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化大革命史研究

  鄞县批判所谓的「资反路线」始于1966年11月召开的省委三级会议之后。通过此次会议,省委将十月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传达到了农村并向基层延伸,邓习斋和张群洁作为鄞县的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于1966年10月9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根据毛泽东的讲话,此次会议是为了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也是为了解决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反路线」问题。实际上,此次会议上对刘、邓的批判是对一直以来控制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努力的否定。这种批判产生的后果是使前一阶段由上而下的一些政府控制行为以及由下而上的民间的不满与抵制获得了新的罪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在1966年11月23日始召开的县委常委会上,在传达了中央此次工作会议的精神之后,县委常委会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局面──他们开始了自己否定自己,同时他们还要发动下面的群众来否定自己,他们成了自己的掘墓人的杰出同盟者。

  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区分两条路线的标志,「是对群众的态度」,「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根据上述标准,县委对自己前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作了检讨,认为根本的错误是基于对群众不信任的心态的控制行为,所有有部署、有领导的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行为均被视为老框框,是对群众运动的包办替代,加以批判。其后各常委会委员就自身在文革中的表现作了自我批评。综合来看,之前的资反路线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派驻工作组进入各完中试图恢复对学校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在撤消工作组后又设立联络员继续对学校文化大革命的干预。二、在中央提出大串联后,仍然加以劝阻,召开家长会动员学生开学。三、在姜山、丘隘发动了群众斗学生、学生斗学生,围攻革命派。在统一各委员的认识的基础上,对下一步形势的发展作了预测,要求做好「准备大乱,把人揪去,占领机关」的准备。各委员必须写好材料亲自向群众尤其是红卫兵做检讨。县委对农村形势的发展做了正确的估计,「只要农民不动,工厂不动,干部不动,学生是动不起来的」,基于此县委常委组成分管生产与学校的两套班子,努力稳住鄞县农村的形势1。

  其后,鄞县县委领导下召开了一次县委扩大会议以及脱产的党员会,将中央的文件向下做了传达。这些举措进一步助长了社会上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泛滥,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鄞县兴起,进而在《农村十条》的推动下走向高潮。

  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简称《农村十条》)。这个《指示》改变了原定的在四清运动中结合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部署,要求「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16日地委召开会议将这一决定向各县市做了传达,对于在农村批资反路线中面临冲击的各县市党委要求,以「高姿态、新姿态去迎接革命」,「受批判、受审查,自己解放自己,既是革命的动力又是革命的物件」。具体要做好下述工作:第一、正确总结自己前段工作做好检讨,一是一,二是二。第二、开好骨干会议,传达中央精神,做好思想准备。第三、做好群众尤其是贫下中农的工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第四,机关内部做好全面动员,既要搞好自我革命又要支援下面的革命。在此次会议上,地委的态度是矛盾的,其指导方针也是模糊而难以把握的。地委书记阎世印的一段总结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一、动力与物件的关系。既是动力又是物件,是对立的统一;二、不怕乱,又要争取不乱和小乱。准备大乱,但又要它不乱;三、我们这些人既是领导,但又不能领导;四、既要坚持革命,又要坚持原则;五、上下关系问题。既要自己解放自己,又要上下联系不断线,争取领导,加强领导。」2然而理论上的辩证统一并不代表其具备了现实的操作性,威权必须是绝对而不容置疑的,要一个权力机构在遭受批判的同时维持其权威性是荒谬的,其结果只能是权力机构在群众运动的洪流中崩塌。

  当县委于19日进行传达后,县委常委成员何隆炳当即对地委指导上的模棱两可提出了置疑:「但有些问题听了想不通。究竟怎么革,比较糊涂。怎么依靠左派?高姿态、新姿态标准是甚么?」,「每一个组织都是有左中右的,甚么是左派?是不是对自己批判最激烈的算左派?要么是批判最利害的?」,「加强领导,怎么样领导?」,「农村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赵长余也提出:「还有许多东西到现在不理解,原则上好通,碰到具体问题难通……群众总是群众,学生总是学生,内部总还是内部,党章总还没有取消,现在没有一个界线了,甚么都是反动路线,另外全民铺开后,究竟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3其他成员也不同程度地提出了疑问。关键在于没有人能给予他们一个满意的回答,而权力单向度行使的制度安排决定了所有的疑问只能成为心中的问号,上级的指示必须贯彻执行。

  在县级机关内部,进行学习动员,通过学习,大鸣大放,大揭本部门本单位的资反路线。同时成立接待班子,在批资反路线时期负责日常接待任务。机关、农村、学校的文化大革命由县委负责。商业手工业一线则由彭增金、袁俊烈、吴如贵负责。

