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无疑是上个世纪末期中国知识份子精英的代表人物之一,正如有的学者评价的那样:「他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份子的良心。」他那科学系统,犀利冷静,永不妥协的批判精神,今天仍具有不可思议的超前性和理性上的认知价值。

  追思他的一生,我们惊奇地发现顾准是如何从一个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充满批判精神的真正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觉完成这个过程是艰难的,但他痛苦地做到了。

  顾准生于1915年,四年后爆发了举世闻名的「五四」运动,当时中国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三千多年来的封建专制统治,但接踵而来的是军阀混战。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现实,不但使「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光复中华」的理想幻灭,而且促使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去认真思考鲁迅先生当时提出的「娜拉出走后怎么办?」这样一个重大的社会现实。

  更迭的政权,动荡的时局,客观上形成了自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以来,中国第二次思想自由的大解放,成就了日后中国现代文学史、艺术史、哲学史、思想史等领域的许多巨匠和大师,同时也造就了中国现代革命史上蔚为大观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和功勋彪炳的将星云集。这当然不是说,那时就有充分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1927年军阀张作霖就残暴地杀害了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李大钊,只不过连年的军阀战争,使「城头不断变幻大王旗」,暂时无暇顾及对思想和言论的钳制。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巴黎和会」上对战胜国之一中国的瓜分,消息传来,激起中国知识界特别是学生的强烈愤慨,以北大为代表的学生首先发起抗议示威活动,随后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爱国民主运动。

  有一种观点认为「五四」运动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旗帜也应该是爱国主义,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如果接受这种观点,「五四」运动和先前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义和团运动和在后的抗日救亡运动就没有多少区分了,甚至和古代历史上抗击外族的斗争也没有多大的区别,毫无疑问,爱国是「五四」运动的重要内容,但爱国主义不是「五四」精神的核心,更不可能成为「五四」运动的精神旗帜。

  「五四」运动的核心和精神旗帜是自由和民主。作为一场自发的政治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而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就是在政治上反对封建专制,要求自由民主;在思想上反对封建旧礼教、旧道德,要求个性解放;在学术上反对迷信盲从、偶像崇拜,提倡科学精神;在文化上反对文言文、八古文,提倡白话文和文学革命。很显然,这些内容实质上无一不是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

  深刻了解这段历史和当时的社会环境非常重要,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背景对顾准今后思想的形成和以后思想的转变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现代史上爱国主义运动的先河,1925年顾准亲历了「五卅」运动,这是上海人民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首次明确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平等权利的革命运动。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激发了顾准幼小心灵中的爱国主义热情,他和小伙伴们一齐用具体行动来支持「三罢」运动(罢工、罢市、罢课)和抵制外货的运动,他们打著旗帜,拿著竹筒,走街串巷为罢工的工人募捐。此时顾准才十岁。

  1926年十一岁的顾准有幸就读由中国著名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学校以「劳工神圣,双手万能」为口号,教师并且经常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如「介绍帝国主义依靠租界特权,胡作非为,以及不平等条约带给我同胞的种种灾难等。青年学生经过这些教育,无不引为奇耻大辱,奋发图强,爱国之情油然而生1。同时在那里顾准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基础。

  1927年夏天,因为家庭无力继续负担学费,顾准在中华职校毕业后,经人介绍进入由潘序伦创办的立信会计师事物所当练习生。直至1940年顾准参加新四军,在这漫长的十四个年头中,除少数时间外,顾准一直在立信工作,并与潘序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聪明好学,勤奋努力,很快就掌握了会计学科这门知识,并攀上了学术高峰。再加上潘序伦唯才是举,并不囿于世俗的偏见,拘泥甚么学历、年龄等条件,对顾准大胆提拔,委以重任。从一个练习生,顾准很快成长为一个会计学者、著作家、教授,成为立信的台柱之一。并以此为职业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可以这么说当时顾准的生活条件是比较优渥的,但为甚么会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他的胞弟陈敏之有一段平实中肯的论述2:

三十年代初期,「九一八」、「一二八」事件相继发生,当时国民党政府采取的民族投降主义,对日屈膝妥协,对内矢志剿共,震撼全国;亡国的现实危险,唤醒一代青年的民族觉悟。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有效途径,顾准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采取实际行动,从组织马克思主义秘密小组──进社,到投身到革命的行列,成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是一个会计学家,但同时又是一个共产党人。他的人生目的是实现革命理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顾准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顾准擅长文字工作,参加革命后笔耕不辍,曾用化名,结合自己的职业,对当时的形势撰写了不少颇有创见和有影响的文章,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上海职业运动的方针政策。如1939年发表在《职业生活》第一卷第一期至第四期上的《上海职员与职业运动》一文,长达近万字,以大量客观的材料,详细地分析了上海职员的现状和开展职业运动的积极意义。

