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群体性突发事件是我国转型时期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本文采用社会冲突理论和"分歧--协议"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一个冲突案例的解剖,分析群体性冲突事件中多元利益群体冲突存在的分歧及其引起这种冲突的权力和制度等原因,论证了社会行动者对其选择的解释以及被综合成可操作的临时性行动方案,并说明市场和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作用的边界所在,力图解释社会冲突与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

  【关键词】 群体性事件 利益冲突 分歧 协议

  On the Divarication and Action Among Poly-profit Targets: A Case Study
Li Qiong

  [Abstract] The Popular Resistant Accidents are the important form to show the social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aper introduce the social conflict theory and research method about "divarication-action", through anatomizing a conflict case to analyze the conflict divarication among Poly-profit colony with it's reason in power and system、 demonstrating social actor's explanation and their action、 illuminating the functional boundary of market and government in the social economic life, then explaining the inner relations between social conflict and social reformation.

  [Key words] popular resistant accidents; profit conflict; divarication; action;

  法国当代一些"新社会学家"广泛地将欧陆学术界的法律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吸收到社会学中,尝试着形成了"分歧--协议"的研究分析方法,并将社会运作的最基本元素--多元选择和协同行动--注入到相关的概念中,使该方法成为适合分析研究社会变化课题的工具之一。此研究方法是以分歧--协议作为分析单元,分歧是指在同质性结构限制中社会成员的不同选择,协议则是指众多选择被综合成可操作的临时性行动方案,分歧各方均在尽力证明自己的选择(或行为)具有更大的合理性。"一个成熟的、有使用价值的"分歧--协议"应具有以下部件:事件的完整过程;分歧各方的背景及利益取向;社会行动者对各方的客观行动及主观行动的描述、解释。"【1】

  受此研究分析方法的启发,本文拟从社会学的视野,采用社会冲突理论和"分歧--协议"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一个由于利益分配问题而引起冲突事件的典型案例的剖析和讨论,试图把握住隐秘在日常生活场景之下的各种微妙互动关系的内在逻辑,从而对"真实世界"里多元利益群体目标的冲突的原因、机制、对策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试图论证社会行动者对各自多元选择的逻辑解释以及被综合成可操作的临时性行动方案;通过市场功能和政府职能的内在机理和整合逻辑,说明市场和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作用的边界所在,力图解释社会冲突与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

一、案例

  本文的案例,类似于近些年屡见不鲜的所谓"群体性冲突事件"。故事的发生地--S县,处中南腹地。在1768.7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居着118万人,每平方公里629人。由于境内属丘陵地带,丘岗地占全县总面积的61.18%,山地占21.69%,平原多为溪谷平原,仅占10.85%,致使人均占有耕地仅0.63亩,形成人多耕地少的状况。鉴于此县情,S县人逐步走出了"兴商建县,民营主体"的发展道路,在当地流传着"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S县人"的俗语,逐渐在全县形成了"商业城、工业镇、专业村"的经济发展格局。县内乡镇、个体、私营企业发展较快,现已形成五金、铝制品、钢球钢锭、皮件、药材、农产品加工等8大工业小区和180余个专业村。全县现有各类综合市场、专业市场和农副产品市场达100个,组成了一个成熟完善的市场网络。其中有中南地区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S县工业品市场。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经营摊位1万个,经营门店580间,有注册经营户5672户,经营10大类2万个花色品种的商品,商品成交额达80亿元,日上市客商近5万人。成为全国10个大型市场之一,是S县经济龙头和命脉。