  在县级以下的基层,召开骨干会议、贫下中农会议,学习中央的一系列文件,解决各区社干部的思想问题,以高姿态、新姿态迎接革命。从上到下建立两套班子,分管生产与文革。通过大民主的方式发动群众。

  县委文化革命小组于1966年12月12日撤销。伴随着12月底1月初各地的工作组的撤回,是县委延伸到各地的控制触角的收缩,因为这些控制权力存在的合法性已经不存在了。此后「鄞县各工厂、企业的工人革命造反战斗组织的诞生,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建立起来」4具体的组织由于不见档案记载,无法一一例举。在鄞县农机厂和鄞县航运公司两个工人革命造反派组织发起下,在「几十个厂矿企业工人代表积极筹备」的基础上,组成两个最早的全县性的工人革命组织。此后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造反派组织纷纷成立。在一月革命风暴中(一月中旬),在鄞县工人革命造反总部5和鄞县工人文化革命委员会联合总部的基础上整编为鄞县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鄞工总司),为全面夺权的实现提供了组织基础,夺权的主体形成。

  为了稳定一步步走向失控的形势,县委于12月28日成立公安党组,成员包括:黄元兴、王陆厚、胡松根、应文祥、萧林宝。政法系统亦另立党组,包括:郭世卿、孙学礼、何成汉、黄泉水、张业俭6。希望通过将公安系统独立于行政系统以维持其稳定社会局势的权威性与合法性,而1967年1月13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要求公安机关「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这就要求公安系统保障群众夺权行动的开展,从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夺权的阻力。1967年2月18日公安党组撤销,并入政法党组7。不久,公安系统本身亦卷入了派系斗争中,丧失了本身的公正性与中立性。

  上海的「一月革命」由于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成为全国各地的夺权的榜样。《人民日报》1月23日的社论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夺权斗争」,所以「真正的革命左派,看的是夺权,想的是夺权,干的是夺权!」号召「自下而上地夺权」,「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所有的控制政策甚而设想都成了批判的物件,工作在第一线的干部因为前期的有所作为获罪,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纷纷被打倒。如果说1966年9月批斗张阿四只是革命组织冲击党委的零星个案,那么从1967年1月中旬始,革命派对鄞县各地各级党委的冲击成为普遍现象,最底层的大队支书由于其权力基础最为薄弱首当其冲,其领导人作为「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从1月12日始的一个星期里,见之于档案记载的就有6个大队支书被打倒,而其罪行多被上纲上线无限扩大:一、滥用职权、贪污受贿。其实从他们所收受贿赂来看多为具体物资,从三只蹄胖到三条香烟不等,数额并不大。二、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条罪名在现在看来主要是走自由主义经济道路,虽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与群众的致富,但在计划经济的时代不具备合法性。三、压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条罪名的内涵是指对文化大革命发动不力,不积极,个人在受到群众批判时,态度消极抵制。这在今天成为一项荣耀,成为基层党组织对文革抵制的一个证明8。

