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伴随清季十年新政研究骎骎乎勃兴,作为重要新政之一的「宪政」成为了众多学者关注的课题。傅怀锋先生撰写的〈试析清末民众的政治参与──基于清末江浙谘议局议员选举的个案研究〉(以下简称「傅文」,压缩版载《二十一世纪》2002年2月号,全文版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二十三期)即为其中的成果之一。「傅文」在一些地方将张朋园、张玉法等前辈学者作出的「典范性」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比如重估了一些资料,提出了不少新颖见解。但笔者以为「傅文」在很大程度上将制度表达和实践两分,对制度表达如何产生的「实践」和产生后的「实践」几乎未加关注;在核心概念(比如「精英」、「民众」、「士绅」)的运用上|相当随意,以致自相矛盾之处甚多;对选举结果的实证和解说亦大有可议之处,从中反映出目前清末地方宪政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继而涉及到引入新分析路径以使这些问题具备解决的可能。故此笔者不揣冒昧,提出一些个人看法求教于傅先生及诸方家。

一、表达与实践怎可两分

  「傅文」在第一部分分析了制度表达视野下的政治参与,却在相当程度上将《谘议局章程》、《谘议局选举章程》等制度表达看成为「定型物」,基本上未关注「表达」产生的「实践」和「表达」产生后的「实践」。在笔者看来,「表达」不可能是「定型物」,它不断地在与实践互动,二者在彼此影响下各自发生变化。如果忽视这一点,将其两分,只会就「表达」而论「表达」,使得这一视野下的政治参与考察流于片面和不完整。

  比如「傅文」认为:

清政府在制度表达中照顾到了学绅、士绅、在籍为绅者、绅商的利益,同时也给了新型知识份子参与的机会。暗示清王朝想在重建与传统士绅联系纽带的同时也将资本家阶层、新知识份子吸纳入政治体系,从而达到兼顾新旧社会成员参政要求的目的。

此段分析明显把清中央政府筹备谘议局选举看成为一个「同质化」,有通盘考虑的进程,而未注意从「表达」产生的实践看,这一进程其实相当「多歧」。

  首先,筹备谘议局选举,中央的主控力量为满洲亲贵与汉族高官(包括部分地方督抚)。从1906年的「立宪改官」始,到1911年「皇族内阁」出笼,这一系统内部围绕着权力再分配的明争暗斗就未曾间断过。陈旭麓(1996:412)对此曾有过很精彩的描述:

一方面是掌握着最高权力的皇室贵胄惟恐大权旁落,「鼎祚潜移」,而拼命想借「预备立宪」之名推行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则是地方督抚要「划分中央与地方行政权限」实行责任内阁制,以削弱君主与王公大臣的权力;一方面是皇室贵胄排挤汉族官僚,剥夺汉族官僚的某些职位和权力,另一方面则是汉族官僚竭力培植各自的势力和各种社会关系,与之对抗。一些过去被摒弃于仕宦门外的士绅也想借立宪之机,谋取一官半职。

各种章程不断出合、增订、修改,反映出争夺──妥协──再争夺的复杂与残酷。因此《谘议局章程》和《谘议局选举章程》表面上照顾到了各方面利益诉求,并在形式上给予各阶层一定政治参与空间,但其背后却充斥着各种复杂的权力关系。章程中的表达能不能真正成为制度化保障,从诞生之日起就可以打上大大的问号。

  其次,章程出台虽然与各类政争有千丝万缕联系,但仍有许多具体内容并没有受到影响,反映得只是宪政编查馆章程起草人对宪政的理解和期望。中央权力影响谘议局选举往往在他们「一念之间」。这些起草人制定章程时可能正如御史赵炳麟所言1:

文学生盖以日本职员录二本为秘钥,武学生则以日本陆军成规类聚一册为金科……窃唯我国有大变革,有大制作,岂藉一二部日本搢绅成案与十数名留学生所能订定?

所以章程出台时极可能缺乏通盘细致的考虑,而只是「依日本葫芦画瓢」而已。

  更不可两分的是「表达」产生后的实践2。「傅文」遗憾地重复着「参与选举资格规定苛刻,只有少数人才享有选举权的结论」,而不去关注纸面上的规定究竟「如何」去落实,资格调查的过程中发生了么么?中央的「表达」到了行省经过了怎样地增加、缩减、修改、利用,到了地方又怎样被增加、缩减、修改、利用?

