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二十多年来的独生子女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十个主要的问题上得出了一系列结论。但目前的研究在学科视野、研究角度、对象、理论、方法等方面还存在不足。文章指出:在新世纪中,独生子女研究应重视和加强对青年独生子女的社会适应性、独生子女的婚姻与家庭、独生子女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等宏观性、潜在性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中国独生子女/研究状况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在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发生了两件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一是改革开放,二是人口控制。二十多年过去了,改革开放已使得整个中国社会的面貌焕然一新;而人口控制也有效地降低了中国人口的增长率,减缓了人口急剧膨胀的速度。正是在这样两种背景中,产生和成长起来了一代新人——独生子女。这一代特定人口的成长、发展、以及一切与他们有关的现象和问题也一直为整个中国社会所关注。当一代独生子女逐渐成长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的新公民时,回顾我国独生子女研究所走过的道路,分析这一领域中的研究状况,探讨与这一代人的成长有关的新的问题,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研究的基本状况

  据笔者初步统计,从1980年到2001年的二十二年中,国内各种学术刊物上共发表了有关独生子女问题的论文305篇,[1]这些论文涉及到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人口学、体育科学等多个不同的学科。具体情况如下表:

  从表1的结果可以看出,在研究主题上,独生子女的心理和教育一直是这一领域中最重要的论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最多。全部论文中的三分之二都来源于这两个学科,特别是教育学方面的论文更是超过了40%.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除了独生子女心理和教育问题本身引人关注外,研究者中多为教育学科和教育部门人员也是其重要的背景;

  全部论文的时间分布情况见表2和图1:

  
  
  从表2和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数量上,二十二年来的独生子女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80年到1988年为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所发表的论文数占全部论文数的21%,平均每年发表论文为7.1篇;从1989年到1996年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所发表的论文数占全部论文数的30%,平均每年发表论文11.5篇,比第一阶段增加了二分之一,可以说是缓慢增加的阶段;从1997年到2001年为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所发表论文数占全部论文数的49%,平均每年发表论文29.8篇,比第一阶段的四倍还多,是独生子女研究急剧增加的阶段。

  通过将不同年份各个学科的论文进行交互统计,我们发现,第一阶段的论文表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即心理学与教育学方面的论文占了绝大部分,除了1985年以外,每年这两方面的论文数都在75%以上。它表明当独生子女刚刚出现在我国社会中时,人们关注的中心主要是他们的心理和教育问题。第二阶段论文分布的一个突出变化是社会学方面的论文有所增加,每年的论文数都在30%左右。而心理与教育方面的论文数相应地有所减少,每年约占50%至70%.第三个阶段论文分布的突出特征则是论文所涉及的学科范围最为广泛,特别是出现了一批从体育科学的角度研究独生子女问题的论文,以及一批主要涉及独生子女消费和对独生子女研究状况进行评述的文章。

  二、研究的主要问题及其结论

  1、独生子女是不是“问题儿童”

  问题儿童的探讨主要集中在80年代初期。这既与我国独生子女在70年代末产生有关,也与国外独生子女研究的状况有关。早期研究虽然没有直接指出独生子女是问题儿童,但研究所得到的却主要是负面的结论。这些研究指出,独生子女在行为方面问题多,缺点严重。“表现在挑食、挑衣、不尊敬长辈、不爱惜用品、玩具、爱发脾气、无理取闹、比较自私、不懂关心别人、胆小、生活上自理能力差等等。”[2]“独生子女中有任性、胆小、挑食、挑穿等不良性格和行为习惯的比例均高于双子女和多子女。”[3]“总的来说,独生子女显得比较娇气、任性、劳动观念差”且“独生子比独生女问题多,年龄小的比年龄大的问题多。”[4]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光明日报》于1986年发起时为半年之久的全国性的独生子女教育大讨论,作为这场讨论的最后总结,专家指出目前独生子女教育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营养过剩,造成发育不良;而是智力投资过剩,品德教育不足。

