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北面曾经有两个湖,一是昆明湖,一是积水潭。如今昆明湖还在,积水潭则早已填平了。当年,王国维和梁济,分别选择这里做了他们最后的归属。



  八十多年前,积水潭还是京城一个富有野趣的小湖,1918年11月初,梁济离开家里住到湖边。这时,天气忽冷忽暖,树叶乍黄还绿。梁济在萧萧的落叶声中,伴着微明的灯火,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写下了长达几千言的〈敬告世人书〉和一系列信件。

  似乎,题目做得有点大。但梁济的个性并不喜欢矜夸,和儿子梁漱溟日后比起来,他的名气和声望也小了许多。也许是即将做出的自沉举动,给了他更大的决心和勇气,要用这样一个大题目,向世人和自己证明一些甚么。

  在〈敬告世人书〉中,梁济一开头就写道:「吾今竭诚致敬以告世人曰,梁济之死,系殉清而死也。」正是这句开场白使得陈独秀、胡适等很多人都认为,梁济的自沉,只是出于对清王朝的愚忠。其实,梁济自己很清楚,他距清王朝垮台七年之久后的殉身,所殉的决非简简单单一个清朝,之所以不惜被人讥为愚忠而高标殉清旗帜,其中当然别有深意。毕竟,浪掷生命既为梁济毕生信守的儒学传统所不取,也不是立身谨慎之梁济所愿为。

  确实,梁济可以说是前清遗臣,且「累世仕清」。但他在清朝做的只是一个小官,而且身处京城,王朝的专制腐败与积贫积弱可谓历历在目。1893年秋,华北暴雨成灾,屋塌地陷,灾民成群,他扶门而望,忧心忡忡。与此同时,京城的达官贵人们却仍然奔走于「热闹场中,庸庸碌碌,全不介意」,使他愤怒和失望之极。紧接而来的甲午之役、庚子之变,更使他对清王朝丧失信心。宦途内的坎坷遭遇,因清廉正直而郁郁不得志的现实都使他与旧体制逐渐离心。翻检梁济的阅读书目,所涉相当广泛,其中包括严复翻译的不少西洋名著,1902年,友人彭翼仲创办北京最早的白话报《京话日报》,对这一新事物,他从物质和精神上都给予不少支援。

  正因如此,武昌起义爆发后,梁济采取的是并非臣子尽忠之道的旁观态度。次子梁漱溟参加反清的京津同盟会,他只是以「谨身以俟天命可也」相劝,并未表示强烈反对。对清朝他已没有甚么愚忠情绪,他自己曾明确表示,内心「极赞共和」。

  这样一个思想并不迂腐,甚至可以说是对现实保持高度敏感的文人,在清王朝垮台七年后,却声言殉清,个中原因,值得深究。梁济本人在遗书中对此做出的回答是:「吾因身位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伦理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头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由此可见,梁济所谓的清朝只是一个代名词,一个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象征。也许清王朝本身并不足以担当道德模式的重任,但梁济以为,他要通过为旧主自沉的行动表明一种道德的选择,用超常的忠义行为对抗忠义观念的流失,付出生命的代价以捍卫道德精神的尊严。

  从选择「忠义」作为捍卫道德精神传统并不惜为之献身的原则看,梁济对世纪初中国思想的走向是敏感的。清王朝覆灭后,中国社会经历着大分化、大转折,社会思想也剧烈动荡,通常我们注意到的新文化运动实际只是这一变化的滥觞,而远不是变化的起始。就现实政治言,当时社会政治失序,民主政治遇挫,各派军阀武力自恃,一些当政要人「空谈高远政治,无一事从人民根本着手」,政治道义被弃之如敝屣;从社会思想角度看,西方思想的大量输入使选择成为自由,新思想带来了新观念,但囫囵吞枣,也难免鱼龙混杂,欲望泛滥于社会,现实利益的旗帜压倒了忠信的呼声。当梁济说一些人「以骄盈矜夸不求事实之政治,导国民以狡诈之行为」时,其所指称的大概应包括如上种种事实。而且,在对腐败政治已见怪不怪的梁济看来,道德信仰的崩溃也许更值得担忧。世事人心,世事固然可怕,而人心的失去也许更为可惜。

