出卖山东权益于日本、苏俄突然宣布废止此前俄国政府与各国签定的所有条约。此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大规模左倾化,如果说还有一次,那就是在40年代中期。前一次左倾化是受激于外,抗议西方列强的外交密谋;后一次则是受激于内,抗议国民党政府腐败及其造成的社会不公。事后评议:当年之抗议,皆应抗议,确实理直气壮,但抗议以后出现的历史曲折,为何都为众人始料所不及?从知识分子认知模式这一头说,应该有一些教训。

第一,对社会不公的批判,能否分清两种批判立场?一是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旗帜鲜明地批判主要是由权力而不是由市场造成的社会不公,同时维护自由经济的空间与宪政民主的渐进路径?二是从激进革命的立场出发,在批判社会不公的同时,将自由经济和宪政民主视为社会不公的老根,要连根拔除“西方资本主义的罪恶”?

第二,对自由民主的价值追求,是否应该超脱对国际外交的期待?这一点因为与今天科索沃危机知识界的反映直接有关。不妨多说几句。苏俄片面终止前政府与各国的条约,其中对中国的欺骗与觊觎,已经为斯大林新沙皇行径证实,自不待言,即以西方民主国家而论,他们的外交活动既是其国家内部特定价值体系的外延,也有国家利益的具体盘算。如果不是这样,倒反而奇怪了。就东方国家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而言,不也是一样?五四那天,一代人上街游行,不就是因为自由民主的理想受到了民族感情、国家利益的冲击?总不能只允许自己有民族感情、国家利益,却不允许别人有这两样东西?因此,对西方民主国家的外交活动,该支持就得当支持,该抗议就得抗议,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将自己的价值追求,不是栓系于西方政府的国家行为,而是定位于从西方历史中发源的自由、民主传统。前者如水流转,朝是夕非;后者有普适价值,恒定不易。民主也罢,科学也罢,只听说哪一国、哪一地区发明了科学发展了民主,却没有听说过科学与民主只适用于哪一国、哪一地区。但是,五四一代人的迷误却发生在这里:先是将自己的民主自由价值追求栓系于西方某一国政府的贤人外交,如威尔逊的“公理战胜”,一旦发现对方在“公理战胜”下还有具体的外交盘算(或者确是贤人,却受制于内政外交的掣肘),立刻高呼上当受骗,不仅正当抗议此类外交运筹损害本民族利益,而且将此前的民主自由价值追求弃若蔽帚,掉头而去,跌入另类价值体系的怀抱。这种把民主自由的希望寄托于西方政府行为、首脑外交的心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把后者当洋皇上来崇拜。我们可以注意到,落后国家的前现代知识分子—“士”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总是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公正,寄托于国内的“好皇帝”,与相邻阶层—农民的“好皇帝主义”,一脉相承;当他们开始追求民主自由这些现代价值时,又把希望寄托于外,希望一个“洋皇帝”来解民于倒悬。区别只是在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老式理想冀望于国内的“土皇帝”,民主自由的新式理想则冀望于国外的“洋皇帝”,其实是同一个“好皇帝主义”的内外两面。把民主自由的理想冀望于国外“洋皇帝”是自己的错误,因为这一错误冀望没有实现,又背弃民主自由的理想,则是拿自己认知误区和“洋皇帝”外交密谋交织而成的混合型错误再一次惩罚自己,是错上加错。

上述教训中的错误认知,第一条是与民粹主义同根共长,第二条则与民族主义交相激荡。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之所以一波三折,国际地缘政治中日、俄为祸,横暴插入,当负主要责任,国民党政权抗战后的急剧腐败亦难辞其咎,不能全部归因于知识分子的观念选择。但从知识分子本身的反省来说,以俄为师标志的那股左倾力量,能够从政治思潮变化为思潮政治,挟政治之暴力,横行天下,确实有沉痛的教训可寻。