  使人感兴趣的是,1926年毛泽东曾经写了一篇经典性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宗明义地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对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毛泽东把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明确划分为: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通过分析各阶级的经济状况以及由此而决定的政治立场和对革命的态度。他在半无产阶级中是这样分析店员的,「店员是商店的雇员,以微薄的薪资,供家庭的费用,物价年年增长,薪给往往须数年一增,偶与此辈倾谈,便见叫苦不迭。其地位和贫农及小手工业者不相上下,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毛泽东最后总结出:「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半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从而实际上发表了中国革命的纲领。

  事隔十三年后,顾准在《上海职员与职业运动》一文中,同样采用阶级的分析方法 ,详细论述了不同阶层职员的经济状况以及政治立场和对革命的态度。

  他认为当时上海的职员大致可以分为这么三种:旧式商店的职员(日常供给消费品的小商店)、外国洋行、外商企业的职员和在民族工厂的职员。

   除了少数高级职员外,对于广大下层职员,顾准是这样论述的:「他们大部分收入很低,家庭负担很重,于是这个月的收入,上个月已经花完。每到发薪这一天,买东西所赊的账,零星的借款一还,薪水已经完了,下个月开始,重新再借债过日子。」3因此,顾准得出的结论是,「从社会地位与职工福利的观点上讲,工人与职员是绝不能划分出来的,他们结果会属于同一阶级,也应该属于同一阶级,虽然工人是直接的价值生产者,而职员除少数高级职员如经理、工程师参加分配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外,普通一般职员,或者为附属生产过程中价值的生产者,或者为商业资本家保障分取剩余价值。因此,职员的劳动也是我们这社会的经济构造中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是被剥削者。这就是我们在研究上海职员以前,所应该首先做出的结论:『职员与工人阶级是不可分离的,职员是工人阶级的兄弟』」。根据这样的结论顾准指出:「在上海职员中他们所占的比例是如此的大,就使他们不得不成为职员救亡运动的中坚力其量,因为如果旧式店员站在职员救亡运动之外,职员运动就不得不成为残缺不全,充量只有一半作用的东西了。」4

  我们可以看出,顾准完全是用马克思《资本论》中「剩余价值」的观点来分析的。比较这两篇文章的内容和风格,那时顾准的思想认识是完全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保持一致的。在整个革命战争期间,顾准始终都是一个忠实而又虔诚的布尔什维克。

   1949年,无论是对中国历史抑或是对顾准本人,都是非同寻常的转折之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斗,终于建立了人民共和国。1931年就投身革命的顾准,如今即将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的首任财税行政长官──上海市财政局、税务局局长。他虽然精通经济,但不善辨别政治风向,等待他的除了红地毯,更多的将是荆棘。据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修良的回忆5:

  1952年2月28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出了顾准骇人听闻的错误:目无组织,自以为是,违反党的政策,与党对抗。这是怎么回事?问题出在征税的方法问题上。

  按照某些领导同志的意见,征税应实行纳税户「自报公议、民主评议」的方法。但顾准观点不同,他认为上海不同于小城市,不能纯靠纳税户民主评议;上海大部分工商业户都有账册可查,应当依法交税,其他分散的个体户可以定期定额纳税,即所谓「依率稽征,专管查账,职工协税」。顾准的意见即得到陈毅市长首肯,1951年陈云同志也曾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表过态:「顾准对税收方法的意见是对的」。但到了1952年2月,却裁定顾准坚持的税收方法是违法乱纪,顾准于是成为「三反运动」中的反面典型,「尚方宝剑」落到了这位无辜者的脖子上。

   退一万步,即使顾准的观点不尽合理,但他与领导之间的争论也只限于方法;他虽善于独立思考,也许确也有点骄傲自大的表现,然而以之「上纲」为「反党」,确实匪夷所思。其实,顾准当年在财经工作上的观点就是到了今天,还能令我们叹服他的预见性。例如1952年「三反」前,他曾坚决反对机关生产。他认为,在解放区的机关生产是自力更生,限于农业生产,目的是改善机关工作人员极其艰苦的生活,自食其力,不是剥削。但是,「工商业范围内的机关生产单位不带上浓厚的资本主义气味是不可能的,建议市委不要搞……」这个意见被市委采纳,并向中央汇报,毛泽东对此也表示:「从此机关生产名誉扫地了。」