  同样的问题也体现在所谓「选举实体权利」和「实体权利保障」上。「傅文」提出「《谘议局选举章程》从制度上确保了选举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投票,选举人所享有的选举权是有一定内容的」。但在各省谘议局选举时强势胁迫选举人投票有之,设置骗局引选举人入瓮有之,威逼利诱选举人及其家属亦有之,而且非常普遍(瞿骏,2004:16-17),但在「傅文」中除了金钱贿选外,鲜见这些史实?

  「傅文」只看到「表达」中对选举公正性、秘密性、透明度的要求,却未能告诉我们那些《初选举投票所细则》和《初选举开票所办事细则》是如何去执行,效果如何?投票细则或开票细则要切实地执行首在管理人员,但江苏某县却是「因吸烟夺权,投验不满三日,恭维公祖,弥缝过去之某某而充监察员;识斗方字数百,患神经病已久,薄荷、桔梗乱开汤头,权利、义务瞎听法政之某某而充监察员;浮华恶少,专吊膀子,文理未通,资格无一之某某而充监察员。」3很多人在投票时的表现使记者都不禁感叹「某县初选当选仅七八人耳。城内外得五人,其余则举自乡镇者,而城内外五人中其三人之人格如是。吾初喜谘议局之成立也,今若此吾欲哭。」4

  管理人员质素如斯,投票所怪事连连就不足为奇。章程只载投票人应在投票簿所载本人姓名项下签字毕,方准领投票纸,「某县则别有所谓入所卷。差保送卷者,每卷索二百文或一百文,有鸦片便吸,有点心便吃,乡愚唯唯不敢较。」5

  章程规定投票所凡除本所职员及投票人与巡警外,他人不得进入。但「某县第一区管理员却带有跟班两名,杂处监察员中,往复逡巡,见人书写票纸则低头细看」6。娄县举行初选举,除监察员外又有所谓帮察员,除管理员者又有所谓招待员,多至数十人7。

  章程从未规定选举人需要地保验明正身,但某选举区「有人投票时,先报告住址,后由该属地保察看,果系本人,始准签字投票,几近于对付流氓之法」8。

二、绝非「自明」的核心概念

  「精英」、「民众」、「士绅」,是「傅文」中多次出现的核心概念,但「傅文」只对「士绅」有过明确的定义,指出采用张仲礼划分「士绅」的标准,而对「精英」与「民众」,「傅文」似乎是当作无须定义的「自明」概念来使用,因此文中出现了许多自相矛盾之处。比如「傅文」在第二部分写到「与精英阶层的运动狂热相联系,前去参加投票的普通民众多为动员参与」。能参加投票则有选举权(无选举权混入投票当然也有,但毕竟是少数),按照「傅文」第一部分所揭:合格选民江苏不到成年人口的1/120,浙江不到成年人口的1/150,还有很多人因为财产调查自动放弃了选举权。笔者不禁要问:合格选民这样稀少,有选举权投票的到底是「精英」还是「民众」?「傅文」既没有清晰的界定以供参考,也没有对有选举权之人中谁为精英,谁为普通民众有过区分。

  「傅文」又指出:「选举中普通民众与精英阶层的表现趋向于两个极端,士绅阶层在选举中施展各自的手腕进行竞选。」可是「傅文」所举「苏属某县太史公」、「初选举当选之某丙」和「台州太平县某」,到底哪一条符合张氏的士绅标准,所列史料中无证据可寻。

  「傅文」还说:「相对于士绅阶层的表现,民众的表现却是比较淡漠的。」可就笔者所见史料,很多人不符合张氏的士绅标准,但却绝不淡漠选举,也在狂热运动。比如江苏江震曹缵明自任稽查员,其位置许可权均在监察管理之上。投票前三日,曹发起在积谷仓开会,倡言吴溇以东各人应举曹,吴溇以西各人应举孙祖禄。乡人畏其势力,唯唯而退9。

  安徽合肥龚心灏「营谋当选,各处布置爪牙运动狂炙,或以威胁,或以利诱,种种弊端不一而足」10。所以,我们怎能武断地认定施展手腕竞选之人就必定是士绅呢?

