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月13日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一文引起了广泛争议。在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虽然苏联解体和共产主义运动受严重受挫,但共产主义世界必将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脚踵而到来。在中左翼知识分子看来,东方阵营虽然消失了,但西方阵营内部及南北方之间的矛盾反而加大了,贫富鸿沟加深,资源和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重大矛盾冲突正在进一步发展,历史远未终结。在右翼知识分子看来,福山此说颇为美妙,给洋洋得意的西方统治精英吃了一颗定心丸,但是却过于乐观。不管如何,福山借此文举世闻名,给冷战结束后的西方舆论定了基调。

然而,福山的本意很耐人寻味。他认为,虽然世界还会继续存在重大的矛盾冲突,虽然底层阶层的命运在未来也有可能更加悲惨,但作为解决矛盾的基本原则却只能是自由民主。共产主义或者任何作为“唯一的、一贯的演进过程”的历史观已宣告失败。

公正地说,福山的观点的确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即使在左翼思想界内部也存在着广泛的回响。简单地批判福山、重申自己的正确性,这是容易的,却是不够的。以此为鉴,反思一个多世纪乃至数千年来社会革命和改良的实践,才是人类的出路。

一、马克思主义有待理论突破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虽然已经淡出政治和学术舞台,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坚信马克思主义,并以此观察着中国社会的变化。世界上也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马克思主义者,有自己的刊物、运动甚至组织和群众。社会主义运动的重挫并没有使他们失去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其中一部分人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还没有机会实践。殖民地国家产生的社会主义是早产儿,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有发展潜力时靠主观力量催生出来的早产儿,因此苏东解体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情理之中。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全球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正在成熟。另一部分人持背叛说,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戈是领导人执行了错误路线,背叛了革命理想,背叛了无产阶级事业。面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仍然需要组织起来进行武装革命,再走一遍列宁主义的道路。

这两者可能各有偏颇。前者过分迷信马克思总结的“客观规律”,过分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相应地便是对现实生活中人对人压迫和剥削熟视无睹,从而社会缺乏中下层阶级的支持。后者则把一个宏大的历史过程归结为某些个人的主观意志活动,对产生“背叛”的社会土壤缺乏深刻的认识,从而可能导致急躁冒进,脱离实际地搬用过去成功的经验。

这两种偏颇其实都根植于马克思主义自身,既是其优点又是其缺点。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是一个历史必然性学说,强调革命成功的“客观必然性”,革命者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和历史感,牺牲和挫折的承受力便增强了,历史使命感得以每一件小事上闪现,枯燥和危险的日常革命生活便充满了宏大的意义。但同时则可能是无所作为的托辞:既然共产主义必然到来,既然目前阶段革命时机尚不成熟,那就随便做点什么,或不做点什么。而且既然革命解决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以及相关的阶级矛盾,与日常生活细节关联不大,就不存在对个人的严格要求,就可以一边欣赏芭蕾舞,一边号召闹革命。

但是,马克思也同时也具备参与阶级斗争的主观能动性。在强调“主观能动性”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前述马克思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十分相近。例如,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后强调社会主义革命时机不成熟,就被指责为机会主义者。“主观能动性”派可以随时可以吸引和组织起社会中受压迫最深的群体的支持,并将其组织成一支强大的力量。为此,则需要约束个人行为,强调集体主义。然而受压迫最深的群体不见得是理想主义群体,随着革命的成功,危险的消失,压迫的解除,他们自身可能反过来成为压迫者。这恐怕是产生“背叛”的社会土壤。毛泽东曾经将“客观必然性”所赋予的乐观主义和历史感,与“主动能动性”的斗争精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但革命胜利后,被压迫者成为压迫者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一次比一次更强烈的社会运动希望解决这个问题,但终于宣告失败。

如果说,“客观必然性”派的马克思主义只能在书斋里旁观历史,“主观能动性”派的马克思主义又遭遇历史循环,那么福山的判断就有了基础。能不能将两者结合起来呢?事实上很困难。在国际共运史上,“客观必然性”派和“主观能动性”派在各国共产党或社会民主党内都形成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历史的各个关键时候都造成了组织的分裂。伯恩斯坦与列宁,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布哈林与斯大林,陈独秀与毛泽东,赫鲁晓夫与毛泽东,都是典型的分歧案例。

