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中国农村观察》2004年第4期

  内容提要:本文对人口增长与土地调整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个理论推导。在土地可以被不断调整的情况下,农村土地相当于公共资源,因此,土地调整不但可能对投资造成影响,也可能影响一个社区的人口增长率。本文表明,在土地不断调整的情况下,社区的人口增长呈收敛型。

  关键词:人口增长/土地调整

  在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和法律下,农村土地是属于集体所有的。在大部分地区,为了满足新增人口的土地需求,土地是不断调整的,换言之,一个社区内的每一个成员都享有获得一份土地的权利。关于土地调整这一制度出现的原因,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释(刘守英等,1998;Dong,1996)。本文并不打算分析土地调整出现的原因,而是试图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土地调整对土地资源使用可能造成的影响。由于土地被不断调整,农村土地类似于公共地,即,农村土地具有竞争性,但是不具有排他性①「对于已经分到某一农户的土地,农户具有排他性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但是,在土地调整的条件下,任何一农户都不能排斥其他农户的新增人口获得土地。具有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属于公共资源,比如公共牧场。」。由此,土地调整不仅仅会因为所谓的地权稳定性效应对中长期投资造成影响(姚洋,1998,2000),而且,也有可能造成所谓“公共地的悲剧”,即公共地会被过分使用,从而丧失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比如一片公共牧地,大家都会大量饲养羊,最终使得这片牧地上实际饲养的羊的数量超过其最优饲养数量,这就是所谓“负外部性”,其原因在于养羊的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而最优饲养数量与实际数量差距的大小取决于养羊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差的大小。在土地被不断调整的情况下,农村土地也就相当于一片公共牧地,而人们使用土地的决策变量则是家庭的人口增长率。显然,由于新增人口总可以获得土地,而这同时意味着社区其他成员的土地拥有量减少了,换言之,社区内一户人家新增人口的成本由全社区共同承担。

  土地的公共地性质意味着,土地调整可能导致人口的超量增长,进而导致土地被过分使用。那么,在土地调整的条件下,人口将沿着怎样的轨迹增长呢?换句话说,人口会在多大程度上超出现有土地资源的最优负担量?由于土地资源关系到整个社区的生存,因此,在使用土地资源上,社区成员与社区之间、社区成员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显然,这种相互制约的关系会对农户的行为策略,即生育策略产生影响。然而,遗憾的是,学者们并未能对这个问题予以关注,已有的研究都把注意力放在有关土地调整对投资和产出的影响上(姚洋,1998),可能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农户并不能随意选择其生育策略。然而,在中国农村的很多地区,计划生育的执行情况并不总是有力的,因此,我们有必要考虑,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不力的情况下,人们会选择怎样的生育策略;况且,作为一种理论上的思考,对这个问题予以注意也是应该的。

  另外,众所周知,土地调整本是为了维持社区全体成员的生存,换言之,公平是土地调整的目的所在。人们希望通过土地调整使得社区成员之间保持基本的公平,避免土地过分集中导致的部分成员生存受到威胁。但是,在初始条件不同的情况下,即各农户家庭最初的人口规模不等的情况下,如果农业生产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则完全可能出现这么一种情况:土地调整使得土地向那些人口更多的家庭集中,因为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使得这些家庭更能够消化人口增加的压力,并最终因为规模报酬递增获得更多的收益,从而这些家庭会选择更高的人口出生率。这样一来,土地调整就不再会导致公平,相反,会使得农村土地更加集中,从而加大农户间的贫富差距。这显然与土地调整的目的相悖。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加以说明。现假设一个社区有2户家庭,A 家庭在土地初次分配时有7口人,B家庭只有3口人。在初次分配后,人均土地为2亩。假定一个调整期限以后,两个家庭的人口均增加了50%,此时,两户家庭的总土地数量不变,但是平均土地都变少了,此时,由于规模报酬递增,A 家庭能够消化人口的增长,而B 家庭就不能消化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

  考虑到土地调整是社区层面决策的结果,也就是说土地调整制度是内生的,在土地调整制度刚刚被决定的时候,可能已经考虑到了人口增长率的影响,因此,某种程度上而言,土地调整与人口增长率是相互影响的。本文试图从理论上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一个推导。在下文中,我们的理论推导将表明,在土地资源禀赋不同的地区,人口增长对土地调整有着不同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在社区成员存在相互制约关系的前提下,土地调整会使得社区的人口增长呈收敛型①「在本文中,若人口增长率能够最终达到一个均衡,就是说增长率趋于相同,则我们称之为收敛型;若人口增长率不能达到一个均衡,即人口越多的家庭增长越快,增长率差别越来越大,则我们称之为发散型。」。