  2、独生子女的个性特征如何

  与上述“问题儿童”的探讨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独生子女的个性特征(也有的称为个性品质、心理特征、行为特征等等)究竟如何。这方面的研究数量较多,且各自所得的结论也比较接近。

  吉林大学人口所与美国学者合作,采用根据儿童心理特征编制的、包含31种品德特征的量表,于1987年对吉林长春市1465名小学生及其家长、教师进行调查。其研究结果表明,“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家庭背景和心理与行为表现方面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独生子女甚至比非独生子女表现得更不自私、更愿意同情和帮助他人,但独生子女表现得比较娇气和依赖性较强。”[5]

  浙江医科大学人口所参照同一份量表,于1991年对杭州市区500名小学高年级学生及其家长和教师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个性心理特征无显著差异;而且他们的表现与是否独生子女无关。”[6]

  基于同样的个性量表,中美学者于1990年在北京、安徽、湖南、甘肃四省市对4000名小学生及其同学、家长、教师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是否独生子女与其个性特征和行为表现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这一结论只在其中三个省市成立,在甘肃省则不成立。[7]

  风笑天利用1988年、1996年和1998年三个不同时期、不同范围的调查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从总体上看,两类青少年之间在性格特征上相似性多于相异性。不同调查中最为一致的结果是:“懒惰”是独生子女青少年在性格及行为特征方面明显不及非独生子女的弱点。它揭示出独生子女青少年在性格及行为特征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值得家长、学校和社会引起注意。[8]

  3、独生子女具有什么样的人格特点

  人格是涉及独生子女教育和发展的更为专门的心理学研究领域,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由心理学者和教育学者在进行,较重要的研究结果有以下几项: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采用人格需要量表、自我接纳量表、学习需要量表、道德自我评价量表和兴趣爱好量表等工具,于1996年10月在全国12个城市调查了3284名独生子女中小学生及其他们的家长,对独生子女的人格状况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发现独生子女人格发展状况表现出五大优点和四大缺陷。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是:独生子女有较强的亲和需要、持久需要和扶助需要;大部分独生子女能很好地接纳自己;独生子女的社会道德素质好;独生子女的学习需要中,报答需要和自我提高需要较强烈;独生子女兴趣爱好广泛;但同时,人格需要中,较多的独生子女有不同程度的攻击性需要,较多的独生子女成就需要较低,少部分儿童有较强烈的谦卑需要;少部分独生子女在自我接纳方面存在一定障碍;在个人道德方面,主要是在创造性、独立性和勤劳勤俭方面,独生子女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在学习需要中,认知需要较强烈的独生子女较少。[9]

  安徽师大张履祥等人对安徽四城市17所中小学864名学生采取《十二项人格因素测验(QYL )》,结果表明:在其中十一个方面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都存在明显的差异,说明独生子女在人格特征上确有其特异性。[10]

  而何蔚则通过对河南某市两所中学438名高中生进行Y-G 人格测验,并将独生子女的人格特质和人格类型与非独生子女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在高中学生中,绝大多数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一样,都有良好的人格特质,”“在YG人格测验的12项人格特质上,多数项目与非独生子女并无显著差异;”“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人格特质和人格类型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在人格特质上,独生子女合作精神较差,但在神经质上却优于非独生子女;在人格类型上,独生子女的B 和B ‘型人格明显少于非独生子女,问题行为者较少。”[11]

  由于不同研究所界定的“人格特征”的内涵并不相同,对人格特征进行测量时所具体使用的工具、量表、指标等等也相去甚远,因而这一方面的结果也难以整合。

  4、独生子女是否不合群

  独生子女的合群性问题是人们关心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许多研究者围绕着独生子女的合群性、独生子女的社会交往等问题展开研究,探讨独生子女是否处处自我中心、是否难于与人交往、难于与人相处。大部分研究结果显示出独生子女在这方面不是比非独生子女差,而是比他们更好,或者是没有差别。

  陈科文1984年在北京城乡对近千名小学生的调查表明,城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合群性方面不存在差别,郊区独生女与非独生女也不存在差别,只有郊区独生子比非独生子的合群性差一些。[12]