  其实,精英(elites)、地方精英(local elites)、士绅这些概念绝非是自明的,而与之相对应的「民众」也就同样不自明,决不能因为史料中出现「乡愚」、「乡人」等词就判定其为「民众」。不同的研究论域和时段对这些概念的界定区别极大。以美国中国学界为例,其士绅-精英研究就存在一个从身份研究到策略分析的转化(杨念群,2001:152)。早期张仲礼、何柄棣、瞿同祖等人的研究都大同小异地以三个身份标准来界定士绅-精英,即科举制、功名、官职授予。尽管他们认为社会流动在量上的比例并不小,但士绅-精英的性质是基本不变的(Ch'ü t'ung-tsu,1962;张仲礼,1991,Ho Ping-ti, 1962)。

  8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界的士绅-精英研究受到了人类学方法的极大影响,强调不能简单预设官僚制和科举功名对塑造士绅-精英的决定作用,而应从士绅-精英对基层资源的控制策略和他们在乡村生活的实践过程出发进行研究。

  以对基层资源的控制策略为例,有论者提出「所谓地方精英,其个人或是宗族在地方能够运作一种支配(exercised dominance)。这种支配包括物质的(土地、商业财富或军力),社会的(人际关系网路、宗族、结社),个人的(专业技术、领导能力、宗教或神秘力量)或是象征的(地位、名誉、特殊的生活方式)。」(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ackus Rankin,1990:10-11)

  有些论者则早已不再考虑士绅是否有功名的问题,而去注意他们如何利用地方宗族的文化和地方权力网络构建自己的文化霸权,或者利用职业多样化来集中家族地位以维持精英地位(包弼德,2004:248-49)。可见在概念流变的背后,其实隐藏着极其重要的学术视角转化,而这种转化反过来又使这些概念的复杂性日益增加。

  国内的清末地方宪政研究也已经注意到了概念的「非自明」问题。比如黄东兰(2002:35)在研究清末川沙的地方自治时提出:

按照张仲礼的标准来定义士绅,清末川沙县能够称之为士绅的人为数很少。地方精英界定范围应该是「清末在地方自治中从事地方公益事业的城、乡议事会的议员和自治职员」,其中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士绅,也包括既无科举功名、又无为官经历,由经商等方式致富的人。   

同样,谘议局选举中,不仅有谘议局议员,还有大量的复选选举人、初选当选人和初选选举人。这些人历来缺乏资料去分析他们中有多少是符合张氏标准的士绅,他们的行为态度对于谘议局选举研究就不重要?或许只有对概念的「非自明」有所注意,方能进一步观察自身研究中存在的漏洞。

三、宏大叙事及其基础

  「傅文」在第三部分对选举为甚么参与者态度两极化、投票率不高、一次投票足额率低等提出自己的见解。在第四部分则对选举结果作了一定的分析,但这两部分无论是在解说还是实证上,都存在相当的问题。

  在解说上,「傅文」提出「无论是政府的创新不足,精英阶层的认识肤浅,还是民众政治参与热情的缺乏,都源于被移植制度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异质性」,接着又援引阿尔蒙德的话,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在向现代民主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最大的障碍也许不是某些正式的民主制度的选择问题,而是影响其社会成员政治行为方式的落后的政治文化」。

  动辄拿政治文化说事的背后其实有一个预设:即中国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文化是二分的,前者代表传统价值系统,而后者代表现代文化价值,从而一个文化的空间并置关系被转换成了一种线性时间叙述。换言之,中国政治文化转型就意味着如何克服旧政治文化的惰性与弊病,融入世界性欧美现代文明浪潮之中。此种模式显然大大简化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美国中国学研究大师史华慈在其名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开宗明义指出:「我认为,在对待西方与任何一个确定的非西方社会及文化的冲突问题上,我们必须同时尽可能深刻地把握双方的特征。我们所涉及的并非是一个已知的和一个未知的变数,而是两个庞大的、变动不居的、疑窦丛生的人类实践区域。」(史华慈,1996:2)中国政治文化和西方政治文化都不是一个自明的系统,都有着自身复杂传统,不能作为一个整体性客体进行处理。因为这两种传统都是人类历史上伟大轴心文明的产物,都有着各种各样复杂内在冲突的思想脉络11。

  「传统-现代」宏大叙事的缺失必定影响解说的准确性。傅文认为主持选举的清政府制度供给不足,既缺乏制度创新的动力,也缺乏制度创新的能力。对此种意见有论者指出:「清季最后十年的新政,特别是各级政府的实际举措,其实也是当时趋新的一面,……而中央政府、尤其是地方一些重要的趋新督抚推动新政的具体努力却被『革命与改良』之争遮蔽了。」(罗志田,2003:230-31)所以如果我们对诸如端方、锡良、赵尔巽等人推动新政的具体努力未做过详细研究的话,就不要轻易下制度供给不足之类的结论。

