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阅读了上世纪50年代原北京农业大学党总支书记(1951.11- 1953.2)李开鼎新近的详实纪史文章“著名遗传学家李景均去国的历史教训”[4],令我浮想联翩。我曾在北京农大学习、工作30年,回想那些年代不断发生的权力学术灾难,真是罄竹难书。关于苏联和我国遗传学的遭遇,许多作者已有论及(方舟子[3]、笑蜀[5]、叶德庄[6]……),经过事实大体已经昭示于天下。这里我谨就自己所见所闻,加以补充分析。

权力干预学术的近代“中世纪”

苏联从上世纪30年代起对传统遗传学实行的剿灭行动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场以意识形态和权力干预学术、迫害科学家的极其典型的事件,它和中世纪的宗教压迫科学家没有两样。后来,我国在“一边倒”的国策下沿着“老大哥”那条邪路走了很长一段,给我国的农业科学和生物学,乃至农业生产造成极大损害。

人们会提问一百个为什么?斯大林也好,毛泽东也好,难道他们就不想也不懂得让本国的科学健康蓬勃地发展,以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执政党的合法性”吗?事情没那么简单。

须知,过去长期以来,社会主义阵营内的主流意识形态历来是推行可谓纯粹的“‘社’学为体,‘社’学为用”,鄙夷(如果不是一切的话)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凡敢于赞扬姓“资”的科技者,皆会被视为异端和不忠。譬如,苏联国内偶尔也会翻译少量国外科技书籍,但编译者总是战战兢兢地在前言或后语中附上一句“本书的缺点是没有(或很少)收入苏联科学家的研究资料”,以宣示他们的“爱国主义”和不忘“贬损”西方。中国到了七十年代则几乎都要在卷首引用一些“批判吸收”、“洋为中用”等“最高指示”以避“崇洋媚外”之嫌, 充分说明我国的科技工作者无时不生活在一种“恐惧感”之中。

前苏联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开展过对诸如相对论、量子理论、宇宙论等学说的批判[8],可谓横扫一切所谓“资产阶级”的“伪科学理论”。其中传统遗传学(即所谓“摩尔根遗传学”) 或被诬称为“旧遗传学”、“反动遗传学”,遭受的打击最为严重。1949年以后,我国紧步苏联后尘,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剿灭被指称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切学说,其中最为突出的也是打压、剿灭“摩尔根遗传学”。

为什么苏联和中国要剿灭国际公认的这一个传统自然科学学科呢?这方面方舟子有所论述,他说:“从1928年起,苏联开始强迫建立集体农庄……农业生产受到了灾难性的破坏……迫切地需要……创造农业生产的奇迹……需要一种新的比资产阶级遗传学更先进的……遗传学。……于是……米丘林被树立成了新遗传学乃至新生物学的偶像”。[3]

斯大林对摩尔根遗传学恨之入骨,除了农业生产的原因之外,无疑是他的“外王内圣”的病态心理作怪。他不仅要充当“哲学王”,而且要“统率”和“指导”自然科学。

无疑,在剿灭摩尔根遗传学的事件中也包含有名为“学者”实为“政客”的李森科耍的阴谋和骗术。他“极力迎合政治领袖的思想,把“春化”问题与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联系起来”,“精心组织对植物学家瓦维洛夫院士的围攻,把开展遗传学问题的争论无限拔高成一场阶级斗争……”。[8]

李森科是苏联体制下攀附权势的所谓“学者”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凡是没有真才实学的“伪科学者”才会借助于权力同时以教条主义的“哲学推理”代替科学实验,来抬高自己打压同行。这种歪风邪气在苏联和中国历来是屡见不鲜的。而李森科是发展到颠峰造极的最恶劣典型。

在上世纪初叶才发展起来的幼嫩的遗传学无法不免充满着有争议的哲学内涵(生物学是研究生命现象的科学,往往很难用简单的实验和仪器揭明复杂的生命现象并做出结论),而斯大林本人早在1906年就响往着所谓“新拉马克主义”,认为它符合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纵观斯大林的历史,便可以看出他一贯以哲学简单地取代自然科学。李森科以非理性、非实证、反科学、不顾学术伦理道德的态度胡乱否定传统遗传学的肆意妄为,正中斯大林企图贬损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下怀。在这方面,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也早就说过:“自然科学要在社会科学指导下改造自然”。而他所指的社会科学不外乎就是马列主义及其哲学。