姓名 职务 时间 罪名
何同康 姜山区和平公社大队支书 1967.1.12 家庭出身;生活作风腐化堕落;反党反人民扩大反动力量;盗窃国家财产滥用公款;阶级不分包庇富农;反对党的政策和法令;激烈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邵耀定 丘隘区丘隘公社党委书记 1966.11 应友春丘隘区下应公社林家大队支书1967.1.17利用职权敲诈勒索;贪污受贿投机买卖;生活腐败工作消极。
陈通财 丘隘区下应公社合心大队支书 1967.1.17 滥用职权;违法乱纪打人罚款;压制文化大革命。
王沛章 丘隘区新乐公社龙山大队支书 1967.1.20 官僚作风;腐化堕落;贪污受贿;走资本主义道路;压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吴小芳 望春区白岳公社红莲池大队支书 1967.1 
陈正法 望春区集士港公社万奋大队支书 1967.1.19 利用职权贪污盗窃;敌我不分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封建迷信复辟;走资本主义道路;压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就目前档案来看,1月底之前造反派主要集中于对大队一级党委的冲击,随着底层党委的不断垮台,其斗争矛头逐步指向高层。1月30日鄞县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发出《一号通令》,「责令全县各级干部,接此通令后,立即回原单位,受革命造反派的斗争和批判,要离开岗位者必须经革命造反派组织同意,如违此通令者一律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论处。」9这份通令由一个群众组织以最后通谍的口令向上级行政机关发出,而其罗织的罪名是当时最为宏大也是最难以明确辨析的,这标志着鄞县向县级党委夺权的开始。县委关于文化大革命中有关干部停职反省的档案于2月10日之后再没有相关的记录。而此后直至1970年县委档案全部散佚。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此间三年鄞县党委遭到冲击,社会动荡,档案亦因记事记实之本分而获罪被毁或由于职能部门的缺席而被中止。1967年2月25日,鄞县无产阶级革命联合总指挥部筹备委员会宣告成立,挂靠宁波市的「宁联总」。该筹委会由鄞县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鄞县区社机关革命造反兵团、鄞县商业系统革命造反总部、鄞县小教革命造反总部、鄞县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总部、鄞县县级机关革命造反总部、鄞县基层卫生系统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组成10,从这些组成组织来看,鄞县各党政系统此时基本被造反派所掌握。1967年4月9日,无联总正式成立。至此鄞县的两大造反派组织基本形成。随着对县委阶级斗争盖子的揭露不断深入,加之大串连的红卫兵、教师陆续回到鄞县,他们涌进县委、县人委办公大楼,以「革命造反」的宏大理由抢占了大楼,县委、县人委机关被挤出,工作全线瘫痪。4月上旬,「无联总」召集全县干部和造反派、红卫兵等万余人,在宁波体育场批斗县委书记王荫森、副书记邓习斋,责令宁波地委书记张兆万报到陪斗。批斗会结束后,县委书记王荫森被定为反对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泽东革命路线罪行,成为「中国赫鲁雪夫在鄞县的代理人」而被打倒11。可见随着造反派组织的力量不断壮大,各级党委已经被冲垮,基层党委薄弱的权力基础在造反的洪流中分崩离析。然而,一俟群众夺权之后,其他同样重要的决定仍待作出。谁应行使权力?通过何种组织?关于此事最紧迫的问题是「群众」是否能真正地担当起给他们的任务。事实是夺权的群众分成许多忙碌于争权夺利的利益集团,而且不谙政治管理,根本无力担负起有效行使政府职能的责任。权力被党「放弃」了,但红卫兵却未能有效地「保留」它,整个鄞县陷入了无政府主义的泥淖,权力成为争夺的物件与双面刃,暴力则成为革命的正义和复仇的工具。

  鉴于在整个秋季出现的全国范围内的对峙局面和在1966年底前后开始出现的权力垮台,军队作为当时全国唯一保持组织系统并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重要力量被更直接地投入到这场冲突中。1967年1月23日,根据毛泽东的一个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援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这个文件改变了「文化大革命」开始阶段要求人民解放军不要介入地方运动的规定。要求部队「积极支援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从而「决定性地消灭」一切敢于反抗的「反革命和反革命组织」。1967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为浙江省临时最高权力机关,地方各级军管会回应由军分区、人民武装部负责人组织。1967年3月15日,鄞县人民武装部生产办公室成立,代替被「文化大革命」冲垮的县人委行使职权12。鄞县人民武装部的「三支两军」由此步入历史的视野。但是省军区内部的对立和矛盾也向下延伸,并从各自从对立的群众组织中找到了新的力量根源。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鄞县的支左是统辖在浙江省整体支左任务之下的,因此,在鄞解放军的支左必然服从于整个浙江省支左方向的变化。

  面对鄞县已经失去控制的混乱局面,支左部队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在众多的群众组织中如何区分出哪是左派?哪是右派?当时群众组织争相论证自己是革命派,对方是「保守派」和「保皇派」。这使部队很为难,因为这就要事先识别出谁是「左派」、谁是「保守派」,以便决定支谁和压谁。而无论决定支援这一派或那一派,其结果都只能是错误的。因此一开始人武部虽表示支援左派,但是具体支援谁并不明朗。1967年2月的「反帝桥事件」迫使支左部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陷入支一派打一派的无奈境地,成为后来遭受批判的阿喀琉斯之踵。