  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描述人口增长率对土地调整制度形成的影响;然后给出一个模型,分析土地调整对人口增长率的影响;最后是本文的结论与含义。

  一、人口增长率对土地调整的影响

  由于土地调整总是不断进行,过了一定期限以后,就进行下一轮调整。而在每一次调整中,面对的环境和条件都会发生变化,由此,一般认为土地调整与土地的数量之间有重要关系,姚洋(1999)认为,土地非常丰富和非常稀缺的地区,土地调整更少。在这里,土地的丰富与稀缺是指人均意义上的。而人均意义上的土地的丰富与稀缺显然与人口增长速度密切相关。因此,人口增长速度可能影响到土地调整制度的形成和具体特征。

  由于任何农户都有获得土地的愿望(若收益大于成本的话),同时,任何一个家庭在某段时间内都有增加人口的可能②「考虑这样一种情况:一户家庭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是老大,当老大结婚生孩子的时候,女儿还没有出嫁,此时,尽管长期来看,该农户肯定预期其家庭人口会减少,但是,就儿子结婚生孩子这两三年来看,该家庭的人口是增加的,此时,他肯定有调整土地的需求,特别是当该农户原有的土地数量刚好够维持5口人生存的时候更是如此。事实上,我们总可以认为,尽管长期而言,不同农户一般对自家的人口增长具有不同的预期,但是,总有某一个时期会预期自家的人口是增长的。」,因此,任何农户都有调整进土地的需求。若新增加的人口可以无限制地获得土地,则对人口的增长缺乏约束力,这最终会导致土地的过分使用。因此,需要注意农户以及社区(村庄、集体)是否有限制人口规模的激励,即人口增加对农户以及社区的成本有多高③「事实上,针对这个问题,有一种经过改进的土地调整办法:只对机动地进行调整,或者,只有当有农户家庭人口减少,以至于腾出一定的土地后,才把这块土地进行调整。而一旦机动地或者腾出的土地被用完,则新增人口不再能够获得土地。」。

  由于人口增加越多,对一个地区土地资源的压力就越大,该社区面临的土地调整成本就越大,因此,该社区会减少土地调整次数以抑制人口增长。因此,在不存在强制性的限制人口增加的措施(比如计划生育)的情况下,土地数量越多的地区由于面临的土地短缺的压力更小,因此,缺乏限制人口增长的压力,从而土地调整会更频繁。考虑到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各地区对待这一政策的态度有执行有力还是执行不力两种,那么,在执行有力的地区,由于从一定期限来看,人口变动不大,因此,若该地区土地数量非常丰富,则土地是否调整并不重要;相反,不进行土地调整由于能节约调整费用而显得更为可取。而在执行不力的地区,由于人口变动可能非常大,土地不丰富的地区,不允许土地调整由于能够限制人口增长,从而能够维持满足人们生存所需要的土地资源,因而在这些地区往往不允许土地调整;相反,在土地非常丰富的地区,由于团体暂时感受不到人口增长的压力,土地调整的成本要比土地不丰富的地区要小得多,因而往往进行土地调整。因此,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有力程度对于土地调整存在显著影响。

  二、土地调整对人口增长率的影响

  人们对土地调整的担心有两点,一是可能会对农户投入的积极性产生消极影响,从而影响对土地的投资;二是土地调整可能会导致对人口增长的无约束,从而进一步造成土地资源的紧张。然而,已有的研究对第二个问题的关注是不够的。我们在本节中将对第二个担心进行理论上的推导。

  在上节中,我们说明了人口增长率可能是影响土地调整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一个人口增长过快的地区,不选择土地调整是正确的选择。那么,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不力的地区,农户是否会选择无限制的人口增长?前文已经说过,对土地调整的一个担心是,允许土地调整以后,农户可能会不控制自己的家庭规模(因为有了孩子以后,自然可以分配到相应的土地,这可能会激励农户生育更多的孩子),从而造成社区承担的人口太多,超出了其能承担的最优人口。在下文中我们将要指出,土地调整会对人口增长率产生一个制约作用,更可能的情况是,若允许土地调整,农户的理性选择是控制自己家庭的人口增长率。