苏联的李森科和中国的“李森科”

李森科在斯大林的支持和指导下,于1948年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论生物科学现状》。我国的左派学者和许多青年学子(包括笔者个人),出于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响往和崇拜,开始从相信“传统遗传学”转向拥护“新遗传学”。李森科在上世纪30年代末在苏联“崛起”,而其在中国的最热烈追随者则是乐天宇。1921年,乐天宇曾在“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后来北京大学农学院的前身)读书,1939年赴延安,1941年初以延安“中国农学会”的主委的身份大力传播推行“米丘林生物科学”,1949年初发起组织中国的“米丘林学会”。以乐天宇为院长的华北大学农学院于1949年秋迁京,与北大、清华两校的农学院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乐天宇受命出任校务委员会第一把手。

之后,乐天宇及其追随者,即所谓“米丘林学派”,立即肆无忌惮地向传统遗传学发动进攻。他们在1950年代初期利用政治与行政权力,借助于当时“一边倒”的国策和当局对“李森科主义”的政治肯定,无情、粗暴地排挤、打压中国的“摩尔根遗传学派”。乐天宇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与李森科在苏联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所以乐天宇看作是中国的‘李森科’绝非夸大。

在极其恶劣的学术政治环境中,北京农大一位年青有为的遗传学家李景均教授被迫于1950年3月私自出走美国。那时离建国日1949年10月1日才5个来月,离1949年9月北京农大合并也还不到半年。这件震惊中外的事件引起了中南海最高层的注意,于是乐天宇本人才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并于1951年3月调离北京农大。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说过乐天宇企图占据学术“霸主地位”[5]。但是,单纯以“学霸”来定性是远远不够的,这种“定性”对于乐天宇个人来说也很不够全面,而且有意无意地遮盖了当时的政治历史背景。

1952年6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的署名文章也只是批评了乐天宇的“学阀作风”,而实质上却无条件肯定了乐天宇原来所致力的斗争方向, 并再次宣布米丘林生物科学是“生物科学的根本革命……自觉地彻底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生物科学的伟大成就”。这篇文章极其鲜明地界定了米丘林学派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哲学基础;对传统遗传学仍斥之为“唯心”、“反动”、“为资产阶级服务”、“伪科学”,甚至“法西斯主义的”(乐天宇当年还没用过这个词汇),认为中国生物科学的现状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必须为坚持米丘林方向而斗争,要继续系统地批判摩尔根主义对旧生物学各方面的影响,不仅要求用米丘林生物学改造遗传学,还要以此彻底改造中国生物学各个部门。这篇文章是一曲凄厉的“进军号”。按照这篇文章的观点,乐天宇完全是政治正确的。

乐天宇本人当然也有严重的政治和学术野心和表现出来的“学阀作风”,但只有在盛行“一边倒”和“东风压倒西风”的国际国内政治气候下和土壤上才会如此疯狂滋长。只是这株“恶苗”一时“疯长”得太过分,达到了“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5]状态,反而打乱了最高当局稳扎稳打地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抢夺教育和学术领导权的战略部署,造成了相当被动的舆论和人心向背的局面。于是这棵“恶苗”才被最高当局“果断”地“间掉”了。

乐天宇自恃是1924年入党的老革命[5],老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农学院院长,既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是“无产阶级学术权威”,自是对新解放区的旧大学那一套十分格格不入,尽管他本人1925年毕业于“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他自认为肩负着改造旧大学和领导一场生物学革命的重任。乐天宇1949年9月带领华北大学师生来京合并入北京农业大学(当时并入的还有清华、北大农学院)之前就动员师生说:“此次我们去并校,任务就是要去改造那些资产阶级旧大学和师生”,从而挑动了与北大、清华农学院师生的不和。