恐怕需要承认,这种难以弥合的分歧正是马克思主义内在矛盾的体现。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历史前进的主导动力,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是辅助动力。阶级斗争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只有在生产力受到生产关系的束缚前提下才能得到证明。换言之,是“客观必然性”主导“主观能动性”。然而在实际生产和生活中,是人与人的关系决定着物与物的关系。人们并不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而起来斗争的,而是为反抗压迫与剥削而起来斗争的。生产力既可以被解放和发展,也可以受束缚或破坏,正如机器可以被发明、制造,也可以被拆毁、轰炸一样,这全然取决于人与人的关系。应该承认,马克思对革命胜利后人的思想的变化寄予了想当然的希望,对被压迫者转换成压迫者的可能性未予足够重视,一般而言,对人的复杂性不够重视,因此,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专政蜕变的可能性缺乏足够预见。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则可以预见,如无重大突破,马克思主义将很难继续担当起批判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重任。

二、自由民主政治且战且退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苏联解体后,自由民主政治未因此伸展到全世界,反而迅速地衰退了。

衰落的首要原因恰恰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社会主义给世界各国人民提供了一种另类选择,迫使西方大国放弃对第三世界各国进行赤裸裸的殖民统治,允许各国政治独立,允许各国自行选择发展道路;与此同时,西方统治精英还不得不允许本国人民有罢工权、受教育权、享受基本福利权,改善本国民众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以免国内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工人有了更多的民主权,也就有了更多的选择工作和谈判工资的自由,全社会的自由民主程度因此得到相应的提高。在西方大国关系上,美国必须注意倾听欧洲和日本的意见,照顾它们的利益,奉行多边主义。

随着冷战的结束,这一切似乎都成了多余。美国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向各国全力推销新自由主义,要求各国优先偿还外债,实行结构调整,削减福利支出,撤销贸易壁垒,实行出口导向政策,允许资本自由流动,拍卖本国的矿产资源,听任跨国公司控制各国经济命脉。一个接一个发展中国家落入金融危机,并在金融危机中接受美国的经济专制。美国甚至都不放过日本。美国迫使日元升值,日本经济泡沫化,然后在泡沫破裂的年代中,吸引廉价日本资金流入美国,使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并乘机廉价购买日本的银行、企业。在国际事务上,奉行单边主义,不但撇开联合国,而且撇开欧洲、日本。在美国及欧洲、日本各国国内,则是借第三世界各国工人来击退工人力量,削减本国工人的工资,重建资本家的权威。可以说,在二十世纪末真正流行的竟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对各国人民的全面独裁。

福山先生可能会说,即使独裁,那也是在自由民主政治的框架内实现的。

我看不见得。至少在重大国际事务中,从来就是实力政治、大国政治,联合国只起到一个讲坛的作用。由于联合国讲坛并非总是支持美国的单边行动,美国就拒交联合国会费,甚至威胁退出联合国。在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中,美国更是干脆撇开联合国,以北约或临时纠集的所谓反恐怖主义国家联盟为旗帜,为实施美国的全球战略进行军事打击。特别是对阿富汗的打击,更暴露出赤裸裸的国际专制主义面目:不需直接证据即认定本·拉登是9·11谋主;庇护恐怖分子的国家即视同恐怖分子;不是站在恐怖分子一边,就是站在美国一边,没有中间地带。这逻辑竟然与“诛连九族”、“保甲制”等封建专制统治相同,而与“无罪推定”的现代自由民主宪政毫不相干。

在美国国内,虽然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专制措施还是在自由民主政治的框架内推行的,但是却已经没有多少自由民主可言。之所以民主之形式能与专制之本质相统一,要害在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被视作平等与自由的所在,而实际上却是不平等与专制的所在。市场倡导公平与自由的竞争,然而竞争是力量与信息不对称的双方的较量。强势方可以合乎规则地、平等地获取弱势方的利益。因此,无数次貌似平等的不平等交换的结果是,一部分人富甲天下,一部分人赤贫如洗。在生存压力下,贫穷者就可能出卖人身和言论自由,出卖民主权利,换取一时的肚饱身暖。出卖的方式有很多,媒体靠广告生存,而广告则需要吸引有购买力的读者的眼球,因此舆论口味就被导向这群富人所塑造;学者靠研究与讲学生存,研究经费来是富人,能提供高讲课费的听众是富人,因此研究的题目及结果也被富人所主导;这些研究成果又常常公诸于大众媒体,形成媒体与学术圈的合谋。一方面是出卖,另一方面就是收购。最具有深远意义的间接收购发生在体育和影视娱乐业,大众媒体制造出大量明星,吸引了大多数人的绝大部分业余注意力,使自由民主社会的在多数人对于影响着他们根本利益的事件毫无知觉,舒舒服服地让出了民主权利。直接的收购则发生政治圈,大企业提供选举经费,操纵议员和总统选举,影响提案及表决。就这样,由于一钱一票的经济力量极不对称,导致一人一票所许诺的民主政治转变成一小撮经济、政治、学术寡头的专制政治。这种情形不独美国如此,欧洲各国和日本皆然。由于自由和权利已经被出卖,广大中下阶层更无法捍卫自身利益。这是一个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恶性循环。