  顾准的观点正确与否,历史自可做出公断,但在1952年2月,他却只能被撤职,调离上海,并背上了无法甩脱的包袱。

  顾准主张依照税法所规定的税率「查账征收」,并下大力气建立了划区分片的税务专管制度(一直在全国范围内沿用至今),这种「依法」还是「不依法」的争论,以顾准的去职而告终,这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在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一种陋习:长官意志决定一切。事实上,按照顾准的方法,1952年3月,上海入库的税收达三亿万人民币(旧制),较1950年增加十倍。这难道是长官意志可以办到的吗?

  明明是对的,确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并逐渐被视为「异类」。但当时的顾准也并未对为甚么会出现这种不容「不同想法」的做法,有更多的思索,新中国建设的热潮正鼓舞著每一个人的精神。此后,顾准曾被派去协助一些国家重点工程的建设工作,但从此他再也没有担任过有职权的领导岗位。

  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只能从实践中来。(毛泽东语)长期的革命经历和工作实践,使他敏感的心中有了太多的疑惑,顾准认为那是因为他的马列主义的政治素养还不高,对世界认知的知识还不够。1955年9月,根据本人的要求,顾准开始了在中共中央党校为期一年的学习生活。这段时期正是被人们称为,「中央党校的黄金时代」。他在《党校日记》(1955年11月25日)曾兴奋地写道6:

  新的课程开始三天了。两方面的感受。第一,政治经济学的学习,我原计划一定要读完《资本论》的,看来时间不多,有些困难,但一定要做好安排,一定要完成计划。特别是关于再生产理论和地租论,货币论,要为我解决一批问题。这应做,连同《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书籍,大约有三千页至三千五百页,其中小部分要做摘录。其次是苏共党史的学习,连同《共产党宣言》、《列宁文选》第一卷的大部分,《斯大林全集》的一部分,以及其他许多材料,大约也有三千页以上的东西要读。时间是到明年四月上旬为止。这样干,颇有拼命主义之慨,但我想紧张一些,还是能完成任务的。

  自1940年以来,长期间没有进行这样的学习了。而回忆1940年以前的学习,也实在可怜。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是不了解的,从培根以来的近代思想史是一片模糊,希腊罗马是毫无所知,这就是缺乏重要的历史知识的基础。思想方面,既不知逻辑是甚么,也不知道甚么是唯物主义,甚么是唯心主义。了解(的)一些甚么,是报章杂志之学加上直观、臆想,全部知识水准,其实是停留在clerk(普通办事员)的水准上,而我的全部思想,把片言断语的马列主义知识拿掉,剩下来的不是这个(样)又是甚么呢?目前面对著系统的学习,开始使我看清楚自己的面貌,这倒实在十分有用的。

  这样说来,目前的学习是过去从来不曾有过的,是一种全新的学习。

  党校的学习环境,使顾准得风气之先,他广泛涉猎,独立思考,通过大量阅读马列经典著作,研究各国历史,终于学贯中西成为大家。顾准的可贵之处在于并不迷信书本,崇拜经典,而是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开始了孤独漫长而又坚苦卓绝的思想之旅。

  「五四」运动无疑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运动,它不仅第一次向具有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中国广泛传播了自由民主的科学精神,同时也促进了西方各种新思潮的大量出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著马克思主义从一种思潮成为一种行动思想。1927年蒋介石反动派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对革命工农群众进行了大屠杀,血的教训不仅粉碎了一些人走议会道路和民主选举建国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促使共产党人明白了这样一个真理:枪杆子里出政权。从而拉开了「用革命的武装去反对反革命武装」的波澜壮阔的暴力革命和救亡运动的序幕。这不是「五四」运动的必然结果,但确是当时中国命运的必然选择。

  暴力革命对历史的推动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但暴力革命存在著自身的局限性。第一,它不是万能的,它只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产物,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第二,它的作用是有限的,而且会造成大量的死亡和对社会秩序的破坏。第三,暴力革命不能代替民主和科学精神的生成与培养。在好的情况下,革命能为民主和科学的成长开辟道路;如果被滥用就有可能抑制民主和科学的成长。