  故事就发生在这个闻名全国的工业品集散中心。事件缘起:由于S县商贸活跃,商品流通发达,自然也刺激了相关托运行业的迅速发展。但是多年来,全县共有170多家托运站点,分布县城各条街道。由于管理不规范,托运行业存在着许多突出问题,如非法运输假冒伪劣商品、开展不正当竞争、豢养黑恶势力、骗货盗货行为、少数掌权者插手托运行业并从中牟取非法利益等。2002年6月,S县政府为加强对货物托运市场的规范整顿管理(政府方面的说法),将邻近市场分布的托运站点集中到城郊距市场1.5公里处,另设立了一个专业的托运城,且实行"一点一线"的经营模式(即每一处货物发往目的地只设立一个托运站)。S县工业品市场的货物流放规定必须通过托运城,并要求工业品市场的业主交纳一定的管理费,也严禁直接在工业品市场运货,这自然增加了货物成本。由于货运价格上涨,工业品市场内货物进出不方便,外地车辆进入市场不自由等原因,引起工业品市场内的经营业主们及相关利益群体反应情绪强烈。7月6日下午,在H市经商的S籍人曾某租用一台车辆到S购货后,停在城郊大田车站前,被托运城H市托运站李某等5人非法扣留,并将曾打成轻微伤,引发工业品市场业主对政府整顿托运市场的强烈不满。7月7日上午,县交通局一名干部开车到县工业品市场购物,少数业主误以为是货运稽查车而将车推到场外路上,于是双方发生冲突。有人趁机将市场四面通道大门挂锁,制造罢市态势,致使市场内经营者涌向场外。此后,仍围聚在一起的人们涌向县治机关,沿路将交管站车辆、警车拦截掀翻多辆,引起众多人围观且越聚越多。当天是星期六,县政府无人上班,就只有几个门卫和保安,闹事者涌进县委、人大、政府、政协联合办公大楼,砸烂县治理机关办公大楼一楼大厅地弹门、挡风玻璃、办公室木门等部分设施,掀翻地下车库停放的车辆4台,另打坏5台。几乎与此同时,县公安局、武警驻地、交警大队、托运城亦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并有财物受损。此次事件规模影响很大,许多媒体包括美国之音等国外媒体都予以了报道。事后,该县县委书记马上被调职离任。
本案件是一个充满着矛盾、冲突甚至大规模抗拒的过程,是关于利益、权力相冲突的比较典型的案例。我对此事件的兴趣在于:1、通过它观察社会冲突基本形式及其表达方式,认识多元利益群体的分歧表现和利益冲突是如何表达的?2、在利益冲突时,人们通常最关注什么?又是怎样做出解释和选择?社会行动者参与公共事务的边界和方式是什么?共识性协议是如何形成的?3、政府在社会冲突关系中扮演何种角色?4、当权力介入利益分配格局时,权力是如何分配资源的?又形成了什么样的利益结构?5、如何确定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府作用边界,以及如何克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府缺陷?借助这些观察,我希望进一步认识影响社会冲突的微观社会结构基础。

二、案例分析与讨论

(一)多元利益群体间利益的分歧和冲突的表达

  群体性突发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反映了社会利益整合及社会秩序状况,它"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2】在社会转型期,由于利益主体的分化,利益冲突加剧并表面化,再加上国家没有建立健全的社会利益均衡机制,强势群体对于处于弱势群体利益的侵害和剥夺就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

  此群体性冲突事件是以托运市场整治为缘起而上演的一场多元利益主体冲突的事件,主角是商品市场经营户、市场周边经营户(村民)、托运城托运业主、原托运站点业主、地方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等几个方面利益群体。第一,政府在整顿托运市场的决策前,没有充分考虑商品市场与托运市场及其他相关利益阶层的需求和切身利益,造成经营业主与托运业主之间激烈的利益冲突。如"一线一站"的经营模式造成了托运线路的垄断。在失去自由竞争的情况下,一些托运业主为追求更大利润,趁机抬高运价,这客观上增加短程货运费用。而增加的费用让市场经营业主一方承担,从而使他们的利益受到了很大损害。据工业品市场经营业主反映,托运市场整顿前,他们发往龙山县的托运价格是每件货物10元,整顿后达25元,上涨了150%。这种价格壁垒严重损害了所有商品经营业主的利益。第二,市场周边原托运站址出租户因托运站点的搬迁,从而失却了其房屋出租和到托运站搞装卸等收益来源,致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第三,新建的托运城没有按照市场规则组建真正意义上的公司经营,而走沿用个体经营的老套路,致使原170多家托运站个体业主组合进入"一点一线"集中经营的只有70多家,大多数托运业主的利益也受到冲击。第四,对于组合下来的托运业主,继续变相经营与组合上的托运业主争夺货源的矛盾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和处置。相反,为了保护县内托运城托运业主经营的"唯一性",托运城货管办对外地进入S县进货的车辆进行稽查,用此方式来推动整顿措施的到位。一些托运业主也擅自非法上路"稽查",扣车、扣货,甚至打人。这种缺乏法律依据甚至违法的稽查行为限制了外地车辆进入S县进货的自由,损害了大多数商品经营业主的利益,引起更多经营户的不满。有一知情人介绍道:

  "政府收了托运城每个托运老板十万块钱,作保险金。托运城是当地农民(本地老板)起的房子,然后租给开托运站的老板。原来在立项时,只有那里有地盘,搞开发了有钱就可以建起来了。当时那个"7·7"事件,房主就到县政府去闹,你把我们的田推平了建成房子了,这些房子有些是外地人建的,有些是当地农民建的,有些是当官的建的,有些是商人建的,四面八方的人都有。有些人认为既然在这开托运城,我就开饭店做生意,房子租给开托运站的老板。建起来,这些农民也到县政府去闹,你起了个空城放到这里,房子我们修起来了,空在这里,托运站又不搬到这里来。现在托运城的房主要求县政府把托运城开到那里去,原来开在(工业品市场)周边的那些托运站的房主不同意搬,但是县政府搞这个专业化。房主也闹,但主要是那些做生意的老板,特别是工业品市场这些卖货的老板,你帮他的货发出去,最主要的矛盾就是独家经营。"

  "经过政府的全力干预,全力地划行归市,成立了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班子,成立了一个集中工商经营等部门的工程指挥部,一个非常强大的班子,将这些所有散落在大街小巷的托运站全部赶到这里去。到这里面去之后呢,赶过去,做生意的商人就不干了,成本太高了,是不是?S县到H县只要1个小时的路程。做生意的人为了省这个托运的费用,在H县做生意的人自发组织起来我自己包一个车发过去。本来路途就只有这么远,运输又方便,我自己将货带过去,我的货就不要钱啦,放在托运站就要钱啦,你说是不是?我就可以省这个钱了,那H县托运站就不干了,我花100多万买断了这根线,现在你的货都不送到我这里来,自己带回去了,那就自己去打,反正都是黑道的人。现在所有的问题都是集中在利益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润。"【摘自访谈记录】

  笔者对此事件进行了追踪访谈,背后呈现出不同的利益取向,而各方都能找到合情合理的道理为此做出解释。据此,所获得的印象是:第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后果是使个人的情境和利益多元化。目前业已形成了独立化和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它们为各自的利益参与市场活动本身就会引致利益冲突。即使在一个小的利益群体中,社会分层也因经济活动的多样性后果而发展起来。现在个人在追逐不同的财富对象,并且试图保护不同的利益。第二,如果大家只知逐利而不知游戏规则,或者每个市场主体的自利行为没有一个统一规范的市场法律体系加以有效归制的话,那么各种欺诈行为和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就会蔓延,交易活动的一方受益而另一方受损就会成为常态,甚至过度竞争、不正当竞争会抵消市场经济的积极功能和效率,把市场的负面影响发挥到极致,从而加深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在市场竞争中的利益冲突。