  除了上述强势趋新督抚,地方官也未必缺乏动力和能力。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江浙各地地方官因所谓「玩视新政」而被处罚的很少。如果将范围扩展到全国,很多地方官对选举办理是非常认真的。

  如湖南衡山县县令与日本法政大学毕业教谕贝允昕互相讨论,集思广益12,

于士绅中随时察看,何人堪任调查事务,再将平日所留心者以印证,渐次考求,略有头绪。……应办各事挨次办理:于署中设立办理选举事务所;照会在城正绅择定劝业所内附设衡山选举调查事务所;告示章程有当照刻刷印之件,雇匠刷印;预备分区,以期周知;预定时期,嘱令各绅函知各乡绅士齐集城内,会议选举调查员。首先演说选举权利,次说调查职掌。

  湖南另一县令因该县选举人名额分配相差「繁盛州县」达十数倍之远,上书谘议局筹办处力为争取13。

  「傅文」把精英分为传统精英和新式精英,认为「新式精英对选举有一定认识,但不尽准确,而传统精英则更多以官本位观念来参与选举」。新旧真有这样清晰的分野吗?所谓新式精英,其官本位观念何尝有须臾减少?

  「今岁考优拔,江浙皆称极盛,无论旧人物也,即新人物中,如教员、议员及平日研求宪政者、究心自治者莫不负笈担囊而往」14。

  所谓传统精英亦不乏对宪政有正确认识者15:

夫朝廷为地方谋公益,而给吾人以神圣不可侵犯之权,何等郑重。乃恃蝇营狗苟之谋,希揽此权利,何其不自爱也。创办之始,头绪纷繁,苟非具绝大才识,兼精通法政,亦无从着手,万一谋之不臧,即遭众人唾骂。于地方关系甚大,不揣将来之能否胜任,徒以被选当选为荣,又何其不自量耳。侥幸尝试,滥竽充数,不仅贻笑邻邑,亦恐有碍前途。

  谈及官员缺乏新知,「傅文」以江苏武阳监察员马某之例,但这则史料标题是〈武阳乡董劝阻初选投票〉,请问乡董是清政府的哪一级官员?

  另一方面,即使是「传统-现代」论也不失为一种解释历史的路径,但其基础应该是扎实准确的史料。第四部分本该成为「傅文」最有价值的部分,其价值并不在分析政治参与强度,也不在对谘议局保守或激进的推论(「傅文」的五条结论,张朋园早在1969年已经基本得出)16,而在于很多资料的重估,惜乎这些作为推论基础的资料错误连篇。根据尚小明(2002:164-67)研究,按照张仲礼的士绅标准:江苏谘议局议员124人,士绅115人,其中进士7人、举人30人、贡生40人,生员38人;浙江谘议局议员117人,士绅101人,其中进士4人、举人19人、贡生39人,生员39人。江苏谘议局曾受新式教育者为34人、浙江为15人。

  上述资料对照「傅文」出入甚大,究其原因,「傅文」忽视了清末对新学堂学生尤其是留学生实施「科名奖励」。1905年科举虽然被废除,但科名奖励却持续到了1911年。也许尚氏所用资料之一《法政大学史资料集》为日文资料,「傅文」受条件所限未加采用。即使如此,「傅文」如果能考虑到江浙人文鼎盛,赴日留学不在少数,落笔更为谨慎一些,恐怕就不会得出如此草率的结论。更何况「科名」的资料一般也不会出现在《法政大学史资料集》中,「傅文」也提出「一些兼有传统功名者往往在登记出身背景时间只是填写功名资格」。但「傅文」舍近求远地往地方志里去找议员籍贯、功名和教育背景的史料,却把《东方杂志》中的〈各省谘议局议员姓名录〉和〈清末各省官费自费留日学生名表〉放在一旁,甚至连〈立宪派的阶级背景〉(张朋园,1993)一文也未加参考。

  另外,「傅文」指出:

  议员有朝廷职衔者基本上是些地方官吏,这就决定了他们以进入中央行政体系为目标,因此他们有进取心,要求政府进行变革,而谘议局的出现为他们提供一个从地区走向省区的途径,给予了他们一条现有体制外的上行的道路。