  1967年2月10日,以孙桂连为首的海军体工队违反中央军委八条的规定到海军412医院串连,并冲击党委,把医院院长、政委抓到八一摩托艇队进行非法斗争,在与412医院工休人员的冲突中,冲击病房殴打了伤病员。为逃避罪责,海军体工队和八一摩托艇队于13日晚出逃至反帝桥和人民电影院之间的「工总司」门前,获得了工总司的支援。工总司与海军体工队和八一摩托艇队联合开始了与4300部队及412医院之间长达3天的对峙,期间扣封军车、围攻战士及412医院干部。16日孙桂连等被逮捕,工总司拦阻4300部队执行任务,并在此后多日猬集于部队机关门口妄图进行冲击。时称「反帝桥事件」13。这次冲突始于军队内部矛盾终于军群矛盾,而其实质是最后加剧了群众之间的对立。海军体工队、八一摩托艇队与412医院和4300部队最初的对立是军队内部结构性分歧的体现。当时中国「主力部队──包括海、空军和地面精锐部队──装备精良,并且直属中央指挥。相反,地方部队由装备轻型武器的陆军部队组成,归军区(实际上每个军区都与省相对应)和大军区(由几个相邻的省组成)指挥,负责广泛的地方性事务。在文化大革命中,主力部队更忠实地执行来自林彪的中央指示,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直接受命于林彪亲信充斥的总参谋部和军事委员会,而且也因为他们是林彪在60年代初就开始着手的军队现代化的主要受益者。相反,地方部队,其首长往往与地方党的领导人关系密切,它常常以保守的方式,充当省、市党的机构的保护人。」14海军体工队及八一摩托艇队是主力部队在此次冲突中的代表,而412医院及4300部队则代表了地方部队。

  但是在工总司卷入军队内部冲突之后,对立的双方逐渐演化为军队和造反派。鉴于当时中央文革小组与林彪为首的军事委员会的亲密关系,工总司对海军体工队的支援不难理解。工总司显然对地方支左部队对当地领导机构的保护不满已久,正好借此机会进行发挥,试图冲击人民解放军,实现对形势的绝对主导。对于人民解放军而言,一直以来,面对斗争的两派,根本无法一碗水端平,当时的形势使其只能以保守的方式对当地党委进行保护,工总司的此次借机发难其实也给了军队对其实行压制的一次绝好机会。2月17日夜,浙江宁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砸烂了「工总司」总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宁波部队在次日发布的公告中,对此次行动明确表示「砸得对!砸得好!我们坚决支援,坚决站在浙江宁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这一边!」15自此宁波的人民解放军明确表明了自己支左的物件就是支援以无联总为代表的那一派。

  「反帝桥事件」对宁波地区斗争形势的冲击是巨大的。各造反派在「反帝桥事件」中的表现成为「革」「保」划分的界线。鄞县的造反派组织迅速表明自己的态度,农机厂的造反派发表《严正声明》,撇清与宁工总司的关系,颇令人玩味的是在此份声明中,挂靠于宁工总司的鄞工总司赫然在列16。鄞工总司甚而积极投入鄞县无产阶级革命联合总指挥部的筹备之中。1967年2月25日,浙江省鄞县无产阶级革命联合总指挥部筹备委员会成立,鄞工总司位列筹委会之首17。作为军队扶植下建立的群众组织,无联总是倾向于受到冲击的党委系统的,这从无联总筹委会的名单中可以得到印证,该筹委会包括鄞县区社机关革命造反兵团、鄞县商业系统革命造反总部、鄞县小教革命造反总部、鄞县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总部、鄞县县级机关革命造反总部、鄞县基层卫生系统革命造反联合总部18,基本上是建立在当时行政系统基础上的组织。由于得到支左部队的支援,无联总以革命左派的正宗自居,工总司系统的造反派迅速遭到了压制。在无联总筹委会成立的两天之后,鄞县机电排灌工人造反总部、鄞县机电总部兵团由于在「反帝桥事件」中散发传单,将斗争矛头指向支左部队被查封19。鄞工总司在反帝桥事件后表现并没有使其幸免于难,其后连同鄞县电影站鲁迅革命造反队等组织一同被查封。机电排灌工人总部、机电兵团、浙宁三司红旗兵团、丽水农管会、鄞江合商兵团、配件厂不怕死战斗队、东山核爆炸战斗队等7个造反派组织20的查封使鄞县混乱的局面得到了控制,造反派的行动受到压制,派系斗争进入低谷。在取缔造反派组织之后,宁波市经龙潜批准成立了以军队干部为主的「三结合」的宁波地区革命委员会,实施对宁波地区形势的有效控制。直至横溪中学「反逆流」指挥部贴出〈有必要问几个为甚么?〉的大字报,矛头直指无联总及其背后的宁革会及支左部队,将鄞县乃至宁波引向更为混乱的全面内战。