  许多学者都认为,"利益冲突是人类社会一切冲突的最终根源,也是所有冲突的实质所在。"【3】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完全消除社会冲突,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社会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利益是或隐或显的诱发冲突的根源,它在不断地发挥着对社会凝聚力的离散功能。社会转型使社会结构安排错位,利益结构失衡加重。社会结构的本质是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改革实质上是一个在各利益主体之间调整利益关系、优化利益格局的过程。从动态的角度而言,社会转型是一个旧的社会结构分化解体、新的结构要素生成重构的过程。但一般来说,解体速度与生成速度不可能同步进行。这种社会结构解体与生成的异步性,必然会造成要素分化与结构整合之间出现失衡与失调现象,从而致使社会资源配置不均,社会稳定难以持续维持,大量非稳定因素得以产生。其中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就是各种社会优势资源过于集中在某一群体或个人身上,导致了社会整体结构纵向分化严重,不平等增强,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产生利益的分化及矛盾。谋利活动是利益主体有意识有目的地谋取利益的社会活动,都会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并运用各种手段尽可能地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利益。于是,利益格局中的弱势主体力图改变自己的劣势地位,打破不平等的利益格局;反之,利益格局中的优势主体则竭力保住自己的优势地位,继续不平等的利益格局。在这种利益较量中,一旦一方利益主体的行为对另一方利益主体构成直接威胁时,利益冲突便成为现实。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各个利益群体之间存在着多元化的利益目标,这些目标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冲突趋势。将社会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和秩序结构之内,是解决转型期社会冲突的重要思路。为此,需要从调整社会利益结构、改善社会控制手段和方法等方面进行努力,其中积极推进政治改革,健全和完善治理体制具有十分突出的意义。通过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使多元利益目标的冲突减少到最低程度,从而使各个利益群体一起走上协调之道。

(二)社会行动者的逻辑解释与选择(参与公共事务的边界)

  重视人的主动行为、充满敬意地留意于社会行动者在结构限制下的主动选择行为,以及尊重社会行动者本身,是"分歧--协议"研究路径在方法论上的一项基本准则。社会转型期,各个利益群体作为参与社会行动的行动者,他们不复受单一的原则或规范的规限,他们动员多元的合法性资源来应付由社会转变所带来的新情境--1949年以前的道理、缘自集体主义时期的习惯、市场经济的准则,甚至西方习俗等等都在援引之列。可以动员起多元的参照系,为情境注入意义并且设计出可操作的行动方案(协议)提供了前提。社会行动者对自身行为的解释是人们将自身行为合理化、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在"解释"中被使用的规范、道理、观念、制度等,无不是当时仍有效用的结构限制。同时,人的主动性选择也在"解释"中得到呈现。一个常见的现象是,人们会选择自认为对己有利的规范或道理,为自己的选择做出解释和辩护。

  不同的情境各有自身的规范、行事准则库,当事人必须对情境做出选择后,才能决定到哪一个"仓库"中去挑选行动指令。人的情境选择决定其行动方式。近年来,S县经济发展步入了经济发展调整转型期,经济增长速度放慢。面对的是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向完善的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在这一转轨过程中,新问题不断出现。国家也逐步加大了宏观调控力度,产业调整逐步到位。在调整过程中,S县的一些产业相继遭到关停清整。这些年来,县政府整顿了文化书刊、音像市场、废旧车辆市场、印刷等行业,触及了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加上市场经济在其发展和成熟过程中,由自发经济向规范经济过渡,人们思想观念不能适应,发生冲撞,心理失衡,再加上S县市场低迷,量的扩张受阻,质的提高趋缓,促进了这种心灵失衡,也使一部分人滋生了不满情绪。社会不满情绪日益强烈,反体制意识开始形成。由于市场分配方式,经营业主对各种负担的感受更直接,对其变化更敏感。而负担居高不下,容易使他们整体产生心理失衡,一种被剥夺感就会产生。导致经营业主等利益群体对体制缺乏认同,易与社会不满情绪结合在一起。由于所涉及的问题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所以很容易引起他们的共鸣。这样,许多行动者在"法不责众"、"民意难违"等心理因素影响下,积极参与事件之中。而且行动者之间的互动频率很快,经常群情激动,行为越来越不受理智的控制,"卷入其中的人自我意识明显下降,普遍产生不能自制的兴奋、狂热、愤怒、失望等情绪,最终出现一系列破坏行为。"【4】而领导组织这些事件者又大都处于"地下状况",无足够的组织资源掌握那些行为越来越不受理智控制的群众。这些因素对引发社会矛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此次群体性事件的背景性情境。