  可是此推论是在没有说明有职衔者是现任还是曾任、正途还是捐纳的情况下做出的。清末捐纳靡烂不堪,不过再不堪也总有限度,因此肯定是以捐知县、知府、教谕、同知之类的地方官职衔居多。如果是捐纳的话,这些人恐怕终其一生都未必能补上实缺,何谈以进入中央行政体系为目标。至于有进取心,要求变革,现任地方官在「傅文」看来都未必有,遑论捐纳、候补、离任的官员。

四、「场域」理论:新的分析路径

   应该说,「傅文」确对谘议局选举下过一番功夫,出现不少问题的源头还是在其依然未能跳出以「政治现代化」为分析路径研究清末宪政的窠臼。「政治现代化」论把清末的宪政发展看作是一个有方向有目的的进程,企图异中求同、多中求一、变中求恒地整体性解说清末宪政。种种解说貌似清晰透彻,但此种「固执的乐观」却成全了排他性的思维,使「洞见」往往成为「不见」。宪政史中许多原本丰富多彩、复杂多变的开放领域因为拒绝多重探求而被单向度解释压抑;甚至自我封闭变为意识形态霸权,研究的回旋空间从而也显得异常狭小和局促。

  清末宪政在这种历史目的论下,往往要作为迈向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阶段才得以凸现,而其本身却出现了很多盲点。因此要真正把清末宪政(尤其是地方宪政)作为社会史研究的分析焦点,就必须超越历史目的论,以法国社会学大师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为借鉴,引入关系主义的研究策略。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不是立足于「浑然一体的社会空间」,而是在他所谓「场域-资本-惯习」三者的互动关系中展开。在他看来,「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布迪厄、华康得,1998:134),这些一个个相对自主的社会小世界就是「场域」,其背后贯穿的是各种社会力量相互斗争的逻辑。布氏承认每个场域都有其自身类似于结构的调控原则,但另一方面,场域是一种不断得到维系或改变的关系构型,其维系或改变依赖于场内行动者的争夺态势。因此,要真正理解「场域」理论,就必须认识到「场域」只是一个关系性而非实体性的概念。其与另外两个概念「资本」、「惯习」密不可分,三位一体。资本是布迪厄对马克思「资本」概念的延伸。在「场域」理论中,资本基本形态有三种: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布迪厄、华康得,1998:162)。资本既是场域内争夺的目标,同时也是赖以展开争夺的手段。惯习则是场域内的行动者身上体现的行为特点和性情倾向,它一方面是为场域所形塑,另一方面又恰使得场域得以不断得延续生成。

  笔者以为布氏的「场域」理论及其体现的关系性思维,为目前清末地方宪政研究中的几个薄弱环节提供了全新的分析路径。

  首先,如何将活生生的「人」纳入清末地方宪政研究的视界?历史学的主角是人,而清末地方宪政研究中的人却早已被「立宪派」、「新士绅」等概念同质化、无区别化。精英与民众、新与旧等种种意识形态化严重的二元对立由此产生。要反思性地超越上述同质化和二元对立,就要认识到无论新或旧,精英或民众,他们都是大大小小场域中的行动者17。他们中很大一部分都拥有各种各样、或多或少的「资本」。当宪政像列车一般在地方驶过时,他们利用手中既有的资本,全力追逐并争夺着谘议局议员、地方自治议员、职员及背后的「象征资本」18。有人早早退出;有人被硬生生挡住;有人最后关头功亏一篑;有人获得成功;有人跟随成功者分到了一杯羹;有人中途退出转而争夺「优拔」之类的旧瓶新酒。无论他们参与宪政,还是反对宪政;无论他们淡漠宪政,还是热心宪政,其背后当然有历史积淀和文化传承(数千年专制统治的影响?)等类似于结构的因素,但行动者们并不仅仅是结构中被动的棋子,他们是历史的直接介入和创造者,会在实践中不断进行争夺,形成复杂的争夺态势,进而影响地方宪政的发展趋向。

  其次,如何在地方宪政研究「自主化」的同时,又在各组关系中真正地彰显其「自主化」?就外部而言,地方宪政与当时并行的新式学堂、行政改革、禁烟、禁赌、振兴实业、破除迷信等各项新政构成一组关系,它们之间如何相互影响,目前尚语焉不详。回到内部,从空间维度看,宪政在各地的多样化展开又是一组关系:中央颁布的章程如何表达?如何推广到地方?地方上怎样执行?从时间维度看,地方宪政推行简单地说包含了创办谘议局、创办地方自治、发生地方自治风潮三个阶段,甚么在这三个阶段中发生变化,甚么又一直在延续?