第三世界各国成功的“民主自由”专制的特点也一样。但第三世界各国的“民主自由”专制经常被军事专制所取代,形成“民主自由”与“军事独裁”交替的历史景观。理由很简单,第三世界各国是发达国家的资源和初级产品加工地,是发达国家吸取财富的对象,可供本国使用的财富总量有限,绝对贫困人口大量存在,因此社会矛盾冲突格外尖锐,难以调和。民主自由政治的外壳调和不了这种尖锐的矛盾,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于是被能解决问题的军事独裁所取代。而军事独裁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又常常加剧社会矛盾,加以内部分赃不均,于是军事独裁又被推翻,民主自由政治再度粉墨登场。这种交替的前景常常不是光明的,最终既丧失了对民主自由政治的希望,又毁灭了任何其他建设性的政治解决方案的吸引力,造成全社会的自暴自弃。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拉美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墨西哥等国,亚洲印尼、菲律宾、巴基斯坦、印度等国,以及欧洲俄罗斯、匈牙利、土耳其等国,均处于这一自暴自弃导向的循环中。全民族自暴自弃意味着统治精英将国内财富掠夺一空、远走高飞,并与发达国家勾结,在若干资源或加工集中地带加强军事控制,继续吸取剩余资源。多数民众缺乏新的思想和组织,苟且偷生。

综上所述,在越来越尖锐的国际、国内的矛盾冲突面前,在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专制面前,自由民主政治正在且战且退,世界各国人民所拥有的自由和民主都在急剧减少。

三、革命文化先行

马克思主义和自由民主框架下的社会运动是一个多世纪来人类反抗资本主义统治秩序、追求社会进步的两种主要途径。然而,这两种反抗方式最终被资本主义统治体系所间离、瓦解、吸纳、利用甚至戏弄。二十世纪末,在东方国家,马克思主义居然成了资本主义化的辩护士,在西方国家,社会民主党也成为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急先锋。布莱尔、施罗德(以及一定程度上克林顿)打着第三条道路的旗帜继续削减社会福利、推行有利于垄断资本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政策,对外则频频发动侵略战略以维护本国利益。反抗现体制的社会运动被分裂在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中,依靠统治精英控制的媒体来传播游行、示威和扔蛋糕的镜头,形不成可以制约进而威胁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力量。

这大概才是福山讲的“历史的终结”的真正含义。西方统治精英登高望远,找不到对他们构成实质性威胁的社会思潮和力量,而且客观上二十世纪社会进步的成果(如八小时工作制,最低生活保障线等)还未被彻底破坏消耗,民众反抗的机会成本还未降低到零,因此他们自我感觉极为良好。与此相对应,世界各地的左翼思想者则普遍感到迷茫、困惑,他们继续批判现体制,揭露现体制下广大民众正如何被一步步推向贫困的深渊,但一谈到出路却常常陷入无休止的争论。

怎样摆脱这种争论呢?我认为,撇开各种思潮的自身理论体系的是是非非,总结各种左翼思潮和运动的成功经验,吸取现实失败的教训,是新的左翼思潮和运动形成的出发点。武装革命使得共产党在俄国、中国等一大批国家掌握了政权,这是成功之处;工会运动迫使资产阶级做出让步,这是成功之处;社会民主党在多个发达国家通过议会选举掌握了政权,并向富人征收了最高达90%上的累进所得税,这是成功之处。失败之处在于,胜利后的共产党组织常常蜕变为新的官僚阶级,成功后的工会领导及工会工人都会贵族化,而社会民主党也逐渐成为新的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组成部分。这三类运动之间虽然相互批判,但在客观上却构成相互支撑,因而其兴起与衰落也具有相当程度的同步性。这三类运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与资产阶级共享物质极大丰富之梦,共享黑格尔、达尔文开创的历史进步观,共享物质利益为人之第一属性的价值观。因此,这三类运动的实质都是争取财富公平合理的分配,并由此创造出更多的可供分配的财富。毫无疑问,在压迫深重的社会里,争取公平分配财富的运动将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并能取得轰轰烈烈的成功。而一旦初步目的达到,这些运动都会失去继续前进的动力,其领导核心会贵族化,其基本群众也会失去积极性,从而成为资本主义等级统治秩序的组成部分。