  许多研究表明:人类的可观察到的外在行动与不可直接观察的内在心理思考、决策行动是密不可分的整体,而且后者决定着前者。在完全相同的结构限制中,不同的行动者都具有选择空间,而对某一行动者的选择做出回应时,其它行动者亦有选择空间。正是这种永不停顿的互动构成了社会变迁的轨迹:其一,对于中国采取的渐进式改革来说,制度创新需要连续、逐渐地推出,而且每一项新制度的产生往往要经历一个从实验到推广再到完善的过程,因而现实生活中常常会出现政策先于法律、新的政策与法律因为不配套而相互冲撞的现象。在行动者的利益观念和利益欲求普遍上升的时代,这些漏洞和矛盾,便为违背规范和主导价值不择手段谋取个人利益、分割公众利益的行为与动机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和心理托辞。其二,改革在普遍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诱发了社会行动者越来越高的社会期望,便在期望程度和现实生活水平之间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就造成了相对剥夺感的不断产生和社会不满情绪的普遍蔓延,这是社会冲突乃至社会动荡发生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心理因素。其三,转型时期游戏规则的不清,必然造成社会行动者一定程度的无序运动,导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撞,从而形成可能危及政治和社会系统的整合与正常运作的诸多因素。

(三)政府职能缺失与社会控制

  这几年,S县政府制订了一系列鼓励经济发展的政策,但不少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肠梗阻",未执行落实到位。比如在整顿托运市场时,政府就曾明文规定托运业主不准抬高运价,允许外地车辆到S县自由进货。但在执行中,有关部门并未认真落实,以致引发矛盾。

  "政府与老百姓的关系比国民党时候还厉害,很紧张,政府不依法办了,随心所欲,想怎么就怎么。不依法,强制交保险费,我们依法纳税,S县作为一个商品集散地,它发展成现在这种规模,它中间一定有蛮多的问题,"7·7"事件只是比较突出的一点。其他方面人民发财,环境好不好,关键在于政府、政策到底哪些是好,哪些是坏,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S县政府不依法办事,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政府做法不合理。我们和法律有一定距离,不是法律有欠缺,而是执行过程中有些不合适。S县政府没有超前意识,没有发展意识,得过且过。S县工业品市场老是一平方米的经营场地,93年搬过来,就没有变过。只顾眼前利益,没有长远发展。" 【摘自访谈记录】

  在我国的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政府职能定位不合理和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所带来的政府缺陷,引致了许多非正常的利益冲突或使利益冲突没有得到有效的整合。在S县具体表现为:1、由于管理不规范,S县托运行业存在着非法运输、不正当竞争等许多突出问题,整顿托运行业、规范市场管理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整顿过程中,政府没有采取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办法去解决那些矛盾和问题,没有依靠法律的手段,去打击非法,使其规范发展。因此,其中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问题。2、随着S县城规模的急剧扩大,外来人员大量涌入,县城人口急剧增加,但相应的管理工作相对滞后,特别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工作薄弱,预防、控制、打击犯罪的能力不足,致使县城治安状况较差。据笔者调查,一些针对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业主的盗窃、抢劫、勒索、凶杀案件在该县时有发生。这些案件的频繁发生,使人们失去应有的安全感,也对政府产生不信任和不满的心理。3、由于政府综合经济管理部门(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和监督不到位,导致了欺行霸市、强买强卖的所谓"市霸"横行等,导致了许多黑社会势力参与社会利益整合,甚至出现黑势力与政府官员媾和的现象,并由此加剧了社会冲突和社会团体犯罪的蔓延。一政府官员说:

  "这个托运利润很高成本很低,所以,很多黑白两道集中在这里,做这种生意。它只需租一间门面,就可以收货了,所有的货都到了这里,然后再统一找一个车子,统一运过去,它就不须什么成本。因为这里的利润特别高,官场的和黑道上的烂仔都想吃这块轻松饭,所以这种托运行业,竞争特别激烈。因为这个行业竞争非常激烈,S县县政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公安(政府)呀,就是现在所称的保护伞,托运没有保护伞是开不下去的。这是社会真实的内核,政府官员不投资,他们只受利,他们参股。例如,你这个托运站,托运这个非法出版物,被查出来了,如果你没有保护伞,那你就玩完了。" 【摘自访谈记录】

  上述事实说明了一个问题:我国社会控制形式和手段均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改变了政府的任务和工作方式,并使地方政府和基层社会的关系发生转化。对于中国来说,在改革以前,这种控制主要是国家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在城市,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主要通过企、事业单位这两大科层组织对社会成员进行控制;在农村,则主要通过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这三级组织进行控制。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上的社会控制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当有效,其代价则是全体社会成员失去了个人自由。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渐崩溃,使得以往社会控制中的非正式控制机制,即文化、道德习俗、宗教、经济、思想等"软控制"丧失了存在的基础。而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恰好是非正式社会控制机制的作用比正式的社会控制机制(法律、政府、军警)更重要。因为"软控制"是利用说服、罚款和利益支配等手段,最容易导致社会成员思想的潜移默化。在旧的非正式控制机制丧失存在基础的同时,是正式控制机制的低效及严重变质,在不少地方中出现了权力和权威真空。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了社会控制力量的"多元化"及地方恶势力的兴起,"黑白合流"阻断中国社会化法治化进程。中国要向法权体系的现代公民社会行进,必须要遏止地方恶势力的生长。

(四)权力、资源与冲突

  近年来,S县经济高速发展,外面的信息大量涌入,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大的变化。托运城从筹建到托运行业整顿的一系列过程中,就存在着一些腐败行为,托运行业里也存在少数党政干部和政治干部暗中参股牟取非法利益的现象。这些干部和干警充当托运业主的保护伞,将权力异化,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腐败堕落,干扰正常的经营秩序,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他们以一己之私利和保护少数人或个别人的利益为出发点,损害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有的部门和单位利益至上,甚至与民争利,造成干群关系紧张。

  "有钱的人,与上面的人有关系,就搞垄断,上面有人罩着(托运城)。不要以为当领导的觉悟就很高啦,只要不违反大的原则之下,他都会允许的。现在这个社会,不爱钱的人是少数。只是这个钱,我要得安心或不安心的问题。如果这个钱烫手的话,他不会要。这个钱,他要得很安全的话,他就要了啦。查起来,也说得过去啦,不留痕迹。这个项目也好,我所批的东西,又不违背这个的原则,又可以帮你赚钱,那你这种情况就可以了,怎么不要呢?你赚了钱,也不会告我啊。而你没有赚回100万,你肯定会说我啦。但我保证你赚到100万的话,你给我这10万块也给得大方啦,给了也不会有任何把柄啦。是不是?就这么一个情况。这是进入社会的标准。" 【摘自访谈记录】

  政府行为引致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政府行为目标的"内在化"倾向比较严重。政府行为的内在性是指用来确定政府内的行为目标,以及用来归制和评价政府机构和人员的标准都具有"私人的"内在目标性质。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家和政府官员都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都有其自身的经济利益和行为目标,以公济私、以劝谋私等现象就会大量存在。而由于公共选择机制本身的缺陷,使个人目标多元化为起点的公共选择很难形成一致性的集体决策,结果往往体现政治家和官员的自身利益或某些强势利益集团的利益,而社会公众又很难对此施加实质性的影响(即无能为力)。2、政府行为派生的负的外部性也十分明显。一方面,政府政策和国家权力本应追求社会产出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但它却可能被统治者用来追求租金的最大化。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无所不包的官制行为,造成了寻租现象的大量存在,这不仅使市场机制扭曲、生产性活动动力下降、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增大,从而损害了市场效率。而且产生了设租、寻租、护租和避租的连锁反应,导致寻租现象的权力等级化、分区切块化和制度定型化,增加了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程度和整个社会反腐败的成本与难度,也由此内在地助长了社会官本位意识的上升和政府机构及人员的恶性膨胀。