  白乙拉于1991年对呼和浩特市四所小学、三所幼儿园总共264名儿童、他们的家长以及老师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说,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社会性交往能力上没有表现出显著性的差异,而且几乎所有的分项比较也没有反映出显著性差异,甚至有些方面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强。”[13]

  范存仁等1993年对西安市10所小学787名学生进行了调查,对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个性特征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从全体样本来看,独生子女自我中心的表现比非独生子女更为强烈;”[14]

  景怀斌1997年对广州市4所高校1150名大学生的调查中,利用16PF量表,对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乐群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独生子女的乐群性高于非独生子女,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这与我们印象中独生子女独来独往,孤僻的看法相反。独生子女更希望和善于与人交往。”[15]

  风笑天分别于1996年和1998年进行的两项对中学生的调查结果表明,“与20年前人们的担心和偏见相反,独生子女青少年在社会交往方面不是比同龄的非独生子女青少年要差,而是比他们更好。无论是1996年在湖北五城市调查的结果,还是1998年在全国14城市调查的结果,无论是样本的百分比还是统计检验的结果,独生子女在所有指标上都一致地表现出优于非独生子女。特别是统计检验的结果表明:中学阶段的独生子女在新的环境中很快结识新朋友的比例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与人交往的能力明显比非独生子女强,好朋友数目明显多于非独生子女,孤独感明显低于非独生子女。这一结果对社会中流行的独生子女‘孤僻’、‘不合群’、‘处处个人中心’、‘难于与人交往’的看法给予了否定的回答。”[16]

  5、独生子女是不是“小皇帝”

  “小皇帝”问题所反映的主要是家长对独生子女的溺爱行为及其由这种行为所带来的独生子女被娇惯、被宠坏、养成不良个性特征的现象。尽管独生子女是小皇帝的说法在社会中广为流传,但较多情况下我们所听到和看到的却主要是由各种媒体的记者、文学作家以及教育工作者根据他们对个别对象的采访、对身边个案的观察所作的描述、或者是根据个人经验或认识所发表看法。而采用系统的方法,运用科学的工具进行经验研究得到的结论却并不多见。那么,一代独生子女究竟是不是“小皇帝”呢?

  美国学者鲍思顿和范彤尼曾于1987年对长春市1465名小学生以及他们的家长和教师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完全没有支持视中国的独生子女为‘小皇帝’的观点”,“综上所述,我们没有找到支持中国和西方新闻报道中越来越普遍地刻画独生子女为骄横的、不易调教的和自私的‘小皇帝’的模型。”[17]

  风笑天1988年曾对湖北五个市镇1293名小学生家长进行调查,并将独生子女父母和非独生子女父母在溺爱孩子方面的表现进行了具体的测量和对比分析,结果发现,除了少数几个涉及到“安全性”的指标外,几乎所有的结果都一致地表明,两类家长在溺爱孩子的行为表现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即不论是在培养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和劳动习惯方面,还是在迁就孩子、尽量满足孩子的物质要求方面,两类家长的表现并不存在明显的统计差异性。研究结果对广为流行的“小皇帝”观点提出了质疑。笔者依据研究的结果得出结论:现实生活中溺爱孩子的,并不只有独生子女家长,同时也有非独生子女家长。另一方面,在独生子女家长中,溺爱孩子的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并不是所有的独生子女家长都溺爱孩子。实际上,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确有被父母娇惯坏了的“小皇帝”,但他们只是少年儿童中的很少一部分,并且他们中既有独生子女,也有非独生子女。[18]

  与此同时,美国学者范彤尼和鲍思顿又利用1990年中美合作课题组对北京、甘肃、湖南、安徽四省市4000名小学生及其家长的大规模调查资料,从智力、体质、个性特征三个方面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其研究结果也表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并不导致一代‘小皇帝’。”并且,他们进一步指出:“独生子女缺少兄弟姐妹与独生子女不正常发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19]