资本主义等级统治秩序何以具有如此神奇的调整能力,可以吸纳反抗而更加巩固?我认为,其奥秘有二,表层是现代技术使资本主义拥有惊人的财富生产能力,可以满足更多人的基本生存需要;深层是根深蒂固的利己主义价值观,使社会形成一个弱肉强食的食物链。食物链的具体形式可以不同,食物链每一个环节的生物量可以有大小,食物链上某一种类的生物可以消失,也可以过度繁殖,但食物链的等级特征不变。上述三类运动并没有摆脱弱肉强食逻辑,无非是弱者团结起来成为群体强者,消灭或控制单个的强者。一旦强者群体失去威胁,又会分化出强者与弱者,形成新的弱肉强食的食物链。

当然,每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都有道义和理想作旗帜,都产生出一些富有献身精神的、超越了弱肉强食逻辑的真正的人。这样的人越多,运动越持久,对社会的改变越深刻。反之,如果运动只是起源于深重的压迫,像陈胜、吴广的起义那样,则虽然有可能轰轰烈烈于一时,却只能改朝换代,而不能改变社会结构。最理想的情况也许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与一个面临深重压迫的社会底层相结合,则既能轰轰烈烈于一时,又能改变社会结构,甚至影响人们的价值观,使弱肉强食逻辑永远消失,使人类社会彻底摆脱动物状态。然而,以往的各种运动看来还达不到这种境界。运动的领导核心虽然有一定的献身精神,能聚集中下层社会反抗压迫和剥削的力量,能对普通群众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普通群众的价值观;更进一步,这些人的献身精神是否持久、是否彻底也可以打一个问号。在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中,大概只有毛泽东的献身精神是经得起历史的严格审查的。他希望“六亿神州尽舜尧”,从而彻底摆脱形成新食物链的威胁,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过根本变化。由于强大的感召力,毛泽东甚至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普通人的价值观,社会上出现了像雷锋这样的一大批新人。但是新人的内涵和力量还是太单薄,难以阻挡新的官僚阶级的形成。

在历史上,在世界上,无数人都认识到这个等级剥削社会的丑恶,产生革命的土壤也广泛地存在,但绝大多数并没有引发真正的社会革命。在统治阶级眼中,则常常只是骚乱、动乱、暴乱,就像人得了感冒、发烧一样,吃点药,动个手术就解决问题了。甚至是改朝换代的大变化,也无非是换了天子、换了臣,新天子向被统治者作一点让步,社会就又归于太平盛世了。美国的新政就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改朝换代和让步政策:罗斯福取代胡佛,国家干预取代放任自由市场经济。由于有四年一次的体制性改朝换代可能,局部的骚乱、动乱不至于演变成全局的动荡,因而资本主义似乎就能万世长存了。

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只要有革命的形势就会有革命的运动,甚至可以预期革命的成功。站到世界历史的高度来看,却是有革命的理想才有革命的运动,才有运动的成功和持久。革命的理想哪里来?可以与革命者受压迫剥削的切身经历相关,也可以相对无关。马克思的革命理想就不是来自切身经历,而是来自对这个旧世界的整体否定。当然马克思的否定方式是黑格尔式的。他预设了一个世界历史的演进轨迹,无产阶级只是作为推进世界历史演进的先锋队。毛泽东的革命理想也很难说是来自切身经历。因为切身经历既可以导向反抗,又可以导向顺从。他的理想恐怕有多重源头,既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又有孔夫子教导的大同理想,更有对同胞苦难和国家命运的深切关心,也有对共产主义世界的憧憬。遍览革命者的成长经历,理想的形成来源于革命文化远甚于切身经历。法国大革命来源于启蒙主义,十月革命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革命来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革命文化的影响力和深刻程度决定着革命的广泛性与持久性,而革命客观形势则决定着革命爆发的时机和方式。