民粹主义有两个历史来源,一是中国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结构多半为两截,呈过渡期特征:上半截为政治自由主义,下半截为经济社会主义。下半身的思想资源,多半浸润于儒家《礼记·礼运》篇里的“天下为公”理想。这一农业社会的大同理想,使知识分子殊难理解市场经济的特殊结构,及其为民主宪政所提供的必要条件。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这个俄式社会主义在它的家乡就与上一世纪的俄国民粹主义难解难分,而中国人听到“一声炮响”,打中的恰好是自由知识分子的下半截:经济上的农业乌托邦,一个积累千年的巨大痒处,我称之为“千年巨痒”。社会主义的空想与农业乌托邦“千年巨痒”是有同构效应的,两者一拍即合,一代又一代人就跌倒在这一同构效应里。民粹主义还有一个历史来源,来自中国士农工商的前现代社会结构。一旦现代化起步,士农工商社会向工商社会演变,此前四民之首—士,多半不能适应这一社会转型,很容易与最为相邻的农民阶层发生相互扶持共同抵制的不平之鸣,且这种不平之鸣多半还能占领道德抗议的制高点。民粹主义在近代中国,既可以表现为五四前章太炎的文化复古,五四以后李大钊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热烈演说—“庶民的胜利”,也可以表现为30年代流行于上海亭子间左联作家和酸涩文人的“怀乡小说”,还可以成为世纪末“后现代”新左派思潮的来源之一:内里追求与国际新潮学术接轨,外观则借用这一口号反社会不公在国内发生的道义激情。简单地论断新左派思潮就是民粹主义,当然是不准确的,至少是以偏概全,只看到其外观上的口号。但是,从民粹主义这一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新左派的某些历史渊源,也不是没有一点意义。它能提醒人们,某些符号一变再变,却变不脱中国知识分子从前现代的“士”蜕变不久,对社会结构转型的隔膜与不适应,老在那个“千年巨痒”上搔来挠去,剪不断,理还乱。新一代左派朋友在时间上距离李大钊等人甚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出现的“新士”心态,与农业社会晚期的士大夫心态也有所不同,不能简单归类,但是两者对现代市场经济的隔膜,尤其是对市场经济能给民主结构提供的必要条件(不是必要充分条件),却是相同的。他们在计划体制下的学院生活中,从观念到观念,不了解什么,就非批判什么,这样的批判锋芒,是大墙内养出来的批判锋芒,与计划体制有着本人未必自觉却因为不自觉而更显偏执的内在联系。至于他们的解构符号,从法国后现代理论翻译而来,也并不新鲜。这一个世纪里,中国知识分子一些趋新骛奇的新潮理论,大多从法国进口,世纪初即已如此,并非自今日始。他们的形而上符号可能已经进入后现代,但他们形而下的生活阅历,毕竟在计划经济提供的学院生活中关闭太久,这样一种新出现的“上半截”与“下半截”的脱离,对新左派思潮的形成,究竟有何影响,至今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

民族主义来源于中国近代历史受尽外敌凌辱的集体记忆,但是它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理性的民族主义,既能严守民族气节,又能与左倾排外划清界限。其最佳事例,是在五卅运动那种狂飙突进的方式之后,丁文江在谈判桌上居理力争,迫使英国当局放弃上海租界的领事裁判权。沉溺于国内意识形态教育而不知反刍的部分留学生,脚在彼岸海外,心在意识形态,大半是不会知道甚至是不愿了解这一类历史知识的。二是狂热的民族主义,借爱国而排外,借排外而媚上,百年内频频发作,至今没有得到清理。后者之肇祸,莫过于义和团扶清灭洋,以辛丑条约收场,民族危机跌入更深一重;此后中间一幕,是文化革命中火烧英国代办处,烈火熊熊,叠映出席卷世界的1968年左倾学生政治与扶清灭洋的荒诞联系;至本世纪末,在大陆特定政治环境中,终于出现“中国可以说不”那样的装腔作势、北大学生对克林顿提问时的拙劣姿态,以及此次科索沃危机发生,部分留学生放着在海外能看到的多元报道不说,却有意迎合大陆传媒的片面报道,提议成立“抗北援南军”、紧急呼吁朱镕基推迟访美等各种亢奋表演。

五四以来的历史教训当然还不止这些。事实上,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对五四冲击新文化运动后发生的历史转折,事后是有认识的。一方面,他肯定五四是“全国青年的大解放”;另一方面,他坚持认为五四运动“实是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政治运动”。胡适这个说法还有几分文化决定论,可以继续批评,但政治变革以运动方式“轰动”前进则会误入歧途,这一点,却是很不容易得来的真切认识。与此相应的是,陈独秀在1942年去世前在江津时期的最后觉悟,如1940年3月至9月给西流的四封长信,也已经对新文化运动中他首倡的“德先生”如何恶变为五四以后苏俄式“民主暴政”,有了足够的反思。如果鲁迅活得足够长,天假其年,让他能看到以俄为师带来的全部后果,以他那样疾恶如仇的性格,多半不会自外于反思的行列。事实上,30年代后期,他与周扬等人的冲突,已经出现端倪。遗憾的是,上述被成为五四领袖的思想人物对五四本身的反思,却有意无意地被遮蔽,人们继续以他们的名义,年年欢庆他们已经开始反思或厌弃的那些意识形态化的符号。

“庆父不死,鲁难不已”。这里说的“庆父”,当然不是指人,更不是指留学生整体。我相信也接触过留学生中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以沉默保持着健全的理性,在沉默中观察一小部分人过于亢奋的表演。即使一些情绪上已经走向偏激的人,只要不是存心媚上排外,不管处于什么样的认识状态,也不是不可以坐在一起平等讨论。我这里说的“庆父”,是指民粹主义和病态民族主义这两个精神病灶,时时冒烟,常常发作。它们并不是什么后现代的富贵病、疑难杂症,而是前现代的常见病、多发病,拖鼻涕、流眼水而已。但是,新文化运动的断裂、五四之后的以俄为师、知识界两次大规模左倾,百年沉疴,萦萦大端,却都与这两个精神病灶直接相关。今年是本世纪最后一个五四纪念,再不清理,则可能将病症带入21世纪。百年之病,求下一世纪之艾?那我们就会在下一个百年中看到更为热烈的发作,热病之后,难免有更为沉重的历史代价紧随其后,那真是“鲁难不已”,伊于胡底了。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