  6、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有没有差别

  独生子女的特点以及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间的差异性问题,是独生子女出现在中国社会以来,学术界讨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因为如果没有非独生子女作为一种参考框架,我们就无法对独生子女的发展状况进行衡量和评价。究竟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存不存在着差别呢?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答案。众多不同的研究结果为我们所描绘的也是一幅杂乱的画面。

  早期比较多的研究认为,独生子女具有与非独生子女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既表现在身体状况、智力水平方面,也表现在个性品质、行为习惯等方面。一种比较普遍的结论是:独生子女在身体状况、智力水平方面优于非独生子女,而在个性品质和行为习惯方面则不如非独生子女。而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的多数研究则认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个性心理和行为上并不存在象人们普遍担心的那种差异”、“从各类样本的比较来看,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大体差不多”、“在个性表现方面,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没有什么差别”、“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个性特征无显著差异”。[20]

  实际上,独生子女是一个具有时间性、地域性特征的整体概念,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的差异随着年龄和社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具体说来,在3岁-18岁这一年龄段中,二者的之间的差异大体上呈现出“年龄越小两类儿童之间的差异越大”的趋势;这种“差异越大”,既包括不同的方面越多,也包括不同的程度越大。而在城市和农村这两种不同的社区中,则呈现出“农村两类儿童之间的差异比城市两类儿童之间的差异更大”这样的特点。

  当然,不同研究的样本不同、测量的变量不同、所采用的操作化指标不同、测量的工具不同等等,也可能成为两类儿童调查结果不同的原因。

  7、大学独生子女的状况与特点

  随着独生子女年龄的增长,大学中的独生子女也越来越多。在上个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初的十来年中,对大学中的独生子女研究也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高潮。研究者几乎无一例外的采取了对大学中的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进行比较研究的方式,研究的内容仍然主要集中在心理和教育两大方面,且主要集中在对他们的性格、心理、学校生活适应性、学习状况等内容进行描述和分析上。

  景怀斌对两类大学生的社会性心理品质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独生子女在乐群性、竞争性、智力自我评价等方面明显强与非独生子女,在生活自理能力评价方面弱于非独生子女。在成就自我评价、成就期望水平、心理健康素质、责任感、创造性等方面则与非独生子女没有差别。[21]

  段鑫星等人采用量表测量的方法,从悦纳自我、对他人和社会的评价客观、有良好而深厚的人际关系、适应性强等方面,对1500名大学生进行了心理健康状况的测验。结果表明,独生子女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和心理健康状况明显好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22]

  李志等人对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学校生活的适应状况以及职业价值观进行了比较研究。调查结果表明,独生子女大学生的学习适应能力普遍较高,学习上的适应性问题较少,但在学习方法和对待考试上表现出较非独生子女更不适应的特点;独生子女大学生的生活期望值较高,对友情和爱护的依恋尤为强烈;对交往的自信心也明显较强,但他们更多的感到生活不如意,挫折承受能力比非独生子女差;独生子女大学生的经济依赖思想普遍较重,对就业的途径、方向较非独生子女更为乐观,专业信心较强,对未来职业选择的担忧较少。[23]

  但也有研究认为,适应性差是独生子女大学生的普遍弱点,具体表现在独立生活能力差、社会交往能力弱、学习能力不强、依赖性太强等方面。此外,独生子女大学生的“唯我”意识相对浓烈,心理承受能力弱、体质状况差等等也是其不及非独生子女大学生的方面。[24]

  许克毅等人集中对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的人格特征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独生子女在乐群性、聪慧性、恃强性、兴奋性、敢为性方面略高于非独生子女。而在实验性方面低于非独生子女。[25]李志对城市独生子女大学生的调查结果则表明,独生子女在乐群性、恃强性、幻想性、世故性、实验性等方面均高于非独生子女。而在忧虑性方面低于非独生子女。[26]

  8、独生子女社会化的发展状况

  社会化问题与独生子女的成长和发展密切相关,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由社会学者进行的。且研究主要集中在90年代。这部分研究中,既有理论的探讨,也有经验的分析。