  救亡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甚至要超过暴力革命,救亡运动对于一个要自立于世界的民族来说,是绝对必要,绝对不容亵渎的。但救亡运动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如在救亡的同时容易滋长盲目排外和民族狭隘情绪,在反对西方列强侵略和压迫的同时,将西方一些可借鉴的民主和科学的东西一齐反掉。历史的教训是:暴力革命和救亡运动的成功虽然能恢复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却不能自动带来民主和科学的发展,反而可能出现独立后的政治权力压制民主和科学精神成长的情况。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如何完成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重新认识。

   对于今天这种评价,50年代的顾准开始也并没有深刻地意识到。

  一年的党校生活很快就结束了,他来到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来到所里后,顾准结合自己前一阶段参加经济建设中所发现的问题,认真思考,撰写了大量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指导意义的经济论文,为了不让它们泯灭,有必要重提这些文献中一些著名的篇章:《学习毛泽东同志「调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报告中经济部分的几点体会》(1956年)、《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及价值规律的问题》(1956年)、《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1957年)。这些论文的字里行间无不闪烁著顾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深刻理解,并且对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提出了大胆的质疑。对此,称「顾准是我的老师和挚友」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后来是这样回忆的7:

顾准1956年和1962年两次进经济研究所……顾准第一次来所,是在建筑工程部洛阳工程局和部财务司担任几年行政领导工作以后,想退出实际工作,冷静地思考一些问题,就趁当时「充实文教战线」的机会,调到经济所做研究工作。初来的时候,担任我所在的财政组的组长,所以是我的直接领导。但他并不管组里的行政事物,从早到晚都钻在经济所图书馆的书库里读书。他留下的经济文章都是那个时期写的。当时,他已经意识到计划经济体制全面建立以后有甚么事情不对劲了,因此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这篇论文里,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也可以由市场规律自发调节的观点。他的这种观点在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是非常超前的。在粉碎「四人帮」以前,虽然曾经有一批经济学家提出过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各企业之间交换的产品也是商品(南冰、索真),或者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卓炯)等突破性的观点,但是没有一个人达到了顾准那样的水准。甚至像孙冶方这样杰出的经济学家,虽然提出了「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的口号。但他还是再三说明,自己所讲的「价值规律」是「第二号价值规律」,而不是听任价格自发涨落,即真正的市场规律来调节生产。所以,顾准是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我当时研究的课题是企业改革。我的思想还停留在「利用价值规律、加强经济核算」的水准,所以可以说对顾准的思想是完全不理解的。

   这在解放初期「一切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政治环境下,是需要多么大的政治勇气和严谨的科学精神。但如果顾准的思想仅仅只是停留在对我国经济体制的思考和探索的层面上,那他也许只是一名杰出的经济学家。

   思想是危险的,锋利就更危险,特别是对思想者本身。顾准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一些不同看法,早就招引了某些人的不满,只是碍于顾准当时的身份和解放初期比较宽松的政治氛围,暂时相安无事。

  1957年顾准等人和苏联科学院生产力配置委员会联合对黑龙江流域进行综合考察,就是这次考察为顾准打开了地狱之门。据吴敬琏回忆8:

在黑龙江考察期间,几位苏方人员态度相当蛮横,凡是开发的好处都想留给苏方,而造成的损失都让中方承担。顾准看不惯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采取了针锋相对、据理力争的态度。考察组有的中方领导成员认为,对「老大哥」应当恭敬从命,就把顾准的有关言行记录下来,报到北京去,正赶上 「反右派」,由于顾准的这些言行违反了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中的第六条:「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他被打成「右派分子」。我那时也因为「严重右倾」挨批,所以不知道批判顾准的具体过程,只知道在科学院范围内印发了辑录他的「反党言行」的专题材料(他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作用的言论也被辑录进去了),开过好几次批判会,然后正式戴上「右派」帽子。

  顾准被划为右派分子后,被迫下乡劳动。1958年5月上旬,来到河北赞皇县接受监督劳动。1959年3月至1960年1月,又随中科院部分右派分子下放到河南商城县劳动改造。在这里他亲眼目睹、亲身体验了「大跃进」带来的恶果。在《商城日记》中,他陆续记下了当时的惨景:  

昨晚,附近路倒尸二起,一起由综合队埋了,一起由何祥福、徐云周、老邓负责埋了。八组黄渤家中,老婆、父亲、哥哥、二个小孩,在一个半月中相继死亡。这个家庭也特别大,未死人前连黄渤本人共十五人,小孩七人。十五人中死五个,则死亡比例也不算小了。一家连死几人之例,已听到的有:柳学冠,母亲和弟弟。张保修,哥哥和嫂子。黄渤,则上举五人即是。9