  造成这些行为源于掌握并控制某种制度资源,借此可以超脱任何规范的制约,出现泛化的没有约束的权力或垄断集团。何清涟就曾经指出,由于中国以"权力市场化"为改革的起点,出现了严重的利益分化。【5】在权力欲的驱使下,不择手段争夺各种权力的行为必然产生冲突。权力滥用实质上是一种权力变质(异化)现象,必然导致腐败的滋生蔓延,引发各种社会问题。由于没有有效的制约,很容易造成对各种社会资源的垄断和不择手段地牟利行为的大量出现,某些社会行动者可以采取一种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标准或规则使自己在不同的社会场域处于更有力的地位。这就是许多政府部门始终不愿意放弃审批权、计划权等权力的原因。

  法国著名哲学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爱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防止权力滥用的办法,就是用权力约束权力。权力不受约束必然产生腐败"。【6】这一方面有赖于建章立制,让制度来约束人,使人们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尽快使政治权力从经济活动中退位;另一方面则有赖于在社会公众中建立现代化的道德和政治责任感。再好的制度也必须依赖人去执行,人的素质在许多情况下往往是关键因素。如何在公民中,尤其是在政府公务员中建立道德和政治责任感,至少和经济改革、建章立制同等重要。世俗社会从来就离不开对人文意义的依赖。事实证明,缺乏人文精神的经济发展,在利益的角逐中人们将不再受到自制、理性、公正、博爱等精神的约束,只有对金钱赤裸裸的无耻追逐。这样的"发展"就算是暂时获得了效益,但充其量只是一种残缺的发展。转轨期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人文精神。

(五)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利益冲突

  由于管理不规范等诸多原因,S县托运行业存在着许多突出问题和疾患。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在整顿托运行业、规范市场管理方面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整顿过程中,没有采取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办法去解决那些矛盾和问题,使其规范发展。矛盾突出表现在托运市场布局问题上。托运市场与商品市场是相互依存、互为表里的,一衰俱衰,一荣俱荣。整顿托运市场就应当充分兼顾这两者的利益,使二者共同发展,互相促进。但整顿决策中未能充分兼顾商品市场与托运市场及其他相关利益阶层的切身利益,造成各利益群体之间激烈的利益冲突。

  "最大的一点就是这个托运市场立项思维,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错误。第一,市场建设问题,它是重复建设;第二,它的条件不好,如果你在原来的附近建个托运城就顺理成章了。托运城就本身的条件来讲,比农林城以及周围的街道(原有散落的托运站点)要强,托运城本身的建设还是符合托运的要求,但就是太远了。如果现在的位置比以前的位置更好的话,也不会出现这样问题。"

  "这个托运城由县政府、专门的开发区规划和计划的。它全部操作的程序全部是合理合法的,只是这个东西我规划之后我给谁就是我的权力了。你们两个是老板,我是县委书记,现在我在某个地方建一个市场,这就看你们俩谁厉害了啦,就看和谁的关系好。当初建这个市场的时候,根本就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影响。以为凭政府的能力,应该可以想出办法。官场和商场现在联系很多的。" 【摘自访谈记录】