  面对此一局面,梁济既不赞同儿子梁漱溟当时选择的沉迷佛老,别求出世之道,也无能入世为言,维护世事人心。痛苦之余,终于出于自沉一途。对梁济而言,他本不愿殉,本可不殉,却不得不殉。生命在他,已成为唯一的赌注,最后的希望就是能以自己非同寻常的殉清举动,以超常的忠义行为,警醒世人,为忠义观念的重新培植尽尸谏之力。他以这样一段话结束了自己的遗言:「效忠于一家一姓之义狭,效忠于世界之义广,鄙人虽为清朝而死,而自以为忠于世界。」

  梁济死后,在京城仅仅激起了小小的几点浪花,忙忙碌碌的世人们并未认真理会梁济道德的警醒。事实上,日后地位远非梁济所能比拟的大人物发出的礼义廉耻呼声,也每每成为人们讥笑的对象。20世纪中国对道德、忠义的呼吁常常是抵触的,革命者视之为封建余孽,改革者也每以制度为言,人们对制度变化的关注,要远远超出观念的培植,更何况这种观念本身,在许多人看来,还在当废弃之列。有人说,救亡压倒启蒙,其实救亡压倒的,又何止是启蒙,而启蒙背后,也未始没有无谓的牺牲。20世纪中国的成成败败,说远一点,和这些也许都不无关联吧。几十年后,重温梁济这篇遗书,很难再说它有多大的价值,其在20世纪中国遭遇冷落的命运似也难以避免,只是这种结果对梁济、对20世纪中国,也许都不是那么令人愉快的。   



  从梁济自沉的积水潭出发,沿着一条蜿蜒的河道,曲曲弯弯向西北方向走去,便是颐和园昆明湖。和积水潭的野趣不同,昆明湖精致、华贵,处处显出一副雕琢过的皇家气派。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在这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此时,他刚届识天命之年。

  和梁济相比,表面上看,王国维的自戕得到了更多的注意,关于他的死因,也是众说纷纭。可惜,和梁济相比,王国维辞世前写下的遗书只有短短的几句。要了解他辞世前的心境,可能还得追索他更长久的心路历程,从辑录其一生大部分著作的《王国维遗书》着手。

  《王国维遗书》展示了一个敏感的心灵和才华横溢的精神世界。青年时代的王国维,倾心于哲学真义的求索,在日本留学时,对西方意志论者叔本华、尼采等一见钟情,叔本华忧郁的气质、悲悯的精神对他有一种奇特的吸引力。中国文人往往都天生有着自悲悲人的气质,王国维更是如此。加之生命意志哲学和东方思想的某些相通之处,使王国维迅速得出其可爱的结论。

  然而,王国维没有浅尝辄止。当他由表及里,深入这一哲学的内核时,其强烈的非理性精神和赤裸裸的欲望追求使他颇感震骇,而其彻底的、甚至有些残忍的悲观情绪,也和王氏「温情的悲观」有着本质区别,毕竟,「和而不同」的中国意识在他心底有着更深厚的沉淀。不久,他得出结论,「其所说非不庄严宏丽,然如蜃楼海市,非吾人所可驻足者也」。可爱者不可信,王国维没有在生命哲学中真正找到自己的生命理想。

  从叔本华哲学中走出,王国维一度又进入到更为宏大的康德哲学中。康德哲学如星空般深奥、广博的思辨体系,使他为之钦叹、折服,不由自主地浸润其中。但是康德纯粹理性的逻辑架构,终究和王国维性格中的诗人气质难以融合,短暂的亲和之后,又发出可信者不可爱的叹息。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以学问作为终极追求,希望从哲学中「豁然悟宇宙人生的真理」、完成圆满人生的王国维,终于「疲于哲学有日矣」。