  挑砖、担粪、种地等繁重的惩罚性劳动使他变得「我的容颜憔悴之至。镜内自望,都不认识了。」同时精神上的折磨也使他常常处在自责中,「我是否变得卑鄙了?我偷吃东西,我偷东西吃。」但严酷的环境反而也使他清醒地认识道10:

而所谓右派分子的摘帽子,无非是一种政治上的勒索。北京宣布140余人,都是为了照顾政治影响,潘光旦、浦熙修之类都是。对广大的右派分子,他是绝不放心的。而局势愈紧张,防范愈严。所以我的改造表现再好,不过求苟全性命而已。甚么摘帽子,摘了帽子能如何改善环境,都是采秀(注:顾准夫人)式的空想。不见此间摘帽的人依然在劳动队不往外放吗?

  残酷的现实促使顾准的思考从过去仅从经济的角度看问题的羁绊中解脱出来,开始前所未有大范围、大视野,溯本寻源的反思。「娜拉出走后怎么办?」这个沉重的话语,以后象魔咒一样在他的著作中反复出现,从此顾准踏上了一个孤独的思想者在炼狱中艰难跋涉的不归路。  

  人生的道路怎么会这样痛苦难行──贫困、饥饿、疾病、孤独、诬陷、歧视,苦役般的劳作,无休无止的批斗和检讨。生存只是为了真理,对于他,昼夜是没有区别的,苟延中悄悄从书本上吞咽人类的文明,反刍苦难,用笔默默记录精神的潜行。

  此后顾准多次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期间虽曾摘过「右派」帽子,但「四清」运动中又被戴上,直至1972年才从农村回到北京。在这漫长的折磨中,妻子自杀,儿女离他远去,老母近在咫尺,却不许相见。顾准像历史上的先贤一样,虽然心在淌血,却「虽九死而不悔」,他在日记中写道:「会计一道,不想再碰。二十年前旧业,也不想再操了。」他要继续那雄心勃勃、涵盖中外的庞大研究计划,想要通过彻底研究东西方的历史,从整个世界文明史发展的角度来审视近百年来在中国发生的这一切。来告诉国人和回答自己心中多年的迷惑:为之奋斗一生的革命,胜利后究竟应该是一个甚么样的社会。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顾准一直用最擅长的经济学的刀法解剖社会,当他了解到资本主义并非纯粹的经济现象,而同时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时,便努力向历史学、政治学、法学、文化学作如饥似渴的求索。对于他,任何工作、任何科学知识、任何文字都在奔赴同一个目标。早在1969年在河南农村的时候,他已经痰中带血。回到北京后,病况加剧,可是他索性以北京图书馆为家,争分夺秒地查找资料,做卡片,写笔记,终于成就了《希腊城邦制度》等数十万言的论著。这部言必称希腊的著作,其实所言并非希腊,正如书中言不及中国 ,其实字字所言皆中国。这部连西欧史专家也对它的科学价值赞叹不已的巨著,(吴敬琏语)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深刻分析了城邦制度与「东方专制主义」截然不同的区别,目的是:一、彻底读懂马克思主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义。二、弄清楚西方文明的渊源。三、在全面比较中西文明的基础上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顾准坦露自己是一个倾心西方文明的人,拿西方文明为标准,评判中国的现实。这备受攻讦的「全盘西化」论无非表明:只有借助异域文明,才能打破固有的深具整合能力故而滞重无比的传统结构,从而与进步人类相沟通。历史与未来成了现实的两大参照:历史提供了方法论,未来提供了价值观。

  顾准的思想发出最灿烂的光芒,是1973年至1974年间应胞弟陈敏之的要求,用通信方式写下的大量笔记形式的学术论文,后结集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陈敏之在序中写道:「1973年至1974年,正是我国当代历史上黑暗的年代,历史正在滑坡,一时还望不见谷底。人民群众只能在私下为国家的命运忧心忡忡。然而,作者却以冷峻的眼光、诚实的态度对当代历史作著新的探索。『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顾准语),这就是作者进行历史探索和写作这些笔记的主旨。」11

  从书中,可以看出顾准已经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即「五四」运动后,为了推翻反动阶级,为了实现理想可以采取狂飙式的暴力革命,但革命胜利以后必须实现多元主义、经验主义(借鉴人类已有的文明成果),发扬自由民主,反对专制独裁。因此,顾准沉痛地告诉人们:「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顾准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阐述了他的这一思想转变,「我对斯巴达体系怀有复杂矛盾的感情。平等主义、斗争精神、民主集体主义,我亲身经历过这样的生活,我深深体会,这是艰难环境下打倒压迫者的革命运动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斯巴达本身的历史表明,籍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的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