  有关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论争由来已久,政府天然的扩张权力的欲望与市场总是格格不入。政府失效是指"如果政府作用的结果不能达到预期社会公共目标或损害了市场经济的效率或带来自身低效率时,就产生了市场失效"【7】。这在我国表现得极为明显。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把持相当大的权力,对市场强行管制,对企业从购买原材料、生产产量、定价、销售渠道等等无一不以行政指令规划,市场没有充分的伸展余地。就此,政府手中积聚了大量的行政权力,尤其是审批权。但是消除审批权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既得利益的丧失对政府是心头永远的"痛",政府权力的触角一旦伸向市场这块领地,利益冲突不可避免。现实经济生活中,政府在市场规则供给和实施方面明显滞后和不力。政府在打击假冒伪劣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等方面明显缺乏归制或归制不力,致使经济领域内的违法犯罪现象泛滥。这不仅损害了消费者权益,而且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导致了大量的收入分配不公现象和非生产性的投机性活动的急剧膨胀,并最终阻碍了市场的发育和经济增长。政府作用于市场的重要目的是弥补市场缺陷和矫正市场失灵,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平等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政府的参与性经济职能(主要指政府对市场经济的经济性和行政性干预活动)所派生的负的外部性较大,而正面效应小。特别是政府对市场运行过程的过渡干预,极易造成市场机制的扭曲、市场效率下降、寻租行为的泛滥和新的利益分配不公,既不利于市场效率又不利于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因此,合理界定政府作用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有效边界,减少政府干预,是尽可能减少政府无效供给的又一根本前提。

  一方面,市场调节(或市场机制)本身不能保证公平竞争,相反地只有合理和完善的竞争规则体系与实施这些规则的公正而权威的机构和有效组织,才能保证市场机制有效发挥积极的作用。否则,无序的竞争不仅不能调动各利益主体参加市场竞争从而提高效率的积极性,而且会加剧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因此,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并最大限度减缓社会利益冲突的前提是市场竞争游戏规则的健全和有效,以及"裁判员"的到位与公正。另一方面,政府失效行为的大量存在从不同角度导致了大量的利益冲突和效率损失。诺思早就认识到,国家(政府)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既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其关键就在于政府的活动和行为是增进还是损害了市场的功能和作用,是增加还是降低了市场交易和政府交易的费用。市场和政府作用的边界就取决于哪个成本最小,或者从总体上讲是社会资源综合配置的最优化和社会交易成本的最小化。要提升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就必须在减少政府越位和政府干预过度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充分调动各利益主体参与市场活动的积极性;同时,应把政府的经济职能主要定位于界定和保护产权、制定并实施维护市场运作的游戏规则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等基础性和必要的方面,建立、健全包括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在内的行之有效的公共权力监督与约束机制,最终从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两个方面来较好地平衡和协调社会冲突。

三、结语

  由于观念的转变、利益群体的兴起以及经济发展滞后等问题,社会干群关系异常紧张,人民与政府大规模冲突也不断在新闻媒体上曝光,"问题化"社区越来越多。本文希望通过研究此次群体性事件来透视整个中国社会冲突问题本质的某些隐象。这种研究的首要目的,不是倡导或批判什么,而是发现真实世界的社会关系。按照费孝通的说法是:"对这样一个小的社会单位进行深入研究而得出结论并不一定适用于其它单位。但是,这样的结论却可以用作假设,也可以作为其它地方进行调查时的比较材料,这就是获得真正科学结论的最好方法。"【8】

  注释:
  【1】(法)伊莎白 等,《分歧与协议:分析社会规范变迁的一种研究路径》,《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2000年版。
  【2】(英)达伦道夫,《现代社会冲突---自由政治随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3】张玉堂 著,《利益论-关于利益冲突与协调问题的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丁水木,社会稳定的理论与实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5】何清涟,《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世纪中国》星期文萃。
  【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7】廖进球,《论市场经济中的政府》,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8】费孝通,《江村经济》,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主要参考文献:
  【1】达伦道夫 著,林荣远译,《现代社会冲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柳新元 著,《利益冲突和制度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孙立平,《两极分化:市场与权力的双动力》,《改革内参》,2001年第19期。
  【4】阎志刚,《社会转型与转型中的社会问题》,《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
  【5】于建嵘 著,《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6】张玉堂 著,《利益论-关于利益冲突与协调问题的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7】李彬 著,《透支的权力--地方政府决策失误的深层观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8】项飚 著,《跨越边界的社区》,三联书店,2000年版。

  作者简介:李琼(女,1978-) 上海大学社会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文化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