  风笑天等人从家庭环境、文化环境、社区环境三个大的方面,分析了独生子女青少年在其社会化过程中所面临的新的、特定的环境。作者指出,家庭规模的缩小,家长角色的变化,学校教育方向的偏离,大众传媒影响力的增强,人们居住条件的改善,社会交往方式的变迁,都从不同的方面、在不同的程度上对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产生影响。[27]

  关颖在分析了受化者与施化者互动频率提高,受化者的中心地位得到增强,施化者的心理及行为负担增大的种种表现后指出,目前在家庭范围中,独生子女家长作为施化者普遍存在几种认识上和行为上的偏颇,即“在对独生子女的认识上偏重依赖性忽视独立性;在对独生子女的教育中偏重情感忽视理性;在独生子女的培养目标上偏重当前忽视长远。”[28]

  风笑天、郝玉章等人还通过对中学生及其家长的问卷调查,较为详细的描述了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化现状,并经验地比较了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青少年在社会化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差异,同时对家庭、大众传媒等社会化机构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者主要结论是,一代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化发展是基本正常的,虽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但他们并不是“问题儿童”。随着年龄的增加,两类青少年的社会化发展状况逐渐趋于相似,不同社会化机构的影响力也不断发生变化。[29]

  9、独生子女家庭

  作为一种新的家庭类型,独生子女家庭主要受到了社会学者的关注。他们对独生子女家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生活方式、父母生育意愿、家庭养老、家庭对独生子女教育或社会化的影响等方面。

  边燕杰根据其在天津城乡对一千余户独生子女家庭所作的调查,分析了独生子女家庭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作者指出:“独生子女家庭具有较高而且稳定增长的经济水平,子女抚育费提高,在消费模式和余暇时间的支配上均偏重子女。”论文还对由于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加所带来的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简化、生育观、家庭观的变化、子女教育、人口流动、老人照料等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讨。[30]

  同样围绕着独生子女家庭的生活方式问题,风笑天分析了这种新的社会细胞所具有的一些特征。作者指出,三口之家是独生子女家庭在规模上的主要特征,这种“三个人的世界”包含了绝大部分独生子女家庭在生活方式上的各种特征的内涵,也是形成和决定其他各种生活方式特征的根本因素和内在条件。而与祖辈分而不离、子女成为家庭中心、亲子关系日趋平等,则是独生子女家庭在家庭关系方面的几大特点。此外,集体化的闲暇和娱乐、潮流化、智力化的子女消费也是独生子女家庭在生活方式上的明显特征。[31]

  桂世勋利用上海市的统计资料,对独生子女父母年老后的生活照顾问题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独生子女的父母这一老年群体特别值得注意。由于他们只有一个孩子,因而当他们年老时,将会有一半左右的人身边无子女一起居住。如何妥善解决好他们的生活照顾问题,是我们现在就应该着手考虑的重要问题。他提出,要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在社会养老中,又应以各种支持老人在家养老的基层社区服务为主,老人入院服务为辅。[32]

  10、独生子女与社会发展

  许多学者还从社会学、人口学、体育学等学科的角度探讨了独生子女人口发展所带来的人口结构的变化,及其对家庭结构、养老方式、婚姻结构、军队建设、以及体育运动的影响。其中,较重要的研究结果有:

  刘鸿雁等人利用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带资料,对北京、上海两个区的独生子女率及其对未来婚姻结构的影响所进行的分析。其研究结果表明,到2030年,在1981-1985年出生的人口中,独生子女与独生子女通婚的比例将会高达60%左右;而到了2035年,在1986-1990年出生的人口中,由独生子女与独生子女通婚建立的家庭的比例将会高达70%以上。因此,大多数独生子女家庭将会面临一个严峻的赡养老人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问题将会越发突出。[33]