解放后提出“培养自己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专家”以取代“旧社会来的资产阶级专家”的方针,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对老知识分子的打压以至消灭的进程。乐天宇无疑是最激进者之一。他的思想和行为,与后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占领大学”、“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是一脉相承的。

气候土壤没有根本改变恶苗仍会生长

这株“恶苗”是被间掉了,是不是“后乐天宇时期”一切都平顺了呢?没有,根本没有!因为气候土壤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甚至越来越适于别的同类“恶苗”的生长。在1952年如火如荼的全国性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许多教授仍因学术观点与官方路线相抵触而被当作政治思想和阶级立场问题严厉批判,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更是如此了。根本的原因之一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国策使学术十分轻易地被政治化。

生物科学界最为突出的又一事件是1955年在北京农大召开的“声讨”著名植物分类学家胡先骕大会。那是地地道道官方旨意的显现。胡先骕不但被大会“声讨”和遭受漫骂,而且被阻止进入学部委员的班子[7] (那时的学部委员是指定的),著作也遭全部销毁[5]。1957年,胡先骕成了不带“右派”帽子的右派分子[]。按说,后来这类残酷斗争,远远超过了李景均在乐天宇当政时期的不幸遭遇。那时候的李景均只不过是因为乐天宇的悍然、粗暴的干预和“围困”,而被禁止继续讲授《遗传学》、《田间设计》和《生物统计》等三门课程[4]。李景均出走到美国之后成了遗传学界的“一代宗师”—— 世界级的数理遗传学家,担任过“美国人遗传学会(ASHG)的主席)。

1956年8月召开“青岛遗传学会”表面上似乎给摩尔根遗传学派开了一条生路,但实际上仍被当作迟早必须彻底批判和消灭的对象。虽然传统遗传学之所以一度得到毛泽东本人的“支持”,那是因为他急于通过遗传学的争拗凸显其“百家争鸣”之政策。但是接着的反资产阶级右派运动继续掀起的黑风恶浪,把学术与政治挂钩的风气更推向了高潮,使得一些坚持“米丘林遗传学”的“左派”学者得以重振士气,掀起对传统遗传学又一轮进攻。于是,1957年间在官方的报上出现了一些由知名“左派”学者发表的“檄文”,如《祖德明:粉碎右派阴谋,坚决学习苏联先进农业科学》、《丁颖:坚定不移地学习苏联先进农业科学》……。北京农大有些年青教师,整风时“放”出了一些言论,批评来华推行李森科学说的苏联专家,大多都被打成了右派。

1958年“大跃进”年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唯意志论思想构成了‘左’倾冒进的理论依据。除了某些明哲保身和善于顺应潮流的“专家学者”发表了一些有昧良心的捧场话语之外,不肯顺从的专家学者都遭受无理批判,轻者被斥为“思想保守”、“不如农民”的“大草包”,如北京农大的育种家蔡旭教授和植物生理学家娄成后教授,重者则被当作“白旗”拔掉 (遭到有组织的群众性批判)。

较具所谓“学术理论”交锋的还是那时果树学界一场旷日持久的“保花保果”和“疏花疏果”之争,但是这场争论双方是不对称的,故毋宁说“争论”,不如说政治压服。疏花疏果是果树生产上早已通行的矫治大小年的有效措施。其技术和理论,从形式上当然和“大跃进”的“多快好省”的总路线相抵触,于是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帽子,而“保花保果”(实际上应称为“不许疏花疏果论”),则被授予了“无产阶级”的桂冠。“大跃进”倡导者那时在“政治合法”上急需寻找一些支持“大跃进”的自然科学“理论”,如同早年斯大林寻找拉马克学说和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性质一样。

农业经济是一门社会科学,所以政治批判的恶浪特别汹涌。北京农大召开全校大会批判著名的应廉耕教授是美国农经专家卜凯的“忠实门徒”,是“以卜凯思想为灵魂的反动集团”的“首脑”。应廉耕被撤销系主任职务,他和该校党委委员张仲威都因此被开除了党籍。直到1962年政治甄别时才予平反,承认扣那种政治帽子是错误的[2]。
“批判理论脱离实际” ―― 又一条政治鞭子