  总之,尽管清末地方宪政是一个有着丰富研究传统的课题,但依然存在很多值得重新开发的领域,比如谘议局选举。要开发这些领域,挖掘新史料固然是一方面问题,但如要在许多常见史料里做出新文章,研究路径的转换就必不可少,如果仍然在原有的研究路径里打转,就会因为「路基依赖」而产生不少问题,使得研究即使花了比较大力气也还是缺乏真正的知识增量。

征引书目

  包弼德(2004):《地方传统的重建──以明代的金华府为例(1480-1758)》,载李伯重、周生春主编《江南的城市工业化与地方文化(960-1850)》(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布迪厄、华康得(1998):《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本杰明─史华兹(1996):《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陈旭麓(1996):《陈旭麓文集·近代史两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黄东兰(2002):〈清末地方自治制度的推行与地方社会的反应──「川沙自治风潮」的个案研究〉,《开放时代》第3期。
  罗志田(1998):《东风与西风》(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
  (2003):《近代中国史学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朋尼维兹(2002):《布迪厄社会学的第一课》,孙智绮译(台北:麦田出版公司)。
  秦晖(2003):《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瞿骏(2004):〈清末地方宪政推行中的选举与风潮──以江浙为中心兼论全国(1906-1911)〉,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尚小明(2002):《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阎步克(1996):《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杨念群(2001):《中层理论──中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张朋园(1969):《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24)。
  张仲礼(1991):《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Ch'ü t'ung-tsu . 1962.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o Ping-ti, 1962,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ackus Rankin(ed),1990,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注释

  1 〈御史赵炳麟奏新编官制权归内阁流弊太多折〉,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页443-44。
  2 「傅文」的第二部分似乎在谈「实践」,而笔者以为脱离了「表达」的「实践」,充其量不过是一些现象和结果,而非真正的「实践」。  
  3 〈办理选举谈江苏某县之特色〉,《申报》,宣统元年二月三十日。 
  4 〈某县初选当选之甲乙丙〉,《申报》,宣统元年闰二月初七日。
  5 同注3。 
  6 〈投票琐谈之跟班监视票纸〉,《申报》,宣统元年闰二月初四日。 
  7 〈娄县初选记事〉,《申报》,宣统元年闰二月初七日。  
  8 〈投票琐谈:地保查看选举人〉,《申报》,宣统元年闰二月初四日。
  9 〈江震五区初选举之怪现状〉,《申报》,宣统元年闰二月初八日。  
  10 〈安徽合肥县选举诉讼之禀牍〉,《申报》,宣统元年五月二十一日。
  11 关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复杂性,参见阎步克(1996:464-491);秦晖(2003,167-248);罗志田(1998:56-76)。  
  12 〈湘省衡山县沈令禀报调查选举事宜〉,《申报》,宣统元年二月三十日。 
  13 〈湘省城步县程令凤起禀谘议局筹办处文〉,《申报》,宣统元年三月二十日。 
  14 〈新人物之秘密应试〉,《申报》,宣统元年六月十三日。
  15 〈娄县倪宇梁君辞退初选当选致刘令函〉,《申报》,宣统元年闰二月十七日。 
  16 「傅文」的结论是:一、议员绝大多数为绅士阶层;二、议员中受过新式教育者不在少数;三、相当一部分人担任有朝廷的职衔;四、议员多为四十岁以下的士绅;五、议员多出自经济发达或文物阜盛之地。张朋园(1969:27-31)的结论是:一、议员中绝大部分为士绅阶层;二、议员中不乏留日及受过新式教育者;三、议员中多曾任政府职官者;四、议员多出身富有之家者。
  17 这些场域既可能是地理上(府、厅、州、县、图、镇、村),也可能是功能上的(军事的、教育的、政治的)。
  18 象征资本与前三种资本不是同一个层面的概念,它指的是特定的社会空间中公认的知名度、声誉、成就感、领袖地位。其他三种资本可以在社会空间不断地生产出来,而象征资本永远是稀缺的,总量有限(布迪厄、华康得,1998:131-86;朋尼维兹,2002:72-87)。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0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近代社会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