  杨书章等人依据统计资料分析了中国独生子女的数量以及城乡分布的状况,并分别采用婚配概率法和政策生育率仿真法计算了“独生子女生育两个孩子”所可能引起的政策生育率波动范围。计算结果表明,“随着独生子女逐步进入育龄期,我国未来政策生育率将有所升高,2010年前后城市政策生育率将可能超过农村,在未来15年,政策生育率最大可能增加近0.2.2015年政策生育率最高可达1.74左右。”在此基础上,作者结合中国人口发展目标讨论了它的影响,指出,未来10年内“独生子女生育二孩”将可能使政策生育率稍有回升,但幅度不大,我国既定的人口发展战略目标还是可以实现的。[34]

  宋健则针对人们关注的“四二一”结构的问题,从定义、形成的条件、在全国发生的概率、对养老产生的影响等方面展开分析和探讨。作者认为,“四二一”结构指的是在广义的家庭形式下三代共存的现象,强调的是代际关系,应该至少涉及两代独生子女。因此,这一结构形式的形成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三代共存、一对独生子女之间的婚配以及连续两代独生子女。在对影响“四二一”结构形成的主要因素进行简略分析的基础上,作者得出结论认为:由于严格意义的“四二一”结构的出现取决于很多因素,因此其实现的可能性也许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35]

  三、对研究现状的评价

  (一)主要特征

  概括地说,二十几年来我国的独生子女研究表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1、在研究的主题上,独生子女的心理和教育一直是这一领域中最重要的论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最多。全部论文中的三分之二都集中在这两个方面,特别是有关独生子女教育问题的论文更是超过了全部论文的的40%.

  2、在研究对象上,则表现出80年代初期以学龄前幼儿为主、80年代中后期以学龄儿童为主、90年代以中学生为主、而90年代后期及21世纪初则以大学生和在职青年为主的特点。即独生子女的研究基本上是伴随着独生子女人口的成长进行的;

  3、在经验研究方法上,采用定量的、以问卷、量表为工具的调查方法进行的占了绝大部分,以观察、实验等方法进行的也占有一定比例,而将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进行对比则是众多研究在方法上的一个共同特点。

  (二)目前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1、同一内容、同一角度、同一层次的重复研究较多,不同视角、多重视角的研究较少;尤其是在教育领域,这种现象比较普遍。比如,象“浅谈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论独生子女的心理特点及教育”、“独生子女教育之我见”这样的论文就有有几十篇之多。

  2、理论性的研究中,一般化的、个别的、空洞的、泛泛的、心得体会式的主观议论十分普遍,而有新意的、有深度的、有经验数据支持的理论分析较少;

  3、经验研究中,单纯描述现象的研究较多,特别是各种不系统、不规范的“独生子女状况调查”比较普遍。这些调查所得到的往往是零星的、存在较大偏差的、非常简单的数据结果;而精心设计的、客观的、针对性较强的解释性研究较少。特别是着重于现象间关系的深入探讨的研究较少。因而,经验性研究的理论色彩不浓。

  4、经验性研究在方法上还存在较多问题。主要表现在研究设计的简单化、资料分析的表面化、数据表达的百分比化。还有抽样不科学,忽视样本与总体间的推论条件;缺乏对结果的统计检验等等;有相当多的结果是在对象选择、样本抽取、概念操作化、变量测量、统计分析等研究方法方面存在着许多问题的情况下得到的。特别是样本的规模过小且非随机的抽取方式,加上过于简单且常常缺乏检验的统计分析,很容易使所得到的结论形成某种偏误。

  5、对青年期普通独生子女的研究不够,

  对大学独生子女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偏差。即没有对客观上存在着巨大影响的城乡变量、家庭背景变量等等进行控制,从而将实际上属于城乡变量或家庭背景变量所造成的差异和所形成的影响,误以为是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身份所造成的差异和所形成的影响。

  6、学科探讨的分布不尽合理,社会学、人口学学科的探讨相对较少,特别是对于与一代独生子女的成长和未来密切相关的社会性问题、宏观性问题、潜在性问题、未来性问题的探讨相对薄弱。