  注释

  1 县委(1966)1宗18目2卷
  2 .县委(1966)1宗18目2卷
  3 .县委(1966)1宗18目2卷 
  4 〈捍卫毛泽东思想浙江省鄞县工人造反总部成立宣言〉《清查「五·一六」》1目9卷
  5 查《清查「五·一六」》1目9卷,「浙江省鄞县工人造反总部」于1966年12月宣告成立,并于1967年1月1日发出〈告全县工人书〉,发出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号召。
  6 县委(1966)1宗18目25卷
  7 县委(1967)1宗19目1卷 
  8 .县委(1967)1宗19目1卷
  9 〈鄞县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一号通令〉,《清查「五·一六」》,1目22卷
  10 〈浙江省鄞县无产阶级革命联合总指挥部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告〉,《清查「五·一六」》1目22卷
  11 〈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和结束〉,《曲折与辉煌──鄞县党史专题选(一)》,中共鄞县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宁波出版社,1999年5月。 
  12 人武部办公室(1967)1目2卷。关于支左办公室具体成立于何时不见档案记载,但是根据当时的形势猜测亦应与生产办公室同时成立。
  13 〈关于「反帝桥事件」的事实真相〉,《清查「五·一六」》1目19卷
  14 《康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5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宁波部队公告〉,《清查「五·一六」》,1目19卷 
  16 〈严正声明〉,《清查「五·一六」》1目22卷
  17 〈浙江省鄞县无产阶级革命联合总指挥部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告〉,《清查「五·一六」》,1目22卷
  18 〈浙江省鄞县无产阶级革命联合总指挥部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告〉,《清查「五·一六」》,1目22卷
  19 〈鄞县物产阶级革命联合总指挥部筹备委员会查封「鄞县机电排灌工人造反总部」、「鄞县机电兵团总部」通告〉,《清查「五·一六」》,1目19卷 
  20 〈关于目前鄞县形势的严正声明〉,《清查「五·一六」》,1目19卷 

  傅怀锋 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研究所研究生,主要从事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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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孙中山与毛泽东是二十世纪两位伟人,他们一生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中国人民的解放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前所未有的丰功伟绩。在他们的一生中,为人民当家作主,各自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孙中山以西方议会民主为样板,强调宪法和法治的重要,目的是要达到“让民作主”,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加上受中国传统儒家和法家王霸并用治国思想的影响,更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元化领导,希望借助领袖的绝对权威来“为民作主”,二人民主思想有得有失,但都为后来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思想财富。  【关键词】孙中山 毛泽……去看看

在西方中心的世界中,保持中国文化自主性

摘要:在现代资本主义以物质为核心的结构下,在现代世界以西方为中心的结构下,重物质轻精神成了现代社会的普遍问题,政治性与文化、社会脱了钩。对自身历史,尤其是对近代历史中正确性的否定,使得中华民族在解放进程中形成的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利他主义的价值观受到伤害。如何把政治价值问题跟文化、精神、传统、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并转化为政治实践,从而在西方中心世界里保持中国文化的自主性、中国知识分子的实践传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一、否定历史正确性与价值观的被伤害   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利他主义,是中华民族……去看看

《现代性的谱系》提要

在某种意义上,经历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是所有国家和一切民族都或早或迟要面对的一场命运。正因如此,现代性和现代化问题进入学术视野,并成为反复研讨的理论热点,也就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历史地看,西方社会率先启动并完成了现代化进程。其中,有不少值得借鉴的经验,也有许多应该记取的教训。马克思讲,历史的必然无法规避,但人类要学会而且也有足够的主体能力去设法减轻社会阵痛的强度。就此而论,考察和分析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得与失,对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问题,应该说是有启示意义的。这是选择本论题的一个基本考虑……去看看

地方间竞争、地方内整合与工人的地位处境

在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政府合法性的来源,财政收入是政府权力和影响力的基础。这导致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冲动和对相关资源的整合,整合包括从外部获取稀缺的资金和人才资源。在计划体制下,各地方政府从中央争取资源;在市场体制下,改为从其他地区吸引和竞争资源。像包头这样的非东部城市要吸引稀缺资源必须提供较东部地区更高的价格,然而其资源整合的产出效率却低于东部城市,此种情况下要保证对外部资源的高回报就必须压低对本地区工人的待遇。资金、人才市场化之后政治体制依然是传统型的,工会处于政府(党)的控制之下。政府为……去看看

国家统一道路:巴伐利亚模式

近年来,海峡两岸骨肉同胞,都在寻找统一方式,以实现国家统一,其间各种提法粉墨登场。其实,以史为鉴可知未来,很多民族国家统一的经历,都有不少宝贵的可鉴经验。总而言之,大多的统一是通过战争方式,如意大利的统一、德国的统一、美国的南北战争等。这些国家的统一事业,多与战事有关。但是,德国统一中的巴伐利亚模式却给我们提供了可供参考的信息。就我国海峡两岸而言,两岸同胞都不愿看到仇者快、亲者恨的事,都希望和平解决,也许巴伐利亚模式为我们树立了先例。  德意志的千年史实质上是一部长期分裂、内部倾轧、王室林立、教派抗争、……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