  1907年,正当而立之年的王国维开始了学术历程的第一次转变。西方哲学探求的失败,使他重新回到中国文化精神传统,最初的回程停留在最熟悉的古典文学诗词、曲赋中。他徜徉于唐诗、宋词、元曲的文化回廊,追寻着曹雪芹在大观园中展示的理想世界,从《遗书》的一系列诗词创作及有关文论中,可以看到王国维遨游在中国文学中的足迹。也许,文学最适合王国维的性情,他的《人间词话》堪称绝世美文,而《宋元戏曲史》则被推为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并列的「中国文艺研究史上的双璧」。但是,文学可以予他性灵以「直接之慰藉」,却无法满足他内心中求真、求善、求知的渴望,毕竟,文学的世界还是稍显空幻,在他中国文化回程中,注定只能是一个中转站。

  1911年的辛亥革命,加速了王国维向中国古史的转移。革命在他心中激起了深刻的波澜。和梁济一样,对革命本身他并无反感,但革命后持久的武人争雄、「礼崩乐坏」局面,却使他深感困惑、迷茫。正是由此开始,王国维逐渐向古史挺进,希望在曾经那么耀眼的古典中国,发现一些能支撑其信念的永恒价值。

  也许,王国维不虚此行。民国初年,他写出〈殷周制度论〉一文,盛赞周公与周代的改制。认为,周公改制实际开中国道德规范建立之先河,写道:「古之所谓国家者,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也。使天子、诸侯、大夫、士,各奉其制度、典礼以亲亲、尊尊、贤贤,明男女之别于上,而民风化于下,此之谓治,反是则谓乱。是故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者,民之表也,制度典礼者,道德之器也。」王国维这篇文章指出了中国传统道德与政治的特殊关系,有其学术思想价值;更重要的是,文章表明了王国维对传统道德典章制度的态度。在民初政治失序、道德蒙尘的背景下,他高扬亲亲、尊尊、贤贤的意义,强调道德对政治的中心作用,当然不纯为学术之言。两千多年前曾被孔子盛赞为「郁郁乎文哉」的周礼,再次在王国维这里得到了强烈的认同。

  从哲学到文学到史学,从西方到中国,从宋元到殷周,王国维完成了其复杂的精神寻路历程,最终停留在代表原初中国的殷周古史中,并取得了20世纪中国无人可与比肩的学术成就。和很多人一样,这时,他也「悔其少作」,把汇集青年时期作品的《静安文集》,投入熊熊燃烧的炉火中。

  但是,古史展示的理想世界毕竟和现实有着太大的距离。古史虽然给他提供了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所,却无法使他从容直面现实。王国维并不是一个纯为学术而生的避世学者,他有敏锐的思维和善感的心灵,也有追求纯真、至善、尽美的执着信念,他将学术探求等同于生命理想,因此,学术的欠缺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他人生的欠缺。新文化运动的狂飙突进,使他理想的精神世界与现实社会距离越来越遥远,冲突越来越激烈,学术乃至生命的意义,也相应地成为问题。其实,这种痛苦迷惘的经历又何止王国维独有,在「整理国故」中暴得大名的顾颉刚谈到:「我要忠实于自己的生命,则为社会所不容,若要作委蛇的生存,又为内心所不许。」只不过,王国维之为王国维,决定了他的这种痛苦要更甚于常人。因此,当他最后决定赴死时,留下的短柬中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这凄凉的意表,无可奈何的心境,怎一个「欠」字了得。

  和梁济一样,王国维与世界的告别也十分从容。6月2日上午,他照常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没有任何异样。离院后,径赴颐和园,在湖心一小亭中默默沉思一会,便起身投进湖水的拥抱中。

  死,对他们而言,似乎只是完成一个多年的预约。

  梁济、王国维之死,是20世纪初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绝唱。一曲哀歌,在近代中国显得那样微弱,当时就被风云激荡的思想狂飙所压倒,随后更在汹涌澎湃的革命大潮中随风飘去。只有如史家陈寅恪辈才愿也才能解读他们的心灵:「古今中外仁人志士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此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在世纪交替后的中国,梁济、王国维离我们已经那样遥远,他们所展示的精神世界,今天也已成空谷足音。幸,抑或不幸,谁知道呢。或许,他们在新世纪仍然要顶着遗老、保守的谥号;又或许,他们可以让我们在寂冷的青灯下垂首叹息:20世纪的中国,还有这一些别一样的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