  四、值得重视和加强探讨的领域

  在新的世纪中,随着独生子女人口进一步扩大,特别是随着独生子女人口越来越多地作为社会成员进入社会生活,独生子女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拓宽,研究的主题和内容将会有新的拓展,与独生子女自身相关的问题以及独生子女人口与社会发展相关的问题将越来越多,与社会政策的关联性也将越来越强。其中,下列几个方面特别值得关注。

  首先是青年独生子女的社会适应问题。到目前为止的独生子女研究基本上是将研究对象集中在少年儿童身上,只有极个别的研究探讨了青年期独生子女的发展问题。但是,应该看到,随着一代独生子女的主体进入青年期,他们作为社会成员、作为物质与精神产品生产者所将面临的职业选择、职业适应、职业流动、社会参与、人际交往等问题将会逐渐突出出来,而他们在这些方面的表现将是对前二十年中人们对独生子女社会化发展、个性特征、社会交往能力等所作研究和所得结论的最好检验。从未成年向成年的转变,从受教育者向生产者的转变,从父母家庭向自身家庭的转变等等,都将对这一代独生子女的发展形成一定的冲击。

  其次是青年独生子女的婚姻与家庭问题。成家立业是人们在青年期所要面临和处理的两件最重要的事情。作为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生活于特定的社会与家庭环境中的特定人口,一代独生子女的婚姻与家庭问题又将会形成什么样的特点、出现什么样的难题呢?特别是当我们把我国从1979年开始实行的新的计划生育政策与这一代青年相联系时,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了。无论是这一代独生子女青年的择偶标准、择偶方式,还是他们的生育意愿、婚姻观念,家庭观念、以及他们的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都可能形成和产生一些与目前的情形有所不同的特点和规律,以及带来一些新的问题。

  第三是与独生子女家庭有关的问题。现有研究的一个普遍结论是,独生子女家庭的家庭结构以三口之家为主,其比例大约占到70%.而与这一特定家庭结构密切相关的将会是“空巢”家庭的增多、家庭社会支持网络的弱化、家庭养老面临更大困难、以及老年社会保障问题的进一步突出等等。二十多年前人们关于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保障的众多话题都将在今后的几十年中逐一变成现实,二十多年前人们的众多担忧也将在这些年中逐一接受挑战。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解决办法,无疑是最近一个时期该领域中的一大焦点。与此相关的还有家庭亲属网络的缩小和简化所带来的影响。正如美国人口咨询局早在1981年所指出的“谁也难以逆料,一个如此珍爱儿子,又这样以家庭亲属‘网络’作靠山的国家,一旦许多家庭只有一个女儿,或者一旦叔、舅、婶姨和表兄弟、表姐妹都成为人口学上罕见的名词,这个社会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36]

  最后是独生子女人口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问题。这是一个范围更广、同时也更为复杂的问题领域。当与改革开放同时成长的这一代特定人口逐步成为社会的主力军时,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将自己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追求目标带入到社会生活中来,在他们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社会规范、社会关系和社会心理,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像美国“生育高峰一代”对整个美国社会的影响一样。因此,我们既要深入地研究这一代特定人口在未来的日子里所要面临的各种新的社会问题和新的挑战,同时也要深入地探讨和研究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将会带给整个中国社会的新的问题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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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80年至1993年的文献系根据《全国报刊资料索引》、《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查找,1994年至2001年的文献系根据《中国学术期刊网社科文献专题题录》查找。医学方面的论文以及非学术刊物上发表的通俗文章未计算在内。

  [2]上海幼儿教育研究室,四岁至六岁独生子女的行为特点与品德教育调查,1980;高志方,独生子女的早期教育问题,教育研究,1981年第6期;

  [3]肖福兰等,关于小学独生子女教育情况的调查,人口与经济,1982年1期;

  [4]陈科文,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行为特点和家庭教育的比较研究,社会调查与研究,1985年第6期;

  [5]刘云德等,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比较研究调查报告,人口学刊,1988年第3期;

  [6]浙江医科大学人口所独生子女课题组:关于独生子女健康、学习和生活状况的调查,人口学刊,199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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