  下面我们分析若土地进行调整,人们将怎么选择家庭规模或者说如何选择生育策略。

  我们假定农民的目标是人均收入最大化。并且,我们认为在农业生产中存在土地规模报酬递增(一般认为土地的规模报酬递增来自某些投入的不可分性,比如灌溉水井和设施以及一些大型机械。事实上,我们认为,规模报酬递增更主要地来自于诸如灌溉设施这类附着于土地的大型投资的不可分性),即土地投入增加1倍,产出的增加将超出一倍。为了分析方便,并且不影响我们的分析结论,我们简单的假定:一个社区有2户家庭,第一户家庭最初的家庭规模为t1,第二户家庭最初的规模为t2.p1表示农户1选择的人口增长速度,p2表示农户2的人口增长速度。社区总土地数量为n ,则农户1的平均收入函数可以用下列函数进行描述①「农户的收入函数也可以用一个具体的函数表述出来,比如把产出函数具体化为一个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征的C-D 生产函数,可以证明,这与本文的做法具有相同的结果。」(农户2同理):



  由(6),显然有:

  (一)p1与t1成反比,即初始人口越多,人口增长速度越慢,这说明人口增长是收敛的,即随着人口基数的扩大,人口增长速度最终会趋于0,换言之,土地调整对人口增长率有一定的制约作用;p1与ηu 成正比,又由于ηu 取决于土地产出的规模弹性以及投入的增加量,并且与二者成正比,所以p1与生产的规模弹性以及投入的增加量成正比,即规模弹性越大,p1越大;p1增加所导致的土地数量的增加越多,p1越大。但是,由前文的说明我们可以知道,随着p1的增加,土地数量增加的速度会越来越慢。

  (二)P1与的P2关系是,P1=(t2/t1)×P2,换言之,若t1大于t2,则p1小于p2.这意味着人口增长速度最终将能够达到一个均衡,使得农户家庭的人口规模与人口增长速度都相等,这意味着土地调整下农户来自土地的收入的确会趋于平均,换言之,公平是土地调整政策最重要的含义。因此,土地调整确实有利于维护整个社区的生存。

  (三)由于(1)式所表示的平均收入函数的对称性,P1与P2具有相同的性质。也就是说上述所有表达式中,P1都可以换成P2.因此,若我们假定t1等于t2,则P1等于P2,此时(6)可以化简为:

  P1+1=(P1+1)×(ηu -1)(7)

  要满足(7)式,必须使得P1=-1,或者ηu=2,显然,ηu=2是一个更切合实际的条件。由于人口增长的收敛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有:t1等于t2,这意味着总会有ηu=2,此时达到一个均衡。

  由此,我们的分析有力地表明了,在土地调整的情况下,由于农户之间的相互约束,人口并不会失去控制地增长。任何一户农户家庭的人均土地数量,进而任何一户农户家庭的生存都不会因为其他家庭的生育策略而遭受到不能承受的损失。当然,以上我们只是表明了在土地调整的情况下人口增长的趋势,以及人口增长会不会达到一个均衡,以及怎样达到一个均衡。但是,这并不是说,人口增长不会超过土地资源的最优承受能力。

  三、结论与含义

  人们对土地调整的担心有两点,一是可能会对农户投入的积极性产生消极影响,从而影响对土地的投资;二是土地调整可能会导致对人口增长的无约束,从而进一步造成土地资源的紧张。在土地可以被不断调整以满足新增人口的土地需要的情况下,一户家庭新增人口的成本相当于由全社区成员共同承担,因此,新增人口的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这种负外部性会使得人口过量增长。那么,接下来的问题自然就是,人口增长的趋势是怎样的?显然,如果人口增长是发散型的,即人口越多的家庭选择更高的人口增长率,则人口增长没有一个自动制约机制,此时,人口必然大量增加并终将威胁社区部分成员的生存,并且在社区内造成严重的不公平;而如果人口增长是收敛型的,即人口越多的家庭选择越小的人口增长率,则社区的人口不会过量增长,至少不会危及社区成员的生存,社区成员之间将因为土地调整而保持公平。而我们的分析表明了人口增长是收敛型的,因此,土地调整本身对人口的大规模增长有制约作用,从而不会造成人口的大规模增长,也不会破坏土地调整制度本身。

  本文的分析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我们假定农业生产中存在规模报酬递增,而且我们的结论也是基于这个假定之上的。然而,有关农业生产中是否存在规模报酬递增还存在争论。

  参考文献

  〔1〕刘守英,Michael Carter,姚洋(1998):“Dimensions and Diversity of theLand Tenure in Rural China:Dilemma for Further Re2forms ”,World Development ,Vol.26,No.10,p.1789-1806.

  〔2〕Dong,X.(1996):“Two -tier Land Tenure System and Sustained EconomicGrowth in Post -1978Rural China.”World Develop2ment ,Vol.24,No.5,pp.915-928.

  〔3〕姚洋:《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安排与农业绩效》,《中国农村观察》,1998年第6期。

  〔4〕姚洋:《非农就业结构与土地租赁市场的发育》,《中国农村观察》1999年第2期。

  〔5〕姚洋:《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