这里不能不提的另一个问题是批判所谓“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这个问题半个世纪以来在我国不知反反复复地掀起过多少风波!那时“欧美”被当作“理论脱离实际”的同义语,而“苏联”则理所当然地被当作“理论联系实际”的同义语。平心而论,哪个国家哪个社会都会有这一对矛盾。比如,美、澳的农民就常对高校从事基础理论的教授颇有微言,原因是理论研究不可能马上解决生产技术问题。不过那是农民从他们的实用角度误解了科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就组织过教授“宣讲团”(按我们的“习惯语”),向专业农户介绍他们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到技术开发研究的卓有成效的路线。这没有什么奇怪。

乐天宇入主北京农大之后便很快煽起一股“转系风”。他把“农学”、“园艺”、“畜牧”、“兽医”、“农机”、“林学”等归为所谓“生产系”,而把“植保”、“土化”等打入所谓“非生产系”的另册,悍然下令党团员带头从“非生产系”转读“生产系”,从而引起全校大混乱。他的这个荒谬绝伦的“极左”行为和由此导致的灾祸,可能也与他后来之被批判不无关系。

可是到了“极左”风暴在全国肆虐的“大跃进”年代,报上连篇累牍片面地宣传所谓“高产样板田”的伟大功用,把建立在科学方法论基础上的“田间控因试验法”斥之为脱离实际的“资产阶级学院式”的研究,是“精神贵族”的游戏,并以此对“资产阶级权威”开展大批判。这种胡乱贴政治标签,不讲科学方法的“生番式”的愚昧加野蛮,导致了全国范围的极大浮夸风,成了“大跃进”期间“亩产万斤高产田”神话的导因之一。

诚然,学术界无论何时都会出现重书本而不重实践的理论实际脱节的倾向(当然也会出现排斥理论的经验主义)。但对此不可一概斥之为“从书本到书本”。“理论联系实际”本来是一个正确原则,但当年乐天宇偏要别出心裁地提出“生产教学研究三位一体”的口号,从而混淆了三者的界线,成为他以劳动生产代替科学研究的口实。总结农民经验作为开展研究的方法之一固有其价值,但总停留在“老农怎么说”,实际上就是一种狭隘经验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观念如幽灵般的影响了我们几十年,使我国的农业科学研究大大落后于国际水平。遗憾的是,这个幽灵至今仍不时出现和游荡,主要原因是某些科技人员和大学教师几十年来受毒太深。

乐天宇式的教育路线和后来党内某些“无产阶级理论家”如康生的极左思潮合流。康生是“农业院校无用论”的最无知和凶恶的鼓吹者。“大跃进”期间,他向毛泽东胡说什么:“农业科学没有东西,真正的农业科学在中国农民手里,没有办农业大学的必要”[9]。他还跑到北京农大叫嚣:“(北京)农大的牌子将来该往哪里挂?!”,极尽贬损大学之能事。这些否定教育,否定知识分子,否定科学的谬论在学生中引起某种混乱和厌学思想。有学生说,既然农民强过知识分子,我们上大学有什么用?还不如回到农村向老农学习呢。有些教师写信给中央表示对乐天宇的不满说:“不必教学,到田里去算了”,学校教学几乎瘫痪。到了1958年大跃进,大学里提出“不要迷信权威”,大肆批判、贬斥教授,咒骂他们是“大草包”、“崇洋媚外”。发动学生开大会批判教师的讲稿,组织学生大编所谓“教材”(实为农民经验的抄录配上“八字宪法”的演绎)。有些农学院批判“在课室里学种地”是脱离实际,于是大搞形式主义的所谓“田头教学”,甚至把黑板搬到水稻田里讲课以示边劳动边教学的无产阶级教育模式。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北京农大的一任校长,部队首长出身的陈漫远仿照“农业八字宪法”的风格,独创了所谓“教学六字方针”— “做、听、读、议、总、写”(即师生一起下放劳动教学,按照“劳动听老农讲课读书学生班上开会讨论班上搞阶段总结师生一起编写新教材”的顺序完成整套“边劳动边教学”过程)。在科研上,则提出“从生产出发,大搞科研”,引起了一定的思想混乱。有些“紧跟”的教师曾主张,当前生产上出现什么问题马上就研究什么问题,并对主张进行较长远的科研规划的教师一概斥之为“脱离当前生产”。陈漫远还对科研工作独创了“计(划)、试(验)、观(察)、(成)果、总(结)”的“五字方针”,犹如厨房里需要有“油、盐、酱、醋、茶”那样的大实话。现在听起来可能有点滑稽可笑。但那时“脱离实际”、“不向农民学习”和一些莫名其妙的形式主义,成了随时可以抽打知识分子的政治鞭子。陈漫远的口号和乐天宇的口号完全一脉相承,都是贬低前人积累的知识,尤其是他们指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创造积累的大量知识。他们提倡一切都必须是在当时的生产中学,当时的生产中教,当时的生产中研究,否则就是脱离实际。乐天宇就信口开河地说过:“农场就是实验室,大自然就是课堂”,“老百姓是唯物论,学者是唯心论”[4]。