一句话,革命文化必须先行。

四、新文化革命

然而,在新世纪之初,我们所感受到的却是世界性的反革命文化的盛行,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之所以危害极大,并非仅仅在于经济政策的毁灭性,还在于其文化上的毁灭性。所谓新自由主义,在我看来,其实无非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现代修订版,主张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使国家干预减少到最低限度。其核心逻辑是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则社会利益自动会最大化。也就是说,亚当·斯密开创的西方经济学为利己主义作了最彻底的辩护,将恶当成善,将利己论证成利他,将动物逻辑彻底贯彻到人类社会,从而从根本上颠倒了是非黑白,对人类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并不丰厚的文化资源进行了最沉重的打击。当然,一个学说本身并没有这么大的力量,但这个学说符合那些攫取了大部分财富的统治精英的利益,赋予这些精英以统治的合理性,成为制定经济政策和控制舆论的依据,其力量就被千百倍地放大了。在这一逻辑影响所及之处,家庭解体,宗教式微,社区离散,忠诚消失,友谊死亡,信任绝迹,羞耻感和荣誉感成为标价出售的商品,人类社会被打散成无数孤立个人的坚硬碎末,甚至局部的团结都困难重重,就更难谈得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但是,物极必反。斯密逻辑横行之时,也是其内在的荒谬性暴露无遗之日。经济上,全球化带来世界经济大萧条;政治上,各国统治集团的社会基础日益缩小;文化上,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主流宗教成为金钱上帝的奴仆,主流社会思想日益萎缩于故纸堆和学术圈,失去社会生命力。就这样,受主流经济圈排斥的失业、半失业群体中重新滋生出相濡以沫的需要;受主流文化圈排斥的群体则成为各种各样所谓邪教、原教旨主义的信徒;而受主流政治圈所排斥的地方精英们则诉诸于强烈的民族、地方和国家意识。因此,发动一场使人类摆脱动物状态的文化革命,从而形成新的革命文化,正逢其时。

实际上,在二十世纪汹涌激荡的社会变化中,新文化革命的思想资源已经在不断积累。这其中既有苏联、中国、古巴等国的革命文化,又有福利社会下产生的致力于社会改革的像斯蒂格利茨这样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还有法兰克福学派对消费社会日常生活的批判,无论是思想还是人物都称得上是群星璀璨。问题在于如何使这些思想大众化,成为人们思考和处理日常生活和社会问题的指南,进而形成新的生活方式。如果这一步能做到,则从中必将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能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的各领域改造旧世界,其中一些人则能成为新型社会运动的领导者,最后瓦解等级剥削秩序,进入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内心和谐的理想社会。

当然,新文化革命的最直接、最丰富的源泉还是现实。我们并不是吃饱了撑的,异想天开地呼唤新文化革命。现实迫使我们寻找新的出路,不仅是为中国,也是为全人类。二百多年工业经济竞争的结果是,即使社会的中上层也落入了囚徒困境。新文化革命则将是使全人类走出囚徒困境的唯一希望。

在当下中国,文化革命几乎是一个禁忌词。人们会责问,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噩梦如昨,你又提什么新文化革命,又想给我们念紧箍咒,是何居心?

在我看来,文化大革命虽然是从文化领域发动的,但首先是一场政治革命。它声称要触及人们的灵魂,实际上却只触及了人们的皮肉。当皮肉受苦时,灵魂会伪装、变形、躲藏,以至无法触及。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的春风敞开了人们的灵魂。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从此开始了一个灵魂争相堕落的时代。越堕落,越解放,越时尚,越英雄。直至“我是流氓我怕谁”,“身体写作成明星”。这也是一种文化革命,只不过是旧文化革命,或反文化革命。

事实上,从原始社会至今,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不断在发生变化。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文化革命,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也是文化革命;苏格拉底为坚持真理饮鸩自尽是文化革命,基督教君临欧洲也是文化革命;文艺复兴是文化革命,五四运动也是文化革命。问题在于什么样的文化革命,是从什么文化变化到什么文化——革命无非言其变化之迅速而已。

这里指的新文化革命,其内核是从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转变到理想主义、创造主义、利他主义,从由感性支配的动物状态转变到理性支配的人的状态,从工具理性转变到价值理性。新文化革命不但要瓦解社会等级压迫,而且消除追名逐利导致的内心矛盾、紧张和焦虑,解除“人对人是狼”的战争状态,其中包括解除两性关系中的战争状态。人们的工作动机将不再是胡萝卜和大棒,而是创造性的、生产性的、利他性的动机。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而不是利润将成为企业的经营目的,不可再生资源将不再遭到掠夺性开发。

新文化革命的核心力量将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他们将以自身崭新的思想、生活方式和积极的社会生活吸引公众,他们将向世人展示创造、激情、理智和分寸。俭朴的生活与火一样的工作,对弱者的关切与对强者的蔑视,对真理的执着追求与对具体事务的机智,对生命的热爱与对死亡的坦然,都将融于一身。对于这一群体来说,工作即娱乐,他人即自己,在人世即如在天堂。他们之间的交往即构成一个真善美的和谐社会。随着这一群体的扩大,和谐社会就将成为全社会的现实。

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历史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