顾准如是说:「不许一个政治集团在其执政期间变成皇帝及其宫廷。」   
顾准如是说:「我还是讨厌大一统的迷信。至于把独裁看作福音,我更嗤之以鼻。」   
顾准如是说:「唯其只有一个主义,必然要窒息思想,扼杀科学!」   
「我憎恨所有的神。」普罗米修士在希腊神话中说。   
「我憎恨所有的神。」顾准在残酷的现实中重复,恍如千年空谷的一个回声。

   真理是残酷的。真理穿透个人而把许多貌似坚固的信念摧毁了,任何思想的诞生,必然伴随著怀疑、困惑、感悟,瞻望的躁动与诀别的痛苦,伴随著旧日的挽歌。

   那么后期的顾准是否放弃了当初的信仰呢,许纪霖在评价与顾准同时代并且有著相同革命经历的另外一位思想先驱李慎之时,有这么一段话,同样可以看著是对顾准的评价。

   「我们要记住的,在所有其他的身份之前,他首先是一个共产党人。共产党人,意味著甚么?每当我听到一些学生,发誓要在毕业之前,像考一张剑桥证书那样,解决『入党问题』的时候,我就为共产党被逐利之徒侵蚀而感叹。党世俗化了,世俗得失去了理想。而当年李慎之们加入共产党的时候,注入的不是功名利禄,而是一腔豪情。从『五四』第一代老共产党人,到『一二九』运动出身的青年干部,其实都是一批充满士大夫精神的理想主义者,是他们撑起了这个党的魅力和光芒。李慎之在怀念匡亚明先生的时候说:

  我一向以为中国共产党所以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除了客观环境与政治路线的原因不说,有一点是因为老一辈的共产党人大多是顶天立地的汉子。他们的骨子里都秉承著中国文化传统的精华,他们怀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抱负;『民吾胞也,物吾与也』的襟怀;『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气节;立定『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样,才能使他们前仆后继,再接再厉,不达目的,决不休止。

  李慎之就是这样的共产党人,即使后来『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女』,他也不悔初衷。1998年,我出差北京,到他府上拜访。我们谈到了革命,谈到了年青时代的选择,我问他:『假如时光倒退六十年,您还会坚持您原来的选择吗?』他垂下目光沉思片刻,声音低沉地回答:『当时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要抗日,国民党不抗日,共产党要抗日;我们要民主,国民党搞专制,共产党反专制。我们是带著自由民主解放的理想,奔向共产党的。只要你当年内心还有一点热血,一点良知,你就不会选择走另一条路。』

  是的,当年的宝塔山下,黄河之滨,云集的是像李慎之这样的中华民族最优秀的青年,是那一代士大夫中的热血精英。他们为自由民主解放的理想而来,充满著崇高的献身精神和烈士情怀。李慎之将这些共产党人称为『老派共产党员』,一生恨爱,统统融化于间,他们对党之荣辱、理想之执著,难以为后人所理喻。那是用青春的热血和一生的苦恋所凝聚起来的情感,是容不得任何人去亵渎和颠覆的。削肉还母,剔骨还父,是何等的刻骨铭心!」12

   顾准至死骨子里都是一位老派的共产党人,从膜拜教义到发现马克思播下的「龙种」,实际就是「一切人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这么一个简单的真理,为此,他燃尽了自己的生命。

  参考文献

  罗银胜:《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

  注释
  1 蔡轶伦:〈回忆上海中华职业学校〉,载上海文史选辑第59辑《解放前上海的学校》。
  2 陈敏之:〈一件往事的追忆──纪念顾准逝世二十周年〉,《上海会计》,1995年第6期,第3页。
  3 罗银胜:《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84页。 
  4 同注3,第93页。
  5 陈修良:〈坎坷一生的思想家顾准〉,《上海滩》,1994年第6期。
  6 《顾准日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第19、20页。 
  7 刑小群:〈我与顾准的交往──吴敬琏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4期。
  8 同注7。
  9 《顾准日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第177页。
  10 同注9,第166页。
  11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8页。
  12 许纪霖:〈最后的士大夫 最后的豪杰〉,《二十一世纪》,2004年4月号。
 
  周铁水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