可以看得出来,尽管一个大学的“第一把手”换了,不管谁来都一样会搞极左,关键问题是整个政策和政治环境和风向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健康改变。

“理论脱离实际”这把政治鞭子,到了文革期间更是变本加厉。“四人帮”及其追随者们编造的“学农化的不懂施肥”、“马尾巴的功能”(讽刺所谓课堂上讲无用知识)。那时,北京农大批判周大诚(副教授兼党委委员)的猪代谢生理研究是“搞猪公馆”(他为了方便搜集粪便化验而在猪栏里铺设了水磨石地板);批判张鹤宇教授的“鸭子耳朵研究”脱离实际(后来据说该项仿生学成果受到海军的青睐)。

其实这种“政治鞭子”的最大型者莫过于大跃进年代毛泽东发出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最高指示”:“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统统搬到农村去!”,它导致了全国农业院校的大搬迁、大破坏和农业科学大倒退以及广大师生的大遭殃。而所谓“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这种空泛的“大实话”口号常常成了对生产瞎指挥的“理论”依据。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这个口号后来许多年似乎也不再提了。可是几十年来,它造成了多少后遗症?首先,它是文革期间“工人阶级占领大学”这个“资产阶级堡垒”“向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理论源头”。“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句话,从字面上看虽无可厚非,但是当它成为了一句“政治口号”之后,便会使得某些人有了挥动那把“政治鞭子”的冲动,而挨受鞭子者的内心却会油然而生出一种“原罪感”。

后语

“文革”结束之后,我国的自然科学界曾有过一种“春天”的感觉。这好像是1978年3月的“全国科学大会”带来的。那时,邓小平说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一些颇为振奋人心的话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技确也在蓬勃发展,虽然“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所导致的问题仍不少。当然社会科学领域则不敢说,意识形态与权力的介入以及设置的禁区仍然很多,此处不拟赘言。不过,起码大概不会再有“李森科式”的权力学术了吧,不会再随随便便胡乱把科技工作者赶下乡“修理地球”去了吧。

虽然今与昔已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权力学术”在某种程度上或某些方面正在悄悄的嬗变为“权钱学术”……可见往事并非“俱往矣”!

引用文献

[1]北京农业大学校史(1905-1949).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1990.
[2]北京农业大学校史(1949-1987) 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1995.
[3]方舟子,2000. 从“绝不退却”到“百家争鸣”.书屋,第11期,36-41页.
[4]李开鼎, 2003. 著名遗传学家李景均去国的历史教训. http://www.econ-stage.net.cn
[5]笑蜀,2001.遗传学与双百方针.世纪中国. http://www.cc.org.cn
[6]叶笃庄,1998. 一代遗传宗师李景均去国始末. 金陵友声,第3期(总地46期).
[7]谢泳,2000. 胡先骕为什么没有成为学部委员. 同舟共进,3:25-27页.
[8]张九庆,《自牛顿以来的科学家-近现代科学家群体透视》第五篇 不同时期的科学家 第30章李森科与前苏联生物学家. “三思网站”2002.4.
[9]施平,1991.《六十年春秋风和雨》. 上海人民出版社.
[11]江南都市报, 2004. 水杉不死.2004-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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